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沐 赵 洁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20)

提要： 明代的兰州凭借着兰州卫、庄浪卫的防御功能屹立在西北九边戍防线上。兰州的战略地位由此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明代的兰州、庄浪卫控制着通往西域的大道，是明代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通道，而洪武年间架设在黄河上的镇远浮桥则是这条生命线的咽喉。明代兰州自从有了黄河镇远浮桥，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与政治上的威慑作用更是超过历代。肃王之所以移藩兰州，这与兰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兰州黄河镇远浮桥的贯通，为兰州商业的异军突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兰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河旱码头。明代的兰州还是茶马贸易的关键节点，明廷在兰州设有兰州课税局，这些商业功能的增添使得兰州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开始向多功能的城市转变，这是兰州作为城市兴起的重要标志，开启了兰州作为西北商业重镇的序幕。明代肃藩移兰对于兰州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给予了全面提升。除政治、军事、商业影响外，肃王府的建设还带动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其建设规模远远超过了周边府县。肃王迁兰极大地促进了兰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兰州一跃成为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而所有这些正是明代兰州崛起的真实写照和主要原因。

一、导 言

兰州古称金城，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西汉在今兰州始置金城县，属天水郡。翌年置金城郡。东汉末年，分金城郡置西平郡，金城郡治由允吾迁至榆中(今榆中县城西)。隋开皇三年(583年)改金城郡为兰州，兰州之名始闻于世。元朝建立后，在今兰州地区建有兰州、金州(今兰州市榆中县)、庄浪州(今兰州市永登县)，分属陕西行省与甘肃行省。明朝改庄浪州为庄浪卫，属陕西行都司管辖，改兰州、金州为兰县、金县，属陕西行省临洮府管辖。纵观兰州的历史定位，明朝以前大体基于两大功能：一是西北边郡要塞，一是内地通往河西乃至西域的交通孔道，发挥着“承东启西，连南济北”的桥梁作用。进入明朝后，兰州的历史定位悄然发生变化，那就是向多功能的城市转变，这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在要塞咽喉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异军突起的商业功能、顺势而发的文化功能以及在肃藩带动下颇具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要素。前者为明代兰州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后者正是本文所指的明代兰州崛起的最新内容。如果说清朝陕甘分省后，兰州一跃成为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一，那么这一变化应当从明朝就已逐渐显现。

学术界对于兰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论著非常多，但大多集中在秦汉、唐宋、清代以及近现代，对于明代兰州如何崛起的专题研究则相对较少，只是在通史类的著作中有所提及，如较早的有出版于1943年的张鸿汀(1889—1950年)的《兰州古今注》。该书所述兰州建置、衙署、名胜、古迹、乡贤、民俗，翔实可靠。李孔炤(1894—1967年)所著的《兰州简史》《兰州文化发展史》，两书皆为稿本，“文革”中大部分散佚，仅有部分内容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教师王纯德曾编著过《兰州资料》，1963年甘肃师范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从中选出地理部分油印成《兰州地理资料汇集之一》，作为乡土地理参考资料流布，今存于甘肃省图书馆。该书对于兰州今昔、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市区面积与区划、人口与民族、兰州著名的物产、兰州的名胜古迹、兰州市的交通、兰州在前进、兰州地理资料篇目及兰州的学校均有全面反映，尤其是“现状”部分最具价值，其中有许多调查数据与图表。鲜肖威、陈莉君于1980年编著《兰州》油印本，纵写兰州历史地理，尤侧重于城市地理。从1980年起，《兰州学刊》设立“兰州历史的研究”专栏，连载兰州师专(今兰州城市学院)赵一匡的从秦汉到明清兰州历史讲稿。该讲稿侧重于建置沿革与军事政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令瑄(1928—2001年)编著的《兰州历代大事记》(以《兰州百年大事记》《兰州大事记》分刊《兰州文史资料选辑》1987年第四辑、第六辑)记述先秦至1949年8月26日之间，兰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民族、宗教、灾异等大事，包罗万象，用功甚勤，可约略了解兰州历史上的大事要事。1981年，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决定突破原来框架结构，重起炉灶，重写甘肃史。于1989年编成由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的《甘肃古代史》和由丁焕章主编的《甘肃近现代史》，两书对于兰州地区的历史多有论及。20世纪90年代，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有一整套《兰州市志》，对于明代兰州的历史与城市区划有细致研究。进入21世纪后，又有杨重琦、魏明孔主编的《兰州经济史》，该书以时间为序展示了兰州上下五千年的经济发展轨迹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历程。林建的《明代肃王研究》，对肃王分封、迁兰、肃王的经济生活，以及历代肃王的经济、文化等活动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薛仰敬主编的《兰州古今碑刻》，对于明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此外还有一些普及性读物如张津梁主编的《兰州历史文化》，邓明的《兰州史话》《走近兰州》，程兆生的《兰州谈古》，这些著作对兰州历史、文化、社会、名胜等进行了一般性叙述。对于明代兰州的崛起尚未提出明确的观点。本文祈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给予深入论述，以加深对于明代兰州发展的认识。

