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林，双传学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以现代性反思为逻辑主线开拓了风险概念的现代性阐释：“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乌尔里希·贝克，2004）。[1]执政风险作为风险问题研究的核心理论范式，意涵“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2]其中，政治风险被摆在首要位置，具有首要性、兜底性、根本性、关键性。在2020 年12 月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2021 年1 月省部级重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幕式、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三提“政治三力”，体现了党防患于未然、图谋于将来的政治自觉，表明了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革新的政治勇气。新时代“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习近平，2018）[3]重大命题的提出，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把控问题，不断提高党防范风险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对政治风险问题的研究、阐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维度：

一是关于政治风险的基本理论分析。魏继昆（2019） 认为政治风险基本内涵的界定要以“政权”的维系为根本依据，涉及内源性政治风险与外源性政治风险。[4]胡洪彬（2019） 认为新时代政治风险主要涉及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别对应政党个体、政党组织、政治环境。[5]顾伯冲（2019） 认为政治风险主要涉及政权风险、制度风险、政局风险、政策风险、外交风险等。[6]梁军峰（2020） 认为危及政治安全的风险主要涉及颜色革命、分裂主义、恐怖活动、政治腐败。[7]吴阳松（2014） 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弱化、强权政治干涉、脱离人民群众等都是政治风险衍生演变的诱因。[8]袁准（2012） 认为所谓政治风险就是危及国家安全、执政地位、造成政治危机的难以确定的政治因素。[9]

二是关于政治风险防范的实践方法。张康之（2020） 认为防范风险要破除传统政治偏见，实现政治转型，谋求人的共生共在。[10]颜晓峰（2020） 认为防范政治风险要增强忧患意识。[11]田鹏颖（2020） 认为防范政治风险要运用制度威力。[12]崔丽华和唐榜位（2019） 认为防范政治风险要增强斗争本领。[13]李艳（2018） 认为防范政治风险要夯实经济基础、加强党的建设、化解社会矛盾、引领社会思潮、管控主导信息。[14]胡洪彬（2020） 认为防范政治风险要提升管理能力、强化多元参与、健全制度体系、强化理念引领、创新防范机制。[15]张晋宏和李景平（2020） 基于国家治理转型分析，认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价值导向、以共享共治为基本理念、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以信息技术为重要支撑。[16]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政治风险问题的关注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学到法学，从系统到要素，从抽象到具体，涉及主权政权风险说、社会制度风险说、国家政局风险说、意识形态风险说、政治认同风险说等多个方面，为本文继续探讨政治风险提供了学理支撑与方法借鉴。然而，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对政治风险防范的内在逻辑论证不多，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风险”“执政风险”“政治安全”领域，“政治风险”的专题研究有待拓展、深入。因此，与同类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包括：论证了防范政治风险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勾勒出了“为何防范”“何以防范”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防范政治风险的相关理论观点。本文立足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首先论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逻辑必然，即“为何防范”；其次依据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时代挑战，即“防范挑战”；最后从政治底线、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体制、政治机制五个层面，总结出防范政治风险的基本策略，即“何以防范”。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的逻辑考量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维护政治安全必须防范政治风险。“防范政治风险”重大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必然、历史必然与现实必然。

（一）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旨归

马克思基于人本唯物主义立场与哲学批判视角，以资本逻辑经济学为研究起点，辩证剖析资本逻辑运行下资本风险的嬗变与演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屈从于资本逻辑，并受私有制支配，人与劳动相异化，这就必然导致资本逻辑运行下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的波及，冲击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派生新的政治风险，使资本逻辑风险陷入不可调和的现实困境。为此马克思告诫全党，共产党必须消灭私有制，实现“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 年版）[17]，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只有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践行人的逻辑，才能化解政治风险、夺取革命政权。1871 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建立标志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初步尝试，虽然政权只存在了72 天，但却丰富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公职人员要警惕“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嬗变的政治风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新生政权，然而序幕不是高潮，如何防范执政风险、巩固新生政权成为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先进的理论是防范政治风险的行动指南，执政初期列宁领导俄共（布） 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为防范政治风险、巩固新生政权夯实思想基础。为了防范党内专权与政治腐败的风险，列宁还提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调要用民主监督的方式防范官僚主义的滋生。“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18]，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导向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旨归与本质规定。

