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颖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

在经学话语中，儒家经典皆是圣人的立法之言，是带有立义旨趣的“作”，《礼记·乐记》所谓“作者之谓圣”。五经之中，《春秋》笔法有微言大义，《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仪礼》言词关涉名义，文、事、义兼备，二者同是汉代治世传统中的大宗，所载礼仪制度与事例裁断，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与比谊会意的作用，有其相通性。黄侃云：

五经应分二类，《易》《礼》《春秋》为一类，《诗》《书》又为一类。《诗》《书》用字及文法之构造，与他经不同，《易》《礼》《春秋》则字字有义。《诗》《书》以训诂为先，《易》《礼》《春秋》以义理为要。《诗》《书》之训诂明，即知其义；《易》《礼》《春秋》之训诂明，犹未能即知其义也。①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 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8页。

经有文法，是由经的性质决定的。中国早期核心经典，是具有价值期许与实践引导意义的事理文本经典。经有载史功能，但更体现早期文明对朴素哲理的制作。经的治世效用，就是社会治理与自我规正。治理的要义在于合理，使其有序，有法，有张弛。《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①《周礼注疏》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3页。事有梳理，则文有次序。对于《春秋》经来说，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事理逻辑则尤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事情本身是否符合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