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保林 郭慧华

(1.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2.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人们大脑中关于生活世界的认知结构、情感特征以及意志个性[1](P59-72)，统称为图式。基于溯源考察，人们早期大脑中的图式是近似空白的或者简单的，随着生活阅历增加，图式也日趋完善、复杂。人们大脑中的图式是怎样日趋复杂、完善的？图式建构及其具体化过程中语境发挥了哪些作用？语境在人们大脑图式建构及其具体化过程中的功能对人工智能设计有哪些启示？这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语境是图式建构的素材

人们大脑中的图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针对这个问题，经验论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说”强调婴儿的早期心灵如同白板[2](P60-90)，即人们大脑中的图式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但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发现，胎儿在母体孕育过程中的运动碰撞实践已经逐步建构起了身体动觉图式[3](P211-233)。随着胎儿出生，这种图式在孩子涉入生活世界过程中不断编织、日益复杂。所以，我们在探讨人们大脑中的图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问题时，应该把时间提前到胎儿时期，甚至更早。至于提早到更早的什么时间段，是科学技术与哲学共同探讨的问题。在探寻问题答案过程中，防止先验论思想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无论人们大脑中的图式形成时间有多么早，毕竟要在所经历的生活语境中才能形成，而不可能在没有人们的身体主动涉入、语境能动投影的情况下形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立场，有助于剖析人们大脑中图式的建构过程。

胎儿大脑中的图式虽然有一部分是在胎儿时期已经初见端倪，但对大脑功能来说几乎等于空白，因为它还不理解生活事件的意义。从数学思维角度，其大脑中的图式还处于近乎“0”的状态。比如，当人们发出一个语言符号，成年人往往能够听出其中的喜、怒、哀、乐，婴儿却不甚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婴儿听到的语言仅仅是声音而已，他不能理解语言的深层意旨，不能对语言做出情感反应。刚出生的婴儿，其视觉还没有完全发育好，但是可以模糊地看到周围世界，很多陌生的生活事件进入其眼帘，他能够区别众多生活事件的不同之处，却不能对不同生活事件进行精准的界定。诸如他可以隐约区别出不同的颜色，却不知道各种颜色的精准定义，直到后来，如果没有成年人的传授和引导，他甚至不能说出颜色的准确名称。在味觉方面，婴儿出生后可以闻到不同的气味，能够对不同的味觉做出反应，但是如果大人不告诉婴儿不同气味的名称界定，其大脑中对于味觉还是模糊的，甚至是空白的。对于触觉而言，婴儿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孕育图式雏形，具有一定的触觉，但这只是本能反应。婴儿在触摸过程中其自身获取的具体感受的图式和语言界定并不清楚，基本上处于近乎“0”的状态。

婴儿在与人们进行生活交流的过程中，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到孩子大脑中，促使其大脑中的图式由“0”状态不断向“1”状态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婴儿的身体主动涉入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语境能动投影到其大脑中，形成概念图式，即“组织经验的方式，是对感觉材料赋予形式的范畴体系，是个人、文化或时代据以检测所发生事件的观察点”[4](P58)。比如，听觉方面最初婴儿并不知道人们在叫他的名字，经过反复多次对着孩子喊他的名字，孩子逐渐意识到语言的意旨是他，并在大脑中建构起自己名字的概念图式。当人们再叫他的名字时，他就会积极做出反应，这说明孩子在听觉方面虽然天生具有听觉的生理机能，但对于听到的语言意旨，需要大脑积极主动地接受灌输，才能在其大脑中建构起最基本的概念图式。在视觉方面，婴儿能够隐约辨别出多种颜色的不同之处(这是本能和天生的)，却不能界定不同颜色的具体定义。随着人们给婴儿讲解不同颜色之间的区别以及颜色的语言含义，婴儿才能较为准确地知道颜色的界定，并在大脑中建构起颜色的概念图式，实现从“0”到“1”的转变。在味觉方面和触觉方面，婴儿能够本能地感悟到不同的气味和不同的身体感觉，却不能精准地界定气味或者身体触觉的名称。只有人们告诉婴儿具体的气味或者具体的触觉的语言界定后，他才能在大脑中建构起相关的概念图式。