二、明初兰州地区的军政建设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大将军徐达率诸将西征，九月，都督副使顾时、参政戴德率兵攻占兰州、金州。明廷“立临洮府，以金、兰、狄道、渭源等县隶之”[1]卷45·洪武二年九月戊戌。洪武二年底，扩廓帖木儿(一名王保保)趁徐达等主要将领奉诏回南京参加常遇春葬礼，明军主力暂时南撤之际，意图打通兰州、庄浪一线与北元汇合，率兵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突袭兰州，并在兰州黄河北岸白塔山东侧半山腰修筑城堡(当地至今仍称此地为王保保城)。兰州守将张温固守待援，与元军对峙达四月之久。扩廓帖木儿见久攻不下，又担心徐达大军将至，不得不引兵而去[1]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洪武三年四月，明廷设兰州卫，隶陕西都司。明初兰州、金州因人口不足、经济衰败，不得不从元代的兰州、金州降为兰县、金县。成化十四年(1478年)前，金县隶临洮府管辖，成化十四年兰县升为兰州后，金县改属兰州。

明代兰州地区除兰州卫外，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那就是肃藩移兰时带来的甘州右护卫、甘州中护卫及甘州群牧千户所。据记载，正统、成化间，甘州中护卫有3100旗军和军余15000余人[2]卷135·正统十年十一月壬申。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甘州右护卫。几乎所有论及明代兰州历史的论著均疏漏了一个问题，即甘州右护卫亦曾跟随肃王移藩兰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诏：“置辽、宁、谷、庆、肃五王护卫指挥使司……调甘州在城官军置肃王甘州右护卫。凡有差遣从王调用”①。这是《明实录》中唯一提到甘州右护卫的地方。建文四年(1402年)，明廷“改肃府护卫为庄浪卫”[3]卷13·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寅。这个肃府护卫应当是甘州右护卫。理由是：(1)正德九年(1514年)的《明故四川灌县主薄杨公墓志铭》载：“公讳锡，字天与，杨其姓也。先世浙江严州府建德县人。曾祖荣从戎，充小旗。祖真承役，洪武间累立战功，历升肃藩甘州右护卫百户，随侍来兰。宣德间捕获钜盗，升改群牧千户所副千户。”[4]这一记载直接道出了甘州右护卫随肃王来兰的事实。(2)明廷“改肃府护卫为庄浪卫”中虽然没有明确说这个“肃府护卫”就是甘州右护卫，但肃府(甘州)中护卫的名称一直保留到明末，从未更名，且一直仍驻防在兰县(州)，所以这里的“肃府护卫”应当指甘州右护卫。(3)宣德七年(1432年)，肃王瞻焰上奏：“甘州中、右二护卫官军，皆闻逸无差遣，欲止留一卫，请以一卫归朝廷助备边。”宣帝复曰：“护卫以卫王国，王国以藩屏朝廷。今叔以国中无事而为朝廷虑边，足见至亲体国之笃。特遣都督佥事王彧、副都御史贾谅赉书以复，听简留一卫所归朝廷者，令挈家属赴甘州，补前、后二卫守备之数，仍敕彧、谅加意抚绥，所过给口粮、车辆，毋令失所。”[5]卷93·宣德七年七月壬申这一记载明确表明肃王将随从自己来兰的甘州右护卫转归朝廷的事实。(4)明初的庄浪卫设置于洪武十年(一说为洪武五年)，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卫所，属陕西行都司管辖。洪武十二年(1379年)，陕西行都司从河州迁至庄浪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徙治甘州卫后庄浪卫降为庄浪千户所。建文四年由肃府护卫改制而来的庄浪卫是复置，但仍由肃王统领。直到宣德七年(1432年)，甘州右护卫才归朝廷直接安置。以上这四个理由足可证明甘州右护卫曾随肃王来兰，并一度改置为庄浪卫。

三、明代兰州的崛起

明代兰州从一个因人口不足而降为县级的边防要塞，逐步变成一个“内有宗室，外多商贩，人烟凑集，畜产蕃盛，比之他处不同”的西北边防重镇。其中的缘由如何？成化十三年(1477年)兰县升格为兰州，这是明代兰州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此，时任延绥巡抚余子俊在“复置为(兰)州，以金县属”[6]卷2·沿革的奏折中给出的理由是兰县“政繁官卑”，在与肃王打交道时“事多掣肘”[7]卷170·成化十三年九月庚辰；卷177·成化十四年四月癸卯，且兰县为陕肃喉襟，战略地位十分紧要。但肃王早在建文帝时就已迁兰，且兰县作为陕肃喉襟也是由来已久，为何要在100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才提出将兰县升格为兰州？可见明代兰州的崛起远不止上述两点，还应有更多的因素发挥作用。现在看来，主要得力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人口与农业的大开发奠定了兰州崛起的基础

