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家国、历史与叙事
——文天祥自传文本中的“自我”呈现

2021-04-16

关键词:文天祥自我自传

王 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100732)

作为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宋末三杰”之一,文天祥以其感天动地的爱国情怀传扬后世。他于宋末国破家亡之际写下的《正气歌》《过零丁洋》《指南录后序》《指南录自序》等传世爱国诗文,至今仍广为传颂,影响深远。他的此类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作品,不仅是我国古代爱国文学中的明珠,亦是世界文学史上爱国文学的瑰宝。

特殊历史时期、上层官阶地位和高尚爱国之举,造就了文天祥荡气回肠的人生经历。其人生末期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休戚与共,令其自觉担负起了崇高的救国历史使命,这也令他的自传文本成为了自述平生与历史史实的高度融合。他起兵勤王、以死报国的民族气节彪炳千秋,令其自传文本中的爱国情怀被赋予了光耀千古的史诗般的雄浑气魄。而他在自传文本中以身份的显与隐时而交替、时而并行的叙事策略,使其自传文本罕有地呈现出家国、历史与叙事三个维度合一的特征。作为文天祥自传文本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身份——在其自传文本中就是以时而彰显、时而隐喻的高超的叙事手法贯穿始终,身份的显与隐的双重建构,使“自我”得到了立体多面的呈现。

一、“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国家话语定位与自我身份塑造的合一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1](P12533)从考官王应麟的评价可知,文天祥作品的气象风格与他的人格风骨高度统一。而王应麟判卷选人的标准和眼光,不仅顺世应时,而且坚守正道,犀利老辣,这在以后的历史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写道:“国族危机促使一批文人成为战士,文天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二十岁通过科举考试。宋理宗(约1225-1264年在位)在进士殿试中亲拔他为第一,并解读他的名字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但文天祥到三十九岁才获得重要委任。在1275年以前,他担任过一些地方职位,而大多时间在故乡庐陵(今江西吉水)过着隐逸的生活。……文天祥的诗人与作家生涯可以分为二期,与其从政生涯相应。他1276年以前的诗可谓平庸……但在由普通士大夫成为丞相-枢密使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P596)

众所周知,皇帝选拔人才的标准中,隐含着一种政治需要和时代召唤。正如西方学界以研究中国科举制度著称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Elman)在其著述中所写的那样:“通常来说,帝制中国的教育被认为是恰如其分——它是国家机器用以维持公众秩序及政治功效的工具之一。从国家的立场上来说,不断提供训练有素的、忠诚的儒家官员才是其主要目的。朝廷对教育和考试的支持,必与科举过程所生产的、可以供帝国纳用的贤能忠诚之士的成功息息相关。”[3](P160)“政治的再生产通过普世方式铨选对朝廷具有无可置疑的忠诚的儒家官员,这一方式由10世纪末(973年)的宋太祖(960-976年在位)的一个决定而成定局,这个决定要求皇帝亲临一个最后的‘殿试’,使所有参加最高级的京城会试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在其后的朝代里,皇帝本人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考官,他象征性地要求成功士子坚定不渝地向他宣誓效忠。”[3](P162)因此,宋理宗对文天祥名字的至高意义的解读,在从国家话语层面对文天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肯定的同时,也明示了来自国族至高统治者的期待与厚望。从文天祥后期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一国家话语定位,成为其之后自我身份塑造的准绳,影响之巨大,贯穿了其一生。

文天祥在殿试时深受宋理宗的赏识,源于他在殿试所写的《廷对策》深得君心。在文天祥这篇一挥而就、洋洋万言的《廷对策》的结尾一段,他这样写道:“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陛下万几之暇,傥于是而加三思,则跻帝王、轶汉唐,由此其阶也已。”[4](P1108)当时宋理宗降赐御诗《闻喜宴赐进士诗》于礼部贡院,恭贺的同时,激励登科进士忠于皇帝,为国效力:“道久于心化未成,乐闻尔士对延英。诚惟不息斯文著,治岂多言在力行。华国以文由造理,事君务实勿沽名。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4](P1115)宋理宗诗中专门用到了“不息”二字,有着明确的对于文天祥直谏的呼应,结合诗句的意思,就是对文天祥进言的明确认同并采纳,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冀望,希望以文天祥为首的登科进士“能为皇家立太平”。宋理宗对文天祥《廷对策》的回应,可以视为极为显明的天子纳谏。我们甚至可以说,宋理宗的这首诗,看似寄语所有登科进士,实则有着明确的所指对象。因为对于宋理宗赐诗的回应,当朝登科进士中只有文天祥一人。

