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勤禹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100

民国时期是近代以来合群结社的鼎盛期，在众多结社中，慈善组织是以救灾济难和社会服务为宗旨设立的，它们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①蔡勤禹、侯德彤：《现代化进程中的民间组织——对近代民间组织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探讨》，《天府新论》2004年第5期。本文研究的华北慈善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②民国时期还有一个名称与华北慈善联合会相似的组织——华北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该会成立于1943年，根据其章程，它以“联合慈善团体结成总力，以发动大规模慈善救济事业”为宗旨。总会设于北京，设分会于华北各重要地区。见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37—1945），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38—1539页。，一些学者在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救荒时也提及华北慈善联合会，但无人对该组织进行专题研究。③陈晓锋：《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肖育雷、吕波：《论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的救荒》，《榆林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温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救灾中以工代赈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在对朱庆澜的研究中，对该组织也是略作介绍，没有进行系统论述。④王民：《从“辛亥元老”到“慈善先驱”——朱庆澜慈善事业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费勇军：《朱庆澜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春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社会救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本文拾遗补缺，以收集到的档案、报刊、方志和口述史料，尽可能完整地还原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历史，分析慈善组织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如何参与灾荒救济，怎样处理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论述，可以呈现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样本。

一、华北慈善联合会成立与演变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央政府由北洋军阀各派系轮流执政，直至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国家统一。但是，1930年又爆发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北方地区遭受蹂躏。饱受战争破坏的北方农村贫困萧条，农民贫穷潦倒，防灾和抗灾能力都十分脆弱。在这样动荡形势下，北方地区连续发生灾荒，1928年华北和西北灾荒被灾1093县，灾民7000万。陕西是这次灾荒的最重之区：1928年受灾85县，灾民535万多人，死亡20多万；1929年灾民增加到700余万，流民78万，饿死50万；1930年饿死至少在200万以上。①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90、198、233、266页。三年大旱，仅饿死者300万，逃荒流离者不计其数。

对于这次奇灾，当时媒体有详细报道：1928年，“旱魃为虐，秋禾全无，麦未下种。是年冬，泾阳县即发生赵省之因绝食勒毙二子之事。乾县、礼泉、兴平、武功、扶风、郿县等处亦发现饥民自缢、扑水、服毒、投井诸惨剧”。1929年，“春夏之交，雨复愆期，种秋地方，惟赖时有时无之白雨，润上泽下，结果秋收分数不及二三成。于是，礼泉等县，日毙饥民，累百盈千，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郑侠流民之图，不能尽其万一”。灾重各县，举村逃亡者不一而足，“懦弱者杜门待毙，狡黠者铤而走险，社会秩序，顿呈纷乱状态。初则结伙行劫，昼伏夜出，差足自给者，首遭其害；继则青天白日，无论亲友，稍有储粮者，亦同罹祸。……郿县、武功等县各有死人坑（即灾民公共墓地）数处，无处不满。更有死于道路，无人掩埋者，难以数计”。1930年，劫运未转，当早秋吐穗时期，“近省各县，忽然发现蝗虫，飞起则遮天蔽日，落地则遍陌盈阡，甚至皇皇周道，亦布满蝗蝻，行人无隙着足。早秋晚秋，同被啮蚀罄尽，致将数月耕耘之劳苦，顷刻置诸虚牝。……定边等县，亦发现田鼠食禾，千百成群，挪不胜捕，一刹那间，食尽颗粒”。②本段史料皆引自卢兆珽：《最近陕西之灾情与赈务》，《新陕西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灾区农民在连年灾害的打击下，陷入求生无门的凄惨境地，户户啼饥，人人待毙。

灾荒之下，三秦大地灾民卖农具卖牲畜，卖儿鬻女成风。兴平县原上村，“率成瓦砾之场，卖儿鬻女者，十户之中，恒有三四”。礼泉县为特重灾区，“县北五里之皇甫村张家、祝家，原有人八十余户，马车二十余辆，现在房屋一律拆毁，张家仅留二十余户，祝家仅余五六户，瘦牛二头，旧日之马车农具，均已变卖无余矣。……更如北区之索村山等处，老弱早已死亡，壮者出外求食，或竟死亡净尽。所有死者之骨骸，不能埋葬，均暂厝土窑中，共计不下一千余具。”乾县居陕西西北，全县20余万人口，仅剩12万奄奄一息之灾民。武功县全县饿死万余人，有百户人家之村落，仅剩二三十户；有一村从前有百余户，已无生人，留下许多死尸。扶风县自1928年以来，因灾死亡人口63511人，非赈不能生活者98659人。③卢兆珽：《一月来陕西之灾情与赈务》，《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第147—150页。宝鸡十室九空，八口七死，三年亢旱死于饥寒并逃亡异乡者约有6万余人。④卢兆珽：《一月来陕西之灾情与赈务》，《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5期,第141页。灾荒形势之严峻，非笔墨所能言尽。遭受如此严重浩劫，受灾各县纷纷乞赈，“若再不籍图救济，陕省人类，恐有绝种之虞”①卢兆珽：《最近陕西之灾情与赈务》，《新陕西月刊》第1卷第1期，第98页。。待赈之殷，乞赈之切，可见一斑。

