我們用最极端但有效的方法对付多余的东西：用不着使其不被看到，用不想使其不被想到。只有当常规的基本的篱笆被打破，预防措施都失败了——也就是当原本受到保护的，我们舒适而催人入睡的封闭生活环境陷入了危险中时，废弃物才会使我们不安。

——齐格蒙·鲍曼《废弃的生命》

王久良：挖掘事物背后的原因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有一个场景：主人公托马斯在一家酒吧里正看一场乐队的演出，演出到高潮时，有一位吉他手因为设备故障导致吉他无法出声，便摔碎了自己的吉他并将琴头的碎片扔向了观众群，引起了一阵哄抢。在争夺之下托马斯抢到了，但那些人并没有放弃而是追赶着托马斯试图从他手里抢过来。托马斯疯狂地护着琴头，仓皇逃跑。当跑到大街上，发现没有人追出来，他又不假思索地将刚抢来的东西随手扔在了路边。“前一刻，在那群疯狂的乐迷眼里，那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或者说非常珍贵的东西，但这一刻，它又成了一个无用的东西”。当谈及垃圾是什么的时，王久良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酒吧里演奏的吉他手——摄影师托马斯——无人问津的街头，琴头的位移完美地将垃圾的制造过程复刻了出来。从日常使用的物品到丢弃的垃圾，从商场、居所、垃圾桶、垃圾堆……这种位置变化，决定着“物”什么时候会变成“垃圾”。但如果出现一个拾荒者，垃圾就又成了一种崭新意义的物品。王久良说，这种身份的转变，与位置很有关系且不单单指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