明代兰州的崛起首先与人口的迅猛增长有关，这其中戍边军户驻守兰州，为兰州带来了大量劳动力是人口猛增的关键。明初的兰县仅有编户七里，后省黄笋一里，为三里三坊[8]。按照明代一里110户计算，明初兰县的民户人口不足5000人。明初金县有编户十二里[9]卷上·属里，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时缩减为五里，但“名为五里，不足三里之数”[9]卷上·疆界。《全陕政要》载，嘉靖时金县仅有民户289，人口1151②。如此小的人口规模，这在明代也是不多见的。

与民户相比，明代兰州地区的军户人口数倍于民户。随着兰州卫、庄浪卫的设置以及肃王中、右护卫等移驻兰州，兰州地区的军户人口迅猛增长。据万历《临洮府志》卷9《兵志考》载：万历年间兰州地区驻扎的军队有：参将、游击等统领的守备营正兵2525名；兰州卫统领的备御官兵1364名；中护卫统领的备御官兵533名，共计4422名。另据《全陕政要》载，嘉靖时庄浪卫有军户2580，人口14895；官军原额8728，实在3061；汉、土官军5802员名[10]。如此，明代兰州地区至少有1.5万余名官兵屯守。若考虑到军余的存在，则军户人口至少在7万以上，而同期兰州的民户仅为1107户，人口6342；金县民户336，人口1372。军户远远多于民户。而这仅仅是明中后期的军户人口，明初的军户人口应当远多于此数。

军民人口的增长无疑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军屯成为明代兰州地区农业开发的主要形式。若按明初朝廷规定的七分屯田、三分守御计算，兰州1.5万名官军至少有一万名将士参与屯田。按照《屯政考》九边之地“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亩”计算③，明初兰州地区军屯共开垦屯地为五千顷至一万顷。嘉靖年间庄浪卫有屯田960余顷，至万历间增至1500余顷；兰州卫屯田增加了560余顷④。万历《临洮府志》卷5《屯田》载：兰州卫原额屯地3386顷，税粮20053石，屯草30074束；中护卫原额屯地1458顷，税粮8751石。奉例尽允给本卫官军下半年俸月粮[11]。而此时兰州民地仅有421顷[12]，而庄浪卫民田则不足万亩。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明代兰州地区农耕技术与生产工具的改良，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水车(亦称翻水车、翻车等)技术的引进与砂田技术的创新⑤。兰州滨临黄河，背靠皋兰山，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所谓兰州“土脉高亢，雨泽愆期，每岁至夏半，民甚苦焉。北滨大河，自昔无兴灌溉之利”[13]。兰州因黄河水位较低，“东西两川田亩，水不能上”，致使两岸百姓引黄河水灌溉几无可能。在水车未使用前，兰州东西两川良田、菜地和果园的灌溉大多靠阿干河、五泉水、红泥沟水、笋罗沟水、黄峪沟水、金沟水、马泉沟水等。嘉靖年间，水车的出现将兰州的水利灌溉推向一个新台阶，而将水车技术引入兰州的则是兰州人段续。段续在湖广做官时对湖广地区竹制的筒车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派人绘成图。嘉靖二十年，段续退休回到故里后就致力于水车的仿造与推广，从此兰州百姓可以大规模利用黄河水进行灌溉。据道光《皋兰县续志》载：明代时兰州水车园有水车三轮，灌地600余亩。东教场北并河港有水车十轮，灌地1 200余亩。段家湾有水车三轮，灌地450余亩[14]，故清人黄云《劳薪录》赞云：“照得黄河两岸水车，是为百姓养命之源。”[15]明末以后，大水车在黄河流域的皋兰、白银、泾川、平凉、银川及陕西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成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口增长仍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兰县之所以能够在一百多年后的成化年间升格为兰州，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明初以来兰州地区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大规模的农业开发。

