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泉 耿旭洋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早期的经贸谈判更多关注各国的边境措施（border measures），致力于推动关税减让和扩大市场准入。经过多年的国际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传统的贸易障碍逐渐淡化，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平普遍下降，进出口许可证制、配额等亦愈发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而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更新以及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开展带来了货物、技术以及人员流动成本的不断下降，①理查德·鲍德温曾指出阻碍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三大限制因素，即货物运输成本、思想（技术）传播成本以及人员流动成本(Baldwin，2016)。全球生产和贸易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以中间品贸易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the global value chains）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商品和服务生产与供应的全球化网络中，一种产品往往是在不同国家完成设计、组装和生产环节的，然而不同国家的政策措施和标准存在不一致，即监管分化（regulatory divergence），导致产品在各国需要经过重复检测，合规成本随之增加，产品竞争力削弱。 因此，以各国国内规制（domestic regulations）为主要内容的边境后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开始替代关税、配额等边境措施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重点也从边境措施转向了边境后措施。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0年1月编制的关于美国服务贸易趋势和政策相关报告中就指出，外国政府的边境后措施阻碍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①原文：A number of economists argue that “behind-the-border” barriers impos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prevent U.S. trade in services from expanding to its full potential.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negotiate trade agreements to lower these barriers.考虑到边境后措施已经成为一种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各国开始呼吁对边境后措施予以规制，而国际监管合作作为规制边境后措施的重要途径得到了各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