面对陕西持续的严重灾荒，陕籍名流于右任、邵力子、杨虎城、康寄遥等多方奔走，呼吁南京政府早拨赈款，陕西省赈务委员会和受灾县赈务会也紧急向各级政府、国内各善团和善士乞赈。显然，陕灾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仅靠政府救济是远远不够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名流行动起来，募捐赈灾，成为陕灾救济的有力补充。其中，朱庆澜领导的华北慈善联合会就是突出代表。②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浙江绍兴人，曾任四川副都督，黑龙江代理都督，广东省省长。1925年2月卸去军政要职，脱离仕途，全力从事慈善救济事业。1928年任东北筹赈会副会长。1929年，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0年5月，创办华北慈善联合会。1931年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辞不就职，专心赈务。1936年，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在陕西等地从事救济难民活动。1941年1月在其创办的陕西灾童教养院去世。参见《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65页；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哈尔滨人物》第3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1992年，第5页。

1928年北方发生旱灾后，朱庆澜就开始积极奔走，筹赈救灾。他在东北与张学良等联合组织东北筹赈会，张学良任会长，朱庆澜任副会长。③宋畅：《民国时期东三省的赈灾组织——东北筹赈会》，《兰台内外》2019年第15期。1930年2月，他将东北筹赈会购买的大批赈粮押送到陕西灾区发放，并亲自对陕西灾情进行实地勘察。惨不忍睹的现实，使他决心要为陕西灾民奔走呼吁。从陕西回到平、津后，他在平、津两市成立临时筹赈陕灾急赈会。3月，他与天津各界人士商议将天津西北筹赈会与天津各募捐会合并，成立统一的筹赈机构——西北赈灾募款委员会，天津市长崔廷献任会长，朱庆澜任副会长并负责购买和运输赈粮。④《救济西北灾民》，《申报》1930年3月17日。但是，急赈会只是应一时之需，一、二个月后即行解散，所筹钱款对于陕灾来说“仍未能尽于万一”。另外，平津陕灾急赈会所募钱粮并非交由政府支配，他们自行散放或交由慈善组织散放。再者，朱庆澜怀揣“救人救彻”目的，希望在陕灾急赈结束后，继续办理灾后重建。于是，他与一些救灾人士商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办理陕灾的组织，负责查勘、放赈和善后等事宜。同年5月，他利用第二次到陕西实地勘灾放赈机会，“在省城大保吉巷，组设华北慈善联合会，主持查放急赈”。⑤《公电》，《申报》1930年6月18日，第9版。华北慈善联合会至此在西安成立，朱庆澜被推举为委员长（会长），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名誉委员长。

朱庆澜从陕西回到天津后，于1930年7月26日在天津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驻津办事处，会址设在天津社会局内，⑥《朱子桥拟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益世报》1930年7月28日，第10版。故也称“天津华北慈善联合会”⑦1931年3月25日振务委员会给朱庆澜的电报中即用“天津华北慈善联合会”。见《电华北慈善联合会为准朱李两委员助龙洞渠工经费已议拨洋2万元特电查照文》，《振务月刊》（南京）1931年第2卷第3期，“公牍”，第48页。。天津是陕灾筹募中心，施赈业务在陕西，办事处设在西安陕西灾童教养院内，故又称“西安华北慈善联合会”⑧《朱庆澜报告放赈情形》，《大公报》1930年5月30日，第4版。。1930年9月，华北慈善联合会对组织进行扩大，扩为总务组、出纳组、采运组、救灾组、防灾组、教养组、送药组、审核组、视察组，分别由路禾父、张忠盛、杨明声、高永福、杨慕时、康寄遥、王智辉、唐慕汾、杜松年为主任干事，查良钊为干事长，加推熊希龄和冯玉祥为名誉委员长。①《朱庆澜已启程返平》，《大公报》1930年9月9日。至此，华北慈善联合会成为一个分工明确、组织系统有序的专门救灾组织。

陕灾救济结束后，华北慈善联合会工作重心回到华北。1933年和1934年办理天津冬春粥厂，②《慈善联合会购粮四千石 七处粥厂地点已定》，《益世报》1934年11月15日，第5版。1933年赈济鲁西水灾，③《李仪祉过济返京》，《申报》1933年9月18日，第9版。1934年为河南黄灾募捐赈济④《钱俊人募集赈款三万元》，《大公报》1934年1月14日，第10版；《赈灾会请办理移民就食》，《大公报》1934年1月15日，第4版；《滑县灾情仍重》，《大公报》1934年6月8日，第4版。。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地区沦陷，难民大量逃难西北和西南。华北慈善联合会随着人员的散去基本上停止活动，但他们兴办的陕西灾童教养院和扶风灾童教养院，继续收容流浪难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儿童提供服务。⑤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53卷《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9页。