(二)功在千秋的黄河镇远浮桥

兰州镇远浮桥架设前，兰州只是黄河上游众多渡口之一，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镇远浮桥架设后，兰州取代其他渡口一跃成为内地通往河西、西域的主要咽喉通道，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兰州早在唐朝时曾建有广武梁。北宋在金城关、喀罗川口(今兰州市西固区河口乡庄浪河汇入黄河处)建有两座浮桥，但均为临时之用，用后不久即拆除。只有明初架设在兰县黄河段的镇远浮桥使用了500多年，称得上是兰州历史上第一座固定的桥梁，也是明代黄河上游唯一的一座浮桥。与过去靠木船、筏子渡河相比，黄河镇远浮桥不仅方便了兰州黄河南北两岸交通与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控扼冲要，对改善明代西北交通和巩固西北边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兰县之所以能够升为兰州，黄河镇远浮桥极为关键。中国古代从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大体分为北线、中线、南线与交叉线。其中北线由平凉越六盘山，在靖远迭烈逊渡黄河向西至民勤；中线由陕西陇县越关山(亦称陇山)，在兰州渡黄河，经庄浪卫进入河西走廊；南线由宝鸡至天水、临洮，在临洮与河州交界的康家涯渡黄河，经河州积石关、循化、西宁、大通、门源，过扁都口进入甘州。三线在甘州合为一线后进入肃州。长安—平凉—会宁—兰州一线被称为交叉线，整体形成于唐代，是陕西通往河州、西宁的主要驿道，史称“奉元北路”“兰州(皋兰)官路”。四条线路中北线最为捷径，明代以前西安诸府运送粮饷赴河西走廊，多经六盘山蝎蛰岭，但此路山涧陡绝，人力艰难。而开城县(今宁夏固原以南)经迭烈逊渡黄河，直抵民勤，可节约路途约250千米，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用兵西北的主要军事通道之一，也是汉族与北方、西北游牧民族开展贸易和朝贡的主要通道之一。但由于北线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被北元占据或受其侵扰，难以堪用，而南线虽是通往河州、西宁的官道，但并不适合通往河西走廊。所以交叉线成为明代内地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最佳选择，而镇远浮桥的修通则大大提升了这一主要通道的交通能力。兰州也因为守护黄河镇远浮桥而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这是明代兰州有别于历代的特殊点，也成为明代兰州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故成化三年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徐廷章奏：“万一有警，兰县河桥被阻，粮运不通，极为可忧。”[16]卷43·成化三年六月丙申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唐瑜称：“虏之出没路径既多，我军惟兰州一路，不据而守，使虏知先据河桥，则我之援饷俱绝，为今之计，宜宿重兵于兰州，加轻兵于古浪、镇番、镇夷、高台等处。”[16]卷279·成化二十二年辛卯明代藩王的住所几乎都选在府治，惟有肃藩内迁之选中了人口不足、经济衰败的兰县，而不是较为发达的临洮府、巩昌府等地，这其中黄河镇远浮桥是关键因素。

(三)北拒边虏控厄东西的咽喉重镇

明代与北元长期对峙，这其中兰州卫、庄浪卫是西北边防线上极其关键的两个节点。明代西北边防从宁夏向西延至嘉峪关分别由甘肃镇与固原镇担任防御。而甘肃镇最东端的卫所正是庄浪卫，与之交接的是固原镇的兰州卫。从祁连山东段的乌鞘岭到宁夏，中间有大、小松山(今天祝、永登、古浪、景泰等地)。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西可走河西，东可抵达兰州，南则能去青海，北则连通宁夏河套一带。明初，河套蒙古南下，阿兔赤部占据了松山，扬言饮马黄河，夺取镇远浮桥。而明代对于这一带的防御主要由庄浪卫、兰州卫、靖虏卫(今靖远县)承担，因此庄浪卫与兰州卫一旦失守，河西、陇右则危在旦夕。故兰州、庄浪的防御关乎西北边陲之安危，乃至国家安全。正因如此，作为边防重镇的兰州地区，虽然仅仅是两个毗邻的县(州)级行政区域，却有兰州卫、庄浪卫、甘州中护卫、甘州群牧千户所等大批卫所军队重兵把守，这较之周边的临洮、巩昌等卫所的分布而言，兰州地区军事力量之聚集在明代是非常罕见的，其在明代倍受朝廷重视的程度也是陕西行省境内很少与之比肩的。尚书夏原吉等奏：“兰县附近黄河，路当冲要。”[5]卷32·宣德二年十月辛未陕西镇守副都督御史耿九畴上疏云：“兰县系陕西要害边防。”[17]卷267·景泰七年六月癸卯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马文升称“兰县系甘凉之喉襟”[16]卷108·成化八年九月乙卯；“兰县要害之地，兵备固不可少”[16]卷131·成化十年秋七月丙辰。弘治十八年巡抚都御史杨一清谏言：“兰州地当要害，时有虏警”，认为“领兵者须稍重其权”[18]卷7·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在明代兰州地区的防御中，庄浪卫地处甘肃馈道，亦称为甘肃庄凉大边道。凡甘、肃、凉、湟之趋河东者，舍庄浪更无他途，故曰统会、五郡咽喉。庄浪卫曾一度成为陕西行都司的治所，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明代兰州卫不仅承担着直接防御北元的重任，还是庄浪卫的坚强后盾。从兰州过镇远浮桥至庄浪卫，只需经过红城子等五个驿站，约150千米，而庄浪卫与甘州、凉州最近处也要250千米，“遇有警，急猝难应援”[2]卷3·宣德十年三月辛卯。从天顺年间开始，鞑靼时常犯庄浪，而应援最多的往往是从兰县(州)征调附近各卫官兵，“分屯要害，以遏贼冲”[2]卷284·天顺元年十一月乙亥。成化二十三年，京营指挥使颜玉奏备边六事，第一条便是“兰州距陕西一千四百余里，其镇守将臣每冬于兰州防守，倏来忽往，人无固志，宜令其恒驻兰州，西应庄浪，东保河桥，北以为固、靖声援”[7]卷289·成化二十三年夏四月辛卯。兰州卫与庄浪卫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们必然受到明朝政府的高度关注，而临巩兵备道常设兰州正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的临巩兵备道是陕西按察使司下设的重要机构，主要军事职权包括分理军务，操练卫所军队和地方民快，缉捕盗贼，镇压民乱，管理卫所兵马、钱粮和屯田等；其监察司法职权包括监督官兵，问理刑名，禁革奸弊等；除此之外，还兼有整饬文教、兴修水利、修筑城墙、管理盐政、马政、驿传等职能，可谓集军事、监察、民政大权于一体，是明朝一项重要的地方管理机构[19]卷128·镇戍三。嘉靖十八年(1539年)，兰州、庄浪卫一带备受北元侵扰，朝廷为此在兰州设置临巩兵备道⑥。除此之外，嘉靖以来，随着庄浪卫的防御愈加吃紧，防御压力倍增，明廷相继在庄浪卫设置了分守道与兵备道，以便协助陕西行都指挥使与按察使更好地督办与监察地方军政。嘉靖七年，朝廷将原任凉州分守道移至庄浪卫，负责监督管粮通判等官，稽考出纳、禁革奸弊及一应军马、屯田、夫站事务。翌年，松潘参将移镇庄浪。万历四年(1576年)，明廷以湖广佥事李克敬为甘肃行太仆寺少卿兼兵备佥事，改驻庄浪。这是庄浪兵备道之始[19]卷128·镇戍三。万历十一年，改设陕西按察副使一员，驻扎庄浪，整饬兵备，兼理庄浪、西宁二道马政。明廷在庄浪卫与兰州相邻如此之近的地方相继设置两个兵备道和一个分守道，而不是在府治，仅此一点就已突显出嘉靖以来兰州在防御北元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四)异军突起的城市商业功能

