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若琦

《山海情》这部从剧本创作到成片只有短短一年，在防控疫情的艰难条件下完成拍摄的电视剧，竟然举重若轻的解决了业内的顶级难题——如何拍好主旋律题材作品。

近几年，像《山海情》一样讲述“脱贫攻坚”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大部分作品的制作水平都不错。这些作品大多可以做到服装、道具、生活场景还原真实生活，完成鲜活的人物塑造。但《山海情》成功的关键密码似乎并不仅是这些，而是剧情来源于现实，高于现实，又回归现实，做到了和观众共情。

观众不能接受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不能接受他没有七情六欲，没有爱憎，没有缺点，没有挣扎，像一个完美的玻璃人偶。观众也不能接受一个毫无缘由的恶人：他没有痛苦，没有情绪，只是脸谱化地作恶多端。能让观众信服并且共情的，是与自己相同却又不同、不全对也不全错的鲜活形象。

只要拥有人类本质的性情与特质，即便是在完全架空的历史时空内，也可以获得共鸣。这就是为什么《山海情》的大部分年轻受众并不是西北人，也几乎没有经过四十年前的穷困，却仍然会感叹“真实”“回憶起家乡与童年生活”。人物的丰满、复杂与深厚，可以帮助他们毫无障碍地产生共情。

亲切又微妙的邻里关系，真挚又粗暴的父亲，沉默又坚韧的母亲，梦想与现实的惨烈厮杀，前路黑暗却大声歌唱的勇气，这不就是真实的人生吗？而大部分作品的最大问题，是刻画了一群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言行举止甚至不符合行为逻辑的形象。某些编剧在挑灯夜战时甚至来不及问一问自己：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在有些电视剧作品中无论是“偶像”还是“典型”，言行举止均要套上一层厚厚的滤镜，他们没有踌躇不定，没有痛苦后悔，只有一往无前的坚定与单纯。人物之上，便是情节。也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深刻地描写了人性、刻画了真实的故事，但却曲高和寡。导演与编剧们往往归咎于观众欣赏水平不足。倘若没有《山海情》的出现，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寻得到真正的答案。

很少有观众愿意沉浸在悲苦至极的文艺作品中。艺术是需要具有疗愈功能的，编剧们会写苦，会写难，却不会写乐。一些作品的情节中没有起伏的节奏与轻快的叙事，总是充斥着绝望氛围，犹如一把一把地往观众口中塞黄连，还要抱怨观众不张嘴。《山海情》最初的“出圈”，并不是农民的苦难、基层工作的困窘，而是演员们操着方言讲着顺口溜的有趣片段。导演和编剧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剧中寻找最有意思、有笑料的地方，给予笑点和泪点一样的笔墨、一样的重视度，让故事内核在潜移默化中走进人心。

正能量与好作品，从来都不是天平的两极，一端沉下一端就要翘起，它们完全可以和谐共生甚至彼此成就。而要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摄像机背后的创作者们拥有足够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