二、善款来源

慈善组织主要靠社会捐赠才能生存和发展。华北慈善联合会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为陕灾募集的资金达到上百万元。其中，1930年募集66.587万元，1931年在上海募集40万元。他们募集捐款主要来自平津陕灾急赈会、东北筹赈会、上海陕灾急赈会。朱庆澜在1930年关于会务报告中指出：该年天津捐助赈款51.706万元（内有东北各省捐款转交天津转汇的），北平捐助赈款13.36万元（内有北平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捐募赈款10万元），上海汇款1.521万元。⑥《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华北慈善联合会的上百万的善款是如何筹集的？

1930年5月，朱庆澜第二次去陕西放赈。他认为在最重灾区，“非速放急赈不可，有三元钱可以救一命”。⑦《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0年1月10日，第4版。“三元钱救一命”是指三元钱可以买一斗小米，一斗米可供一人吃两个月。⑧《朱庆澜到长哈募赈》，《申报》1930年7月14日，第8版。他放赈回到西安后，在演讲中呼吁：“有三元救一命，为灾民生死关头，诸公仁声义闻，海内同钦，务求鼎力援助，亟需拯救。”⑨《最后五分钟，朱庆澜、李晋自陕来电》，《大公报》1930年5月9日。“三元救一命”的呼声反映了在灾荒严重关头，为灾民乞赈的深切呼喊，它将简单的数字与灾区灾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容易触动人们的情感和良知，使募捐取得较好效果。

“三元钱救一命”这种呼吁很快转化为募捐行动。1930年5月11日，朱庆澜与熊希龄等在北平发起陕灾临时急赈委员会。5月12日，又在天津成立陕灾临时急赈委员会。⑩《急救陕灾》，《大公报》1930年5月13日。6月4日，他们假天津法租界光明影院召开募捐大会。在会上，朱庆澜首先介绍陕灾惨状，然后将电影公司去灾区拍摄的灾民悲惨照片放映，会后分送各大埠电影院放映，观者产生直观感受和强烈的心灵触动。6月11日，北平陕灾临时急赈会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募捐大会，银行公会和许多慈善人士参会，当场募集赈款3万余元。①《庄严之同情》，《大公报》1930年5月12日，第4版。同一天，天津陕灾临时急赈会又在西湖饭店邀请天津书画家捐助作品，卖画助赈。②《急赈会昨宴书画家》，《大公报》1930年6月12日，第7版。本次平、津两市的募捐活动从5月12日至7月31日，共募集40.9406万元，③《急赈会募捐成绩》，《大公报》1930年8月2日，第7版。全部委托给华北慈善联合会用于购买粮食、籽种或直接向灾民散发。

为了宣传灾情，多筹善款，朱庆澜1930年6月给《申报》馆经理史量才发电：“平津、东省所募粮款为数有限，杯水车薪，深虑无补。我公关怀胞与，轸念痌瘝，东南又夙多好施之士，敬祈鼎力提倡，广为劝募。或派员往放，或汇交敝会并放，并请登报宣传，以期多所兴起，多筹数元，多救一命。”④《公电》，《申报》1930年6月18日，第9版。他希望借助《申报》影响力，呼吁上海等东南善士为陕灾慨捐义囊。7月，他到东北再次募捐，在长春假借吉林总商会向到会的300余人展示在陕灾调查和放赈期间搜集到灾民所吃树皮、草根、石面、漆子面等20余种所谓的“食物”，会场内广帖劝赈标语数十种：“三元救一命”“天下第一快事便是花钱助赈”“少吸鸦片一两就能救一命”“省下一瓶香水便是救活多少人命”“多救一个同胞国家多增一分元气”“救人活命是人生高尚的美德”“救人一命胜造高塔”等。长春募赈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地又赶到哈尔滨市，在中东铁路俱乐部、道外滨江商会、道里总商会等几个场所，向各界介绍陕西灾况。在哈尔滨的两天募捐时间里，募集10万多元。⑤《朱庆澜到长哈募赈》，《申报》1930年7月14日，第8版。东北之行共募集善款20余万元。⑥费勇军：《朱庆澜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2页。