1.黄河上游的旱码头

兰州虽濒临黄河，但依托黄河的水利运输并不发达，反倒是通过黄河浮桥的陆路运输才是主要运输途径。明代兰州黄河镇远浮桥的架设，使得河西走廊与内地的货物交流大多汇集到兰州仓储、中转，兰州遂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的货物集散地，名副其实的旱码头。洪武初年，明廷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物资供应，在兰州设广济等诸多粮仓，主要目的就是将内地以及周边的粮食聚集到兰州，然后转运至河西。为此，明廷先后实施了“开中法”“纳粮赎罪法”、夏秋二税转输兰州等措施。“开中法”亦称“纳米中盐”，是明廷为解决河西走廊以及北部边关缺粮问题而制定的以纳粮边关换取食盐销售权的一项措施。在这项措施中，朝廷鼓励内地商人将粮食运送到兰州仓库，然后根据运送粮食的多少，从当地官员手中换取相应的盐引。盐引是朝廷给予盐商的运销许可凭证。商人只有凭盐引才能购买食盐并运输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获利。按照朝廷规定，商人将一至五石的粮食运至兰州，可向政府换取一小引(约二百斤)盐引。此例随形势变化、米价高低、盐产地不同等而经常变动。洪武四年(1371年)，中书省奏准漳县、西河二处盐井因积盐已多，募商人于延安、庆阳、平凉、宁夏、临洮、巩昌纳米七斗、兰县纳米四斗、灵州(今宁夏灵武)纳米六斗，于灵州给盐一引。于巩昌、临洮、兰县纳米一石五斗、漳县纳米一石八斗、西河纳米二石，于漳县、西河给盐一引[1]卷65·洪武四年五月甲子。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命甘肃盐场商人于兰州黄河以南“纳米中盐”。

永乐十年，陕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民张源进言：巩昌、临洮等府夏、秋两季的税粮，原规定每年令百姓自行运至甘州，运途二千余里。百姓困苦不堪，途中牛、驴甚至民夫疲惫而死者不在少数。真正运到的粮食并不多，而损耗的民力、物力十分巨大。所以请求朝廷将夏、秋两季税粮储于当地，等到农闲时，令附近州、县百姓将税粮运输到兰县粮仓。再从兰县至甘州，每五十里设一粮食转运站，或由役刑徒，或令官军将税粮转输至甘州，如此可以节省许多民力。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3]卷128·永乐十年五月丙申。在兰州广置粮仓，接纳附近州、县的税粮。宣德七年，令甘州诸卫官军俸粮皆于兰县、凉州卫二仓收[5]卷87·宣德七年二月庚戌。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定边务四事：第一条规定令各府将税粮运至兰县，然后发军夫起自兰县，运至凉州，自凉州运至各卫，则百姓免凋毙而军食足矣。第二条规定往年招商于庄浪、凉州各卫中纳盐粮，缘于路远价高，商旅不至，请减其斗数。于兰县中纳，每盐一引，米、麦、豆四斗，于淮浙运司不拘资次支给，则商旅必集，边储可实矣[2]卷21·正统元年八月戊辰。这些规定既解决了粮食运输中常常遭遇北元军队劫掠的问题，也完善、充实和规范了中纳盐粮的运作。正统六年，因陕西、甘肃、宁夏、延绥等地支用浩大，令增赴兰县、环县、延安等处缴纳之税粮[2]卷84·正统六年冬十月癸未。万历十八年(1590年)，为解决河西走廊粮饷本色不足之困境，朝廷“责令大户赍银至兰州买粮上仓”[20]卷228·万历十八年十月戊子。