对于作为新科状元的文天祥而言,这是在被皇帝亲拔为第一后更加巨大的荣耀,因此旋即撰写了回应的诗歌《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以谢圣恩:“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惟有厉清忠。”[4](P1115)我们可以将这视为是文天祥对皇帝的再次谏言,同时对于皇帝宣誓效忠,并许下了誓死精忠报国的承诺。这样极为特殊的君臣互动,令文天祥在登科之日起就怀有极其强烈的报答皇恩的愿望,将忠君爱国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要务,自觉肩负起了“天之祥”“宋之瑞”的历史使命。宋理宗的高度肯定,意味着文天祥政治生涯的起点,就是来自国家话语层面的认可,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天祥天赋才华和道德品格的双重认可。

然而,文天祥20岁时的殿试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忠君爱国的“自我”人格特征在国家话语层面的备受推崇,并非只代表宋理宗的个人思想倾向,还有着更深刻的历史背景。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这样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中国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执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5](P4)一个辉煌王朝的覆没,无疑催生了国破家亡的悲愤和忠君爱国情绪的高涨,也激发了爱国文学高潮的出现。“作为高潮存在的爱国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学创作与作家为人、处世的重合与统一。换句话说,爱国不仅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主旋律,而且也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旋律,成为他们人格的主色调。”[6](P148-149) 国破家亡的特殊背景,最高统治者的高度推崇,都成为宋代爱国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的时代巨幕。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7](P396)“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7](P408) 以及晁补之在《石远叔集序》中所说:“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8](卷34)

时代的巨变和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固然是宋代爱国文学高潮兴起的历史缘由,而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巨大思想推动力,则是宋代理学对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塑造。李泽厚先生曾高度肯定过宋代理学对于宋代文人精神建构的巨大价值,及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性格和气节的提升方面的重大意义,并这样反问道:“使顽夫廉,懦夫立,闻者兴起,宋明理学在中国民族性格、中国实践理性的形成发展中,在中国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等方面,难道真正毫无关系吗?”[9](P256)马茂军、张海沙在《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中也高度肯定了宋代在精神领域对于文人心态的成功塑造:“从北宋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南宋时期理学家的正心诚意之功,有宋一代三百年间为矫正士风文人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收到了极大的成效。这个成效就在于,帮助文人们树立了超乎个人、集团、物质需求的精神取舍的标准,因此而提高了文人们人生追求的精神品格。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历史时刻,面对着威逼利诱,文人们选择了以身殉道,谱写出人类崇高的精神力量的赞歌。这种崇高的精神彪炳千古,其积极的意义超越了时代局限。”[10](P249)而文天祥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为夺目的人物。

文天祥作为盖世英豪的气贯长虹之举,在正史和别传中都留下了生动的记录。至今读来,仍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1](P12534)“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崖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 ,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1](P12538-12539)通过这段记载,可知文天祥的实际言行,与其文字中自我形象的塑造完全一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散尽家财,募兵勤王。他的精忠大义,即使是他的敌人也敬重不已,从而与宋理宗最初对他的国家话语定位高度吻合。

而入狱后的文天祥,受尽了非人待遇,却丝毫未改复国之志,更加凸显了他对于自我身份塑造的贯彻始终。“十月一日,公至燕,供帐饮馔如上宾。公义不寝食,乃坐达旦,虽示以骨肉而不顾,许以穹职而不从。南冠而囚,坐未尝面北。留梦炎说之,被其唾骂。瀛国公往说之,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11](P464)瀛国公,即南宋末年的皇帝宋恭帝降元后的封号。身陷囹圄,备受摧残,行将赴死的文天祥,面对元朝君臣许以荣华富贵、胁以骨肉亲情劝降皆横眉冷对,誓死不屈,却在见到早已降元的宋恭帝时依旧行君臣之礼,其忠君爱国之情苍凉悲壮,日月可鉴。

多种自传文本与历史史实紧密贴合,史实与自传二者的互证互现,充分体现了在文天祥身上国家话语定位与自我身份塑造的契合,使文天祥的自传文本在成为珍贵史料的同时,也以经典的文学文本的形式,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带着生命体温的鲜活灵动、沉郁苍凉的末世民族英雄形象。

