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投资经济系，北京 10248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基础，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现有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必须向依托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变[1]。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2]。因此，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着力提高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3]。

城市的本质是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但不同国家对资源的分配方式有明显差异，西方国家一般由市场主导资源的配置，而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资源分配都受行政体制的约束，要经历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城市的层层分配。一方面，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拥有越多的政治资本，能够左右资源再分配的流向,可以向上级政府争取到更多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过度的行政干预也会扰乱市场秩序，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分配不均等问题，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负反馈效应[4]。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对不能忽视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差异。

企业通过产业集聚来节约生产成本、开拓市场，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条件，但当集聚水平超过一定临界值时，又会产生“挤出效应"等负的外部性，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