据此，人们大脑图式实现从“0”到“1”的转变，离不开人们的外部传授和语言定义，其本质是建构概念图式的过程。人们大脑基于人的本能反应，能够切身化地感悟外部的生活语境，却不能准确界定这些生活语境的具体意义，这就需要外部告知，才能在大脑中建构起相应的图式，使生活事件概念化。这一过程不限于婴儿期，成人面临陌生的生活事件时，如果没有旁人告知，往往也不能准确界定生活事件的名称。图式实现从“0”到“1”的状态转变，是建构概念图式的过程，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尚不涉及意象图式以及隐喻扩展，也不涉及槽道赋值问题。比如孩子对于“母亲”的理解，仅限于每天照看他的人，却不能更深层理解“母亲”也代表事物发生的源头。

人们大脑中的图式在外界语境作用下不断实现从“1”到“N”的建构和转变过程，是更多生活语境持续不断地作用于人们大脑而形成的过程。生活语境在不断增多，赋予已有概念图式更多的内涵以及隐喻，才使图式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结构特点。而且，人们大脑图式具有高度的结构化和层级化特点，能够把杂乱无章的生活事件纳入到相应的图式之中，而不发生杂乱无章的局面。

随着人们经历到的生活语境不断增多，更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在大脑中建构起比概念图式的涵义更加丰富的意象图式。它不仅包括狭义的意向图式，即“那些构成了关系并将机体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部分组成的抽象的格式塔结构”[5] ，也包括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比如，经历过学校教育，感悟到学校对自己的培育之恩，学校生活的场景能动投影到人们内心深处，在大脑中不断丰富“母亲”的涵义，简单的“母亲”概念图式转化为涵义更加丰富的“母亲”意象图式以及隐喻扩展，把自己曾经上过的学校称为“母校”。孩提时期对于“红色”的理解仅限于本体论上的“红色”，当看到红色时，能够在大脑中触发之前建构的概念图式，对红色进行识别，但是对“红色”所代表的其他含义却不甚理解。随着生活阅历增加，各种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到大脑中，不断丰富“红色”概念图式，促使概念图式向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意象图式以及隐喻扩展转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一般代表喜庆，由此生活世界中的婚嫁事件往往有“红色”元素，人们经历这些生活场景，能动投影到大脑中，扩展了大脑中已有概念图式的内涵，形成意象图式以及隐喻扩展，“红色”不仅代表本体论上的颜色，也代表生活中的喜庆事件。同样，在味觉方面的“香味”、触觉方面的“疼痛”，随着人们经历生活世界并把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到大脑中，形成比概念图式更加丰富的意象图式以及隐喻扩展——“香味”除了指闻到的沁人心脾的气味，也可以指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事物。“疼痛”除了表示身体的感觉之外，也可以指灾难、不幸等生活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感受等。

可见，人们大脑图式在实现从“1”到“N”的转变过程中，生活语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生活语境的能动投影和积极建构，人们大脑中的图式不可能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到人们大脑中，扩展了概念图式的内涵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隐喻发挥了积极作用，人们从本体论上对“红色”的认知上升到认识论上对“红色”的多种意义的构建，离不开隐喻的作用。人们大脑中的图式在实现从“0”到“1”再到“N”的转变过程中，遵循了维果斯基(Vygotsky)的建构论思想[6](P15-16)，语境的外部性特点体现得很明显。但是，这种建构不是纯粹的建构，语境在图式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还依托人们大脑以及身体的生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生理物质基础所带来的切身化感悟，那么外部语境建构内在图式的过程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僵硬麻木的身体不能理解“疼痛”感觉、味觉退化的鼻子不能闻到“香味”一样。

二、语境在图式建构和具体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

人们的大脑图式在实现从“0”到“1”再到“N”的转变过程中，能动投影到人们大脑中的生活语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图式丰富过程仅仅是人们灵活处理和应对生活场景的第一步，接着人们需要运用大脑中所建构的图式来对生活场景进行解释、预判和推理，这就涉及到语境在图式具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当我们面临某一情境，激活了相应的图式时，该情境中的一些事物就会填充到图式的各个变量中去，这一过程叫做变量赋值。当所填充的各个值之间存有内在联系，形成一个统一体时，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图式的具体化”[7](P38)。如果说图式的建构是向内的话，图式的具体化则具有向外的特质。图式的具体化是人们大脑图式对生活语境进行解释、预判和推理的过程，是人们面对生活世界各种不同场景的应对策略。