二、“未死以前,无非报国之日”——个体人生遭际与时代历史史实的互文

社会心理学对于“自我”有这样的认知:“有时,自我建构是以创建一个身份为开始的。”这种自我建构称为“自我验证”或“自我符号化”[12](P213)。文天祥在其自传文中对“自我”的建构正是这种“自我验证”和“自我符号化”的标准范例。但这种“自我验证”和“自我符号化”在文天祥的自传文中是以时隐时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其中不仅包含了显性的对于自我身份建构的彰显和标举,也包含了隐性的对于自我身份丧失或隐匿的焦虑。

以隐性方式呈现的自我建构在文天祥著名的自传文本《指南录后序》中是这样的:“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11](P312)在这段文字中,文天祥提到了他不得已隐姓埋名的经历,结合其他关于文天祥的传记文本,不难窥见其中隐含的巨大的身份焦虑带给文天祥的百倍于躯体的精神痛苦。

而以显性的方式对于自我身份建构进行彰显和标举在文天祥的自传文中则是一种主流笔法。如《指南录自序》中写道:“予被逼胁,欲即引决,又念未死以前,无非报国之日,姑隐忍就船。”[11](P311)在《指南录后序》中再次写道:“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11](P312)而后一处文天祥引用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中与张巡一起在抗击安史之乱中殉难的唐朝名将南霁云所言表达苟且偷生、伺机杀敌的决心。此处对于身份的呈现,文天祥是采用了“显”的形式予以彰显,自明其志。文天祥在死生之间的抉择,是坚决地将国家放置在个人之上而做出的,通过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处理,在国难危机之时选择以忍辱负重的艰难的生来实现哪怕微茫的报国的可能,体现出了更加感天动地的勇气和胆魄。诚如韩兆琦先生所说:“对于文天祥的处境来说,生比死更为艰难,生比死更需要勇气。《指南录后序》是一篇十分感人的作品,作者通过回肠荡气的叙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以身许国的抒情主人公形象。”[13](P314)

又如《指南录后序》中包含十八个“死”字的著名段落,记载了南宋灭亡之后,文天祥依然心怀救国之志并付诸行动的历史史实:“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救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11](P312-313)

尽管这段叙述看似白描,但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一书中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足够崇高的话,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解读。所谓正确的解读只能是对原文的重复,相当于宣称文学作品无需解读。但事实并非如此。越是强大的文学技巧越是依赖形象化语言。”[14](P15)这十八个指涉文天祥千难万险、死里逃生经历的排比句贯通起来,构成了密集的时间流动和空间转移,紧凑的叙事节奏,令路途之凶险、形势之危急跃然纸上。在这段叙述中,时空转换的快速运行,以极强的画面感一帧帧飞驰而过,呈现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叙事效果。在末尾处,文天祥虽感叹九死一生的经历,但更为不能挽救国家危亡而痛惜:“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11](P313)

不仅如此,文天祥个人的历史观在其自传文本叙述中的渗透和融入,还对叙事时间的速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成为在大历史背景下烘托自我形象的一种卓越的叙事策略。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有这样的论述:“历史价值的悬殊,造成了叙事时间速度的天差地别。文学叙事的时间速度,包含着更多的叙事者的主观投入,更多的幻想自由度。……道理相当明显,没有快速的时间运行,天人之道就难以获得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生的变化作为载体,在凝滞中隐而不彰。”[15](P101)文天祥这段独特的含“死”的十八个排比句,以绵密的句子布阵,以空间的转移带动时间的运行,记载了文天祥朝登天子堂、暮为阶下囚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二十日,面对元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国势,文天祥挺身而出,临危受命,辞去右丞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使元营谈判。元军扣留了文天祥,并于二月初九押解北上,二月二十九日夜,文天祥与许浒以下十一人,在京口逃脱,隐姓埋名一路逃到永嘉。一边是以文天祥为首的爱国志士在誓死救国,另一边却是二月初五伯颜在祥曦殿正式举行了宋朝投降仪式,宋恭帝率领大臣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退帝位,后元世祖忽必烈封其为瀛国公[16](267-269)。这段包含十八个“死”字的段落,生动地描绘了宋末山河巨变的政治时局之下,爱国志士救国之路荆棘密布的危难与艰险。借助文天祥的自传文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和精彩的文学创作。

