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 著 范锦熙 译

一、神话、民间传说和自然历史

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中的熔岩景观极具审美震慑力。在一个难忘的傍晚，我在暮色中凝视着红色的熔岩滚落到海洋中。我所站的海岸实际上是几个月前才形成的，这里有很多的土地在流动，这让我对世界的构成有所了解。第二日清晨，我俯视着一个休眠的火山口，硫磺烟雾正在蒸腾，一些花和食物映入眼帘。这些东西是献给居住在基拉韦厄火山的佩蕾女神的祭品，安抚着她，让她停止流动[1](P176-182)。

我的理解与本地的这种“迷信”不同：当地人用万物有灵论来进行解释，而我对板块、岩浆、玄武岩、盾状火山、火山口、熔岩高原和火烧云了解得更多。然而，具备不错科学素养的我，在那里也体验到了一种近乎宗教式体验的崇高感，因为地球深处的熔岩在海的边缘创造出了新的景观。

印第安人曾多次对于约翰·韦斯利·鲍威尔试图穿越大峡谷的举动提出警告。这条峡谷曾有一条塔瓦茨神开辟的小路，是为了让一位哀伤的酋长到天堂去见他的妻子。之后，神用一条河填满了这条小路，禁止任何人踏足。鲍威尔的举动会引起塔瓦茨神的愤怒①John Wesley Powell.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lorado River and its Canyon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5/1961, p. 36-37.George Wharton James.Indian Legends about the Grand Canyon[A] .in The Grand Canyon of Arizona How To See It[C]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0, p. 225-231.。但是抛开塔瓦茨神的视角，鲍威尔以地质学家的视角看待峡谷，他同样从中体悟到了敬畏，不过令他产生敬畏的是时间的力量和河流的流动。随后，他又领导了美国地质调查局，还领导了美国民族学管理局，负责研究印第安人的事务。印第安人的传说中只对古物具有兴趣，没有人真正地欣赏峡谷，除非在地质学家的帮助下了解苏派地层、红墙石灰岩、前寒武纪内部峡谷……这是权威的解释。

中国古人研究“风水”*David S Noss and John B Noss.A Histor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8th edn[M]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P. 256. Sarah Rossbach.Feng Shut The Chinese Art of Placement[M] .New York: E P Dutton, 1983.，“神”属阳，使天、地、日、月、星、风、云、雨、雷、火、山、河、海、树、泉、石和草木都生机盎然。“鬼”属阴，其性难以捉摸，很可能在夜晚、暗处、偏僻之地出没。人们很避讳“鬼”，比如在建筑物或者道路上避免直线的使用，以免冲撞到它们。并且还会在自己的屋顶上放上一只陶制公鸡，因为公鸡在日出时打鸣可以驱赶鬼魂。一种生命能量—— “气”，在景观中流动并影响着个人住宅的选址以及个人事业领域的选择，但这一定会使人们无法对真正的中国山水进行恰当的审美欣赏。

即便是如今在人们眼中如此优美的山脉，我们的祖先却认为它们是“大自然的畸形赘生物”[2](P306)。上帝最初打造的世界是一个光滑的球体，很适合原始人类居住。但是人类犯下罪行，地球在惩罚中被扭曲了。托马斯·伯内特对这些“破碎世界的废墟”感到厌恶，这些“狂野的、巨大的、难以消解的土石堆”是“混乱进入自然”的结果[3](P110-115)。约翰·多恩将其称为“地球表面的疣和麻子点”[4]。

显而易见，在拥有地质学知识之后后，我们更有可能像威廉·华兹华斯在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把山脉作为自然变化中永恒的最高例证和“永恒的类型和象征”[5]。这可能超出了科学，但必须通过科学才能超越。所以，难道不正是那些不懂科学的人很典型地误解了他们所居住的景观吗？

二、在观照者的眼中

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景观并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经过培育的景观：乡村或田园，以及城镇和城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通过多种行业和观念来规划他们的地域，以不同的方式融合自然与文化。毋庸置疑，有的更好，有的更糟。但谁又能说基于科学的鉴赏才是唯一正确的呢[6](P35-46)？科学所看到的自然正是目前我们人“构成”世界的方式——现象学家可能会这样说，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观点[7]。

