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新

内容提要 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式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集中反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深刻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改革开放40 余年，推动共同富裕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具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战略，需要以高质量经济发展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以高水平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矛盾，以高效能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

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式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集中反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战略深刻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如期完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内容。有别于西方语境中的福利政治，中国的共同富裕战略从根本上是要构建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深入契合的财富发展和分配体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及其当代实现形式，也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在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中厘清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富裕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和共同富裕

对财富的追求及其背后呈现的利益关系变化，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就此而言，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财富创造能力的跃进； 二是财富观念变迁及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创造、占有和消费财富的历史，也是人们的财富不断深化和提高的历史； 任何社会的变革归根到底都是重新调整人们的财富利益关系。”①一个时代的财富观念，是其社会生产本质和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映现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蕴，既要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的历史本原，也要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基于福利国家理论的自我改良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的历史本原

在预测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并未使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其财富观是以批判资本主义财富中的异化现象而出现的。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 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②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因和结果，不可避免会带来“两极分化”。对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其目的是追求物质福利与提高富裕水平，而未来新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③可见，经典作家基于对资本主义财富利益关系的深刻剖析，形成了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一理论判断，为共同富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的历史本原。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④因此，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是实现富裕的“现实手段”。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没有停留在对物质财富追求的层面，其根本目的是要回到人这一“目的本身”，“他已经看到财富对于实现人的能力从工具理性向目的理性转化的确定性依据。”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其财富观存在“物质性”和“价值性”两个方面⑥。“物质性”的直观表现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价值性”则表现为实现人的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里，马克思也将人本身看成一种财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⑦也就是在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情境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个人作为“真正的财富”和个人作为“最大的生产力”统一了起来。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财富观的根本超越，其在批判资本主义财富异化问题的基础上，导向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更高形态的社会⑨。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既从解放物质生产力方面深刻揭示了人类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一般基础和前提，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揭示了未来社会的财富利益关系。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为实现“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未来社会确立了基本原则：一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二是作为财富生产的人和作为财富生产“目的本身”的人的辩证统一。

（二）福利国家理论：全民富裕的幻象

资本主义世界频繁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极富洞见的科学判断。面对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自我反思和改良实践。福利国家理论作为这种反思和实践的代表性产物，旨在通过增进国民福利来调整财富利益关系。然而，福利国家创设的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财富中异化现象的制度根源，而在于“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⑩，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客观上，福利国家较大程度上缓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期，“似乎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化解的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于日益繁荣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长河中。”⑪但是好景不长，财富创造能力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摆脱周期性的巨大经济社会危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高福利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资本主义民主有效性降低等一系列矛盾不断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化解统治危机、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的福利政治，并没有通过增进福利真正实现全民富裕，甚至日益陷入体制性衰退的多重危机之中。⑫

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机制，无法将“人作为真正的财富”和“人作为最大的生产力”有效统一起来。在资本的视野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最终要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而不是服务于人这一“目的本身”。一旦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无法围绕人这一“目的本身”，财富异化现象就无法从根本上加以缓解。进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无法实现以“社会”为中心、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逻辑。福利国家虽然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民生福利和人性关怀，但其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运转逻辑没有改变，所谓全民富裕也不过是一种幻象。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从其制度本质上就无法消除财富异化现象，“作为生产的人”和“作为目的的人”无法实现统一，即使财富创造能力得到了大幅跃升，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西方财富异化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它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不能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要这种制度的异化后果。”⑬就此而言，西方福利国家理论虽然作为一种增进福利的举措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和完善，但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深层次的财富生产和分配矛盾。其财富观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财富观，福利增进也是服从于资本统治的需求，缺乏以社会性公共财富为保障的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三）超越福利政治：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及时代意蕴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关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以贯之的实践目标。相比于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战略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基础上的现代化富裕之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和立场。

