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界说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说”，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①〔日〕内藤湖南著，刘俊文编，索介然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这一论断广泛影响到我国历史学诸多分支领域，音乐史亦不例外。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史，宋代不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组成部分，更因其特殊的“变革”意义而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黄翔鹏先生著名的“分期学说”，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分为三大阶段，并认为唐宋两代分别属于“中古伎乐”和“近世俗乐”两个不同阶段。②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载《传统是一条河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页。这一观点指出了宋代音乐不同于前代的独特的历史面貌及其定位，可谓涉及“音乐转型”问题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见解，为全面认识和评价宋代音乐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后，黄先生在《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中进一步说明：“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庄园经济的解体，伎乐活动渐以小型规模向商业繁荣的城市、集镇、庙会等处转移，于是煊赫一时的“大曲”便让位于市肆演出与侑酒活动了。③黄翔鹏：《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3期，第20-21页。不难看出，将“市肆演出”“侑酒活动”与“烜赫一时的大曲”相对应，意在突显“安史之乱”以后音乐在形式、风格、功能、趣味等方面的显著变化，而这些正是宋代音乐有别于“盛唐之乐”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