美感是科学可以客观地、独立于人而在景观上发现的东西。景观审美体验并不是去发现景观的某些预先存在的特征，而是捕获人们对景观做出反应时的特征。景观属于大地的范畴，大地又被纳入人类的范畴。“景观本身并不存在，它是无固定形状的——地球表面的一块不确定的区域和感知系统无法理解的杂乱内容。景观需要有选择性地观看，需要有框架。山峰、树林或草原在天空映衬下的‘线’的轮廓是想象出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景观需要……自然的主观化，或介入主观经验来进行诠释。”[8](P26-32)

日本人更喜欢公园而不是荒野，喜欢被驯服和修葺整一的景观[9](P239-251)。他们喜欢艺术性地修剪松树，培植简约的花石园林，安整瀑布，招引一些鹅。漫步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回首处，月亮从寺庙上空升起，辉映万物。他们对欣赏原始生态系统或地质构造几乎不感兴趣。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日本人在进行某种审美欺骗？然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评说他们应该放弃他们的艺术而学习我们的科学？这个观点就在于，人类始终是景观构筑师，甚至连科学也是培植景观的另一种文化方式。我母亲对地貌学或景观生态学一无所知，然而，她喜欢她所熟悉的美国南部的乡村风光。我父亲很喜欢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山谷那肥沃的土壤，他欣赏的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漫步荒野时，他都会拿把铁锹翻翻土，看看这是否能成为一个好花园。他总是知道自己身处什么流域，什么作物生长在什么地方，一场好雨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他们两个都沉浸在四季的变幻中，春天山上有山茱萸和紫荆花，秋天的色彩既绚烂而又微妙。

如果一个人是表现主义者，那么无论何种景观都可能触引他的情绪，这种人性的关联就像景观中的岩石或森林一样是必然存在的。大自然是充满时机的大杂烩，人类可以恣意而为。没有哪种审美反映比其他反映更准确抑或更错误，重要的是审美想象力的发挥，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大自然在启发这种发挥时的丰富性。

三、超越观照者的视线

但是观照者的眼睛是出了名的主观，视域是无可救药的狭窄。例如，人们只需参照一下嗅觉或味觉，就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远比眼睛所能看到的多得多。科学通过极大地扩展人类的感知能力并将这种能力整合为理论，从而教会我们什么是客观存在。我们意识到在黑暗中、在地下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事情。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时间的纵深感，也就不会有地质学或进化史，更不会有对生态的鉴赏力。科学培养了人们仔细观察和长期寻求的习性，人们更有可能在时间和空间的多个维度上去体验景观。

人类是唯一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之外进行反思的物种，其他动物做不到这一点。而科学又极大地帮助我们扩展了视野，帮助我们尽可能不受人类主观偏好的影响来自由地看待景观。科学对真理进行修正。举例来说，不存在“荒地”，不存在“荒凉的场所”，尽管存在一些毫无生意的景观，但在那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特别值得尊重的。要把事物放在正确的范畴内加以欣赏(1)Allen Carlson.Nature, Aesthetic Judgment and Objectivity[J].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81, 40. p.15-27. 中文译文参见[加] 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丹尼尔·布恩在肯塔基州的荒野中探险时，由于缺乏科学背景而无法看到那里的许多事物：“丹尼尔·布恩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他所看到的事物的性质，还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心理眼光去看待它。生态科学改变了我们的心理眼光……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与当今有资质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看到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动植物群落对丹尼尔·布恩来说是难以察觉的，就如同今天对巴比特先生来说是一样的。”(2)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73-174. 中文译文参见[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5-196页。

但话又说回来，利奥波德自己也验证过科学并不能保证人们会看见那里的事物：“任何人都不能妄下定论，认为巴比特必须先取得生态学博士学位才能‘认识’自己的国家。相反，博士可能会变得麻木不仁，像祭司对他主持的神秘宗教仪式一样冷淡无情……简而言之，认知既不能用学位也不能用金钱来置得，它并不固定‘生长’在某个地方。”基本的认知就是“大地和大地上的物种通过自然过程获得其特有的形式……并在这一过程当中维持其自身存在”(3)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73-174. 中文译文参见[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5-196页。。不管有没有科学，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某种审美敏悟力。虽然人们只能在进化论的帮助下了解深层次的进化过程，但居住在景观上的人知道，或者说能够充分了解生态过程，也就足以鉴赏在景观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斗争和坚守的生命。事实上，布恩从存在的角度了解了生活在景观中的感觉，这一点博士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观照者需要去超越，但需要深入到他们已经是景观参与者的过程当中。我在弗吉尼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在威斯康星州农村的巴比特先生，都带着敏锐的地方感在生活。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恰当地欣赏我们不了解的事物。科学了解景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景观是如何作为生命共同体在发挥作用的。但是人类也形成了他们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不能恰当地欣赏他们所不了解的事物，也就是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而科学家也并没有客观地经历过任何这样的体验。这就要求人们敏锐地与景观相会，对景观做出评价，在景观中生存，重新建构景观并对景观做出回应。