1930年8月，朱庆澜、查良钊等华北慈善联合会10多人携带赈款和赈粮第三次赴陕赈灾，本次在陕放赈历时5个多月，直到1931年1月初才返回平津。3月，他和干事长查良钊专程到上海为陕灾继续募捐。在筹赈会上，陕省赈务会主席兼华北慈善联合会常务委员康寄遥呼吁救济西北嗷嗷待哺同胞：“有力者量力捐助，无力者口角春风”，并以佛教财施、法施、异施、心施，祈请各界布施四法，拯救灾民。⑦四施：有钱捐款为财施，遇人劝善为法施，恐人害怕用语安慰为异施，无力帮忙一念为善是心施。见孙筹成：《康寄遥之惨报告》，《申报》1931年3月22日，第17版。查良钊将陕灾幻灯片放映，使观者无不震撼。他们还在3月8日的《申报》“图画周刊”上将拍摄的陕灾9张照片，附以中英文字将陕灾原因、救济经过、救济方法、现在灾况和善后办法等，进行宣传，使许多不了解陕灾的人士有了了解。⑧《申报图画周刊》，《申报》1931年3月8日，第33版。上海筹募陕灾临时急赈会设立61个分队，规定每队劝募1000元。⑨《朱庆澜展期北返》，《申报》1931年3月12日，第10版。沪上名流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合宴亲友，将陕灾照片放映，观者动容，当场认捐6.06万元。⑩《赈务概况》，《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1931年5月1日，第154页。上海募捐共筹集赈款43.10万元，面粉1.5万袋，⑪《陕灾急赈会结束完善》，《申报》1931年8月6日，第14版。“实为上海自民国以来，募捐赈款之第一成绩”⑫《朱庆澜为陕振道谢各界》，《申报》1931年4月30日，第14版。。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慈善联合会筹募善款一百多万元，成绩不谓不大。透过募捐，可以看到华北慈善联合会通过会长朱庆澜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在募捐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华北慈善联合会主要成员的演讲、报纸宣传和照片展示、幻灯片放映等，动静结合，加上晓之以情的报告，使听众和观者产生极大心理触动，萌生拯救同胞的冲动，纷纷捐钱捐物，从而募集到数额巨大捐款，拯救了成千上万灾民。

三、移粟就民

救灾以举办急赈为先。移粟就民是急赈一种，包括向灾民提供粮食、粥食、衣药和款银等。移粟救民虽然可以使灾民免去逃荒之苦，有助于灾民在地恢复生产，但是将粮食和救灾物资长途跋涉运到灾区，涉及交通是否便利、沿途是否安全、沿途官府是否配合、运输工具是否齐备等因素，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移粟救民就可能中止或迟缓。

赈济银粮。赈粮运到灾区是一个十分艰难过程。1930年2月，东北筹赈会筹集赈粮4000吨，为防止沿途有克扣和贪污赈粮事件发生，保证“所运者无一粒而非赈粮，所救者无一命而非灾民”①吉林省档案馆藏：《东北筹赈会报告书》，档案号：J130-0003-0008。，朱庆澜偕国内慈善团体同人亲自押运到陕西，沿途得到各地军政长官协助拨给车辆，得以将赈粮安全运到灾区散放。②《朱庆澜到津》，《益世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1930年5月，华北慈善联合会又从东北购买粮食及籽种3000包4000余吨，火车将粮食从东北运到北京丰台后，由于铁路没有互通，只得将粮食卸下重新装车。当时车皮紧张，朱庆澜出面与阎锡山沟通，阎答应提供车皮后方将粮食装运上车。火车将粮食沿陇海铁路运到河南与陕西交界的灵宝后，已至铁路终点。他们卸下赈粮，再由灵宝上船，河运至陕西渭南，行三四天后到达西安，然后用人力车和汽车再托运至受灾各县。按照灾区轻重，分到14个灾区县。③《赈粮籽种运抵灾区》，《大公报》1930年5月18日，第3版。因华北地区当时由阎锡山势力控制，每次从北方运送赈粮，都要与他沟通，只有得到他的支持后，才能搞到火车皮。1930年6月，在阎锡山拨580吨之12号车皮一列后，装运天津急赈会购买的面粉5000袋，玉米面5000袋，由华北慈善联合会干事长查良钊等3人押运到达陕西灵宝，再装船运到西安，后到灾区放赈。④《急赈会的成绩 募款总数逾二十六万》，《大公报》1930年6月27日，第7版。此次运粮所走线路与上次一样，整个过程大约需要20余天。移民就粟不仅在运输过程中面临各种困难，在灾区救济过程中也会遭遇险恶。1930年8月23日，他们在陕西查灾和考察引泾和引渭水利工程，行至岐山县五丈原时，遭遇一伙土匪，朱庆澜、崔献楼等人所带贵重物品被抢逃脱，查良钊被土匪绑票，身陷匪窟81天，历经惊险，于11月10日出险回至西安。⑤镂永记：“虎口余生之查良钊”，《天津商报图画半周刊》1931年第1卷第40期，第1-2页；韬奋：“记查良钊君谈陕灾事”，《生活》（上海）1931年第6卷第12期，1931年3月14日，第254页。他亲见绑匪之凶残和灾民之痛苦，与朱庆澜等在1931年1月一起回到北平，后又到天津、上海等城市，将陕灾黎民百姓的凄惨状况向媒体讲述，进一步引起公众对陕灾关注和同情筹款助赈。

