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立，张宝雷，张月蕾，田 静，陈元欣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性推进，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根据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要求，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已经被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绿色产业、朝阳产业（黄海燕，2018），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支撑和持续动力，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体育产业的发展既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引导，又会被产业政策所推动。自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初步形成了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在体育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国体育产业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居民体育消费、带动社会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我国体育产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产业政策供给不足或结构失衡的问题，导致对体育产业的扶持力度不足，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丛湖平等，2013）。事实上，体育产业政策既涉及政策文本内部不同类别政策工具的相互选择、搭配与构建，也涉及到创新价值链的不同的价值作用链节。体育产业政策工具作为政府发展体育产业的手段，是连接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政策意图转变为政策行动的手段（陈振明，2004）。而创新价值链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价值实现过程，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政策目标（谢青等，2015）。二者相结合，使得政策工具的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能够更形象地分析体育产业政策结构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二者相融合的政策分析框架，对国家层面现行有效的46份体育产业政策文本进行内容量化分析，探析政策工具的使用是否与产业价值增值规律保持一致，深入分析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工具的政治意图、选择与组织、变化规律以及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也被称为一种分析文本材料的结构化方法。整个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将杂乱无序的文本信息转化为具有结构性的可分析文本，并将文本中的重要信息以发生的频率次数的形式呈现出来，以便挖掘文本的内在联系和潜在含义。内容分析法对于分析、解释、预测政策文本中有关主题的本质性事实及其关联的发展趋势来说是最为恰当的方法，能够有效克服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的主要步骤如图1所示。

图1 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骤Figure 1.Research Steps of ContentAnalysis Method

1.1 政策文本的选择

科学、合理的政策文本选取是有效进行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揭示政策文本特征的前提。结合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即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体育产业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体育产业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因此，在遵循权威性、相关性以及公开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湛冰等，2017），本研究关注2008—2018年国家层面现行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政府网站、国家体育总局网站等公开发布的政策文本。文本类型包括法律法规、战略规划、计划、条例、纲要、通知、办法、方案、意见及实施意见等文件。经过整理和筛选，最终确定将与体育产业密切相关的46份国家层面体育产业政策文本（截止到2018年6月）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颁布时间顺序对其进行编号（表1）。

1.2 体育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的理论模型

1.2.1 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研究最早起源于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完善和丰富。政策工具作为政府以某种途径调节其行为的一种机制，是政府的行为方式（欧文·E·休斯，2007），是人们为达到某一政策目标或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所采用的具体的手段与方法（陈振明等，2017）。其研究根本是如何将政策意图转变为管理行为，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叶金育，2016）。

根据政策工具的不同属性，罗思韦尔和泽赫费尔德最先从工具与措施角度对复杂的政策体系进行降维处理，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Rothwell et al.，1981）。由于这种分类具有显著的维度聚合效度与维度间区效度，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目标针对性与内容指导性，因在政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从而得到广泛应用（李健等，2016）。依托上述分类观点，结合相关学者的体育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郝大伟等，2014；刘春华 等，2012；时维金 等，2016；汪雄 等，2017；余守文等，2018；湛冰 等，2017；郑志强 等，2016；周红妹 等，2017），对体育产业政策进行更为细致的内容划分，将其政策工具划分为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3大类，含体育产业人才培养、体育科学技术投入、策略性措施、产权保护、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等17种具体工具（表2）。

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市场规范、税收优惠等措施为体育产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间接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等资源直接作用于体育产业，改善体育产业的供给现状；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购买或者建立体育产业示范区等措施直接激励体育产业市场，从而拉动体育产业正向发展（图2）。

图2 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作用方法Figure 2.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olicy Tool’sApproach to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政策工具理论依托文本内容研究，为体育产业政策的量化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Mcdonnell et al.，1987；Linder et al.，1992 ；迈克尔·豪利特 等，2006）。从政策工具角度对体育产业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不仅能对现有政策的现状、结构和不足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而且也能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方法论和理论支撑（陈磊，2015）。