这一论点似乎必须围绕两个焦点进行展开：一方面，审美体验必须是参与性的，将实际的欣赏者与景观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自然对于这些欣赏者来说是客观的，这在物理学和生物科学中实际上是已知的。风景、环境、生态、自然和景观是我们使用的关键词汇，它们围绕着焦点形成了一个论域——一场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是由自然科学和自然历史的参与性经验共同构成的。

四、风景、艺术、生态与进化史

有些人喜欢景观，而不喜欢大型艺术品。风景画使我们领略到真实的事物，但我们要的不是生态，而是自然型艺术。想到秋叶的颜色，我的父母乃至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欣赏。如果一个人是形式主义者，那么景观如何起源并不重要。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将远近的树木、前景和背景都放在适宜的框架内，再欣赏景色，历史上的起源是无关紧要的。驱车穿过乡村就像在风景画博物馆里漫步。在美国，公园管理局在选定的游客可以拍照的最佳地点建造停车场，还有一些人购买明信片，这是在欣赏我们所观照之物的形式、线条、颜色和纹理。

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景观中创造出现成的艺术品，就是对景观在生态上的东西进行抽象。生态进程不只存在于可停靠的景点，它们普遍存在于景观中，它们在留存的景观中回到了家。景观中的这种有机统一不是通过把景观当做美景来获得的。尽管如果人们发现了景观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发现这种有机统一。

一位英国游客前往落基山脉时，他的丹佛房东告诉他“你会喜爱落基山脉的”，但他抱怨那里树木多而种类少，大多是相同的单调的常青树，岩石很多，烈日当空，水不够充分，规模太大，人迹罕至，没有平衡的形式和色彩元素，与英国的湖区或苏格兰的湖泊大相径庭[10](P43-47)。

有人能说他是错的吗？一种说法是他没有正确的科学范畴——他不应该期望一个家园式的景观，当然也不是一个像他家乡一样的景观。如果一个人去半干旱的山区游览，就应该期待更多的岩石。如果一个人进入冻土区，他将会明白这里的植物很小，在冰川作用下残存的巨石将占主导地位。当你了解到高山气候的严酷性时，你会发现植物固守生命的那种审美震慑力。你会欣赏低伏于地的生命，或在寒冷和狂风的环境中弯折和扭曲的树木。

在山区占主要地位的云杉是常绿的，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性状，是因为它们可以全年进行光合作用，并且甩落积雪，针叶比树叶更能适应持续不间歇的风。黑松林在一场更替性火灾后会进行自我替换，因此许多树的树龄都差不多。落基山脉的森林并不像不懂欣赏的游客所抱怨的那样，缺乏平衡的本质。相反，那里的生命在环境的阻力与助力、风与水、热与冷、生存与死亡的永久辩证关系中永续存在。

对风景美的强调可能会导致人们贬低那些不美的东西——腐烂的木头或是被烧毁的、枯萎的、变形的树木，或如伯内特所说的“狂野的、巨大的、难以消解的土石堆”。人们希望能够欣赏草原、沼泽、苔原和沙漠。我们开始去寻求让我们产生审美愉悦的景色：一处田园风光，一幅如画的场景，一处休闲景致，但最终却洞察到了完全无视人类的荒野进程——这种在我们审美反映之外的洞察变得具有审美震慑力。

五、环境、生态、自然与景观

“环境”“生态”“自然”和“景观”这四个词，尽管偶有重叠之处，但它们具有不同的逻辑。

如果一些生物体没有被它所处的世界包围，环境就不复存在，其根源就在于环境是一个生命体当前的重要场所，通常是它的家，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环境是人、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处所。

生态运用的是家园的逻辑，其根源就在于生物体在其环境中形成的交互式关系。在这里，环境是一个可居住的生态位，一定有人在这个家园中生存。生态是要去栖居的，一个人不能到访自己的生态环境，尽管他可以踏足别人的生态环境。月球上没有生态，但在整个地球上，无数的动植物物种都在各自的生态位中安家。

