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佳

摘   要： 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在中国译介和出版的过程，反映出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中，各主体之间适应、选择、对话、协商的过程，折射出中国翻译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以翻译生态学理念，关照文学作品的译介过程，有助于分析翻译生态环境中诸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了解译本诞生过程中译者受到的来自翻译群落各主体的“干涉”，有助于厘清译者责任，构建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

关键词： 爱丽丝·门罗   译介   生态翻译学   翻译群落   译者

1.门罗及其作品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小说三大家之一，以短篇小说著称。曾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吉勒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布克奖等重量级文学奖项，被认为英美文学界出色作家。其作品多围绕女性展开，地域特色鲜明，多聚焦于加拿大偏远小镇的平凡家庭生活，尤其擅长描写女性微妙的心理与情感世界。其语言质朴优美、描写精准、刻画细腻，被誉为将生活语言和艺术语言天衣无缝结合的高手[1]（60）。美国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称她为“我们的契诃夫”，A.S.拜雅特认为她是“在世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

门罗的作品一直是很多西方重要文学刊物的常客，迄今为止有十几部作品集被翻译成十三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可以说她的名字对很多国外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真正注意到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是在201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此之前，国内只有一部她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在她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她的作品迅速受到国内文学翻译届的热捧，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她的作品版权，最终由译林出版社独家翻译出版了她的7部作品。

表面看来，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走的是一种“非常规”路线，纵观近十几年来诺奖获得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可以发现，爱丽丝·门罗作品的译介过程并非个例，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在中国都存在零译作的现象。例如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斯泰·伊姆雷、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塔·米勒，在获奖时中国还没有一部译作出版。可以看出，翻译界在对外国文学作品尤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译介方面，一直存在追求短期效应，抢译成风，缺乏长远的规划和长期的关注等问题[2]（39-46）。这些问题恰恰反映翻译生态环境对文学作品译介的影响及翻译生态学视角下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各主体之间矛盾共生的状态。

2.翻译生态学语境下的“翻译群落”

“翻译群落”的概念是由胡庚申在阐释生态翻译学概念的时候提出的。“翻译群落”是翻译生态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与特定翻译活动的发生、发展、操作、结果、功能、效果等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诸者”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就是指翻译活动中设计的“诸者”，即人，包括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品评论者、译文审查者、译著出版者、营销者、译事赞助者或委托者等，其中以译者为代表[3]（92）。

在翻译生态学语境下，一种译本产生的是“翻译群落”各主体间以各自的经验、背景、视角、理念和标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商对话的过程，也是翻译活动中“诸者”在原文文本、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读者、译文接受环境等因素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调整、适应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管译本产生的生态环境因素多么复杂，“人”的因素始终占主导作用。在“翻译群落”的“诸者”中，译者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的因素。译者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文本的掌控，还体现在他（她）处在环境、文本、人三者互动关系的枢纽位置，因此译者是维持平衡的翻译生态环境的最大责任者。

3.爱丽丝·门罗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及其体现出的翻译群落“诸者”关系

爱丽丝·门罗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主要经历了获诺奖前的零星译介、获诺奖后受到热捧和热度消散后回归常态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参与译介过程的“翻译群落”各要素之间体现出不同的协商关系，导致三个阶段截然不同的译介结果，反映翻译生态环境的失衡对文学作品译介的影响。

