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武，熊浩

（1.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2.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江苏 扬州 225009）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诞生。当今，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习近平曾多次论述过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及其伟大作用，那么，现在具有历史意义地提出并阐述建党精神及其科学内涵，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容的丰富和发展，实际上又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就中的重大作用。正是拥有了这些伟大精神，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创造一系列的奇迹，取得伟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这些伟大精神是怎样生成的呢？本文试从真理逻辑、价值逻辑、文化逻辑、实践逻辑等方面探索其生成逻辑。

一、真理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不移追求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剩余价值理论，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依据，从而以严密的逻辑揭示的客观真理，科学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总体上描绘了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美好社会。自从提出后，共产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和科学信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将其作为科学信仰。科学信仰也称为理想信念，是被科学证明未来必然会实现的真理，换言之，科学信仰是对真理的信仰，是对真理坚定不移的相信。人们一旦拥有了坚定的科学信仰，就是在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因此，坚定科学信仰，必然会使人提升思想境界，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使人坚定前行目标，永不迷失方向；使人鼓足大无畏的勇气，脚踏一切艰难险阻，笑对饥寒交迫，置生死于度外；使人能够形成强烈的进取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品格；等等，从而对人的行为发挥强大的精神支柱功能。共产主义是科学信仰或科学的理想信念①共产党人的信仰内容丰富，有不同的提法和文字组合。比如，“信仰—信念”组合、“信仰—理想”组合、“理想—信念”组合、“远大理想—共同理想”组合、“信仰—信念—信心”组合、“信仰—信念—忠诚”组合、“信仰—信念—自信”组合等，这些多样化的表述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共同的。参见刘建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表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会坚定不移地克服困难，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困难。对此，邓小平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理想信念还能发挥团结的力量、整体的力量。邓小平还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更是多次说过共产主义信仰的重大功能，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4]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遭遇不少质疑，对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刻地理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理论、实践运动和社会形态的统一，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科学原理所证明的真理，其理论早就诞生，实践运动也早已开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只是其完善的社会形态在当下还没有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理论的现实成果是实践运动和完善的社会形态的统一体，尽管实践运动早就开始，但是，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还没有实现，有些人因为没有看见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一现实成果，从而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发出质疑，甚至否定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从理论基础来看，共产主义以逻辑严谨、坚如磐石的科学原理为支撑，这是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运动至今存在和不断发展，且终将实现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原因。从实践进程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经产生就发挥着指导实践运动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当下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虽坎坷曲折却历久弥坚；当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以弥补自身的缺陷，因此，当下的人类社会是“两制共存”，但终究共产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角度来看，凡是能够根据唯物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就会有深刻的历史感，就能够突破历史的局限性，穿透历史的长远性和必然性，对共产主义充满必胜的信心；凡是对唯物史观认识肤浅、不深刻，立场就不坚定，观点就容易发生改变，也就不会有深刻的历史感；凡是不能根据唯物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根本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此同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存在根深蒂固的时代局限性，柏拉图如此有历史影响力的古希腊哲学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由于根源于唯心史观，尽管美其名曰“理想国”，但是，最终也只能是乌托邦，他的“理想国”仍然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即使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不能认识到当今的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还不能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既是不能以唯物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更是时代局限性使然。同样，尽管马克思早就发现了唯物史观，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发展方向，但是，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掌握程度却是参差不齐的，在人类社会还处于阶级社会的背景下，代表着劳动者阶级世界观的唯物史观并非为每一个人所认同和接受，资产阶级更是拒绝和反对，但是，这种现象丝毫不能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告诉我们，无论前进道路上遭遇什么样的坎坷、曲折，共产主义都一定会实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唯物史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信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从而就必然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形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甚至需要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和追求，必然会促使形成战胜任何困难、走向最终胜利的精神。

二、价值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持之以恒践行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先进政党，其宗旨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些观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精辟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宗旨的本意是目的和意图，一个政党的宗旨就是该政党成立与发展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该政党从价值取向角度确立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宗旨中国化的表达，与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明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原因。