自然的希腊语词根和拉丁语词根都意味着产生和创育生命。自然是完整的事物系统，是它们所有力量、属性、进程和产物的汇聚——无论是遵循自然法则，还是偶然生成。与其不同的是超自然现象和以人工制品取代偶发自然的文化现象。生态系统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不是全部。人类既有自然环境，也有文化环境，景观是典型的混合体。

景观是指从某些场所中所体察到的自然的一部分。从夸克到宇宙，自然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纷繁复杂，我们只能从视角上来体验自然，有时是用望远镜或显微镜，但通常是用肉眼。景观从属于自然的范畴，经由文化来修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景观是局部的、定位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没有人类存在，景观是否依然存在？月球本身不是一种景观，至少没有宇航员将月球表面纳入其审美视野。景观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的。动物不能从审美上欣赏它们所处的环境，就更不用说植物了。所以景观审美是在人类自我定位的时候产生的。我的母亲构建了她的景观，我的父亲构建了他的景观，我构建了我的景观，无论你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居民，都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景观。

没有了我们，自然世界依旧存在。当我们构成它时，我们想要欣赏一些客观存在的地貌和生态系统，无论我们是否与之互动。认识到此，我们应当遵循这一观点，即景观认知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并且具有参与性。科学成为了感知风景的主要途径，比其他任何途径都要有效。我母亲对她的景观的欣赏会因为科学而变得更加丰富，而我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她的儿子继承了她的鉴赏力，并极大地扩展了鉴赏力的范围。

六、具体环境与广义环境

视域是视觉性的，没有感知者就没有视域。“环境”一词的修饰语，其中一个含义也是这种逻辑。“我的环境”就像我的视域，我带着它在世界中穿行。视域需要关注跨度。类似地，“我的环境”存在着一个所有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具体环境”。

阿诺德·伯林特总结道：“这就是环境的含义：一系列感官意识的混合、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意蕴、地理位置、身体在场、个人时间以及持续运动……没有任何环境是与我所在之地的存在相分离的。”[11](P34)“没有任何关于环境的说法是不能谈论环境当中的人的，因为在我所写的意义上，环境包括人为因素。”[11](P128)“环境与我们须臾不可分离。它不仅是我们存在的条件，并且是我们存在持续的一部分。”[11](P131)“因为环境不是实际的场所，而是我们合一创造的可感知的场所，我们通过感知来鉴别环境的身份和范围。”[11](P135)“我的环境”就是我居住的景观，是我工作和定居的地方。我们的人文景观是我们安放文化的地方。几乎不存在任何未被人占据的景观，景观是个人的和文化的历史显现。

但景观比视域更公开、更稳定。我们和邻居以及社区的其他人一起居住，所以“我的环境”是一个相当私人的术语，在最小的范围内是适用的。当“我的环境”被视为景观时，就成为了一个共享的环境，你的环境、我们的环境都是这样。这就需要另一种更完满的意识：“环境”就在那里，我们所经历的自然世界，在我们到来之前、离去之后都在那里。我们可以将这种“环境”称为“广义环境”。它不是我的创造，它就是创造。我并不构成它，是它造就了我。而现在，谈论在我到来之前与离去之后的“环境”，谈论我在我的视域中所构建的事物，似乎是傲慢的和目光短浅的。“环境”是我存在的基础，我们可以把“我”去掉，因为“环境”是所有存在的共同基础。

景观欣赏需要把“具体环境”延伸到“广义环境”中去。我的母亲可以欣赏她在阿拉巴马州的生活环境，她不需要借助科学，但她只能欣赏她的乡土领域、居住式景观和她的意义领地，尽管她也知道她是在那儿识别到了草木鸟兽的环境。她将她母亲生动描绘的农田里的动植物视为珍宝。单凭科学并不能赋予景观任何地缘性认同，而这种认同也使人有资格获得审美体验。一个不热爱地球的科学家在这里是不适格的。个体自我要延伸到“具体环境”再延伸到“广义环境”，要了解其所处的客观世界，万物在创化中升腾雀跃。

七、科学的、参与式的环境美学

我们并不总是需要科学来告知我们景观上发生的事情，尽管科学丰富了这个故事。所有必须同世界打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无论何处的景观都是如此。科学洞察到了有机物、生态和进化论的持续统一和动态生成，但是这种统一性也可能已经在前科学时代人类居住的景观中实现了。科学使我们过于客观、学术、无利害地与景观打交道，景观也可以与参与者相会，通过体现在参与中而被了解。