华北慈善联合会不仅购粮散放，也将善款部分发给灾民，仅1930年就施放赈款66万元。①《朱庆澜谈陕灾》，《大公报》1931年1月5日。因灾民多善款少，一般散银按照家庭为单位，大约每家能得1元。②《麦苗枯槁死亡愈多 朱氏即来带款往赈》，《申报》1931年4月23日。按照当时价格三元买一斗小米，一个人可以吃两个月，一家一元只能买三分之一斗米，其艰难可想而知。由于此次旱灾持续时间长，灾区恢复缓慢，1931年6月，朱庆澜和查良钊等人再次入陕，发现“农民欲种无籽，欲耕无牛，继以蝗虫黑霜，不一而足，且迄今仍亢旱不雨，秋禾难收，灾象已呈，今年灾情犹甚严重”。6月21日，他们将携带的3.4万元在灾情重的乾县、兴平、武功、扶风等10多个县散放，让灾民赎农具、买籽种和筹贷耕牛等，解决灾民生产上基本资料的严重匮乏。③《陕省大灾尚未渡过》，《大公报》1931年7月10日，第5版。

设粥厂与施衣施药。冬天是青黄不接的时间，许多灾民因饥饿而冻死。1930年11—12月，华北慈善联合会在受灾最重的兴平、武功、扶风、岐山、眉县等设立11处粥厂。每个粥厂每天就食人数1500人，时长5个月，使灾民能够熬过寒冷的冬春季节。粥厂开业后，灾民蜂拥而至，有的粥厂每天就食人数达到5000人，少的也在2000人以上，每天就食者达4万人，人均每月资费1元。④《朱庆澜谈陕灾》，《大公报》1931年1月5日，第3版。原计划11万元用于5个月的放粥，因就食人数过多折半也难。朱庆澜1931年1月返回北平后，不断呼吁平、津、沪等陕灾急赈会继续筹款助赈，以解决青黄不接、大规模死人惨剧发生。华北慈善联合会的急赈工作持续了三年，直到1932年夏还给灾情严重的扶风汇去6000元，用于散放急赈和设粥厂。⑤《扶风灾情仍严重》，《大公报》1932年8月22日，第5版。

三年亢旱，一些灾民因缺衣少穿，每逢冬季，“手臂、手指、小腿或脚部冷断者随处可见”⑥《记查良钊君谈陕灾事》，《生活》（上海）1931年第6卷第12期，1931年3月14日，第253页。。有的儿童数人仅穿单薄短衣，裸其下体，下腿已被冻断，哭丧着脸匍匐在地上爬行。此情不是亲临灾区难于想象，华北慈善联合会在1930年冬季来临之前，赶制棉衣数千套，在灾区选最饥寒者发放。他们还将社会捐赠的2万余元药品，组织人员在关中和汉中一带施放。⑦《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但相对于需要施药的人口来说，药太少，以礼泉一县计，有700个村庄，每村施放10付药，需要7000付药。⑧《朱庆澜到长哈募赈》，《申报》1930年7月14日，第8版。药品需求与实际量差距很大，华北慈善联合会只得大力宣传，仰赖社会各界尽力多捐，即使如此，也难达预期，众多灾民无奈在病中死去。

从华北慈善联合会移粟救民施赈过程，可以看到他们与政府保持着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按照政府规定，赈灾粮食和籽种的运输获得政府免税的优惠，运输车辆的使用得到各地军政要员支持和保护，不然势必造成抢粮事件发生。⑨当时有传言运陕车辆被劫持。1930年6月2日，朱庆澜进行驳斥：“不独澜手粮款未尝被劫分毫，且去今两年，各善团运放粮款，亦未尝有所损失，澜可负责保证。”见《运陕赈粮并无被劫事》，《申报》 1930年6月24日，第14版。在筹赈和散赈过程中，华北慈善联合会与平、津、沪陕灾急赈会及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世界红卍字会、孝惠学社等保持着良好的分工与合作关系，避免了急赈过程中重复放赈和无序施赈，提高了筹赈和散赈的效率。无奈国穷民弱，终难普惠灾黎，结果饿死者众多。

四、创新农赈

农赈是以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通过发放籽种、贷放款物等方式救济灾民的一种赈济形式。灾荒期间，许多灾民为了活命将农具车辆等贱价出售换钱，或拆毁以充柴烧。当灾后要恢复生产时，许多农户已无农具，更无钱购买农具。华北慈善联合会从“救济救彻”本旨出发，设法帮助灾民解决农具缺乏问题。为此，他们在兴平县创设“农具贷质处”，将铁锹、锄耙等农具贷给灾民，只提供铺保即可，用完归还，解决了灾民生产面临的难题。该法试办后灾民多受实惠，交口称赞。这一措施后来也被陕西省赈务委员会采用，在咸阳、礼泉、武功等设置农具贷质处，解决灾民恢复生产的困境。①《陕赈特刊》，《天津商报图画半周刊》1931年第1卷第40期，第1页。