（二） 历史逻辑：苏东政党政治风险嬗变的深刻警示

苏东共产党政治风险嬗变的深刻警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历史镜像。审视与剖析苏东共产党政权丧失与政治风险不可逆的原因，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识别政治风险、评估政治风险、防范政治风险、规避政治风险、化解政治风险有着重要的历史参省价值。苏东共产党政治风险的嬗变动因不简单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复杂要素的互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否定市场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与自由空间，致使经济矛盾激化，从而波及上层建筑。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执政方式，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个人专断盛行，人民群众丧失了民主权利，从而损害了党群关系，激化了党群矛盾，削弱了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苏东共产党在文化体制上长期实行专制主义与教条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旨，再加上西方和平演变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西化、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思想的混乱和信仰危机，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话语阵地的丧失。苏东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不足也是执政风险衍生的重要原因，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家长制”，缺乏党内民主，使党难以做出科学的决策，再加上腐败盛行和腐朽没落，最终殃及自身。苏东共产党的执政历程表明，政治风险的嬗变与社会主义政治功能的丧失，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自身领导力与执行力的不足。政党主体只有时刻明晰政治角色，保持政治定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本质规定，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从而维持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

（三） 现实逻辑：政治秩序稳定与合法性认同的现实诉求

维稳政治秩序与执政合法性认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现实诉求。政治秩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样态，表达的是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稳定性与发展性。良好的政治秩序呈现的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状态。保持政治秩序的有条不紊，巩固政权的有序运转，关键在于政治主体在面临政治风险时，政治体制机制的安排与设计。政治体制安排得越科学合理，政治风险的识别与规避就越简单可控，政治秩序的运转就越健康规律。任何一个政权和国家在运行的过程中，都必然会遭受政治领域各种各样的风险与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在探求政治问题中不断进行现代性的政治反思，保持政治清醒，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打好防范政治风险的战略主动战。维稳政治秩序、把握政治安全在政治安排与设计上必须“捍卫和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国家基本制度的生机和活力”（阮青和马彦涛，2019）[19]。政治秩序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认同问题。所谓政治合法性认同，指的是大众群体对执政主体的政治制度与执政理念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当政治认同弱化，群众的政治冷漠生成，党与国家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系便会陷入怀疑与冲突的自相矛盾中，政治风险就此衍生演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评价标准主要取决于人民主体利益的公平实现问题上，发展越公平充分，人民主体利益越彰显得当，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与政治设计就越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党的政治合法性就越权威有力。防范政治风险、夯实执政根基就要关心人民利益问题，解决人民现实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的时代挑战

当今世界变局迎来新的发展，就会带来新的风险，充满新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遭遇的新风险、新挑战就会越严峻，担负的新使命、新任务就会越艰巨。因此，在这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决胜时代，必须清醒看到，意识形态多元化与主流思想引领的风险、价值认知偏差化与执政认同的风险、社会转型艰巨化与政局稳定的风险、国际形势复杂化与地缘政治风险，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都会危及国家主权安全，从而挑战政党地位。因此，必须居安思危，以“不变”应“万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的新镜像与新挑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意识形态多元与主流思想引领风险

意识形态是具象化的观念、思想、价值等要素的表达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内主流意识形态维度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立场与政治价值等思想观念的表达。“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20]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政党意识形态是政治结构、功能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不断建设、成长与发展的，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夺取思想阵地，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新时代下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安全，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竞相发声，一些错误观点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伺机冒头，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社会凝聚力。尤其是政治虚无主义思潮的动态演变，对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域以隐蔽性和多变化的方式进行故意抹黑与虚无，虚无党的领导、虚无党的政治信仰、虚无党的政治原则，从而间接否定党和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冲蚀党的执政根基，威胁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0）。[21]防范政治风险必须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守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

（二） 价值认知偏差与政治认同风险

政治价值是政治主体治国理政实践活动中所秉承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与政治宗旨，政治价值规定了政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决定着政治秩序与政治功能的正常运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导向就是坚持人民主体的执政宗旨与服务理念。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要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历史总结与升华，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坚持政治原则、践行政治信仰、增进政治认同、巩固执政基础、稳定政治秩序、防范政治风险的现实诉求。然而，一些党员干部由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在政治价值上出现了认知偏差，忘记了初心，迷失了方向，脱离了人民群众，陷入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首先，对自身身份与人民公仆角色的认定出现政治偏差。人民是党的衣食父母，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新时代，习近平对党的身份要求是做好“人民公仆”，守好人民初心。但部分党政干部却本末倒置，对自己公仆身份与人民主体身份在认知上出现偏差，导致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衍生。其次，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定出现偏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法律范式应当是以党员义务为优先，重在保障人民权益，但现实生活中部分党员在权利面前却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沼。最后，在“人民主体”价值导向的理论表达与现实表达上存在政治偏差。人民主体“不是空洞的口号，其实质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满足人民”（罗红杰和平章起，2020）[22]。但部分党政干部在践行人民主体价值理念时，却仅仅停留于语言表达层面，导致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表达与现实表达相悖而行，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三） 社会攻坚转型与政治稳定风险