1.2.2 Y维度：创新价值链维度

政策工具维度能够有效分析出政策文本中各类政策工具的结构特征，但是无法传达政策工具背后政府的政策意图或目的。同样的政策工具可能有多种政策目的，如政策工具“政府财政投入”既可能是针对企业新产品研发阶段的资金补助，也可以是帮助中小企业建立投资基金以及帮助其实现技术或服务的产业化的贷款补贴，甚至还可以表现为促进市场推广、加强消费端的补贴等。因此，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体育产业政策，不仅要关注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而且要明确政策工具所作用的体育产业发展环节即创新价值链。

创新是体育产业成长的核心推动力，而创新又是一个连续、互动、系统的过程，以创新为焦点的全球竞争正演化为创新价值链之间的博弈（任志成，2013）。价值链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价值增值过程，“创新”与“价值链”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创新价值链。创新价值链的实质含义是围绕某一核心创新对象（技术或服务），以满足市场为利益需求，以创意的提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市场推广等作为创新对象关联节点，并且每个关联节点形成动态反馈机制，最终实现技术或服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价值增值过程（Roper et al.，2008）。而且，实际体育产业成长阶段的表现特征与创新价值链的价值实现过程在内涵与结构上是相契合的。结合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的特点（杨强，2015）和重大历史事件，本研究将我国体育产业创新价值链分为研发、产业化、市场化3个环节。

研发，是体育产业发展过程的起始环节，是指利用技术、知识、服务等层面的科研投入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它更多地集中在体育用品制造、运营体育终端服务等领域中。例如，在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曾提出要加大自主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国家体育总局在2016年《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采集技术对接体育健身个性化需求，鼓励新型体育器材装备、可穿戴式运动设备、虚拟现实运动装备等的研发。

产业化，是进一步将创新成果付诸实践，形成产业化规模的阶段。它主要是利用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政府财政投入等手段，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的规模。例如，在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放开体育赛事审批、项目补助、贷款贴息和奖励来推动体育产业的产业化发展。

市场化，是指经过研发和产业化两个发展过程后，继续在体育产业市场的终端加以探索和创新，以便更好地挖掘市场的内在潜力。例如，我国在2011年首次提出要建立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除此以外，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引导运动项目产业发展，不断丰富赛事活动供给，强调基础设施条件与赛事服务水平同步提升，以求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市场化。

1.2.3 二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通过对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相关理论的梳理，构建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的二维框架图（图3）。

图3 体育产业政策分析二维框架Figure 3.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Sports Industry PolicyAnalysis

1.3 体育产业政策文本编码

政策文本编码是政策分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编码结果将直接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本研究利用内容分析法，依据17种政策工具以及3个创新价值链环节对国家层面现行有效体育产业政策的46份政策条款逐一进行编码。

下述举措确保了编码过程的准确性和高效性。首先，培训编码人员。每一位编码人员需熟悉各选取单元的具体内涵和操作流程，快速准确定位到所处的分析单元。其次，分组编码。具体操作步骤为：采用2人搭配对同一政策文本分别编码，保留两者的编码选择。当编码人员选择相同时，视为通过。当选择存在差异时，经过讨论，意见达成一致后提交最终结果，如仍存在分歧，征求不少于2名相关专家的意见，再次讨论后，形成最终一致意见，完成编码过程。最终，形成“政策编号-章号-条款号”的编码样式，如“3-2-10”，表示编号为3的政策文本的第2章的第10条细则。

2 研究结果

通过对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的编码，基于政策工具及创新价值链二维分析框架，对经过筛选的国家层面现行有效的46份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分析，累计使用政策工具675次（表3）。

表3 国家层面现行有效体育产业政策文本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频数分布Table 3 Current Effective Sports Industry Policy Text Policy Tools at the National Level-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s

2.1 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及比例

2.1.1 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依次为48.30%（326次）、38.07%（257次）和13.63%（92次）。体育产业作为我国新兴产业，体育产业政策工具使用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创造体育产业发展机会，营造浓厚的市场范围、提高社会发展活力是政府主要的政策意图。

