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可谓“国学”之根基；音乐史学亦是中国音乐学之根基。“国学”自上古经典“六艺”始，“乐”一直是其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音乐文献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历来是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分类编目、版本考辨、校勘文字、撰写提要、精诠阐述等多项内容。

汉代刘向的《别录》，是我国第一部汇集经传诸子诗赋叙录的专书。刘向受命校理国家所藏群籍，“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②《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并将每部书的提要从原书中抽出，编成《别录》。其子刘歆摘取《别录》以分类，编成《七略》（有“六艺略”等）。《汉书·艺文志》则据《七略》著录汉皇家所藏典籍，后世诸多文献学家以此为宗，撰写了不少类似著作。如清江藩所云“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研究古文献的学者主要通过撰写此类著作，帮助读者了解古籍文献。这方面的成果，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以降，文献典籍可谓“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解题类著述与日俱增。

清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基于对国家典藏文献的鉴别、考订、评价，由总纂官纪昀等带领纂修的文献解题类著作。当时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和撰写提要的，多为有成就的学者。关于《四库全书》的补修，清嘉庆阮元撰《四库未收书提要》，可视为开端。清光绪年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曾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前书”。“五四”之后，亦有续修建议。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曾拟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为基金做续修之事，但因侵华战争等原因逐步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