社会攻坚转型与社会秩序重构是现代化孕育的机遇期与战略期，“不仅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变动、治理体系的更新，也是整个社会形态的变迁，涉及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以及组织关系的调整”（王健，2018）[23]。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的当代中国，思想碰撞频发、问题暴露突发、矛盾激化凸显。引发政治风险的主要因素有：首先，社会治理错位、缺失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风险。执政党和政府管理人员是社会治理与社会风险管控的主要承担者，社会攻坚转型更加考验执政党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反应敏感度与化解执行力。对此执政党不仅要居安思危、凸显忧患意识，更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加强自身执政建设，防止激化社会矛盾，衍生社会风险，波及政治领域。其次，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安全的冲击。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具有首要性、全局性。制度风险是政治风险防范的首要范畴，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制度的产生，并形成一个多元立体的现代社会体系，以保障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转。在社会攻坚转型期，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制度的规范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守护制度底线、防范制度风险、维稳国家政局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保持政治警惕的重要表现。最后，民生层面利益分配不均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风险。社会转型、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根本要旨，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如果社会利益分配不均，不能够惠及人民绝大多数，执政党就可能面临“塔西佗陷阱”，进而冲蚀党的执政领导力、公信力，衍生执政风险，危及国家政局。

（四） 国际形势复杂与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是指基于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下的空间利益关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引发的风险。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异常严峻，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容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防守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新时代我国已经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在这“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外部挑战与危机，内源性政治风险、外源性政治风险；局部性政治风险、系统性政治风险；历史性政治风险、现时性政治风险等。在国际问题上，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新干涉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也甚嚣尘上，威胁和挑战着国内的政治安全。其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肖子良，2018）。[24]美国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目的就是建立由美国领导和控制的世界体系，妄图称霸世界，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进行变相扩张，任意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试图挑战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抛出“中国威胁论”，撺掇世界各国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频频挑起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摩擦。与此同时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也使国内各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国家政治安全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时空领域比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而防范政治风险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繁重。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的实践路向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基本品格与本质要求，防范政治风险就要严明政治底线、恪守政治边界、站稳政治立场、优化政治体制、健全政治保障。

（一） 政治底线：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政治风险防范的问题意识

政治风险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多变性、隐蔽性、复杂性，往往较难察觉与发现，防范政治风险就要坚持底线思维，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自觉性、敏感性，及时预估风险、识别风险、监测风险，做最坏的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争取防患于未然，把风险危害降低到最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习近平，2020）[25]219，防范重大风险。宁可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也不能因为一时大意，而给政治风险的滋生以可乘之机，以便心中有数、处变不惊，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域践行底线思维，防范政治风险，首先，要守好“思想底线”，在思想场域中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党的政治灵魂与精神之钙，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险阻、防范种种风险、化解种种危机、取得种种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守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底线，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方向，这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思想前提与基础。其次，要守好“道路底线”，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守好这条道路，坚定道路自信，才能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才能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要守好“纪律底线”与“法律红线”，法规党纪是从严治党的“底线”，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时刻严于律己，正风肃纪，防范党内政治风险的滋生嬗变。“底线思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警惕政治风险的衍生演变，从而有效识别风险、规避风险、化解风险的科学思维范式。

（二） 政治边界：恪守政治原则，站稳政治风险防范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规定与政治价值在于其承载着消解社会异化、减少社会冲突、缓和社会矛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真正和解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风险、考验的精神支柱。思想建党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思想上不坚定，就会精神上“缺钙”，就会弱化风险意识，促使突发性、隐蔽性政治风险向常规化、显性化态势演化。因此，积极培育与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坚定政治方向、恪守政治原则、防范政治风险的逻辑导向与现实诉求。培育与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要从立足理论表达与实践表达两个层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理论，是历史和人民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所以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认真剖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髓意蕴与本质规定，在思想上毫不动摇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固思想之源，培为政之本，不断提高党抵制各种诱惑、化解各种风险的思想能力；另一方面，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理论层面。理想信念的表达应该落实在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实践中，体现在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等实实在在的现实活动中。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规划好，把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敢于担当，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防范政治风险必须坚定政治信仰、守好政治边界、捍卫精神支柱。

