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广

(北京理工大学 党建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提要： 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明确和完成各阶段的任务和使命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一部党不断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带领和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无疑为我们继续认识、判断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孕育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深入总结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既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在同一基本国情的范围内发生转化，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伴随始终，确定根本任务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需要注意化解社会次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处于主要位置和居于统摄地位的矛盾”[1]。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37年5月以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于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逐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毛泽东在经历“矛盾不平衡发展思想倾向的萌芽”“矛盾不平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形成”“矛盾不平衡发展思想的正式形成”等阶段后正式提出和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并于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首次以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并明确作出了“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的判断[2]252。从此，适时判断我国在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寻求化解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的新判断。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100年的实践历程孕育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全面、深入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既是我们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规律的需要，又是我们继续科学认识、正确判断以及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

一、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

毛泽东曾经在其名著《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320整个社会就属于“复杂的事物”，其必然存在着一种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处于主要位置和居于统摄地位，既决定着其他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化解，又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和状态。而且，社会主要矛盾是基本国情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4]，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参照物，也是党在各阶段制定各项大政方针的核心依据。因此，能否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关乎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否在全局上、整体上以及在较长时间段里得以健康发展。正所谓“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322。这是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100年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首要经验。例如，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要求我们本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革命斗争思维继续发挥惯性作用以及背离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标准，中国共产党将本应在阶级社会才可能长期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重新作为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从1957年10月到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没能及时、真正实现把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转移到科学、正确的轨道上来，即没能及时结束“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失误判断，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以及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转移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精准地判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创新理论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革命性的成就。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体发展状况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时已经发生了阶段性质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这一状况重新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精准判断，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首先体现在判断时间的精准上，即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或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判断要及时准确，恰逢其时，不能较早地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判断，但也不能较晚地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判断。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还体现在判断内容的精准上，即重新判断的社会主要矛盾一定要是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整体发展状况的科学抽象的结果，一定要是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进行正确概括的结果。如果所判断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内容上出现了偏差甚至错误，那一定不是对社会主要矛盾所进行的精准判断。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同样体现在对判断进行表述的精准上，即对所判断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表述或表达时尽量要做到只用“一句话式”的单句，而且语言要言简意赅，既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判断时间的精准、判断内容的精准以及判断表述的精准，对于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来说是缺一不可的要求，否则就很有可能做不到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精准判断，而这极有可能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产生不利影响。

二、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与基本国情判断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对基本国情判断具有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不是“单一”的决定作用，而是“总体”的决定作用，即某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总体演变结构决定这一时期的基本国情判断；另一方面，基本国情在得以科学判断的情况下，其对同一基本国情范围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往往又具有决定作用，成为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应该说，这种现象不只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有。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基本国情同样对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决定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和基本标准。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6]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深化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从摆脱不发达状态、非农人口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科技教育文化、人民富裕程度、区域发展差距等九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了较详细的定性分析[7]14-15。透过党的十三大以及党的十五大对基本国情的内涵界定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总体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范围和性质不再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从总体上规定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都不会超出人民群众的需要与发展(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范围。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归根到底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范围内的一个阶段性的社会主要矛盾，其必然要遵循基本国情的本质规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发生转化以及在人民群众的需要与发展(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范围内发生转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和基本标准。如果社会主要矛盾在进入社会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之前还会发生转化的话，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同样会继续以基本国情为基本依据和标准，继续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属性规定和范围规定。

三、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在同一基本国情的范围内发生转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进程中由矛盾推动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不是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全程充满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在总的、大的量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阶段化、局部性的质变[1]。这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过程集合性等特征。“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8]区分这些阶段和不同过程的标准虽然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标准恰恰在于主要矛盾的变化[1]。例如，长达30年之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一个大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始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之下，但中国共产党却没有将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如一地判断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也没有将其始终如一地判断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是在基本国情不变的情况下根据革命内容的具体阶段性变化特点，对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多样化、阶段化的判断。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同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既是一个大时间跨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次大的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次明显的阶段化、局部性质变也就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依次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但是，新事物认识的艰难性、曲折性以及事物在量变前期变化的缓慢性、渐进性等特征，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做到一步到位式地科学、准确认识。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9]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曾经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发生变化”。例如，党的十五大曾经作出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的论断[7]15。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认为“基本国情不变而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不变”[10]。但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现象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发展逐渐进入到量变的后期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演变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科学，即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转化。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而是在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分别使用了“仍然是”[11]“没有变”[12]这些具有开放性和留有余地性的表述。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时，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体发展情况已经发生了阶段性质变。习近平总书记根据这一情况果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最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判断。可见，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在同一基本国情的范围内发生转化是中国共产党在100年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条重要经验。