为解决灾民籽种问题，1930年5月，北平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捐助玉米3000包，华北慈善联合会负责租车运往陕西，汽车运费由华洋义赈会承担，华北慈善联合会负责将籽种运到岐山、兴平、乾县、礼泉、周至、咸阳、泾阳、三原、长安、高陵、蒲城、华阴、临潼、渭南、朝邑等15个县，散放玉米种子，给7个县散放麦种。②《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朱庆澜南下来沪》，《申报》1931年2月28日，第13版。

为解决灾户耕牛缺乏问题，他们借鉴正在兴起的信用合作制度，在扶风建立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贷款买牛。1931年六七月间，他们向陕西省政府呈请贫民购买耕牛免税，得到省政府批准。为此，制定了《试办信用合作社贷款购牛办法》：

（1）地户有地无牛，本会愿为帮助贷给购牛之钱。

（2）地方贷钱，要实在是勤俭务农的人，不吸食鸦片，无妄作非为，方能借给。

（3）地户贷钱要先到挂号，看明章程，填写愿书。

（4）挂号后，候本会调查清楚。如果情形合格，批准之后，地户要来立字据。

（5）立字据要有铺保，如实在无铺保，可弥两家殷实之户作保，候本会对明，可发给本会买牛护照。

（6）地户领得本会买牛护照后，限半个月内，即须将牛买妥，连牛及单据携至本会验看。如无情弊，将牛烙本会铁印，即将牛价付给；倘有不实不尽，本会即不能借给款银。③《陕省大灾尚未度过》，《大公报》1931年7月10日，第5版。

扶风信用合作社设在灾童教养院内，杨树枝任社长。④《二元五角救一命》，《大公报》1933年1月31日，第5版。该信用合作社是陕西省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之一，它不仅帮助部分灾民解决了主要的生产资料，促进了灾民早日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也为陕西省农村合作运动进行了初步探索，为20世纪30年代陕西合作运动开展提供了经验⑤1934年夏，陕西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内设陕西农村合作事务局，专负促进陕西农村合作事业的责任。。

五、以工代赈

开渠灌溉是解决旱灾地区灾荒的最主要治本之策，惟有标本兼治，方能减少灾荒。华北慈善联合会成立伊始就抱定：“向来赈灾，只重施舍，布施易尽，灾情难济。”①杨其瑞：《陕西灾童教养院参观记》，《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1931年7月1日），第62—64页；张建文：《以工代赈：陕西灾荒之救济》，《良友》1930年第51期，第8页。本此目标，他们专门约请陕西水利专家视察泾河与渭河流域，讨论将水量丰富的泾河或渭河水通过导渠引流方式，灌溉受灾农田。②《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0年1月10日，第4版。经过努力，引泾水利工程于1930年11月付诸实施。该工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渠口工程，建筑滚水坝一座，开掘引水渠一道，以及展宽旧渠，添造桥梁等，费用约需60万元，由华洋义赈会、华北慈善联合会等慈善团体承担；第二部分为平原上支渠工程，费用约需40万元，由陕西省政府承担。③《灾情通讯社致中外各慈善团体报告引泾情形电》，《陕灾周报》1930年创刊号，“函电”，1930年11月28日。11月7日，引泾灌溉工程之钓耳嘴龙洞渠正式开工，华北慈善联合会负责工程所用水泥。为此，朱庆澜和李晋专程到河北唐山采购2万包水泥，作为分担的10万元工程款的一部分。④《进行中之陕渭北引泾渠工》，《大公报》1931年3月15日，第5版。另外，檀香山华侨捐助14.5万元，华洋义赈会筹资40万元。该工程使用灾民2000名，每名灾民计工给钱，以工代赈。部分工程于1931年6月完成通水，当年受益农田面积50万亩，整个泾惠渠水利工程到1935年全部完工，共花费130万元，使60万亩农田可以得到灌溉。“凡过其境者无不称赞，陕西中部之发达，此渠大有力焉。”⑤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甲种第39号：《华洋赈团工赈成绩概要》第5集，1934年5月，第3页。泾惠渠开通改善了受灾最重地区遇旱即灾的局面。陕西省建设厅长李协在1931年6月26日工程竣工典礼上讲道：“华洋义赈会、华北慈善联合会及檀香山华侨，于泾渠最有功德，应永远延之为顾问团体，并请求常派专家指导，襄助本省农工业之发展。”华洋义赈会赈务处主任贝克（J.E.Baker）讲：“倘中国赈团尽能援照该会，用巨额赈款用之于生利的建设事业，则中国不数年间，必可如印度前例，永免饥馑之苦。”⑥《华洋义振会振务报告（续）》，《大公报》1931年6月23日，第4版。他对华北慈善联合会的救灾治本之策和合作精神，赞赏有加。

