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刘晓夏

(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石榴属石榴科石榴属，喜温、耐旱、耐寒、耐瘠薄。关于石榴的原产地问题，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根据伊朗本土考古文物判断，大约在一万年前，伊朗、伊拉克交界的扎格罗斯山区居民就常用野生禾本科植物种子做食物[1]。虽然这一考古发现无法确认是否以石榴籽为食物，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法国学者坎多勒根据自己对多方面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得出“植物学、历史和语言学各方面材料都一致证明现代这种安石榴是波斯及其邻近国家所产”的结论[2]。德国学者比德曼也认为“石榴在东地中海地区和近东有很长的种植历史”。因此，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基本认定它的原产地是临近两河流域的古波斯①。虽然石榴在地域传播的历史资料并不多见，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碎片化的地点拼凑起石榴大致的传播路线。石榴最早在两河流域传播，而后几乎同一时间传到非洲和希腊，然后经地中海传播到欧洲，最后到达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石榴传入中国以后，又向波斯、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家外传[3]。

石榴从遥远的两河流域传播到达中国，人们学习积累其栽培种植技术，同时也在不断拓展它的用途，赋予它新的意义。传播是文化的迁徙和采借，而文化传播则是具体指某种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界辐射传播或是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个社会群体扩散传播[4]。石榴的发源地是波斯，毗邻西方文明的中心，因此石榴文化很快就在周边国家和两河流域得到传播，随后通过一些稳定的传播活动，形成了两河流域石榴文化交流圈和地中海沿岸石榴文化交流圈。此后，沿着丝绸之路石榴文化又传到东方国度。受中国地理位置和风俗文化的影响，石榴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碰撞出内涵丰富的石榴文化。石榴文化随着它的传播进程不断延伸和扩展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交流圈，这些或大或小的交流圈与其他交流圈之间同时也在发生交流与互动，进而形成一个石榴文化的创造、采借和变化的文化共享过程。

石榴作为具体的物种，在完成物种培育以后，便进入了人类文化领域。石榴文化将植物生长的社会史与人类欲望的自然史进行有机结合，丰富了石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单一的图景。可以说，石榴在演变为石榴文化以后，它的传播就具有了符号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符号是意义表达的实际行为，而文化由意义表达构成。石榴从具体的物种发展为石榴文化，就产生了表达意义，成为了一种符号。

语言是人类使用的最基本的符号体系，也是超大体系，对符号学的研究首先从语言开始。作为符号学先驱的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皮尔斯在索绪尔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符号由代表项、指称对象和解释项三部分构成。这里的代表项是指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相当于索绪尔观点中的能指。指称对象和解释项是皮尔斯进一步拆分开的可感知部分，也就是索绪尔观点中的所指。皮尔斯把符号定义为这样一个东西，它由另一个东西所决定，这个东西被称作是符号的指称对象，同时这个符号对一个人确定地释放出一种效应，这个效应他把它叫做解释项[5]。相较于索绪尔的观点，符号的解释项是皮尔斯提出的一个全新开放体系，他跳出语言符号的圈子，认为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是因为符号的解释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者社会规范对符号做出了解释和认知，符号的解释项激活了符号意义的生成和传播过程。

皮尔斯认为，符号一般要经历先于符号的意图显现、用符号表达意义以及形成文本解释三个阶段。按照此观点，物种石榴要发展为符号石榴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的传播过程：首先实物石榴通过编码成为蕴含意义的符号，进而在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成为表达思想观点和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最后人们对被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石榴图像做出不同内涵的解释。

一、作为符号的石榴

在波斯文化中，石榴从具体的物种成为一种符号，经历了从宗教符号向艺术符号发展演变的过程。

(一)石榴的宗教符号

宗教是波斯文明的基础，也是波斯文化和艺术创造的源泉。从符号学视域来看，神话故事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言说方式。神话创建的过程就是将每个神话故事中确定的对象，在话语上进行形式创造，从而实现其背后意义的过程。

石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宗教领域。在波斯帝国，沃教被视为官方宗教。沃教鼓励人们辛勤耕作、繁育后代，兴建家宅，宣称“有财富的胜于没财富的，有儿女的胜于没儿女的，有房子的胜于没房子的”。沃教教徒们根据教义书写了很多创世神话，这些神话大多与宗教仪式和风俗制度相关，但有一部分神话本身就解释了宗教的起源。据记载，沃教起源于伊朗部落中的祭祀，祭祀的最大特点是对安娜希塔这位幸运女神的崇拜。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对神灵保持敬畏，坚持祭祀，目的就是祈求神灵护佑，带给自己和家人更多的福报。安娜希塔女神手执的石榴器皿，在波斯宗教文化中被解释为多子和丰饶的象征符号，只要崇敬安娜希塔女神就能子孙绵延，物质和精神丰饶。长此以往，石榴在宗教领域就拥有了多子和丰饶的文本解释，它的宗教符号也由此产生。