从17种政策工具具体情况来看，使用频率排名前5的政策工具依次为“法律管制104次（环境型）”“策略性措施93次（环境型）”“体育公共服务76次（供给型）”“目标规划54次（环境型）”“体育资讯与服务42次（供给型）”和“体育产业示范工程42次（需求型）”。其具体内涵分析如下。

“法律管制”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是体育产业环境发展必不可少的有效保障，其内容主要是包括严格准入条件、制定产业标准、建立评价与监测机制、规范市场行为等。当体育产业的发展进入到产业化阶段时，伴随市场规模和市场竞争力度的不断加强，“法律管制”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将明显增加。例如，在《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对准入条件提出了规定；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制定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在《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评价与监测机制”；在《马拉松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体育体系，建立‘黑名单’制度和退出机制”等，规范体育产业市场行为。

政策工具“策略性措施”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积极鼓励类，如鼓励发展、大力开展、大力促进、积极扶持等；2）号召引导类，如积极引导各级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工作、为体育产业市场设立引导资金、鼓励大型健身俱乐部跨区域连锁经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等；3）部门分工协作类，如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多部门合作的体育产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4）产业融合发展类，如协调推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互动发展，促进体育与文化、养老、健康、农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体育旅游。

政策工具“体育公共服务”内容主要包括：1）培育体育健身市场，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体育旅游、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电子竞技等新兴体育产业领域，支持开发和引进健康有益、趣味性强的健身休闲项目；2）丰富多级赛事活动供给，如以体育竞赛表演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各类体育赛事，支持体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3）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如利用社会资本兴建体育场馆体育设施，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与管理活动，解决群众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

除此之外，政策工具“目标规划”主要集中在体育产业规划以及各运动项目产业规划中，围绕着市场主体、产业基础、产业环境三大方面设立发展目标；“体育资讯与服务”主要包括体育产业信息、投融资及体育产权交易等服务平台等；“体育产业示范工程”主要是通过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产业试点工程、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的建设，促使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呈现聚集化、特色化、规模化。

2.1.2 创新价值链的维度分析

体育产业成长过程与创新价值链的增值过程相吻合。创新价值链中研发、产业化、市场化三个节点上产业政策工具所占比例依次为8.59%（58次）、36.15%（244次）和55.26%（373次）。

创新价值链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不同体育产业发展阶段政策工具干预程度的表达，也是政府政策意图的集中体现。政府在强调体育产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政策工具使用的同时，对基础体育科技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有所弱化。这表明政府唤醒体育产业的市场活力，加强体育产业市场的竞争，跨过基本研发储备阶段，直接对准体育产业产品和市场加强政策力度的政策意图。

2.2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变迁及特点

2.2.1 政策工具的变迁

2008年以来，各种体育产业政策工具都得到了应用。在体育年度方面，2016年政策工具使用数量最多，达236次，其次2015年113次，2008年最少，仅14次；类型方面，总体发展趋势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政策工具为辅，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较少；变化方面，环境型政策工具与供给型政策工具存在交叉互动，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呈下降趋势，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呈上升趋势（图4）。

图4 2008年以来各类政策工具使用比例Figure 4.Proportion Map of Various Policy Tools since 2008

1）2008年—2012年。环境型政策工具呈波动式下降趋势，供给型政策工具呈上升趋势，需求型政策工具呈现波动发展。201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颁布实施，国家层面首次承认体育的产业地位。这一时期政策供给端着重强调“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供给、体育产业人才培养等”政策的输出；环境端政策则向“规范市场行为、加强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方面转变；需求型政策工具则指向“体育用品、体育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与国际接触，提高国际竞争力”等体育海外政策。这一时期，体育产业政策体系框架初步建立，不再一味地追求市场氛围的营造，更多实质性、可操作性的政策逐渐增加。

2）2013年—2016年。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被重点扶持。这一时期，受国家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体育产业政策更加强调运动项目细分领域的赛事产品开发、体育资讯与服务以及体育场地设施规划与运营等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输出，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首次超越环境型政策工具，体育产业发展外部环境转向以鼓励性的税收优惠、法律管制等为主的政策工具。促进体育消费，拉动市场发展等需求端政策，如政府购买服务、运动项目产业示范工程以及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等相关政策有所增加。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政策结构和政策内容得到不断优化和丰富。