除上述措施外，纳粮赎罪也是兰州广济仓的粮源之一。纳粮赎罪即死罪及徒流以下罪囚自备粮米，运付到朝廷指定地点，输粮赎罪。正统元年，朝廷规定纳粮至兰县仓，死罪需30石，三流并徒三年罪需25石，徒二年半罪需22石，徒二年罪需20石，徒一年半罪需17石，徒一年罪需15石，杖罪需11石，笞罪需15石。同年十二月，命河南罪囚于陕西兰县纳米赎罪，死罪20石，三流并徒三年18石，余四等递减2石[2]卷22·正统元年九月戊戌；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乙酉。

为了确保粮食储存、调出的安全，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廷诏令户部岁差一主事或员外郎一人于兰州，专管甘肃粮饷[18]卷191·正德十五年九月甲申。第二年，又在兰州添设督粮部官，移置仓场，以便出纳[21]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丁巳。嘉靖四年(1525年)，设钦差户部郎中驻兰州，督理甘、固边储。万历《临洮府志》载：“户部分司，正德庚辰置于(兰)州治西北，互设互废，嘉靖四年复议设立，自是为常。”[22]卷2·总叙实际上早在宣德十年(1436年)，明廷就曾增置行在户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五员，往甘州、宁夏、凉州、庄浪、兰县监督仓粮[2]卷9·宣德十年九月辛未。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廷又增设陕西州县收粮官，其中靖宁、秦州增设判官三员，河州增设判官二员，兰县增设县丞二员，金县增设县丞一员[7]卷143·成化十一年七月辛酉。由此可见，兰县的粮食运输早已引起朝廷的重视。

2.丝路贸易的节点

兰州地区早在宋元时期就设有榷场，明初黄河浮桥建成后，兰州逐渐成为青藏、河西、西宁、河套、河曲等地多民族的贸易交汇点，各路货物均集散于此。而兰州课税局的设置正与明代河西茶马贸易有直接关系。明代海道虽然昌盛，但中亚各国商人仍视陆路为通往中国之捷径，所以通过河西走廊的陆路贸易十分繁忙。永乐六年，明廷对回回、鞑靼来进马者规定：“若三、五百匹，止令鬻于甘州、凉州，如及千匹则听于黄河迤西兰州、宁夏等处交易，勿令过河。”[3]卷77·永乐六年春三月壬戌兰州因此成为西域朝贡贸易的重要交易市场，而明代通往河西、西宁、河州等地的茶叶也大多通过兰州源源不断地运往这些地区。明朝初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往河州贩运私茶正是在兰县被拦截，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朝廷的事件。至万历年间，除原有的西宁、河州、洮州、甘州等茶马司外，明朝又相继设立了岷州、庄浪茶马司。兰州此时期也设有茶马司，即“茶马司，兰州在南瓮城内”[22]卷2·沿革考·茶马司，这在以往未见提及。兰州、庄浪卫相继设有茶马司，可见明朝中期以后，兰州地区已成为茶马贸易的重镇。《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陕西备录·临洮府志》课税条载：

兰州税课局代收甘州官茶。先是，因甘州孤悬河外，原非行茶地方，亦无招中事规。嘉靖癸亥，巡茶鲍御史看得该镇番族颇多，比照洮、河、西宁事例，题准于甘州建设茶马司，因商人苦于运拽，调停折中，收伫兰州。自隆庆庚午岁起，将洮、河、西宁三茶司商人，择其节年完茶数多者，各给甘州茶一引，运至兰州税课局代收。其应易马者，迎运甘州，应给商者，令本商运至西宁等处货卖。则商有一半脚力之省，称两便矣。迩来官司及拽运渐起弊端，商颇称累。万历甲辰，巡茶御史，史学迁按洮，檄该局收纳，不得留难。仍缉脚力，沿途窃茶者重治之，商颂在道。[23]

这说明，河西走廊所需茶叶仍然要通过兰州、庄浪卫中转，因此朝廷不得不考虑在兰州设置税课局，以便代收甘州官茶，这使得兰州作为黄河上游商埠码头的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显现。