(二)石榴的艺术符号

安娜希塔女神形象不仅存在于宗教领域，同时它还进入艺术领域，并且在波斯艺术中大放异彩。据古书记载，萨珊时期的很多银器上，都有安娜希塔女神和石榴组合而成的图像。在波斯艺术中，人们喜欢利用简单明朗的形体线条，在各种工艺器物上去勾勒他们所信仰的、姿态婀娜并富有智慧的讴歌对象。不单单如此，波斯人还喜欢搭配多重样态的植物纹样来修饰和丰富图像的内容，并借此传递他们的文化信仰。

作为波斯艺术中最受欢迎的主题纹样女性，安娜希塔女神多是以裸体或者半裸体的形象出现，图1-1就是萨珊银器中裸体的安娜希塔女神图像。放眼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安娜希塔女神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胸部。她一手拽着的是婴儿，一手托举着石榴。皮尔斯曾说，符号与对象之间是有根据的，它不是任意武断的。在这幅图像中，波斯人将安娜希塔女神与石榴进行搭配就是把石榴多籽的特征与安娜希塔女神多子的象征建立联系，然后运用换喻建构元语言，使多子的相关性得到显现，并发展成指代性。

图1-1 萨珊银瓶

图1-2 八曲长杯

图1-2是安娜希塔女神在八曲长杯中的艺术形象。在《阿维斯陀》第三卷第三章中有这样的描述：安娜希塔女神头戴八角形车轮状金冠，圆环突出的地方系有一条彩带，上面镶嵌着百颗明星，格外耀眼。她的半身衣饰是用三百张雌海狸皮精制而成，像金银一样闪耀光辉[6]。文本中还记载了人们对安娜希塔女神形象的文本解释：安娜希塔女神是纯洁的、富有活力的，她能够使女人生产，使国家富饶。在这幅图像中，波斯人将跃然于文本中的安娜希塔女神具象在器物之上，更加清晰、直观地让人们看到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在这里，安娜希塔女神是艺术表征的对象，她手中的石榴圣物，是象征生命的符号。新石器青铜时代的祭祀仪式上，人们就经常把石榴当作圣果来膜拜。但是，石榴为何会有生命的符号意义？“一个符号之所以能够代替另一个东西，是因为它与之像似。”石榴淌出的汁液色彩红艳，像似于人类流淌的血液，波斯人于是将石榴的色彩与血液的色彩建立联系，赋予它“生命”的文化内涵，并尊称其为“生命的圣树”。此外，波斯士兵的长矛上也用石榴做装饰，以此暗喻战争的胜利和士兵的长寿。因此，在波斯艺术领域，石榴还具有多子的标示符号和生命的像似符号。

二、以符号为核心的石榴文化演变

符号是文化的根基，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符号从来不是单一和固定的，由它构成与传播的文化也不是。在皮尔斯看来，解释项是符号传播的关键，它代表了符号动态、表意的思想。在石榴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石榴之所以能从一种意义演变为另一种意义，或者赋予新的意义，起决定作用的是解释项。皮尔斯将解释项进一步分为意向解释项、效力解释项和共同解释项三种。其中，意向解释项决定着发送者的心灵；效力解释项决定着解释者的心灵；而共同解释项则决定着发送者与解释者为了使交流得以发生、相互融合而成的心灵。

(一)石榴符号的意向解释项

石榴文化在波斯社会，是由宗教符号、艺术符号和文化符号等很多子符号共同构成的符号系统。“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是因为人们对它进行了解释。”也就是说，石榴文化之所以是由多种符号构成的系统，是因为波斯人在宗教、艺术和文化等多种语境中对其做出了解释。因此，影响神话文本意义生成和演变的主要因素是解释项。

而胡塞尔认为意向赋予符号文本以意义，解释者必须回溯这种意向[7]。在宗教语境中，波斯人在自然崇拜的影响下，创造了象征多子、丰饶和生命的安娜希塔女神。也就是说，安娜希塔不是波斯社会中的具体人，而是波斯整个民族精神信仰的代名词。受波斯宗教中生端思想的影响，波斯人将安娜希塔女神与石榴建立联系以后，赋予石榴多子、丰饶的意义，并把它解释为多子、丰饶的指示符号。需要注意的是，“石榴”物种作为能指，和“石榴”多子、丰饶这一符号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经过波斯人长期的解释，这种意义被约定俗成的固定下来。久而久之，“石榴”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就从最初的任意性演变为了理据性。这种理据性通常会被理解为一种约定性，它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的约定，是生活在同一文化场域中人们的共同遗产。从任意性到非任意性的过程是不被人所注意的，人们接受的只是后面的结果——非任意性。

