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丽华

“经典重估”是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界的一种不绝于耳的声音，也是国际学界的强烈呼声。文学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变更、审美趣味的转换而不断调整、流动的，所以，每个时代都有重估经典的必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系统。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必须在对此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探究引发经典流动和调整的深层原因，以期准确把脉经典与时代和社会之关系，进而实现重新评判经典之初衷。当今持续不断地产生“经典重估”的呼声，其原因显然与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尽相同，因为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学经典遭遇了极具挑战性的社会环境。对大众阅读、国民教育、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来说，“经典重估”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如何提高文学经典阅读与学术阐释的有效性？ 其间需要怎样的理念与方法？ 如何处理文学经典的研究与追踪理论新潮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需要学界同仁在学术研究中持续不断地探索与实践，才能作出有力而有效的回答。就此而论，蒋承勇教授的《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以下简称《创新》）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实践案例或范本。《创新》以“经典重估”的理念，对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重要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在观点、方法与理念上有显著的创新。

一、“经典重估”：从文本细读与阐释开始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对经典的理解，所以每个时代都有重估经典的必要； 而重估经典的核心要义是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经典作家和作品作出新的解读与阐释。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外国文学研究（也包括教学）中，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研究和评价一部经典作品，总是套用一种貌似高大上的“新理论”，貌似以新角度、新方法分析与解读作家作品，但是实际上理论与文本之间的吻合度极低，这种所谓的“解读”的结果常常像一锅火候不到的“夹生饭”，更有甚者是文不对题的生搬硬套，“理论”与文本基本是脱节的。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弊病。对此，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在我国过去30 多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特别是研究生课程中，强调用理论驾御文学文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现象“胜过西方”特别是美国。她还指出，“强调论文必须具备理论框架的恶果除了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生吞活剥地搬用理论外，还见于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压力……这样就造成了浮夸、狂妄和不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我们教授外国文学是作为培养有人文学识和境界的人才的大目标背道而驰。”①她强烈地呼吁：外国文学研究要摆脱“理论喧宾夺主”，要从文本出发，在细读经典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合乎作品实际地阐释与研究作品。为了回应这种批评与呼吁，《创新》的上编“作家作品研究与方法创新”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与阐释西方文学经典，为“经典重读”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样板。

《创新》从“诗化的人学”角度，对西方文学经典的人文传统进行深度的诗性阐释，发掘其中的人性意蕴，体现出对西方文学经典阐释的新颖性。作者认为，西方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对人性的执着探索与灵魂的拷问，与高尔基“文学是人学”重要命题相契合； 西方文学的深层始终回荡着对人的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其间常常交混着人与兽、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经久撕斗。“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西方人对艺术化的生活的一种描述与向往，对西方文学之人性意蕴作诗性的解读，就切中了西方文学经典作品之精神内核，既显示了深度，又体现了经典之为经典的“诗意”。《创新》对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造人故事的阐释，既触及到了原始初民对人的生命起源的稚拙而朴素的理解——人与动物（兽性）的关系，又揭示了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之理解的源头。②在细致解读了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悲剧的基础上，《创新》 精辟地指出，“作为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和悲剧正是在稚拙、野性甚至蒙昧的人性描写中，留给了后世乃至今天的人所无法重复、难以企及的自由与狂放。读者在惊讶于远古时代身心裸露的人的喜怒哀乐的同时，也唤醒了沉睡于心底的童心，产生心灵的震颤和异样的情感共鸣，这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艺术具有永久美感与魅力的重要原因。”③关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学界通常认为，作品中的爱斯梅拉达是作品的主人公，表达了作者对美与爱的人道主义理想，而《创新》则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副主教克罗德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克罗德一方面是中世纪宗教恶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宗教教条的牺牲品。“小说尤为深刻之处在于通过对宗教生活牺牲品的克洛德的描写，表现了中世纪宗教环境里人的某种无奈，尤其是宗教教义制约下神职人员的悲剧性‘宿命’，从而对宗教生活是否合乎人道原则提出了质疑，表达了对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的呼唤。”④这种对文本之人性意蕴的深度阐释，是文化的，更是文学的，因而是富有诗意的，从而体现出经典重读的新意与深度。