四、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伴随始终

中国共产党在100年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历程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而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同样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历史过程。而这决定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性。

(一)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始终具有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同时又善于抓住多个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抓关键、抓重点，突破现象而洞察事物的内在规律。辩证思维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本状态、基本属性的重要思维方法，也是正确把握事物的基本规律和运行机理的科学思维方法。而且，辩证思维对于人们始终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至关重要，对于人们及时识别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重要问题至关重要，对于人们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问题的基本特征和演变逻辑至关重要，对于人们找准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从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3]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中的一类重要现象以及特殊现象，社会主要矛盾能够被及时准确判断出来，离不开党对辩证思维的科学运用；社会主要矛盾能够被及时、有效化解进而转化为社会次要矛盾，离不开党对辩证思维的充分运用。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100年里始终坚持以辩证思维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承认矛盾的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始终坚信“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系统中必有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始终重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作用，始终善于从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中准确判断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始终分清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面的问题以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每一次重要讲话中都蕴含了深邃的辩证思维方法，因而其辩证思维贯穿了他的经济建设论述、政治建设论述、文化建设论述、社会建设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论述等重大领域论述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辩证思维方法贯穿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重要方面。作为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态所进行的高度抽象概括和总体性表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作出显然与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在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如果缺乏辩证思维方法，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矛盾思想和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否定，也就不可能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把握和判断。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2]304。

(二)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始终具有全局思维

简而言之，全局思维就是指从长远而不是从短期、从整体而不是从局部、从系统而不是从零散的角度把握和认识事物的发展状态、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的科学思维方法。探索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就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因而其必然会对全局思维方法的运用提出更高要求。党在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能只看我们国家某一方面的具体发展状况，而是要看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状态以及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宏观发展状态。全局思维在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只有以全局思维来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党才能判断出最能反映我国突出问题、最适合我国发展全局、最能起到影响整体和统领各方作用的社会主要矛盾。只有将全局思维切实贯穿到考察、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党才能及时察觉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整体发展是否已经出现阶段性质变的情况，从而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已经发生转化，否则就难免会出现“重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过早或者过晚”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正当其时，就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全局思维审视我国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但是，也有极少数人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仍然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甚至认为党应该将这一过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内容继续作为我国在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这是极少数人在认识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现状问题上以及在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缺乏全局思维和整体视野而产生的错误观点。例如，极少数人将思维和视野仅仅局限在我国边远地区、革命老区等部分地区的发展状态上，或者将思维和视野仅仅局限在我国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的发展状态上，而不是将思维和视野扩展和延伸到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发展状态上，就很难在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要以全局思维去考察和认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就会理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佳判断和表述。例如，从全局和整体上考察我国各地区、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状态，“落后的生产状态”就确实已经得以根本改变，而各地区、各领域、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就已经确实成为我国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党在任何阶段任何时期都必须以全局思维来感知和认识社会发展的变迁，来科学把握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三)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始终具有战略思维

所谓战略思维，就是指在认识事物的基本状态和考察事物的演变规律时高瞻远瞩、高度重视、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科学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运用战略思维考察和审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形势、大趋势，也历来重视运用战略思维考察和审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形势以及国际发展的基本走势。例如，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话语概念，都是运用战略思维考察革命实践大环境、大形势的结果。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更是毛泽东对战略思维进行充分运用的典型代表，因为这一范畴不仅在革命年代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明确了革命各阶段的主要任务，确保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而且在和平建设年代始终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明确了各阶段发展的工作重心和主攻方向，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4]既然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具有统摄性地位的关键问题，是一个极富战略性的长远问题，那我们就必须将战略思维贯穿于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整个过程。在100年里，中国共产党既切实始终将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抓，并从战略层面判断和概括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又总体上从长远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趋势，前瞻性地考察和预判现有社会主要矛盾的时间下限，确保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及时感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或变化，还切实始终根据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时调整战略性的历史方位、战略性历史目标和战略性发展举措，从而在发展中总体保持了战略主动，不断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动各阶段正确判断的社会主要矛盾能够得以高质量地化解。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就是以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为根本立论依据而作出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5]的奋斗目标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而作出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等14条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16]都是中国共产党为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而作出的战略性决策，提出的战略性举措。战略思维在中国共产党把握、探索、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任何阶段都必须成为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