另外，根据神话学家罗兰·巴特神话故事的三级符号系统，同样能够说明石榴文化意向所指。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故事的第一级符号系统是 “语言—客体”，第二级符号系统是含蓄意指，第三级符号系统是神话作为新的能指与其所指含义构成的意指关系。在波斯文化中，通过这三级符号系统，首先对石榴文化进行了神话言说，然后运用含蓄意指，将石榴多籽的特征与安娜希塔女神多子的象征建立联系，进而创造了神话文本中石榴多子、丰饶的文化意义。石榴神话文本建立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文本意义。比如在古希腊神话中，石榴文化与当地神话信仰结合，拥有了生殖与婚姻、爱情与美丽、欲望与诱惑的全新解释。

(二)石榴符号的效力解释项

石榴文化在波斯形成以后，一方面，因为战争向外输出和渗透。另一方面，因为文明交流的平和性质，与其他文化交汇融合。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符号作为文化的组成要素，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符号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地位是平等且可以互换位置的。也就是说，符号的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内可以使得符号拥有新的文化内涵，它可能成为符号新的发送者，而符号的原本的发送者也可能成为符号新的接受者。

符号只要传播，就会形成一种新的解释项。因为在符号的传播过程中，解释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会赋予符号新的意义。并且每个解释者的言说方式都有不同，所以石榴在不同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符号。

在古希腊，宗教不是由传教士或者圣人创造的，而是靠艺术家用神话为主的内容建构起来的，因此神话故事中的神灵观念就成为希腊宗教的核心。在古希腊宗教语境中，古希腊人崇拜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12位神灵。当石榴符号传播到这里，它的指称对象就从安娜希塔女神转述为天后赫拉、美神阿芙洛狄忒、种子女神珀尔瑟福涅。在西班牙的文化语境中，石榴的符号对象是玉晶公主。由于玉晶公主的尊贵身份，西班牙石榴符号的解释项则是富贵和吉祥。

文本意义的无限衍生不是绝对存在的，它以文本的确定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符号-对象-解释项”和“符号-发送者-解释者”这两组传播关系中，只有符号作为常量固定不变，解释项才会作为变量发生动态变化。基于此观点，皮尔斯指出了前面解释项、解释项与后面解释项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每一个符号都伴随着一连串的解释项，前面的解释项预示、启发着后面的解释项，并对后面的解释项起到规范和调节的作用。同时，后面的解释项也离不开对前一解释项的回顾和参照，后面的解释项经常受前面解释项的束缚[8]。从石榴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石榴在波斯神话文本中多子的解释项启发了它在古希腊神话文本中生殖的解释项；波斯神话文本中长寿的解释项，又启发和规范了石榴在亚美尼亚神话文本中生命的解释项；而中原神话文本中多子多福的解释项回顾和参照了石榴在波斯神话文本中多子、丰饶的解释项；古希腊神话文本中爱情与美丽的解释项，又调节了石榴在中原神话文本中石榴裙的解释项。总之，石榴文化就是通过这种无限衍义的方法，在神话文本中实现了意义的演变。

石榴文化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而后在中华文化中生根发芽。受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石榴传入中原以后，石榴文化在文学、民俗和民间工艺中也得到发展，除了保持多子的符号意义，石榴符号还被中原人赋予了石榴裙和榴实登科的意象。此外，石榴符号在唐诗、宋词、元曲中被诗人、词人、作家解释为象征爱情、友情和理想的文化符号；在民俗文化中，被普通民众视作辟邪纳福之物。

由此可知，石榴这一文化符号的解释项受到社会、文化、历史、民族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传播语境中，人们建构起来的意指组合意图也不相同。这样，石榴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就不是单一的。同一所指就可以有多个能指，而同一能指也可以被解释者解读为不同的所指。

(三)石榴文化的共同解释项

通过梳理石榴的传播历史，我们发现，石榴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不是如索绪尔所讲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传与受的二元过程，而是皮尔斯所讲的传播主体间双向交流，是传播发送者与解释者形成双向互动的过程。石榴文化从波斯传入中原以后，中原人不仅接受了石榴文化自身携带的符号意义，还结合当地的文化语境，赋予了石榴全新的符号意义。因此，石榴文化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意向解释项与效力解释项相互对话，彼此融合成共同解释项的过程。