有明一代，通过陆路与中国贸易的有意大利、西班牙、波斯、土耳其、撒马尔罕等国商人，至于西域一带的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在这条商路的带动下，兰州逐渐成长为西北茶叶、药材、皮毛、粮食等物资的集散中心。永乐十八年，来自撒马尔罕的使节经兰州浮桥时，画师盖耶速丁惊叹浮桥铁链“粗如人之上腿……柱粗如人身”[6]卷4·人物·名宦。《明史》卷330《西域传》描述撒马尔罕等与明朝交往时云“驿站相适，道路无雍，远国之人，咸得其济”，可见黄河浮桥架起的西北通道，不但是一条军事通道，也是中原通往中亚、西亚的国际商道。

明代兰州的绒褐纺织不仅是明代甘肃最著名的传统手工制造业，也是兰州闻名遐迩的输出商品。兰州生产的绒褐素有“拈毛成绒，织褐为衣”之说。《皋兰载笔》云：“兰州所产惟绒褐最佳。择羊毛之细软者纺线，斜纹织为绒；毛之粗者亦以织之为褐也。”[24]清人苏履吉诗云“惯捻羊毛不纺绵，褐衫堪护雨琳田”[25]，足见织褐在寻常百姓家中已极为普遍。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外毛不甚蓑长，内毛细软，取织绒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其传入临洮后，饲养范围逐步扩大，以兰州饲养最多，所以“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曰‘兰绒’，番语谓之‘孤古容’，以从其初号也”[26]。

兰州毛褐织造作为一项产业，其盛行大体在弘治年间。此时期，因宫廷传造，毛褐成为皇室及贵族享用的产品。《明史》记载，陕西织造羊绒的数量高达“七万四千有奇”[27]，遍销全国。刑部左侍郎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月在兰州看到绒褐生产盛况时写道：“洮兰之间，小民织造货贩以糊口，自传造以来，百姓苦于催逼，弃业农而捻线者数百万人，提花染色，日夜无休。”[20]卷309·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辛酉有数百乃至数万人“弃业农而捻线”，可见明代兰州地区绒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空前巨大。它为兰州商业功能的异军突起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所有上述表明，明代兰州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多功能的辐射周边的区域商业中心，并不断向城市化迈进。它与周边地区形成了一条条紧密的供应链，兰州是这条供应链的龙头。

(五)肃府迁兰后的全面提升

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以天子守边取代藩王守边，将肃藩移兰。永乐以后，历代肃王皆坐镇兰州，直至明朝灭亡，共袭封九世十一王。护卫王府的甘州右护卫、甘州中护卫、甘州群牧监护所按制随肃王迁兰，名称未变。甘州中护卫驻扎兰县东北，甘州右护卫改为庄浪卫。

肃王迁兰为兰州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肃王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兰州经济提升注入了新的活力。明代肃王的岁禄最多为1000石，但这仅仅是肃王经济收入的一小部分。肃王通过扩充田庄、经营畜牧、工商市利、奏讨受赏等形式，广积钱财，从而富甲一方。《题中贵张养吾创建贡马营碑记》《肃府官滩四至碑》《安定苑牧马牧场四至碑》《令旨肃府蟾母山碑》等碑文证明在今天兰州、榆中、定西都有肃府的牧场[28]。肃府仅兰州地区就有庄田2000余顷，房店铺面3311间，水磨34轮，船磨3只，煤窑6眼，琉璃瓦窑8座[20]卷20·万历元年十二月丙辰。肃王在甘州也占有庄田350余顷。肃王在榆中马衔山、官滩、兰州焦家湾、定西杏园等地圈占了大量优良草场，用于繁育马、牛、羊牲畜。万历时，肃懿王不但拥有甸子川等处的田庄，在兰州东川等地还拥有园囿、水磨坊、店房、绒机坊、磁窑等实业[29]。万历四十三年，肃王绅尧一次性奏还朝廷五所屯田1000余顷，以资助新边兵食[20]卷529·万历四十三年二月丙午。肃府王公贵族经营商业，开办店坊；王府的佃仆耕种土地，经营园艺。在开发农业的同时，也将先进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煤炭开采技术带到兰州，流传于民间。这对于兰州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带动城市生活消费无疑是巨大的推动。正德十四年，兰州知州筹资维修溥惠渠，肃王得知后，“给木以助之”。木质水槽修成后，“利益广远，公家赋税及一方蔬果所需，仰给此水以为生者，不啻万口”。历代肃王还曾经多次向中央政府奏乞庄田、宅舍、墓茔、药材、书籍等实物，皇帝一般都依制赐予。另外，每逢新君即位、诸王来朝、亲王成婚、藩王丧葬等时机，皇帝都要赏赐肃王大量金银币钞、丝织品、药材、田地等物品，以满足肃府奢华的物质生活需求。