而脍炙人口的《正气歌》作为文天祥最重要的自传文本之一,其诗序亦是不容忽视的存在。文天祥在诗序中,详细描写了自己在监狱中非人的生存环境。《正气歌》序言本身独立来看,也是一篇极为典型的狱中纪实作品。从空间的逼仄、光线的幽暗、气流的闭塞、味觉的恶臭等多个方面,极写了监狱生存环境的可怖。从诗序中可知,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拘禁两年的文天祥,竟未染上任何疾病,这不得不说是奇迹。他由此引出了自己的题旨,认为是浩然正气所养,令自己可以抵御来自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所有侵蚀:“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11](P375-376)再将诗序结合《正气歌》整首作品来看,文天祥自述经历,极抒了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的庄严伟大,足以压倒一切邪气。从监狱环境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降服文天祥,敌人对他施加了最酷烈的折磨和煎熬,而这一切丝毫不曾动摇文天祥不事二朝的决心。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的生,作为自己“未死以前,无非报国之日”的爱国誓言的注脚,在环境的恶劣和意志的坚定构成的强烈对比和反衬中,作为“宋状元宰相”的末世顶级文臣悲壮豪迈的风骨气节,以显与隐并行的方式,对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自我塑造。

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那样:“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歌德时期,神魔一直被等同于诗人的天才。我所谓的‘诗人内心的诗人’就是神魔的意思,即一个诗人潜在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优秀诗歌的真正土壤唯有神性,因为它才是孕育纯正诗歌的元素。”[14](P14-15)“阅读一位崇高的诗人,……可以让我们经历一种近似成为作者的感受。”[14](P21)哈罗德所说的“诗人内心的诗人”——追求不朽的精神向度的神性自我——在文天祥的自传文本中呈现得极为明晰,这令他的《正气歌》以其崇高纯正的浩然之气名垂青史,成为不朽之作,令每一位读到它的人胸怀激荡,心生追慕。

而此类因主客观天壤之别而产生的强烈反衬和对比,更令读者对于时间的观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不仅体现了文天祥将家国、历史和自我有机融为一体的高超叙事之功,而且对于身份的塑造和自我的呈现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天祥在其最著名的自传文本《指南录后序》的结尾处,将生逢末世、誓死报国、九死一生、波谲云诡的富于变幻的人生经历,化为理想的壮伟与现实的无力形成的鲜明对照,不仅令沉郁苍凉的意味力透纸背,更重要的是在叙事中对于时间的处理营造出了一种奇特的话语场域,使其产生了一种张力巨大、气塞天地的不朽感:“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11](P312)

这段文天祥的爱国报国誓言,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叙述出来,铁血丹心,凛然正气喷薄而出。一面是顶天立地、正气浩然、忠君爱国之情日月可鉴的自我,另一面则是虽波澜壮阔却险象环生、危难重重的人生,恒常与变幻在文天祥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在“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的铮铮誓言中,生之夙愿不以生命的客观终结为终点,而以灵魂的永生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延续,文天祥在身份的时隐时显的叙事策略中,以家国、历史与自我的三重价值的三维一体,营造出了气贯长虹的不朽感。

叙事学认为,时刻表中的日常时间并不能与我们在历史中了解到的长远意义的时间相比。不朽时间甚至是一种拒绝承认历史时间的时间性,它渴望永恒[17](P72)。文天祥运用叙事之功,令自传文本中的时间概念超越了日常时间而成为不朽时间,从而借助这种操作使“自我”的塑造建构在了古代文人心目中至高的“三不朽”之上,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光射斗牛的内涵和价值。

文天祥的自传文本诞生于种种历史因缘之上,先天就具有了沧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其特殊的身份和行为,又使其个人遭际与历史史实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不仅令其自传文本成为珍贵的史料,还以其技巧卓越、内容详实的个性化叙述为历史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精彩细节。

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角色形象演绎与追慕诗史之旨的对应

对于更广大的读者而言,人们熟悉文天祥的作品首先是因为其爱国诗歌。《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对文天祥的诗歌有这样的评价:“他在世的最后七年的重大事件及其浓烈的爱国情操,都记载在他的诗歌里。他下笔朴实,无多藻饰。这个时期有四部诗集,最后一部产生于他1280年被囚之时。集中有两百首诗歌,都由采自杜诗的五言绝句构成。集杜甫诗句以写当代事件,有追摹杜甫‘诗史’成就之意。”[2](P586)这部诗集叫做《集杜诗》,亦名《文山诗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部集句的诗集给予了极高评价:“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评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18](P1408)而文天祥的四部诗集依次为《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