所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非简单地使中国人民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平稳定的农耕时代田园生活和使中华民族恢复农业文明的辉煌，而是要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目标。所谓人民的幸福，就是人民对生活拥有发自肺腑的满足感。对此，习近平有过具体的、情真意切的表达：“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5]所谓民族的复兴，就是努力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作为其成立和发展的动机与目的，同时表明的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具有驱使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激发功能、朝向既定目标奋进的指向功能、保持不断进取的自律功能等，总体可称为初心使命的激励功能。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有人民幸福，决心要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无疑问，这样的初心和使命是一个远超提出时社会极其落后状况的崇高的、远大的、辉煌的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心愿，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和壮志。这样的初心和使命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限的崇高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必然驱使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观，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压倒，甚至舍生忘死，形成催人奋进、令人敬仰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

三、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决定作用

文化有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分。精神文化就是社会意识，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由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物质生产方式构成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由人创造又对人具有教化、培养、塑造的功能。中国大地上自从有人的出现就开始文化创造活动。远古时期中国人主要生活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内陆环境中，这里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宜于从事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和长期定居与共居，无须因生计被迫离开家园、背井离乡寻找甚至通过掠夺获得可供耕作的土地，这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久而久之就塑造人吃苦耐劳、注重伦理和内敛稳定的社会心理，促使形成主要通过具有亲情特征的血缘关系维系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群体意识，形成倡导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定而不是对外扩张的“和合”理念等。正因为远古时期中国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塑造了吃苦耐劳、注重伦理和内敛稳定的社会心理，中国古代才留下了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具有崇高奋斗精神的神话传说，才奠定了后来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伦理基础。到夏商周时期，这种社会心理开始逐渐形成系统化、定型化、理论化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抑或文化精神。相传由周文王所创的作为古代中国人智慧结晶的儒家经典《周易》，被誉为“大道之源”和“群经之首”，其中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当时已经形成的中华文化精神的凝结，对此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人“自强”与“厚德”相统一的显明特质和发展方向。西方人认为上帝创世，而中国人强调入世精神与现实责任，这种入世精神与现实责任，概括地说就是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应该是“自强”与“厚德”的统一。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仁”。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即人有知、仁、勇三达德，其中仁为核心，知乃知仁，勇为行仁。勇也就是要自强。因此，尽管人们常常把“仁”理解为一个道德范畴，但是，“仁”除了忠、孝、礼、义等道德内涵之外，还包含“自强”的要义，或者说，“自强”本身就是与其他道德内涵一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固有品德。“仁”就是“自强”与“厚德”相统一。正因如此，孔子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正因如此，才有苏武牧羊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精神，文天祥坚贞不屈、慷慨捐躯的气节，等等。这些就是勇，就是自强，就是行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自古以来每当中国遭遇强敌，中国人民都能前仆后继、奋起反抗，并且百折不回，愈挫愈勇；近代以来在中国衰落的情况下，先进仁人志士才能为了国家富强，不惜流血牺牲、勇往直前；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凝结强大的精神力量战胜千难万险，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因此，中国人固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一个重要缘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驱使中国人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自古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民族最早孕育了系统化、定型化、理论化的以儒道互补为主导内容的观念文化，并蕴含着“自强”与“厚德”相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秉持着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有学者指出，“夏”有“大”“美”之因素，在古代，汉族人民就将“夏”称为“中国之人”，到西周时期，“华”字已是人们形容非常美丽以致盛大辉煌的用词，到春秋时期，“夏”“华”连为“华夏”，即大美之夏。西周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最早有“中国”一词，说武王战胜大邑商后，向天下卜告，他要在此“中国”定都，从这里开始治理天下。随着中国大地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魏晋时期华夏之称逐渐演化为“中华”，实取“华夏”“中国”两词各一字组合而成，意即居于中国的光荣伟大的诸族，也可以说是居于中国的大美诸族[6]。也就是说，到魏晋时期“中华”一词就成为中国各民族的集合称谓，多样化的民族逐渐融合成为汉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从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以儒道互补为主导的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所产生的文化认同结果。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基础性认同除有血缘认同（以炎黄后裔自居）、治统认同（对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治统绪的认同）、制度认同等外，还有道统认同即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表现为对上自孔孟、下迄程朱的儒学传承的认同，以及对儒学教育、儒家经典的热衷。正是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才保证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并最终形成今天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我国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7]。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正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我国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才深入人心，并且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升华，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起到了强化作用。这里的逻辑关系是：“自强”与“厚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进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聚力，促使中华儿女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不懈的努力，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文化中民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对中国上古时期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强调为政者要实现和维护民众的利益。以“自强”“厚德”为文化基因的儒家学说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发展。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严厉斥责“苛政猛于虎也”，并将“大同”“小康”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政治秩序观，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的立君为民权力观，等等。尽管民本思想是古代统治者的从政价值理念，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不失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正因为有这样的民本思想和历史传统，中国古代的不少统治者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尽量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才有中国历史上一些“盛世”的产生，才有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者把民生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才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提升和改造，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和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才有将人民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一起作为中国梦的核心内涵的确立，并作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价值旨归，才形成了当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上文分析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价值逻辑，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而且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起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作用。