3）2017年至今。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稳步提高，环境型政策工具波动下降。在体育产业的生长过程和阶段性调整中，各类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更具目的性，政策以围绕运动项目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和扶持为主。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向细致化、深度化方向发展，不断补充、完善政策尚未完备细致之处，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组织和搭配趋于合理，目标规划设置的层次性以及政策的可操作性不断增强。

2.2.2 创新价值链的变迁

创新价值链的研发、产业化、市场化的价值增值过程在结构和内涵上与体育产业成长阶段性表现特征是保持一致的。据2008—2018年历年政策作用于创新价值链增值过程的政策工具使用比例绘制变化趋势图（图5）。

图5 2008年以来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使用比例Figure 5.Proportion of Policy Tools to the Value Chain of Innovation since 2008

1）研发。政策对于研发的支持力度总体有限，研发在创新价值链3个维度中所占比例最低。原因一方面在于体育产业与其他科技型产业不同，其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特殊产业属性，决定了其研发领域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我国体育产业尤其制造业缺乏研发上游价值链，粗放低质，无法形成自身的品牌优势（李博，2016）。为此，2018年政府对产业研发的支持急剧增加。比如，2018年《自行车运动产业发展规划》曾提出，鼓励开发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自行车运动产业和服务，提升自行车装备制造实力。着重加强体育产业内在的创新是近一段时期政府对体育产业政策的意图表达。

2）产业化。政策对产业化的支持力度相对较高，波动幅度变化较大。受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产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本影响，2012年我国体育产业化政策工具使用频次首次出现峰值，并超越市场化政策工具。2011—2014年，体育产业化政策与市场化政策交互发展，这一方面揭示了体育产业发展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同时也表明了政府更加倾向从市场发展的角度去推动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3）市场化。政策对市场化的支持力度一直较高，所占比例最大（55.26%）且波动变化相对较小。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体育产业发展逐步推向市场，体育产业市场化政策文本相继出台。尤其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要求“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这一时期，作用于市场化的政策工具使用比例显著提升，并于2015年达到峰值。政府更加强调建设体育产业示范工程、提高赛事服务水平，丰富多级别赛事活动供给等市场化政策措施。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3.1.1 政策工具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偏向，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缺失

长期以来，体育产业政策总体上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近年来，体育产业发展也更加强调从供给端发力，供给型政策和需求型政策有所上升。政策工具在搭配使用逐渐回归“理性”的同时，其内容细节还存在诸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作为体育系统的唯一立法，对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社团以及保障条件等体育事业内容都做了法律规定，但关于体育产业的尚未提起。而其他类的法规、文件虽有论及，但大都缺乏法律效力和针对性，实施效果不佳。策略性政策工具虽然确定了国家体育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应当”“鼓励”“提倡”等类似政策语言表述模糊不清，过于笼统，致使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执行难度加大，实际可操作性不强。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在逐渐增多的同时，在贸易管制、体育海外等方面鲜有政策工具使用。

3.1.2 政策工具内容：政策工具个性化特点不足，体育新兴领域相对较少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类体育新兴领域迅速发展，但在政策保障上，政策工具机械“移植”现象普遍，个性化特点不足，缺乏体育产业特色。以财政投入政策工具为例，2011年《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中财政投入方面提出“贷款贴息、项目补贴、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等”措施与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的“贷款贴息、项目补贴、资本金注入、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如出一辙。这种经验模仿式的政策工具设置虽在形式上实现了不同产业间的工具统一，但由于未及体育产业属性，缺乏体育产业自身规律把握，其实质必然带来政策工具使用难度加大，难以形成积极有效的体育产业运营绩效。与此同时，现有体育产业财税政策工具更多聚焦于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用品制造、体育场馆等领域，而在体育服务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而对于体育会展、体育传媒等新兴体育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更是鲜有关注。