日本人在景观中寻求本质的同时，也享受着自然的瞬时性。樱花今日绚烂，明日飘零，明年又是如此，周而复始。构成景观的每个个体也必须与该景观打交道，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景观观照者都会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变得敏感，即使他们可能不了解景观的地质和进化时期的深厚历史。他们知道背景，即使不知道起源。他们了解他们的“具体环境”，也知道我们在其中生存、行动和印证自我存在的“广义环境”的各个维度，因为他们的局部经验是这幅大图景中的一块拼图。

生活在景观中使人保持“协调”的状态，而这一维度是需要的，它超越了单纯的科学，去欣赏景观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人类与世界打交道产生了一些我们现在难以置信的神话——佩蕾把自己挤压成熔岩，塔瓦茨用令人生畏的峡谷河流取代了通往天堂的小路，中国的公鸡在屋顶上提防着诡魅的夜灵，愤怒的上帝扭曲地球以惩罚邪恶的人类。科学有必要祛魅这些神话，之后我们才能用正确的美学观来了解景观。

然而，这些错误的程度还有待检验，因为人类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所创造的神话必须最低限度地反映一些世代相传的生存斗争，必须给观照者一些景观中的适应感。人们不可能完全无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对此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能生存。人类的这种应对方式既有审美的成分，也有认知的成分。形而上学的幻想必须受到实用功能的检查，这蕴含着一种成功参照个体所处场所的实操性美学。在大地上，我们必须是现实主义者，至少要保证生存。

动物基本上缺乏对所处环境进行审美欣赏的能力，尽管它们更喜欢它们所适应的那种环境。我们是否可以期望环境的审美欣赏对人类而言具有生存价值？有人会说美学与生物必要性毫无关联，也有人会说人们创造形而上学不是为了映射现实，而是为了将自我与这个难以忍受的世界隔绝。那些古老的神话和迷信，或是将自身注入顽固的特定物中的善的形式，或是相生相克的阴阳——正如当今科学时代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这些大多是不真实的，尽管它们曾经帮助人们应对世界。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即使景观并非如此，那些用美来“框定”景观的世界观也帮助了人们生存？也许那些愉悦地和不精确地看待世界的人比那些冷漠地和精确地看待世界的人更得以生生不息。

但一个更简单的假设是：人实际上对美是敏感的(当然，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世界观的镜头所建构的)。那么美或是激发美感的属性就是人类所面对的，而且是自然产生的。不必用假象的美将自我隔离，“应对”有时可能需要自我欺骗。更多时候，它可能需要一个对周遭变得敏感的自我。如果通过科学的视角我们仍然能发现景观自身的美，那将意味着什么呢？是更多的幻象？还是对千百年来已经突破的真理有了更深入的洞察？

进化论也要求人类适应他们的景观。如此说来，发觉他们的环境十分和谐甚至很美的那些人会蓬勃生长，而发觉他们的环境充满压力或者很丑的人可能就不会如此。人类的这种反应可能是文化上的介入，也可能具有遗传倾向，或者两者兼有之。人类根据自己的喜好重建环境，但是自然环境这一元素仍留存于所有文化之中，景观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和谐，那就更符合人类的审美趣味了。有人认为，人类更喜欢热带草原景观，因为这些景观曾是人类的进化发展之地[12](P46-66)。树木、洞穴、草场、绿地、水、有历史感的居所——这些超越文化的元素在风景画中反复出现[13](P138-172)，使得有在这种景观的医院的病人会从手术中恢复得更快[14](P420-421)。

许多文化中都有的一个观念就是：与大自然相接触可以增强心理健康。科学研究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对自然景观的积极审美反映来看，西方和一些非西方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对应关系”(4)Roger S Ulrich: Biophilia, Biophobia, and Natural Landscapes, in Stephen R Kellert and Edward O Wilson: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1993, p. 97. Roger S Ulrich, Robert F Simons, Barbara D Losito, Evelyn Fionto, Mark A. Miles and Michael Zelson, Stress Recovery During Exposure to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1,11, p.201-230.。 事实上，每一种文化中的人类都喜爱他们景观的美学特征，他们很难受到完全抹杀这些特征的神话或形而上学宇宙论的影响，各地的神话和宇宙论也很难将这些反映创造为单纯的表象。