3.1获诺奖前的译介

爱丽丝·门罗早在1968年就因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得到加拿大重要的文学奖总督奖，自此在西方文学界崭露头角，逐渐被西方读者所熟知。门罗受到国内作家和文学刊物的关注始于她在1981年对中国的访问，此后国内文学刊物上开始出现关于门罗及其作品的介绍，直到1998年，《世界文學》第六期首次发表了庄嘉宁翻译的她的小说《善良女子的爱》[4]（99）。在这一时期，门罗作品的译介成果较少，大部分只零星出现在一些期刊或选集上，译作质量参差不齐，没有达到让中国读者充分了解门罗作品的目的。分析这一阶段的译介情况可以发现，首先，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者和译者主要偏好欧美文学大家，据统计，整个二十世纪，国内翻译欧洲文学作品的数量为17836册，美国作品为4315册，加拿大为192册[5]（119）。可见国内文学研究领域和翻译界对加拿大作家关注很少，加拿大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翻译界处于边缘位置，门罗作为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作家，很难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兴趣。其次，门罗的重要作品均为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作品读者偏爱长篇小说，认为长篇作品的作者才能称为大家，这也是门罗在中国受到忽视的另一重要原因。

从“翻译生态”视角来看，门罗作品在这一时期的译介主要受国内文学研究者、翻译文学出版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几个因素所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由于国内文学研究者对门罗及其作品的关注度不够，翻译文学出版机构还不够成熟，对翻译文学出版的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大部分的读者偏好，使处于“翻译生态”中心位置的译者在进行门罗作品译介时呈现比较明显的尝试和点到即止的状态。在这种相对失衡的生态关系链中，译者的文学素养、对各国作家作品的涉猎面及对作品特有文学价值的感知力显得尤为重要，直接决定着作品是否会被选择及选择之后翻译的方式与翻译的质量。同时，译者对门罗作品的选择、重视程度及翻译进度反过来影响出版机构对其作品的出版进程。如200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门罗《公开的秘密》的版权，合同规定小说必须在两年时间内出版。直到门罗获诺贝尔奖时，译者尚未完成翻译工作，最后因小说未按期出版版权被收回。同样，在2009年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购买了门罗6本书的版权，交付3位译者完成，但4年过去，翻译工作仍未能完成，出版社无法及时推出[1]（60）。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在整个“翻译群落”中处于枢纽位置。

3.2获诺奖后的译介

2013年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的作品迅速受到国内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国内对作品的译介呈现出井喷的态势，甚至出现了多家出版机构争抢其著作版权的情况。2013年11月，译林出版社同时推出了门罗七部代表作品的中译本。

门罗作品的译介在她获得诺奖后迅速进入高潮阶段，代表作品的中译本在短时间内得以出版发行，译介其作品的选集、期刊文章和研究论文数量迅速上升。在这一阶段的翻译生态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除译者外，还有译著出版者、营销者、赞助者和译文读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空前关注，诺奖获得者的作品受到热捧，读者的巨大需求引发各大出版机构对诺奖获得者作品版权的争夺，这是助燃作品译介热潮的首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出版机构及译者前期积淀不足，往往在作者获奖前没有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在对其作品进行翻译出版时经验不足，加之奖项公布后出版机构为了抢得先机往往要求译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作品翻译，造成译作的质量难以得到充分保证。以门罗作品为例，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手法不但要求译者对其作品有深层次的理解，而且对作家本身的写作背景、创作历程、艺术诉求等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译者，在第一次翻译门罗作品时，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译作的质量。在中国翻译大环境下，多数译者只是单纯的“译者”，尚不具备“文学家”或者“作家”的眼界和深度。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门罗这类作家的作品就成为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门罗获奖后国内迅速出版了她的7部作品的中译本，这一“译界盛事”主要是由翻译出版机构、营销者和赞助者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下催生的。在这个倾斜的翻译生态链中，译者的中心地位被削弱，译者的翻译行为更多的受其他“诸者”因素的影响。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7部中译本中，率先出版的《公开的秘密》由三位译者共同完成，可以看出出版机构为了抢占先机而尽量缩短翻译周期。诺贝尔文学奖在2013年10月10日揭晓，《公开的秘密》在10月底全面上市。虽然译林出版社是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的权威机构，在选择译者时有较严格的标准，但这样的出版速度难免让人担心译作质量。

另外，虽然门罗代表作品的译介有力促进了国内读者对门罗及其作品的了解，但我们可以发现，门罗还有多部作品没有得到译介。在作品引进的同时，对国外门罗研究成果的引进和翻译还很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读者和学者对门罗作品集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6]（125）。

