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霞

内容提要 本文从形式出发对西渡诗歌进行修辞学批评，以探求其文本的意义建构而不是意义表现。叙述，对于西渡来说不唯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形态。西渡诗歌叙述的结构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同时，思辨在叙述的节奏内鼓荡奔突，给文本注入沉重尖锐的价值观和命运感，表征出诗人对历史丰沛的想象力。对西渡诗歌的个案批评可以阐释当代诗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探析出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间张力营建的枢机所在。

引 言

在人类文化史上，诗歌曾受到数次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古希腊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驱逐出去，其中缘由：一、诗歌不直接反映真理本身，而是反映真理的影子的影子；二、诗歌摧残理性，逢迎人性中低劣的情欲，不利于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1]〔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页。。另一次是阿多诺对诗的“审美之罪”的判定：“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美〕马丁·杰：《阿多诺》，翟铁鹏、张赛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两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理由对诗歌进行指控。前者指控诗歌诱惑了现实，后者控诉诗歌遗忘了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诗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是从古至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