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王子珺

(1.河北大学 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河北 保定 071002；2.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5；3.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国古代的诗学，原本发端于儒家的六艺之教，西汉时《礼记·经解》提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著名论断①《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大致可以知道是汉代儒生对于“六艺之教”具体内容的描述。，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获得诗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价值。迄至魏晋时期，随着文艺理论的自觉，这一诗教范畴才被引入诗学领域，开始与诗学的固有蕴涵相结合，融入诗学观念体系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与其他篇章的改造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因为这一范畴融入了隐秀等范畴，才进入中国诗学庙堂，存活并光大于后世中国诗学领域。研究二者之间的结合，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鲁迅充分肯定了《文心雕龙》的重大贡献:“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则。”将其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作为东西方诗学的瑰宝。

“隐秀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创作论的重要篇章，也是刘勰对于后世文学理论批评所作的重要贡献，它虽然不是刘勰专门论述温柔敦厚问题的，但是却与温柔敦厚涉及的相关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受到魏晋玄学中言意之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