此外，《创新》 把叙事理论运用于具体的作家个案研究，为作品的深度解读提供了方法论创新的范例。在我国与国际学界，叙述理论的研究成果累累，但是，叙事理论如何运用于作品分析与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运用自如者为数不多。《创新》则在这方面作了有效的实践。该著通过对劳伦斯小说《虹》中明暗不同的五条情节线索及其交互关系的梳理，深度剖析了小说复合式叙述结构，“这种复合结构，不是纯技巧的运作，它更倾向于内容本身。它直入小说纷繁存在事实的内心，把存在中的各式人物联系起来，形成多种类意义上的对位，对小说的纷繁事实予以不断整合，完成对小说个体自身特殊性的建构。它与一般方法意义上的复调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强调的是小说内质的独特性，而非方法意义上的普遍适用性。”⑤《创新》通过对《恋爱中的女人》中人物“深度对话”的剖析，指出了该小说看似松散的情节内部隐含着稳定性结构，认为劳伦斯“又一次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的连贯性与圆熟”⑥，使小说走向了诗化叙述模式。《创新》关于劳伦斯《虹》与《恋爱中的女人》的多重复合式叙述结构和深度对话的研究，既深化了劳伦斯研究，又为叙事理论的成功应用提供了范例。

二、探寻“经典”生成之奥秘

《创新》从原型理论研究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深度发掘作家的创作个性及经典性之成因。对于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式结构的关系，作者认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狄更斯的儿童情结以及他小说的童话式叙述，显示了作家审美心理和写作技巧的独特性，就是凭借童话式的创作，使狄更斯的小说一步步地接近了经典之作： 童话式叙述在可读性、通俗性中表达了人性的纯真、淳朴与善良，这正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高雅与崇高，也是狄更斯小说能赢得当时各阶层众多读者的青睐并在广为流传后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⑦对于狄更斯来说，故事性、娱乐性、童话性、通俗性是他的小说的风格，也是使他成为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质素。《创新》对狄更斯小说之“经典性”的解读，在国内外学界都是别开生面的。《创新》从拜伦的心理原型的考据出发，阐释“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之间的关系，从而赋予“拜伦式英雄”和拜伦的整个创作以全新的意蕴内涵，揭示了拜伦创作的现代性特征：“拜伦是尼采的精神先导，‘拜伦式英雄’是‘超人’的原型！”⑧《创新》的诸如此类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不仅拓新了关于经典的理解，而且有效拓展了经典作品研究的思路，具有方法论的启迪。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经典之经典地位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典化”则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 不同作品之经典性因素的生成途径也是多渠道、多方面的，简而言之，它既得益于创作者对优良文学传统之创造性承续以及个性化超越，也得益于作品问世后读者与评论者的阐发、推介所致的阅读效应，还得益于不同传播媒介之传播效应的实现等等。基于此种观念，《创新》用比较文学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阐释经典作家作品在跨文化传播境遇中经典的再生成过程，为“经典重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创新》对夏绿蒂·勃朗特《简·爱》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之奥秘的分析，举证了该小说的经典价值之再生成的客观事实。作者指出，《简·爱》 经典性元素之生成是多方面的，其经典化过程至少有以下三个途径： 首先，《简·爱》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代表性作品，但又承续、融合并拓展了哥特式小说、成长小说、浪漫小说的创作技巧，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使之拥有了经典生成的丰厚内蕴，也说明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现实主义小说；其次，读者对它的广泛阅读和推崇、评论者为数众多的评介与赏析，扩大了小说的影响，提升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第三，插图版和画册《简·爱》的出版，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音乐剧、芭蕾舞剧的改变以及各种摹仿作品的流传等多媒介传播，既促成了《简·爱》跨界、持续的影响，更巩固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创新》通过对夏洛蒂·勃朗特和马克·吐温、易卜生等作家作品的传播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文学经典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变异与经典的再生成，从而深化了这些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也为读者解读与理解该作品和其他文学经典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

