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羽

康拉德·费德勒[KonradFiedler]的艺术文集主编哥德弗里特·博伊姆[Gottfried Boehm]曾指出，费德勒的思想与现象学在多个层面具有可比之处。1参见Boehm,Gottfried.“Die Logik des Auges: Konrad Fiedler nach enhundert Jahren.”Auge und Hand: Konrad Fiedlers Kunsttheorie im Kontext,hrsg.von Stefan Majetschak,Wilhelm Fink,1997,pp.27-40.Udo Kultermann也在他的文章中不只一次地提到费德勒与现象学的联系，他指出，整个现象学运动在费德勒的思想中已显出端倪。（参见Kultermann,Udo.“Konrad Fiedler und die Kunsttheorie der Gegenwart.” Auge und Hand: Konrad Fiedlers Kunsttheorie im Kontext,hrsg.von Stefan Majetschak,Wilhelm Fink,1997,p.61）。目前，国内对康拉德·费德勒艺术理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它对艺术学学科的奠基作用（参见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胡新群，〈艺术学应该做什么? ——从费德勒初衷看艺术学的理论建设〉，载《艺术学研究》（辑刊），第125—137页），或将其置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及艺术理论的发展谱系之中，强调它对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研究方式的重要影响。（参见张坚，《视觉形式的生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6—46页；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5—121页。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次尝试性探讨，对费德勒的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与现象学的艺术考察方式做一个具体的比较。从时间上来看，费德勒最重要的讨论艺术的文章例如〈论造型艺术作品的评判〉[Über die Bedeutung von Werken der bildenden Kunst,1876]、〈论艺术活动的根源〉[Über den Ursprung der KünstlerischenTätigkeit,1887]形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胡塞尔、海德格尔、英伽登、梅洛–庞蒂、杜夫海纳等现象学家的艺术理论则活跃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下半叶。作为20世纪现代艺术理论的一大流派，现象学艺术理论无疑走在了由费德勒所开辟的视觉艺术理论的道路之上。虽然我们因此仍不能在严格意义上将费德勒的思想视为现象学艺术理论的先导——因为不曾发现费德勒对现象学艺术理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但是费德勒形式主义的艺术思想与现象学家的艺术理论之间存在亲缘性，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