历代肃王为兰州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肃府(今甘肃省政府大院)规模宏大，是当时兰州地区最为辉煌的宫殿建筑群。府邸与园林融为一体，环境优美。王府北墙即旧城北垣，上有佛云楼(望河楼)，为旧时兰州八景之一。肃王重建了白塔寺，还在兰州捐资修建了金天观、玄妙观、普照寺、华林寺、白衣寺、五泉山的崇庆寺以及兰州学宫等主要建筑。故明代兰州城内但凡像样一点的建筑都是肃王所建。在兰州二百多年间，肃王极大地改变了兰州的城市面貌。兰州城也为此多次扩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明代兰州的城市建设是自秦设榆中县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城市市容焕然一新。

肃王移藩兰州后，兵权被剥夺，肃王不得参与和干涉朝廷政治和地方行政，更不能随意走出兰州，所以历代肃王把精神寄托转到文化艺术修养和奢侈的物质享受上。优厚的生活待遇为他们的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在吟诗填词、琴棋书画、校订典籍等多方面展露才华。历代肃王不乏饱学多才者，创作了许多诗文作品，如朱楧的《金城志》、肃靖王的《梨苑花光》《河楼远眺》《古刹晨钟》《金天观》等，肃昭王的《侯马婷》《观船磨》等。肃王朱绅尧非常重视文化传播，主持了《淳化阁帖》的摹刻工作。《淳化阁帖》成于北宋太宗淳化年间，为皇宫大内所藏历代书法珍宝，弥足珍贵。明初太祖朱元璋曾赐给庄王朱楧一部《淳化阁帖》副本。朱绅尧时，他不惜重金，与儿子末代肃王朱识鋐一道将秘藏《淳化阁帖》副本摹刻成石版，公诸天下，传诸后世，为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肃王有才，带来和带动了更多的绝学之士，推动明代兰州文化的兴盛与繁荣。随肃王迁兰的江南士人，有不少儒学之师，如周麟“肃府教授通五经，尤精于性理，启迪后学”[6]卷13·人物·名宦。这些文人收徒授业，大兴文教，成就了一大批才俊，间接和直接培养了28位进士，131位举人，205位贡生。明代兰州人口虽远不如周边各县，但培育出的进士、举人之多却是周边各县望尘莫及。士人群体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兰州地域文化的迅速提升。《临洮府志》云：兰州“有南式风，士勤读嗜学”，这正是肃王移藩后为兰州带来的新气象。不仅如此，“皋兰风化之所开，肃藩封祚以来，较备于前考时，核事未可移也”[6]卷12·杂录。《兰州历史文化》一书认为，在明代兰州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士人群体，并对兰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兰州特有的风俗民情受肃王各种礼仪规制的影响，特别是在理学家段坚等儒士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加之东南移民习俗的兰州化，使兰州人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习、人生和节庆礼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30]。而兰州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重镇，为明代兰州的城市化发展添加了浓墨重彩。

总之，明代是兰州政治地位提升、军事地位显要、城市化商业功能异军突起、城市建设颇具规模、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阶段。明代兰州的崛起绝非是兰县简单的升格为兰州，它不只是一个名称上的更改，更重要的是兰县已从一个边陲要塞提升蜕变为一座具备了政治、军事、商业、文化等多种功能的新兴城市。这种提升与蜕变为清代兰州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238·洪武二十八年四月甲申。另《顾炎武全集》第9册《肇域志四》载，“洪武二十八年分封肃王府于此，设左、中二护卫。三十二年，移肃府于兰州，护卫随之”。这里的左护卫疑为右护卫。

②[嘉靖]龚辉，编纂：全陕政要：卷8：户口[Z].甘肃省图书馆藏。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卷33《户口》载金县有1 299户，口16 277，这与上引差距较大，本书以《全陕政要》为准。

③《明经世文编》卷46《苍霞正续集》之叶向高《屯政考》。另明初兰州地区屯军受田通常为每军五十亩，但人少地多的地方也有“每军一名，查给卫所屯地一顷，以为屯田”的记载(《兰州志》卷1《食货志》)。

④以上屯田数额分别见嘉靖《陕西通志》及《万历会计录》；另《兰州志》卷1《食货志》“屯田”及《甘肃通志稿》卷30《民族》又有另一组统计数字，可备一说，即嘉靖时，兰州有民户885，口6 164；有军卫户1 330，口4 963，可屯田2 000顷左右。

⑤砂田技术创始于兰州地区，但究竟创始于明代，还是清代，尚未有定论，这里暂不论。

⑥《明实录》《明会典》未载临巩兵备道的设置时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陕西备录·巩昌府志》载：“正德十六年，设临巩兵备道，以臬副驻兰州”，但同书《陕西备录·临洮府志》又载：“正德八年，设临巩兵备道，勅命按察司官驻兰州，整饬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