据夏延章先生所整理的文天祥年谱考证,公元1276年5月26日,文天祥到达福安,朝廷委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在这很短的时期,文天祥继续编辑《指南录》,书后写了《指南录后序》,以抒《指南录自序》未尽之意[16](P269)。同年6月,广州被元军所攻陷,文天祥欲开督府于广州的计划被迫转移到南剑州(福建南平)[16](P270)。 作为临危受命、举兵勤王的身居要职的文臣,文天祥的忠勇救国之举感召了当时的文人志士加入了他的队伍。1276年7月,谢翱献出全部家产,并招募乡兵数百人,到南剑州投奔文天祥,被委为谘议参军。夏延章先生评价“《指南录》是文天祥抗元复宋的真实记录,是激励后人的悲壮史诗,是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16](P269-270)。

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一文中提出了“自传诗”这一概念:“从中国语境考察自传诗,我们必须注意到自传诗形成的中国特色和问题:怎样能毫不歪曲地讲述自己;在这样的讲述中自我的结构如何变化;从差异中如何得到相似性。”[19](P113)“自传诗人正是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未来读者群开始讲话:他向他们讲述心灵史,就像普通的历史学家讲述外部历史一样。”[19](P120)“解释内心自我的自传诗人希望告诉后代他是谁。他曾经是谁。”[19](P128) 宇文所安的论述精辟地阐释了文天祥诗作中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塑造的内在心理机制,这些论述与文天祥后期的爱国诗作参照来读,呈现出极高的契合性。相比于刘禹锡“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20](P4061)的对自身经历直白而痛切的表述,文天祥及其后期的爱国诗篇则更符合宇文所安所说的“自传诗人”“自传诗”的概念,因为其中对于“自我”和“角色”的刻意塑造的动机更为明晰,且这种塑造超越于诗人自身的私人化叙事而上升为国家民族大义的宏大叙事,因其跨时空的爱国普世性,而具有了无可比拟的历史感、沧桑感和厚重感。且看其《赣州》诗:“满城风雨送凄凉,三四年前此战场。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敢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翠玉楼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沧浪。”[11](P351)这是文天祥一首重要的自传诗,写于其被捕后被张弘范挟持从海丰北面的五坡岭护送至赣州之时,当时绝食已两日的他,行至早年宦游和起兵勤王之地,故地重游的感慨,今非昔比的叹惋,令他心潮澎湃,写下了这篇感人肺腑的作品。首联写回忆,颔联写现实,尾联抚今追昔,寄寓哀痛。唯有颈联高昂雄壮,雷霆万钧,充满对光复故国的不死信念,和誓与元军抗击到底的不屈之节。文天祥与好友邓剡(光荐)的和词《酹江月》,也是其不容忽视的自传文本,融合了浩然正气与亡国哀痛两种感情基调:“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飘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21](P3305)词中“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感叹宇宙时空之辽阔高远,英雄豪杰的经天纬地之才和力挽狂澜之志,虽然救国复国之宏愿终归于失败,但坚信爱国情怀终将传承百代。而“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与“堪笑一叶飘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则渲染出悲凉痛惜的心绪氛围,而“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则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势,极写了残阳似血的悲壮风骨。

诚如宇文所安所述:“诗人希望表现的自我形象是他的‘角色’;……诗人扮演的那个可以被别人看到的角色并非是类型化人格,一个被社会定义的空白形式,而是内在性格和渴望的特定汇合。”[19](P122)“有一些角色的表现十分宏伟,这是复杂性和渴望如此竭力表现的意向的结果。而这种希望泄露了一些不足、不满和不确定,这些往往在直接表达渴望意向的文字中十分清晰可见:‘物不得其平则鸣。’这样的渴望深深地铭刻于角色的扮演中。”[19](P123)

文天祥不仅在狱中集杜诗来演述南宋末年历史事件以表达自己追慕诗史的精神价值取向,而且在其原创诗歌中的自我角色形象演绎上亦有明确的追慕诗史之旨。如收在《指南后录》中的《二月六日海上大战》,诗序为:“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11](P349)这首诗当作于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当日文天祥在海丰被俘,羁押在张弘范的战船上,目击宋军在崖山海战中惨败的情景,文天祥作长诗抒发亡国之恸。诗中用了南北对立的概念来象征宋兵和元兵:“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11](P349-350)在这首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自传诗中,文天祥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为后世留下了描述南宋灭亡之战的无可替代的文字,生动而痛切地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现场,也表达了其个人的所思所感。