三、文学思潮研究对“经典重估”之意义

《创新》的中编“文学思潮研究与方法创新”，着重通过对代表性的西方文学思潮的再阐释，揭示其本质特征与生成和发展之规律，为创新西方文学史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作者认为，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不断更迭，构成了西方文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特征，因此，就西方文学研究而言，“经典重估”与研究方法创新，不能仅仅停留于作家作品的阐释上，还应该拓展到文学思潮的深度研究上。也就是说，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重新阐释，也是“经典重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只有深度阐释西方文学思潮，发掘其生成与发展之本原性特征，才能理清其渊源关系，也才能为“重写文学史”提供新材料，同时为作家作品的重新阐释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开阔而崭新的视野。为此，《创新》对19 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派文学6 大文学思潮展开多角度的再阐释，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新见解。比如，关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书稿认为“写实”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更新的“变数”概念，19 世纪现实主义则在作为“文学思潮”之后衍生出名目繁多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复数”概念，且因此拥有了不断更新、延展的广阔空间和无穷生命力。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和“真实性”品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情结和现实关怀有某种精神本质的暗合，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逻辑上有天然之默契，这不仅是马恩高度关注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写实精神和真实性品格成为马恩文艺思想之核心要义的重要缘由。作者认为以写实和真实性为最高宗旨的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永远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形态的文学，因为“写实”原本就是开放包容的“变数”。关于浪漫主义，书稿紧扣其“自由”观念展开论述，认为浪漫派“自由”的观念通过“个人自由与本体孤独”“宗教自由与中世纪情怀”“政治自由与社会批判”“民族自由与文化多元”“艺术自由与文学革命”等多维度展开，不仅体现其内涵之多义性，而且使西方文学首次实现了情感对理智、文学对现实、审美对功利、天才对“庸众”的超越，浪漫主义也成了西方近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学“革命”，为20 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人文与审美之基础。“‘自由’之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核心地位，不仅使浪漫派丰富、光大了构成西方文化精髓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使浪漫派成了西方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作为文学思潮，浪漫主义因其内在的‘自由’观念的彰显而成了西方近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最伟大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文学艺术领域，浪漫主义运动堪与德国的哲学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与美国的政治革命相媲美，同时又是对它们的表达或补偿。”⑨此外，《创新》对19 世纪其他西方文学思潮也都展开了有深度且有创见的研究。还有，书稿对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渊源关系作了深度辨析，指出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颓废主义与现代主义等思潮互相之间存在着内在勾连，阐明了文学思潮在创新中发展与更迭，并不意味着文学史就因此成了前后断裂乃至破碎的断片，而是绵延的整体，因为传承与创新是不可割裂的。作者强调，有时候看到这种勾连与传承，比看到创新与变革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发展不是“断裂”而是“融通”的。

四、理论滋养与“经典重估”

《创新》的下编“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对西方文论和文学研究实践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展开深度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见解。作者认为，文学研究的创新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创新的前提是理论与观念上必须有所突破。就此而论，借鉴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养分，对更新我们的文学研究方法进而推动“经典重估”，无疑是有必要的。因此，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我们首先要理性而清醒地看到这些理论存在的先天不足，并且要看到它与我国文学与文化传统还有水土不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便忽视外来理论，尤其不能轻视理论素养对“经典重估”的重要性。作者指出，我国学界存在的文学研究中理论与文本脱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研究者自身理论素养不足、文本解读能力低下等客观事实。经典阅读、文学批评与研究都需要理论的引领，恰当的理论运用是“经典重估”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作者认为，要完成准确而有深度的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评论与研究，并不是解读者和研究者主观上努力追求并在实践中做到“从文本出发”“反复阅读经典文本”就能奏效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升华过程，没有先期的理论获得、积淀与储藏是万万难以实现专业化有效阅读与阐释的，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对经典的“重估”。因此，“我们反对文学研究用‘理论’证明‘理论’的‘主观预设’式批评与评论，倡导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解读、阐释与研究文学，着力纠正‘脱节’之弊，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不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引领。”⑩“经典重估”意味着对既有的经典体系进行重新评判和评价，进而对这个体系给予当下的调整，那么，评判和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就是在既往对经典评判的人文、审美等价值原则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价值内涵的理论观念。因此，作者认为理论概念的更新是重估经典的前提。《创新》在强调正确看待现代西方文论之优劣的同时，强调了理论素养、理论创新对“经典重估”的重要性，这对纠正我国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弊病是有积极作用的。

概而言之，《创新》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视野开阔，有理论深度。作者的理论站位高，对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和重大理论问题有透彻的洞察，并作出深度的阐释，对重写文学史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第二，观念新颖，立足前沿。作者站在西方文学研究的前沿，以崭新的理念与方法“重估经典”，对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思潮及文学史现象进行再阐释，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思路，对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都富有启迪意义。第三，点面结合，方法多样。基于作者对西方文学研究的长期积累，书稿既能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文学史现象作出宏观的辨析与论述，又能通过具体的文学文本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与阐释；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和文学研究的具体个案印证紧密结合，既使理论的探讨不显得空泛，又使文本的解读有理论依托和文学史依据。这样的研究本身是一种理念与方法的创新。

总之，《创新》是一部观点新颖、新见迭出、富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①刘意青：《当文学遇到了理论——以近30年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例》，《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 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3、47、176、179～180、106、95、224、454～4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