门罗作品在诺奖公布后出现的尴尬局面，反映出“翻译生态”的部分失衡，译者在“翻译诸者”中的制衡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导致作品的译介无法呈现健康、均衡、协调的状态。

3.3热度消散后回归常态的译介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罗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热度逐渐消退，国内对于门罗作品的译介逐渐回归常态。在这种“常态”下我们可以看到，门罗在中国仍然属于“小众”作家，虽然国内翻译界和文艺理论界对门罗和门罗作品的学术研究仍在继续，但国内读者对她的关注度和兴趣并不高，对门罗作品的译介和出版也在“狂欢”后转入低潮。这样的“常态”恰恰反映了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审美情趣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持续影响。门罗并不是好读的作家，比较怪异，弥漫着一种人性的荒芜之感[7]。门罗的写作手法和写作视角比较独特，并不是那种容易给读者带来阅读愉悦感的作家，读她的作品需要有耐心。目前门罗的一部分作品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译介，文学评论界对门罗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还停留在浅层，诸多因素影响着读者对门罗创作历程、所处文化环境和文学传统的全面了解，这也是门罗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止步于诺奖带来的热潮的原因所在。

在这一阶段的门罗作品译介中，对译介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组翻译群落“诸者”关系是文学研究者、评论者与译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能积极推动相关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不仅对译者和出版社选择有价值的作品进行译介起到指导作用，还有助于译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翻译质量，更能提高读者对作家及作品的认识，拓展译本接受的空间[8]（87）。在对门罗作品的译介中，译作研究者、评论者和译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译者对作家某些作品的翻译缺失，对作家生平、访谈等作品之外内容的翻译缺乏，国内研究者难以得到完整的前沿的研究资料，对作家和作品的研究缺乏深入性和前沿性，反过来影响译者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作品的翻译质量得不到保证，难以真正培养读者对作品的持续关注和兴趣。

4.门罗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为翻译研究带来的启示

从翻译群落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对国外热门作家还是小众作家作品的翻译，涉及的不仅是两种文字、两种文化的碰撞，更不仅是译者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复杂的“诸者”关系。就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重要文学奖项的颁发就像一剂催化剂，可以在翻譯生态体系中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短时间内激发译文读者的阅读兴趣，影响译者和出版机构对作品的选择。门罗获奖后在国内译介的迅速“升温”及由此引发的出版社版权争夺“大战”，实际上反映了由译作出版机构的趋利性带来的翻译生态的部分失衡。门罗作品译介在诺奖前的“遇冷”及诺奖热度消退后的“不温不火”反映出国内翻译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平衡和谐的状态。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表现为翻译生态系统“诸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平等对话，充分认识新时代读者的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实现作者、译者、读者三方面的视域融合并产生共鸣，形成互惠互、健康有序的生态循环[3]（92）。作家作品的译介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文学研究者、译者、出版机构充分合作，以智慧和长远的眼光发掘有价值的作家和作品，通过对作家的研究和作品的译介加深读者对作家及作品的认识，以高质量的译作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才能使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得以充分挖掘，最终营造健康、良性、生态和谐的译介环境。

参考文献：

[1]胡玲，刘军平.爱丽丝·门罗作品在中国译介出版思考[J].中国出版，2014（9）.

[2]姚金.2001—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J].外国文学动态，2010（6）.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尹科伟.艾丽丝·门罗在中国的接受研究现状及其原因探析[J].青年文学家，2014（36）.

[5]何辉斌.中国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总貌的量化研究[J].东吴学术，2015（6）.

[6]陈英红，文卫平.艾丽丝·门罗译介与研究述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7]马永波.有关爱丽丝·门罗小说翻译的必要的说明[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271010102etmz.html，2014.05.12.

[8]许钧.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特点[J].当代外国文学，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