宇宙论的观念必须“拯救表象”，而其中许多是美的“表象”。有些美则或好或坏地突破了这些世界观，因为可居式的景观具有某种存在的直接性。我们在这种以参与式居住为基础的生存之地中面对的感官知觉过于强烈，导致无法被形而上学的推论所驳斥或掩盖。实际的景观不断影响着我们，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的世界观在建构我们的景观时，也在不断地对这种影响做出回应。景观不是被动的，它作用于我们，这种建构是双向的。

然而，错误的解释性框架确实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无法认识那里的存在。它们创造了不存在的幻象，致使我们对真正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这里，科学极大地教育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发生。原生经验虽然具有实地的直接性，但缺乏深度，而这种更深层次的美正是科学所能够呈现的。我们先天预设的原生范围内的经验，或是因创造灿烂文化而得以强化的一些东西，可能只适用于如家式的环境或是我们可以重建的场所。科学能扩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能够欣赏到更野性、更壮阔的风景。

所以，我们误以为夏威夷土著人、西南印第安人、中国人和欧洲神学家没有发现自己景观在美学上的积极性，尽管他们世界观中的一些方面带来了忧虑，并阻碍了充分的审美欣赏。例如，伯内特坦言他最初是被群山的美感所吸引，他说：“再没有什么能比地球上宽广的海洋和群山更让我愉悦的了。”这些事物的空气中弥漫着庄严的气氛，激发了人们内心伟大的思想和激情。值此之际，人们必然会联想到上帝和神的伟大[15](P109)。 如果伯内特深入研究《诗篇》或《约伯记》，他就会发现希伯来人对他们的应许之地——山川、河谷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怀有同样的欣喜，并将其解读为上帝的恩赐。

中国人有自己的阴阳之道，同样也顺应自然。美洲原住民对他们的景观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夏威夷土著生活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这个大家庭中的大地、海洋、天空、岩石、河流、动物、植物都一派生机——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世界——这样的景色使得他们对大地充满爱[16](P178)。

科学应该将这些观点祛魅，但科学本身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神话，以鼓励对自然做出适当的审美反映，这种反映有时是崇高的和超自然的。景观就是它自身，科学可以客观地看待这一事实。但是作为现象的景观很难被视为纯粹的现象，因为整个自然史的故事太过惊骇和壮观。作为现象的景观不可能是单纯的景观，它是某种本体的圣礼。人们在与景观的相会中显露出纵深的维度，这很可能在科学家到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都是审美的存在，因为从“存在”这个词原始的动觉意义上来说，我们以血肉之躯在世界之中摸索。如果科学要麻痹我们，使我们对身体健康有价值的事物麻木，我们便无法生存，这一点我们和动物都是如此。从哲学意义上说，我们人类是审美的存在。如果科学使我们对景观中的美失去感知能力，我们便无法繁衍生息。至此，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景观美学便迫在眉睫，但它必须是一种超越科学的参与式体验美学，这种美学的核心特征将会是生命与其环境的辩证之美。景观是一个怡人的、普适性的场所，我们可以在其中生存、行动并印证自我的存在。归根结底，这就是环境美学的意义所在。

我在亚伯达曾遭遇到一场狼杀：狼把一头公麋鹿逼到悬崖边上，逼得它走投无路。在一棵大松树前，狼自己也紧贴着悬崖边，这呈现出一幅如画的场景——天地相接处的群山，近处的树木，悬崖边上倒下的麋鹿，绿色和棕色，白色和灰色，阴郁而深沉——这是超越形式的工艺，更具有审美震慑力。我目睹了捕猎者和被猎者的生态学、种群动态、异养生物对自养生物的捕食，开始腐烂的尸体已经被微生物循环利用了。所有这些科学都是关于一些重要的、基本的也是关于生存在这片景观上的东西。在我所体察到的景象中，有时间、生命和死亡，生命在永恒的灭亡中永续存在，我们人类的生命也处在这条“食物链”中。化身于世，我透过“我的环境”发现了“环境”的本质，并发现了它在美学上的震慑力。就像熔岩涌入大海一样，我对自己的所处之地有了审美敏悟力，对世界的形成也有了一定的了解。(5)本文最初于1994年6月在芬兰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环境美学会议上提交，发表于1995年10月第35卷第4期的《英国美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