财富创造能力的大跃升是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在探讨未来社会财富特征时，阐明了共同富裕的首要基础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目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⑭在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先富”“后富”和“共富”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了起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有效解放生产力，推动财富创造能力的大跃升。没有财富创造能力的大跃升，共同富裕就是无源之水。

然而，“发达的生产力只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却不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⑮“先富”作为解放生产力的路径，是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⑯只有在富裕基础上避免两极分化，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财富伦理的超越，走出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⑰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制度逻辑上确保了财富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为共同富裕确立了制度逻辑。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财富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并不是要消灭个人财富，而是要把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从制度层面超越了福利政治无法解决的财富异化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现实国情客观判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的深刻诠释和重大创新，其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以“资本”为中心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逻辑，强调了财富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基础上以“人”为中心的财富伦理观，为人类的现代化富裕之路提供了一种崭新方案。

二、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现实图景与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40 余年，随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先富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战略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第一次以党的全会文件的形式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目标提出来，是党和国家在充分衡量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后做出的科学判断。

（一）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创造能力的跃升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启示我们，社会矛盾的发展总是遵循着一定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深刻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⑱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落后的物质生产条件，必须集中有限资源，“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让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⑲，通过生产力解放实现财富创造能力的提升，不断做大国民财富的蛋糕。但是，先富是实现共富的阶段性目标，共富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先富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初步达成以后，必然要进一步深入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议程。“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⑳改革开放40 余年，我国GDP 从1978年的3465 亿元到如今突破100 万亿元大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具备。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基础上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逻辑。习近平同志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起草有关情况的说明时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正是基于这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党和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目标；另一方面，基于“积小胜为大胜”的行动策略，引导和鼓励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先行先试，如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更好地实现全国层面的共同富裕探索经验。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是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

尽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但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成为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发展的关键性挑战议题。

一是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挑战。虽然我国GDP 总量已经突破100 万亿元大关，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依然很明显，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依然是接下来一段时期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议题。以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为例，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2232 元、69434元、52397 元，而排名靠后的甘肃、西藏、贵州等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335 元、21744 元、21795 元，不到前者的一半。其中，甘肃和贵州的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了3，分别为3.27、3.1，即使是北京、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也超过了2.5。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制约了共同富裕，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弥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才能进一步推动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经济社会诸要素之间发展不均衡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得到有效推进。但是，不同要素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共同富裕绝不仅仅是狭义的物质财富满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还应该包括社会资源、文化精神、健康生活等多方面的内涵。在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物质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强化社会保障、丰富精神文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现突破，使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财富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包括精神财富，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三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制约了共同富裕。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了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优质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极为不均，人民群众将大量的支出投入到了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限制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极大地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同时，共建、共享和共担的社会发展和治理格局尚未真正形成，人们参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机制有待健全。一些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较低，存在返贫的风险。

上述问题既给共同富裕的实现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方向和动力。“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现阶段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正是基于这种方向和动力的主动作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政治保障

任何一种政治或社会价值观念，一旦要摆脱理想状态进入实践议程，都离不开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政治制度既是一个社会政治价值的集中反映，也为政治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选票政治的短期功利倾向，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把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和长远性、区域性和全局性统一起来。进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有效统筹各类资源要素，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改革开放初期就无法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支持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在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以后，也无法做到东部支持西部、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目标。

其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确立了制度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原则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必须以总体富裕为前提。“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在于，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找到了一条既能迅速改变落后生产力又能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发展道路。概言之，就是在保证财富流向和分配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富裕和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实现对资本主义总体富裕下两极分化的超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保证了财富的社会性，为共同富裕确立了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基础。

最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财富观把作为财富生产的人和作为财富生产“目的本身”的人有效统一了起来，既强调了个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也强调了财富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幸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就是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力量，同时也强调了社会主义财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回馈于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把人民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在行动上以增进人民福祉、提升人民幸福为执政的初心使命，而且也始终把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和依靠的根本力量，通过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来推动社会发展。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了发展方向上以人民为目的，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绝对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原则，关键在于形成共建和共享互为统一的社会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走向共同富裕的的逻辑建构与路径选择