3.1.3 政策工具组织：产业配套政策不足，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配套政策是产业政策形成合力，产生政策效果的重要基础。我国体育产业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以22号（2010）文件和46号（2014）文件为基础的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由于体育产业自身的复杂性，其涵盖领域较为广泛，内容涉及政府职能转变、运动项目改革、产业业态发展、体育社会组织改革、市场主体发展等诸多方面，尽管政府在不同体育产业领域出台了相关政策，但这些政策文本大都是系统内单一产业发展的规定，缺乏系统内产业间的联动，同时，对于体育产业与非体育产业相关联的领域，缺少有效的产业促进配套政策。

3.1.4 政策工具意图：政策聚焦“产业化”和“市场化”，基础研发环节发力不足

政策工具是政府传达政策意图的重要载体。受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转向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现有体育产业政策中政府更倾向从体育产业发展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两端发力，而作为体育产业发展创新动力的技术研发政策工具稍显不足。现实产业中，我国虽然是全球体育用品制造大国，但多集中于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中低端用品，而高端体育装备在国际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在政策工具使用上，与“产业化”和“市场化”政策工具相比，鼓励和支持研发政策工具仅占8.59%。少数“鼓励新型体育器材设备、可穿戴式运动装备、虚拟现实运动装备等研发”，“支持体育类企业积极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措施”的政策工具，也因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完善的体育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税收优惠力度不足等，致使科研机构和体育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不高。

3.2 启示

3.2.1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政府应出台政策的具体方案、实施步骤，提高政策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明晰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制定行业标准，加强对政策实施的监督和评估，提高市场监督的法律效力。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加大体育产业专业人才培养，鼓励体育院校、社会机构开办体育产业实践课程，健全体育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借助政府平台搭建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充分借助互联网优势，建立体育赛事资讯服务平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体育产业基础设施的建造和运营，完善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综合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配套设施建设；出台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条例，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政府应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布局，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加强贸易协定和进出口目录管理，出台免征进口税收管理条例和名单；探索体育海外输出扶持机制，建立体育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重点扶持创新能力强和市场潜力大的国内科技型和服务型的体育企业；同时，进一步细化服务目录，合理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3.2.2 遵循体育产业发展规律，制定个性化体育产业政策

加强体育产业立法是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和制定出台《体育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体育产业政策的法律效力。同时，遵循体育产业发展属性和发展规律，出台体育产业细分领域专门性政策。例如，在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中，依托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参照美国《奥林匹克与业余体育法》和《体育反托拉斯转播法案》，出台针对体育市场的《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在体育赞助中，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如英国政府提出的“一英镑对一英镑”政策，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体育赛事赞助活动。而对于新兴产业市场缺失困境，政府应出台鼓励政策，对符合国家体育新兴产业标准的，实施财税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措施，如开创之初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增加新兴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等。

3.2.3 完善体育产业配套政策，提高产业政策执行效果

产业政策配套体系作为产业政策调控手段的集合，是核心产业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要破解当前体育产业配套政策不足和执行效果不佳的困境，一方面应加强体育产业政策的内部互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系统内部政策的关联特征，强调核心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构建以主导产业选择政策、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幼小产业保护政策为主要类别的体育产业政策结构体系。另一方面，应加强体育产业政策的外部联动，完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费价等产业配套保障政策。事实上，在地方实践中也不乏可借鉴的做法。2016年，北京市体育局起草核心产业政策《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年）》和7项配套规划；2017年《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中提出，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形成“1＋X”体育产业政策体系。

3.2.4 提高产业基础研发能力，加大产业创新扶持力度

加强产业创新是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而提高体育产业基础研发能力是实现体育产业创新的重要途径。为此，在研发阶段中，应加大体育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力度，健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加强服务型企业在体育消费端的技术创新；建立体育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研发风险准备金制度；完善体育科技类或体育服务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同时，进一步在产业化和市场化两端激活市场创新活力，营造良好的体育产业创新政策环境。通过合理的政策工具组合扶持高新技术开发企业、新兴产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余守文等，2017），创建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为基础的体育产业创新实验项目，并在人才、设备、环境、资金等科研条件上予以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