除参与泾惠渠部分工程外，华北慈善联合会还针对灾区交通落后，运送救灾物资困难情形，参与陕西修路筑桥等工程建设。他们通过招募灾民，采取以工代赈方式修建武功县与兴平县之间的公路90余里和慈丈原原坡土路。又与上海济生会、世界红卍字会、陕西省赈务委员会联合，修筑岐山县城东的鲁班万缘桥及宝鸡县通蜀必经之路——利门镇清江河铁桥。⑦《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朱庆澜谈陕甘灾赈》，《大公报》1931年8月14日，第4版。这些工程，有助于改善灾区落后的交通，促进了救灾物资的较快运输和灾区经济发展。

华北慈善联合会本着建设救灾理念，积极与政府和其他慈善团体合作，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凿渠、建桥、修路，顺应了近代以来积极救灾理念，既为灾区人民带来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改善，也为他们谋得摆脱灾荒带来长久生活便利的可能。

六、教养兼施

老弱妇是灾荒中几个最脆弱群体，妇女和儿童常常被卖掉，年老者无力逃荒而饿死。华北慈善联合会针对这几个弱势群体，在各灾区专门设立妇女收容所、灾童收容所和养老所。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有条件的收容所则辅之于必要工作，如1930年6月在西安设立的妇女收容所，专门购买纺织机械，建立2处织染厂，从外地聘来技师，教授这些妇女纺织技艺和机械织布，同时结合传统的纺车纺线，通过以纺代赈方式来救济。在兴平则设立妇女纺织贷本处，为妇女购买纺车提供资金支持。①《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对于灾童，他们在西安和扶风设立了两个灾童收容所。在收容灾童过程中，朱庆澜提出“有养无教，不足于言救济”观点，②《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认为“为灾童长久计，不得不有一番教养兼施贯彻始终之举动”。③西安市档案馆藏：《奉令转饬该主任查复该园就近共有官地若干亩以便拨给华北慈善联合会以作农艺试验场由》，档案号：M005-1-0002-0013。下面以陕西灾童教养院为例，来考察教养院兴办过程及运行情况。

陕西灾童教养院坐落在西安市中山门内，其开办之初为解决没有房舍和场地的困难，便寻求西安市政府支持。1930年5月30日，市长杨慕时给西安新市区管理处主任刘文焕令：“准华北慈善联合会函开迳启：敝会拟筹设灾童教养所，需用房舍相应函请贵府将平民住所及教室一并借与敝会，俾资开办。”杨市长批复：“一俟华北慈善联合会派员至日，即将平民住所及教室一并点交具复备查。”④西安市档案馆藏：《令知俟华北慈善联合会派员到时即将平民住所及教室点交具复备查由》，档案号：M005-1-0002-0002。得到西安市政府支持，将空闲的教室和部分平民住所给用，陕西灾童教养所举办起来，收容男女灾童900余名。⑤《陕灾中之妇孺与儿童》，《申报》1930年7月6日，第9版；《华北慈善联合会赈济陕灾工作报告》，《大公报》1931年1月10日，第4版。

按照朱庆澜会长的办院宗旨，教养院与临时性收容所不同，教养院是一个“教养兼施，身心并教”的机构，设农艺科、纺织、木工、鞋工等科，教授灾童技术。教养院首先举办农艺科。为此，1930年他们向西安市政府提出建试验田，“将官地内就近拨借一百亩，以便练习候用，毕仍归还”。市政府经过查勘，平民住所附近有官地93.81亩，除平民住所第四所种菜地11.3亩外，市政府将所余的82.51亩官地，于10月悉数拨给灾童教养院使用。⑥西安市档案馆藏：《据勘复与华北慈善联合会拨借官地亩数等情呈请鉴核》，档案号：M005-1-0002-0016。西安市政府再次帮助陕西灾童教养院解决困难，官民良性互动有力推动了教养院发展。各县陆续送来灾童，很快数量突破千名。原有的房舍不敷应用，教养院再向西安市政府提出扩大房舍面积，“将第一高小及毗连之图书馆，暂为拨借一用，以便安插灾童”。⑦西安市档案馆藏：《准华北慈善联合会函请拨借民乐园第一高小及毗连之图书馆安插灾童并划拨附近地亩预备播种一案，仰会同核办具复由》，档案号：M005-1-0002-0011。1930年9月20日，市长批复令新市区管理处安排执行，这样教养院面积进一步扩大。后来，入院的灾童数字比开院时翻了一倍，房舍又不够使用。1931年1月，教养院又提出将教养院对面的东南两巷平民住所租用，“盖因该所房屋多系一明一暗，竟有一二人独占两间者。……每于明间添筑隔壁，则后间即可容纳住人。似此办理，尽可腾让多院，两得其便，所有添筑之费由敝院担任。”①西安市档案馆藏：《据呈复业将平民住所房院及教室点交华北慈善联合会收讫请鉴核备查由》，档案号：M005-1-0002-0006。后再获市府批准。这样，陕西灾童教养院成为民国时期陕西最大的教养院，有房间300余间，最多时收容灾童达1700名。②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53卷《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9页。

