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林，汪 磊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一直是我国地理学尤其是陆地表层系统研究核心内容，其实质就是各种地域范畴内的人地关系状态变化［1-3］。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五个一批”精准脱贫措施的组成部分，已成为解决贫困与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自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以来，大量贫困地区的人口从生态环境恶劣的原居住地搬出，在生活环境较好的地区重新建设家园。一定程度上，移民搬迁很好地给予了居住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帮助，但大规模的移民对人地系统的平衡及发展造成冲击，农产品供求关系转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等使得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引致农户生计结构变动、生计策略分化，土地可持续利用也受到威胁。

人地系统是由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耦合演进。已有研究中关于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农户生计策略改变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如农户生计策略转型［4-5］、生计多样化［6-7］、生计非农化［8］等引起土地利用类型、利用规模和利用效率等变化；二是研究某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农户生计策略反作用关系，如退耕还林［9］、土地流转［10-11］、土地确权［12］等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关注二者共生关系研究，如：针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转型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展开研究，同时利用强化理论分析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反馈机理［13］；探究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耦合机理，揭示山区人地关系系统相互驱动与促进的变化过程［14］。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将二者割裂开来，较少考虑其耦合共生关系，研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的成果仍较为缺乏。

贵州省习水县地处川、黔、渝三地交界，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东北部，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第一渡”的地方，是典型的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县，曾经是国家扶贫攻坚工作重点县。在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结构改变，出现多种生计策略形态，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习水县位于贵州省北部，地处大娄山山系西北坡与四川盆地南缘的过渡地带，境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中山峡谷地貌。县域面积3128km2，辖4个街道、22个镇、2个乡，共248个行政村。1994年习水县被纳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13年被列入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截至2018年年底，全县总人口77.42万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为50.5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约65.3%，201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89.07亿元。习水县山高谷深，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程度深，是贵州省内最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之一。

1.2 数据来源

本文用到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习水县统计年鉴》、习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贵州省扶贫办官网等。土地利用数据和经济模式数据主要来源于移民安置区农户入户调研。以一对一问卷调查为主，结合半结构访谈与农户户主进行交流。调研内容涉及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农户生计资本拥有状况、现有土地资产及其利用情况、未来生计意愿等。

东皇街道是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的主战场，建成了4个3000人以上的安置区，搬迁入住4310户19580人，占全县搬迁人口的68%。根据抽样点具有代表性的原则，本文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岷山路、关坪等4大安置区抽取农户开展随即调研，发放问卷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52份，有效回收率为95%。运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测算得到生计策略系统和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的KMO值分别为0.642和0.608，均大于0.6，球Bartlett球型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

2 研究方法

2.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生计类型是农户生计策略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我国的研究实践中，以农户的收入来源与结构为标准划分农户生计类型的方法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15］。本文综合已有农户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区特点，借鉴有关对农户生计类型的划分［16］，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2012年以农户家庭农业收入比重的划分标准，按照农户的谋生方式、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将农户分化划分为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4种（表1）。

表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标准Table 1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types

2.2 指标体系建立

本文借鉴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指标体系建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原则出发，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2个子系统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针对生计策略子系统，本文参考以往研究成果［17-19］，从生计资本角度选取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五个层面来反映农户生计策略；针对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综合研究区实际及已有研究成果［20-21］，本文选择以土地保有情况、土地投入程度、土地产出情况三个方面表征农户不同的土地利用行为。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共筛选出22个评价指标（表2）。

表2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land use behavior system

2.3 指标无量纲化

不同指标在量纲、数量级方面有很大差异，为便于计算，需消除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和数量变化差异，得到数值在0～1区间且具有相同极性数值。本文对所有指标进行同趋势化处理后，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操作，篇幅限制，具体公式不再列出。

2.4 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早期的赋权方法中层次分析法的应用较为广泛，但该方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较重，为克服其弊端，学者们引入了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客观赋权方法以及多种组合赋权方法。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熵”是不确定性信息的度量，熵值越小，其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则该指标权重越大，反之亦然。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够有效降低评价者的主观性。熵值法计算公式表述如下：

（1）根据数据标准化结果，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占该指标比重Pij，表达式如下，其中Uij为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2）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ej：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fj：

（4）计算第j项指标权重Wj：

2.5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表示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耦合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积极正面的，又有消极负面的，因此，本文在参考有关旅游度假区居民生计与土地利用耦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22-23］，结合本研究实际构建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具体表达为：

其中：

式中：C代表耦合度，取值在0和1之间，C取0时，表示2个子系统之间不存在耦合关系，C值越接近1代表耦合度越高；S(v)为生计系统综合得分，S(l)为土地利用系统综合得分，U(v)、U(l)分别表示子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数值，W(v)j、W(1)j分别为各指标的权重，k、t分别为2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个数，k与t均小于m。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4］，我们将耦合度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等级：当0 ＜C≤0.3时，表示2个子系统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当0.3 ＜C≤0.5时，处于拮抗状态；当0.5 ＜C≤0.8时，处于磨合状态；当0.8 ＜C≤1时，2个子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