基于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内在逻辑，结合现阶段我国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一是需要继续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财富创造能力的进一步跃升； 二是需要通过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不均衡，进一步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格局，优化以人为中心的财富利益关系。

（一）以高质量经济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较好地完成了把“蛋糕”做大的主要任务，实现了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跃升。然而，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虽然经济规模跃升至了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收入水平依然靠后，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等事业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只有通过不断解放生产力，以高质量经济发展不断推进财富创造能力的再跃升，才能为共同富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经济发展意味着既要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总量，更要提高社会财富的含金量。一方面，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做大国民财富的“蛋糕”，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的差距，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要把经济发展与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统一起来，从而把财富创造能力的提升与质量提高、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结合起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差异化、层次化、个性化的需求。反过来看，把财富发展与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也有利于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聚焦推进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和消费，不仅能进一步促进新时代富民增收，也有利于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机制，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动力。

（二）以高水平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矛盾

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唯有通过高水平的改革创新，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持续解决制约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方面，通过高水平改革创新，破除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同于“先开放带动后开放，先富带动后富”的渐进式发展思路，由非均衡发展态势过渡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阶段，当下需要以集成改革创新为突破口，系统破解规划协同、跨区治理、产业对接、区域协作等发展难题，争取在更多领域实现资源互通、资质互认、政策互惠。特别是要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用错位发展的思路引导互补性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创新资金、技术及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配置方式，推动地区间经济生产领域的横向带动，实现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扶持，进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改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布置格局，推动区域发展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比如，“闽宁模式”、“山海协作工程”等对口支援帮扶创新，都是当代中国地区间横向带动共同富裕的成功范例和有益尝试。

另一方面，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协调处理城乡统筹，畅通发展要素城乡双向循环渠道。当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还存在壁垒，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农村土地制度红利尚未充分释放，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高水平的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

（三）以高效能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共同富裕的内涵具有延展性，既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还包括民主、公平、正义等在内的“共同发展”的意蕴。而“共同发展”建立在“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的基础上。因此，塑造公共生活的治理体系是以某种社会的、经济的职能为基础。也就是说，治理体系与共同富裕具有共生与互动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利益基础； 另一方面，高效能的治理体系是共同富裕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共同富裕得以维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要进一步以高效能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的支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共同富裕关涉到每个治理主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反映了多元治理主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也就是说，共同富裕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离不开多元主体协作联动的高效能治理体系。具体而言，通过共同富裕的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具象化为每一个治理主体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寻求社会成员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最佳契合点，将个体化的公民组织成相互联系的集合体，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的治理体系。这种良好有序的治理秩序并非各级政府部门不切实际地盲目推行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制命令，而是有赖于政府部门、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力量共同发力。既要增强社会力量在增强共同富裕建设中的自我整合能力，培育公共精神，也要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资本力量等形式实现共同富裕内生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双向联通，保证多元治理主体关系的动态均衡。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走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尤其需要充分发挥和依赖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发动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全过程，最终使人民群众在参与中创造，在创造中获得。从而实现“作为财富生产的人”和“作为财富发展目的的人”辩证统一，真正构建起以“人”为中心的财富创造和分配体系。

结 论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是涉及诸多领域、诸多环节、诸多层面的系统工程，但从根本上而言，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两个基本逻辑，即财富创造能力的跃升和以“人”为中心的财富利益体系的构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奋斗目标。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持续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共同富裕战略的关键在于，要将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以人为中心的财富创造和分配体系。

注释：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 页。

⑤⑧刘荣军：《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历史本原及现代社会》，《哲学研究》2010年第12 期。

⑥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 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 页。

⑩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邓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 页。

⑪王远：《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 期。

⑫郑有贵：《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下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8 期。

⑬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财富观》，《哲学研究》2010年10 期。

⑮龚云：《论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