四、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磨炼

“精神”一词在日常语言中常与“意识”“思维”这类词语混用，但是，“精神”与这类词语又是有区别的。一般地说，“意识”“思维”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但是，具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动物也有一定的意识，当然这只是一种本能的“自然意识”，尽管说人是从类人猿这种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是，人的意识并非更高级一点的“自然意识”，而是一种具有主观的、自为的意识，与动物的“自然意识”不是程度的不同，而是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本能活动是在“自然意识”的作用下直接消灭掉对象以满足自然的欲望；而人的活动是在人主观的、自为的意识作用下通过劳动陶冶、塑造事物。消耗与陶冶，是对对象不同的否定关系，前者随着欲望的满足而消失，后者在陶冶过程中止后却成了对象自身持久的形式，即对象还在，并且带上了劳动者对对象的否定关系。换句话说，劳动作为对事物的陶冶，并不直接消耗掉这个他物，而是要把这个他物做成“为我之物”，其结果是劳动在这个他物上建立了凝结着“劳动的意识”的自己的家园，这种“劳动的意识”就是精神，是在人的主观的、自为的意识作用下通过对他物的陶冶形成的[8]。可以看到，人的劳动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具有主观的、自为的意识的主体即人；作为客体的他物，主体人通过各种中介对客体他物的陶冶；劳动的结果是：主体人主观的、自为的意识升华为与陶冶过程、陶冶方式相关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客体他物成为“为我之物”。例如，上文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角度宏观分析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就形成的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自强”“厚德”精神，那么从微观角度如何看待当时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陶冶出这种精神呢？劳动的主体即远古时期的中国人，通过一些劳动工具即中介手段，把自己主观的、自为的意识赋予客观的自然物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长久地这样劳动，不断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不断思考用新的手段（中介）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更新的产品，这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自然物的陶冶，其结果是使人主观的、自为的意识提升为不断克服困难和生产更多、更好、更新产品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大的特点是自强；与此同时，长期居住在一起的带有血缘关系的族人、哪怕是不带有血缘关系的邻人等，在劳动中为了克服各种共同的困难，常常团结起来共克困难，人主观的、自为的意识也会提升为注重伦理、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大的特点是厚德。最终，作为主体的远古中国人就逐渐养成了“自强”“厚德”精神，同时，作为客体的自然物被做成的仍然作为客体的“为我之物”，则凝结着这种“劳动的意识”，即“自强”“厚德”精神。总之，长期任劳任怨的共同生产劳动是古代中国人“自强”“厚德”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通过劳动，人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更主要的是社会存在物。劳动是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归属于物质生产实践。而实践的形式除物质生产实践外，还包括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等。正如劳动产生了人的精神一样，不同的实践将产生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除有初心使命、科学信仰、优秀文化基因等强大因素的驱动外，更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磨炼生成的，任何其他因素再强大，没有实践的磨炼也不能生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必然生成反映革命内涵的精神。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力量微弱，当被迫拿起武器武装反抗反动势力时，武器装备异常缺乏和落后，而内外勾结的反动势力拥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不怕流血牺牲和严刑拷打、坚决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和义无反顾地前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在初心使命、科学信仰、优秀文化基因等强大因素的驱使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必然在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奋勇前进、流血牺牲，从而孕育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过程中，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苦干、实干、硬干，终于建设起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样，在初心使命、科学信仰、优秀文化基因等强大因素的驱使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必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砥砺前行，从而孕育出苦干实干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岁月中，为在仍然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坚定“四个自信”，领导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同样，在初心使命、科学信仰、优秀文化基因等强大因素的驱使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必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奋力拼搏，从而孕育出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各种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磨炼、锻造、孕育而成的。实践没有止境，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将不断丰富发展，增添新内容。

总之，真理逻辑、价值逻辑、文化逻辑、实践逻辑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基于这样的逻辑生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伟大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胜利与伟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必将继续发展壮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将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