陕西灾童教养院共分12科：教育科、织染科、医疗科、农圃科、理发科、缝纫科、木作科、制鞋科、编物科、仓库科、会计科和庶务科，每科设主任一人，技师或职员若干人。事务主任、工务主任和文牍管理各科事务。③杨其瑞：《陕西灾童教养院参观记》，《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第62—64页。教养院部分自给自足，灾童衣服由教养院缝纫科缝制；年纪稍大的灾童种植庄稼，掌握劳动技能，收获的粮食自用。④杨其瑞：《陕西灾童教养院参观记》，《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第62—64页；张建文：《以工代赈：陕西灾荒之救济》，《良友》1930年第51期，第8页。一位6岁时曾在教养院学习了2年的老人回忆：1931年11月，他到教养院，被分到“仁爱”队。“每天上一次识字课，上课只是一个名称，其实学生没有课本，没有写字本，没有写字的笔，只是听听老师讲课而已。我在陕西省灾童教养院待了两个月之后，就被分配到院里的倒纱车间做工。这样每天劳动时就能多吃一个馍，晚上下班后再上识字班。当时的教养院里有不少工种，制毯车间、织布车间、经纬车间、木工车间、铁工车间等等。……每到星期天，大家排成很长的队，跟着前面的和尚念阿弥陀佛。”⑤昝井荣口述，吴宽宏整理：《在陕西灾童教养院的岁月》，《西安晚报》2015年11月29日，第5版。教养院灾童“如系半工半读者，吃小米粥外，还可以领蒸馍一斤；不能作工者，只吃小米粥，一律无油盐菜蔬。灾童有父母者，于朔望来探视时（朔望即星期天），带给腌菜或辣子，亦属甚微。”⑥杨其瑞：“陕西灾童教养院参观记”，《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第64页。教养院之所以有一个宗教仪式，是因为朱庆澜信仰佛教，是民国有名的佛教居士，借此也将创办人的信仰融入到教养院仪式中。教养院对儿童工作有成绩的，予以奖励，技术优秀的，则给薪资，以资鼓励。⑦杨其瑞：《陕西灾童教养院参观记》，《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第64页。

陕西灾童教养院生活虽艰苦，但孩子们可以有机会学习，一些孤儿获得抚养和成长机会。教养院一直办到1947年，随着华北慈善联合会结束而终结，由陕西省社会处令组董事会，更名为庆澜育幼院。1950年8月由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⑧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53卷《民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9页。陕西灾童教养院与扶风灾童教养院一起成为陕西救荒史上重要善举。时人对华北慈善联合会所办的灾童教养院有很高的评价：“推其意也，夫岂徒救灾恤孤己哉！盖不独思以院代家，加绘于素，修养其身心，锻炼其体魄，以挽弱私之末习。抑且思寓业于教，存俗于乡，或务农以力田，或习工而善事，即学即用，以矫其相违之弊，二者实吾国教育之通病，积数十年之经历，所不能祛也。”⑨谢宗陶：《代祝主席绍周拟陕西扶风灾童教养院碑记》，《河南社政月刊》1947年第5期，1947年1月，第25页。灾童教养院不仅是一个庇护所，让灾童活下来，还是一个文化和技能培训学校，他们“工读并重”，学习文化，培养技能，参加劳动，学以致用，为农村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为社会造就了成千上万有一定文化与技能的社会公民。

华北慈善联合会在陕西灾荒严重时刻，主动参与到灾荒救济中，在政府救灾能力不足，政治上又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与东北、华北和陕西的地方政府沟通，在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前提下，与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和上海中国济生会、孝惠学社等慈善组织一起，为灾区募捐，举办急赈、创新农赈、以工代赈，设立教养所收养灾童，教养兼施，拯救了成千上万灾民，为灾区重新恢复生机奠定了基础。

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救灾过程中探索了一些新举措新方法，比如寓教于养、农具质贷、耕牛信用、修渠筑桥等。这些建设性救灾措施，在陕西救灾史上有的具有开创性，不仅使灾区免于更大灾难，也进一步丰富和验证了慈善组织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创造性。华北慈善联合会救灾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救济效率，表明了慈善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他们可以独自承担或分担政府在民生问题上因财力匮乏或方法单调、创新不足，弥补政府在民生方面欠缺。他们以传统的救灾方法和试验的一些新方法，丰富和发展了救灾内容，提供了慈善组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