著名传记文学研究专家赵白生先生写道:“尽管传记和历史在叙述对象和写作目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必须建基在事实之上。恪守事实的真实是它们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22](P46) 朱东润先生在《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中也有这样的论述:“传叙家……的对象不是传主的某一时间某一场合,而是整个的人生。在这大段的旅程中,传主的生活有过无数的发展,经过无尽的变化。传叙家的责任,便在叙述一切的事实而供给合理的解释。他不但对于艺术负责,同时还得对于史实负责。”[23](P208)因此,文天祥的上述诗歌之所以可以被视为是典型的自传诗,无疑是因为其始终恪守着欧阳修提出的重要传记文学伦理——“不没其实”[27](P21),其自传诗中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塑造从未脱离历史真实。

据《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记载:当忽必烈企图劝其归顺元朝时,文天祥这样回答:“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上(忽必烈)曰:‘汝何所愿?’天祥曰:‘愿与一死,足矣!’”[11](P466)待到被赐死,“公(文天祥)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颜色不少变。至刑所,问左右孰南向,于是南向再拜曰:‘臣报国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11](P466)这些留存在史传中的爱国言行,与文天祥在其自传诗中的自我塑造无任何偏差。如《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21](P3306)词中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誓死报国的宏图伟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对卖国求荣之奸佞之臣鄙夷怒骂,恨之入骨。对在安史之乱中以身殉国的张巡、许远二位忠臣义士推崇备至,万分敬仰,并将之奉为修身立世的楷模。追慕前贤之情,溢于言表;舍生报国之志,力透纸背。其历史观的褒贬好恶,一目了然。

将文天祥的自传诗与历史史实对照阅读,不难发现,文天祥“自我”的精神气节借诗歌创作、救国之举和精忠大义分别对应于“立言”“立功”“立德”的三重不朽,通过这种隐喻性的对应,将其自传诗中“自我”的精神价值指向了永恒,成功地实现了自我角色形象的演绎和对于诗史之旨的追慕。

四、结 语

金人入侵,山河破碎之际,“由于北宋长期对文人重用,文人掌握着朝廷的权柄,因此文人的决策,不仅关系自身的进退,亦关系着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有许多文士被推到了军事指挥的位置,担负起统兵作战、持刀杀敌的重任。他们在实战中表现出帅才,建立战功,救民众于水火,挽朝廷于既倒”[10](P177)。文天祥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这样的政治时局和历史背景极大地激发了自传文学书写中爱国经典作品的涌现,正如韩兆琦先生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中所说:“许多讴歌殉国烈士、表现民族气节的作品出现了。例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叙》,龚开的《文丞相传》《陆君实传》,邓牧的《谢皋父传》,郑思肖的《一是居士传》,等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13](P312)

此类经典作品的涌现与作者自我的身份表达和角色演绎密不可分。南渡后文人们的自我身份塑造,在经典自传作品中得到了呈现。这些作品星汉灿烂,各具神采,呈现出不同作者风格迥异的精神面貌和人格特征,令宋末的自传文学表现出沧桑厚重、摇曳多姿的精神风貌,而文天祥无疑是其中之高标。

文天祥自传文本的诞生,植根于宋代末年元军入侵后的危急国势下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促使士大夫投入了卫国战争。文天祥作为宋右丞相,带头捐出家产,募集军队起兵勤王。宋代理学对士大夫的人格建构在这国家危难之际也体现得尤为突出,将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发挥到了极致,面对威逼利诱选择以身殉国,以崇高的精神品格名垂青史。

而身份的显与隐的叙事策略的妙用,令文天祥的自传文本在同是表现民族气节和爱国之情的传记作品中显得特出而独拔。文天祥自传文本中的自我身份塑造,既非兀傲哀痛、徒做无奈之叹的亡国文士,亦非一腔孤勇、固守独善其身的前朝遗民,而是作为精忠报国之盖世英豪身份的“状元宰相”,充满救国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伟丈夫气魄。文天祥以家国、历史与叙事三维一体的套嵌式书写,凸显了独一无二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个体人格特性,令其自传文本在中国古代自传中以浩然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悲壮雄浑的气势胸怀超拔于其他,臻于中国古代文人风骨气节的至高点。

猜你喜欢

文天祥自我自传
除夜①
正气文天祥
正气文天祥
正气文天祥
真实的人生,完整的人性
探讨私小说中的“自我”
科幻中的美与自我
成长中的“自我”
《罗兰·巴尔特自述》:“反自传”的自写实践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