（三） 价值导向：坚持人民主体，夯实政治风险防范的群众根基

人民主体的政治理念所表达的价值愿景与道德意象，是中国政治生态人文关怀的核心与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与精髓意蕴。“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习近平，2020），[25]137积极培育与践行人民主体的政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规定的基本遵循，这有助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防范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从而凝聚民众政治向心力，巩固执政根基。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要践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表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其次，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评价作用。政党干部是交卷人、人民大众是阅卷人，政党干部交的答卷是否合格，取决于人民是否满意。和平时代评价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素养，比革命时代具有更严格的考察体系与评判标准，其根本标准是要以人民满意作为执政党考评的第一要素，以人民的拥护度、支持度、高兴度、满意度为根本考察对象。最后，要践行人民群众利益主体地位的表达。在政治领域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民政治参与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在经济领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文化领域要不断推进文化的共创共享，以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在社会领域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解决人民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在生态领域要实行绿色发展，为人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总之，应在各个领域践行人民主体的价值导向，夯实政治风险防范的群众基础。

（四） 政治体制：深化体制改革，彰显政治风险防范的制度优势

政治体制改革是基于原有政治体系基础上政治秩序的进一步优化与重塑，防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书编写组，2019）[26]上下更大功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发挥党的领导水平，确保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起到把方向、定政策、总览全局的重要作用，这是防范政治风险、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与基础。二是坚持与完善社会民主制度体制，进一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强化人民的政治参与感，防范人民政治参与不足的风险，在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丰富和补充包括政治协商在内的多种民主渠道，“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王林林，2020）[27]，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民主性、积极性。三是坚持与完善社会法治体制机制，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防范社会秩序的紊乱与政治风险的滋生。四是坚持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制机制，把权利扎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制度威力表明从严治党的决心与勇气，严厉打击“四风”，惩治腐败，开辟党的伟大工程建设的新路径。五是健全与完善巡视监督体制机制。政治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有益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维护政党权威，提高政治自觉，厚植党的群众基础与政治合法性认同。

（五） 机制保障：科学评估预判，健全政治风险防范的实践机制

“风险也许并不为人们所时时感知，但却客观存在”（曹惠民，2020）[28]，健全的体制机制是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保障，防范政治风险就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2]。从研判到预防、从估测到决策、从识别到行动、从协同到追责，环环相扣，步步跟踪，及时识别政治风险、化解政治风险、规避政治风险。首先，健全研判机制是防范政治风险的逻辑起点，目的就是要通过政治战略思维的总体分析法，探寻可能诱生政治风险的政治背景与执政环境，从党情到政情，从政情到国情，从国情到世情，追踪、分析政治风险衍生的内在根源与外部环境，从而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针对性地提高预警防控点，推进防控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其次，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是识别政治风险的关键议题，目的就是基于研判政治风险的战略基础上，见微知著，不仅能够廓清政治风险与非政治风险、党内政治风险与外源政治风险、隐匿性政治风险与显现性政治风险，而且还能够看到二者之间内在转换的密切关系，有效提高防范政治风险的鉴别力。再次，健全协同机制是防范政治风险的主体要素，目的就是要加强各部门、各领域风险防控主体的联动性，审慎监管，统筹协调，以防其他领域风险向政治领域波及演化，生发系统性风险。最后，健全责任机制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目的是明晰政治风险主要引发者、政治风险主要监督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凸显政治风险行为所有者的责任主体地位，增强政治风险行为主体的责任自觉。

五、结语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机遇前所未有，政治风险也前所未有。中国是个大国，决不能在首要性、全局性、政治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于事无补、后患无穷。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常怀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原初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正式提及、使用“政治风险”这一基本概念，但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防范革命风险、化解革命危机，指明了政治方向，生成了政党理论，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理论逻辑；苏东共产党政治风险的衍生演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与冲击，但以史为鉴，也时刻警醒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问题提出的根本诉求是为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防范政治风险重大命题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时代难题，满足现实所需，遵循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前进，面临的风险挑战越艰巨，如意识形态多元化与主流思想引领的风险、价值认知偏差化与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社会攻坚转型期与政治秩序紊乱的风险、国际形势复杂化与地缘政治风险等。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2020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要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从政治上分析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本报评论员，2021）[29]。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就要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要位置，设定政治底线、守好政治边界、保持政治初心、彰显政治优势、落实政治保障，不断提高党捍卫政治安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中国共产党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国际安全为依托，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这集中彰显了党防患于未然、图谋于将来的政治自觉，集中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从严治党、敢于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