(四)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始终具有群众思维

群众思维是指坚持从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发现问题、从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分析问题、从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探寻问题解决策略的科学思维方法。群众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遵循，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基本原理在方法论中的集中体现。群众思维的实质就是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和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进行问题思考。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坚持好群众思维，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做法。在探索事关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始终把研究和分析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中心内容，是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7]坚持群众思维，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分析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发展状态，及时发现和有效整合人民群众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才能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而才能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从人民群众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难题中准确抓住了“普遍贫困状态下的生存艰难”这一最大难题，并在此基础上精准研判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诉求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以及适当的精神生活的满足”[1]，从而科学地将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样，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群众思维的作用，发现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尽管我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收入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在总体上均已经得到满足，而其利益诉求在总体上已经实实在在地扩展为包括物质、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多样化、综合性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适时、科学地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际上，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由原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和表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同样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群众思维和深入人民群众了解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结果。而且，党和人民群众几十年来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也充分证明：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并在不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始终坚持群众思维，充分依靠和发挥好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从而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有效化解。

(五)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始终具有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指善于发现新问题、以新角度新方法剖析新问题、以新策略应对和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坚持创新思维，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质疑不适合现实情况的已有结论，敢于打破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18]从自身“开天辟地”般的诞生以及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创造性地完成各个时期的崇高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运用创新思维认识经济社会等发展领域的各种现象，历来重视运用创新思维对待器物、制度、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从而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事实上，尽管苏联的哲学家们使用过“主要矛盾”一词[19]，但他们并没有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也没有真正将其用之于分析和解决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问题。因此，苏联的哲学家们并没有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是毛泽东在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古今中外的矛盾学说的结果。可以说，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是毛泽东的独创性贡献，这一范畴的提出和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明确各阶段的任务提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分析新范式。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每一次精准判断，都与中国共产党运用创新思维来考察我国各方面的整体发展情况以及我国社会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变化情况息息相关。例如，没有勇于解放思想的创新思维，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伊始果断结束“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失误判断，也就不可能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和正确方法上来，也就很难重新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精准判断。面对党内和学界事实上存在着“基本国情不变而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不变”的基本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囿于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国内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整体实际情况的变化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不仅及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而且创新了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理论。能够在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正是中国共产党以革故鼎新的勇气和超强的创新思维来把握和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生动体现。创新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思维方法甚至是首要思想方法，因为缺乏创新思维，中国共产党就可能不会去怀疑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否已经过时，也就不可能及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必要的新判断了。

五、确定根本任务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自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以来，确定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会确定什么样的根本任务，因为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确定党在各阶段的根本任务，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中国共产党科学确定各阶段根本任务的依据和前提。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任务是“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抗战的胜利”；在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重新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伊始就是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与确定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放在一起进行考察的。他在1979年写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0]这里的“中心任务”实际上就是指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透过这段言简意赅的讲话，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邓小平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和确定根本任务看作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等同性的关系。在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党的十九大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虽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在解放生产力方面要求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要求更加平衡、更加充分、更加高质量以及更加高效益。这些变化恰恰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与根本任务的内涵发生变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二者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还体现在：一旦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得以确立，那么不断推动根本任务的完成就是化解各个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例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途径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更加全面深入地解放生产力和更加平衡充分地发展生产力。

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需要注意化解社会次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在整个社会矛盾系统中所处的主要位置和统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在各个时期必须更加关注社会主要矛盾，更加注重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规律，更加注重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化解。事实上，党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总体上都做到了将主要精力放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化解上。但是，社会次要矛盾往往会对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起到重要作用，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化为社会主要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集中精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还比较重视对社会次要矛盾的认识，并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化解社会次要矛盾。例如，党和人民在全面抗战时期除了集中主要精力化解“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外，还注重采取不同的措施化解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内不同的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社会次要矛盾，努力将它们的紧张和冲突程度始终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但尽量减少了它们对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巩固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大大加速了中日民族矛盾的化解进程。在当前，党和人民群众既要集中主要精力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又要注重化解局部地区下人民群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不同阶层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等社会次要矛盾，通过促进社会次要矛盾的化解来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更好、更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