离开生活语境，图式不可能实现具体化。人们大脑中的图式是高度发达的，具有层级性、优先性以及隐喻性特征。图式是嵌套的，较高层次的图式包括若干较低层次的图式，不同的图式之间结构严谨。在应对不同生活场景时，优先图式会涌现出来。人们大脑中的图式结构复杂多样，形成不同的槽道，这些槽道不是线性分布的，而是非线性分布的，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不易改变性。人们大脑中的图式一旦形成，能够对外界做出积极的反应和包容。在图式具体化过程中，外部的生活语境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图式，并成为图式解释和预判的对象。激活图式的方式有很多种，正如伊恩·A·詹姆斯(Ian A. James)所说，图式的激活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8](P133-143)。人们在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深思熟虑过程中，主动从大脑中搜索与此相关的知识储备，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图式，是有意识的激活。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重复日常活动的过程，诸如骑车、吃饭等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在无意识中激活大脑图式。

面对不同的生活语境，人们如何应对这些语境，涉及到图式的具体化问题。特定的生活场景刺激处于休眠状态的图式，当其被激活后，又会把相应的生活场景纳入到对应的图式槽道之中，激发图式结构的连锁反应，对生活语境进行解释、预判和推理。比如，从概念图式的“红色”到意象图式的“红色”，人们大脑中建构起了与“红色”相关的图式，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当人们看到红色的“囍”字张贴在大门上的时候，这种生活语境就会被纳入到与“红色”相关的图式槽道中——人们首先意识到本体论意义上的“红色”，接着基于历史文化意义上意象图式的整体性特点，则会浮现出喜庆的意境，联想到结婚等喜庆事件，这就是图式从建构到具体化过程中语境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子。反之，如果在大脑中建构起与“红色”相关的图式后，生活语境中没有出现与此相关的场景，这些图式则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至相关的生活语境再次出现时，这些图式才被唤醒，处于活跃状态，并表征出来。这说明，没有生活语境的经历、积累或重现，不会有图式形成，也无助于图式的具体化。比如，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少年听到一首应景的歌曲，在他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当他再次听到那首歌曲时，他往往会联想到当年流浪街头的场景，逝去的真实场景伴随着心灵再次浮现在脑海中，无形之中作为语境存在的那首歌曲就激活了沉睡在少年脑中的图式，促使图式具体化。

语境是图式建构的素材，离开语境就不能建构起丰富多彩的图式。图式具体化过程中语境首先起着刺激作用，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图式，接着语境则成为了图式解释、预判和推理的对象。图式建构中的语境和图式具体化中的语境处于人们认知过程的不同阶段。图式建构中的语境处于人们大脑图式编织过程之前或者之中，是图式建构的素材。图式具体化中的语境，处于人们认知阶段的后期，此时的语境除了对图式起刺激、激活作用外，还是人们大脑中的图式进行解释、预判和推理的对象。所以，图式建构过程中的语境与图式具体化过程中的语境，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

同时，语境在图式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语境在图式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联系和一致性。无论是图式建构中的语境，还是图式具体化过程中的语境，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外在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语境进入人们大脑的方式或者时间段有差别，但是它们都不随人们主观意志的转移而消逝。在时间序列上，图式建构过程中的语境与图式具体化过程中的语境紧密相连，彼此之间具有时间上的衔接性。作为素材的语境在图式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图式具体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语境在图式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和铺垫，就不可能出现图式的具体化，就不能对陌生的生活语境进行精准的解释、预判和推理。图式具体化过程中的语境在刺激和激活已有图式过程中成为图式解释、预判和推理的对象，也成为人们大脑建构更高一级图式的素材，促使图式结构日趋复杂、多样。