耦合度可以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无法表明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高低，而协调度可以表明相互影响的系统之间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系统之间协调状态的好坏。因此，为进一步刻画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我们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

式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取值在0到1之间；T表示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相关系数，由于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人”与“地”对于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α、β均取值为0.5。测算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目的在于判断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高低，所以应当确定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参考相关研究［25］，本文将农户生计策

略—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划分如下等级（表3）。

3 结果分析

3.1 耦合度分析

从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耦合度大小来看，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农户耦合度值依次降低，分别为0.498、0.487、0.484表4。对易地搬迁农户而言，其保有土地大多远离现居住地，耕地不便，加之地块破碎，难以进行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农作物产量不高，引致农户在土地利用的时间、劳动力、农业物资等投入减少。三种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均不高，即使是生计重心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的纯农型农户，也未进入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关系的磨合期。整体而言，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值介于0.4～0.5之间，整体耦合水平均较低，耦合关系处于拮抗状态。

3.2 耦合协调度分析

耦合协调度与生计策略评价指数、土地利用行为评价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纯农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412，处于最低水平，这是因为受传统“投入越大、产出越多”观念的影响，纯农型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使用过多，过量施肥破坏土壤理化性质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导致农作物产量降低、收入减少，其生计策略评价指数和土地利用行为评价指数分别为0.307和0.376，均处于最低水平，相应地其耦合协调度水平也不高。兼农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最小且利用方式粗放，因而土地综合效应不高，但该类型农户依赖非农活动使其生计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因而其生计策略评价指数处于最高水平。农兼型农户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相对兼农型农户而言其在自然资本方面有显著优势，相较纯农型农户而言，其在土地投入方面更为科学，因而其土地利用行为评价指数最高，为0.577。

综合而言，农兼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最高水平，为0.464，兼农型农户次之，纯农型农户最低。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值介于0.39～0.49之间，良性耦合程度低，均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3.3 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关系分析

根据调研实际，整理得到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状况统计结果（表5）。从实际耕种面积来看，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兼农型农户的户均实际耕地面积为4.429亩、2.6亩、1.435亩，纯农型农户实际耕种面积最大；从农户保有的耕地规模来看，三种类型农户户均拥有耕地规模差异不大，因为对于农户而言，即使搬离原居住地，土地依旧发挥着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作用，农户都会保留大部分土地以作为生活保障；从土地劳动力投入来看，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和兼农型农户户均务农人数占比分别为0.243、0.14、0.09；就化肥施用强度分析，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和兼农型农户的化肥施用强度依次为93kg/亩、82kg/亩、72kg/亩，农户都倾向于通过增加化肥投入量以实现增收目的。可见，农户生计类型选择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之间有较强相关性，不同类型农户在土地利用规模、土地投入等方面差异显著。

表4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Table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land use behavior

从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分析，发现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兼农型农户的户均人口数量依次为4.03人、4.23人、4.78人，户均劳动力依次为0.84人、1.1人、1.38人。可见农户家庭人口结构与生计策略选择之间有较强相关性，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劳动力数量占比越高，则农户家庭可提供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越多，这样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活动占比更高的生计策略类型。从农户收入情况分析，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兼农型农户的户均月收入分别为1857.14元、2525.31元、3030.77元，兼农型农户户均月收入是纯农型农户的1.6倍，是农兼型农户的1.3倍。由此，我们发现非农活动是增加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式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无明显效果。

表5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状况Table 5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status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贵州省习水县为例，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选取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搬迁农户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兼农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耦合度值分别为0.498、0.487、0.484，介于0.4～0.5之间，整体耦合水平均较低，均处于拮抗状态；

（2）农兼型农户、兼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依次为0.464、0.453、0.412，耦合协调度均处于0.39～0.49之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表明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协调发展状态较差，可持续性不高，存在较大可优化空间；

（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土地利用规模、效益、土地投入等方面与农户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对应关系，分析发现，非农活动是增加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纯农型农户保有的传统农业生产形式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无明显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户增收。根据调研实际发现，俊华鞋厂是目前习水县移民安置区附近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但远无法满足搬迁农户就业需求，通过吸收多方投资经营企业入驻、有组织地引导农户外出务工等方式，为搬迁户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农民就业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户家庭非农工资性收入占比，促进农户增收；

（2）推行“土地流转+就近就业”扶贫模式，推动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关系向好发展。土地流转能有效改善土地碎片化现状，解决贫困户土地管理松散，种植成本高、收益低等问题。同时采取“就近就业”模式，支持农户直接就土地流转方的企业上进行劳务，使家庭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增加贫困户务工收入；

（3）适度扩大有经营能力农户的生产规模，引导其向专业农业型农户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无明显效果，但专业农业型农户与其它类型农户相比，在经营规模、农业技术、利用效益等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的适度集中是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和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搬迁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