有时候外部的生活语境不一定和人们大脑中已经建构的图式完全吻合，当遇到陌生的生活语境时，图式往往不能精准地槽道赋值以实现其具体化，只能进行模糊的、近似的解释、预判和推理。随着图式具体化或者近似具体化，人们对生活语境的解释、预判和推理也在不断丰富人们大脑中已有的图式，使其不断丰富、完善。如作为概念图式的“红色”表示本体论意义上的颜色，作为历史文化意义上意象图式的“红色”代表喜庆或者热情奔放，但是，当人们遇到与“红”相关的其他词语诸如“红娘”“红颜”“红脸”“红豆”时，往往只能近似、模糊地对这些词语进行解读和分析。只有深刻明白这些词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和特定语境，才能真正使与“红色”相关的图式具体化，促使其结构更加复杂、多样和内涵丰富。

三、语境建构及其具体化功能的人工智能启示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有本质区别，人类大脑在没有建构起可以使用语言表征的图式之前在听觉、视觉、味觉和触觉等方面具有本能的感知和体悟能力，人工智能却不具备这种本能的肉体感知能力。婴儿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大脑图式的雏形，这明显不同于赋值之前的人工智能芯片。人类切身化感悟生活语境，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到大脑，实现从“0”到“1”再到“N”的图式建构。人工智能芯片则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人类给人工智能设计出尽可能多的生活语境或者柔性规则，贮存于人工智能芯片之中。

虽然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具有本质不同，但是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实现从“0”到“1”再到“N”的图式建构方式是近似的，都是在近乎白板的大脑中或者芯片上建构起结构复杂多样的图式，都体现了建构论思想。社会建构既有本体论意义上诸如数字、名称等概念的强建构，也有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语境的弱建构。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在强建构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在本体论意义上建构的概念图式或者数学运算不逊于人类智能。然而，人工智能在建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语境方面不及人类，在解释、预判和推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语境方面往往会出现偏差。当人们看到或者听到“红色”时，往往能够从与“红色”相关的众多涵义中寻找到最佳的解释，而人工智能却未必。

在从“1”到“N”的转变过程中，人类大脑中的概念图式在不断进化，不再满足于对概念的字面理解和本体论阐述，而是通过隐喻等不同机制，赋予概念图式更加丰富的涵义，形成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意象图式。如上所言，大脑图式从“1”到“N”过程中人们对于同一个概念，基于不同的生活语境，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生活意义。

反观人工智能，从本体论上建构起概念图式并不是难事，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检验，但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建构起涵义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还有待研究。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到人类大脑中建构起的图式不是死板的，而是积极能动的。人类具有隐喻能力，能够把生活事件放到特定的语境中理解不同词语的含义，人工智能却不能顺其自然地把概念图式扩展为意象图式并精准地进行历史文化的隐喻扩展。

针对这种情况，人工智能在设计过程中除了在本体论上赋予字面含义外，还要设计出同一个概念的隐喻意义，建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借助逻辑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模态数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把生活语境建构到人工智能芯片中，形成人工智能的知识库。

人们大脑图式从“0”到“1”再到“N”的过程中，外部的生活语境能动投影并建构到人们大脑图式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这是人们认识、解释和应对生活世界的图式基础。一旦出现特定的生活语境，人们大脑中的图式通过槽道赋值以及解释机制，对生活语境进行解释、预判和推理。人们在大脑中建构起相关的概念图式和意象图式后，不仅知道本体论意义上“红色”的颜色定义，还知道“红色”的多种不同隐喻含义。当生活语境中出现特定的场景时，人们能够精准地从概念图式和意象图式中找到最合适的解释，如结婚时出现的“红色”被人们理解为喜庆，而不是理解为热情奔放，就说明了图式的槽道赋值及解释能力。

但人工智能面对不同的生活语境，能否从众多的概念图式和意象图式中精准地寻找到最合适的解释、预判和推理策略，以实现图式的槽道赋值，则有待研究。当“红色”的场景出现时，是应该从本体论上理解为颜色，还是理解为喜庆，或者理解为热情奔放，取决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过程中精准的语境域、共识比对策略以及对接触发机制。所以，人工智能芯片设计过程中，设计出尽可能多的语境域或柔性规则，为人工智能应对生活语境提供更为宽广的、可供选择的空间，这是基础性工程。技术上的对接触发机制和共识比对策略，把生活场景与芯片已有图式所蕴含的语境域衔接在一起，有助于在最快时间内识别并找到对应的图式槽道并赋值，对生活语境进行解释、预判和推理。当然，在技术实现上，充分重视深度学习在人工智能应对生活场景的策略方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