从皮尔斯的三元传播模式来看，石榴文化的传播过程是 “符号-对象-解释项”和“符号-发送者-解释者”两组三元关系，共同推动了符号意义生产与协商的过程。如下图所示，用虚线表示的部分是“符号-对象-解释项”和“符号-发送者-解释者”两组三元关系重叠的部分，也就是皮尔斯所谓的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决定了共同解释项(箭头c)的形成。换句话来说，就是它使得石榴文化的传播成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符号发送者(波斯)与对象(石榴)之间的角度α，代表了发送者(波斯)有关该符号的信息量，简单理解就是符号的文本量，即石榴意象解释项中宗教符号和艺术符号的文本量。而解释者(西方国家和中原地区)与解释项之间的β角度，则代表的是解释者(西方国家和中原地区)关于符号的信息量，也就是石榴效力解释项中宗教符号、艺术符号和文化符号的文本量。需要注意的是，α和β角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符号传播开始之前，发送者(波斯)更接近符号的解释项。但是符号一旦开始传播，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就不再是传与受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意义协商关系。如此一来，α与β之间的信息量就会出现一个动态变化。

皮尔斯三元传播模式图[9]a意象解释项 b效力解释项 c共同解释项

基于发送者与解释者双方共享意义的关系，在“符号-发送者-解释者”这组三元关系中，发送者(波斯)会沿着a的箭头方向向解释者(西方国家和中原地区)靠近，而解释者(西方国家和中原地区)也会主动沿着b的方向向发送者(波斯)靠近。在解释者与发送者彼此相互靠近的过程中，c的长度就得到了延长，也就是说共同解释项的文本量得到了增加。与此同时，α和β之间的角度也会变大，这意味着传播双方的信息量都会增大。也正因为此，石榴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才有了多种文化意义和多重艺术表征。更重要的是，“符号-对象-解释项”和“符号-发送者-解释者”这两组三角关系拥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顶点，这表明石榴文化的三元传播是在由符号中介构成的三元关系中共同进行的。所以说，传播的境界是合力，合力是在相互借力中实现意义的双向传播。由于“符号-发送者-解释者”“符号-对象-解释项”和“符号-发送者-解释者”这三组三元关系的合力传播，使得石榴文化的交流增强，传播效果实现最优。因此，石榴符号经过这三元传播模式，在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中，就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意义。

三、以古诗词文本为载体的石榴文化意象演变

法国哲学家利科尔曾说，文本是书写和固定下来的任何符号。石榴文化在中原传播过程中，形成了铜镜、石窟、瓷器、丝绸、年画、荷包、盆景、文学作品等各种文本，其中古诗词就是文学文本中最丰富的部分。在诗(词)人笔下，因石榴意象的创造和变化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篇章。

在古诗词中，诗人、词人常常借助景物来抒发内心情感，通过对事物的歌咏和赞叹来传达自身理想。从认识论的范畴来讲，这些景物与事物属于客观之象，而情感与理想属于主观之意。二者合之，石榴在古诗词中，就产生了独特的文化意象。诗词文本与神话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具体体现在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当中。诗词文本与神话文本在形式上都是被固定与重新书写的，在内容中又再次嬗变。从皮尔斯符号理论来看，文本内容在重新书写的过程中，蕴藏在内容中的意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解释者会根据新的文本内容，赋予意象更新的文本解释。因此，石榴在古诗词文本中就有了很多新的文化意象。

首先，石榴花因其娇美的外形，与古代女子在视觉上建立了直接的相似性，因而产生了以形赋形的文学意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象征女子美貌的石榴意象。在唐代诗歌文本中，诗人施肩吾曾曰：“深色胭脂碎剪红，巧能攒合是天公。莫言无物堪相比，妖艳西施春驿中。”在这里诗人用石榴花来比喻漂亮女子。又因为石榴花开花以后的样态，像似于舞女的裙裾，于是又衍生出用石榴裙比喻漂亮女子的意象。如“石榴裙裾蛱蝶飞，见人不语颦峨眉”“轻抽屉来时不破尘，石榴花映石榴裙”。

其次，石榴还因其自然属性，在诗词文本中产生了以性比情和以花比情的文学意象。具体而言，以性比情是指诗人通过石榴的颜色属性，比拟与其相同色彩的情感。通过夺目的色彩，来抒发浓烈地相思缠绵之情。而以花比情是指诗人借用石榴开花的自然习性，表达与之相反的感情色彩。以石榴满树繁花的热闹景象来反衬自身的形单影只，以此抒发自己孤独、寂寞的悲伤感情。如“向晚小园行便，石榴红满。花花叶叶尽成双，浑似我、梁间燕”。

石榴既可以是“日射血珠将滴地, 风翻火焰欲烧人。闲折两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的美丽，也可以是“五月榴花照眼间，枝间始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马车，颠倒青苔落绛英”的感伤；还可以是“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的无奈，以及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柳，何处西南待好风”的相思……

“石榴”原本只是普通的语言符号，由于词人赋予了它强烈的感情色彩，因而变成了抒发词人感情和理想的意象符号，并且衍生出来了许多新的文本解释项。由此可知，诗词的创作过程，是意象符号生成和转换的过程。词人首先在客观之象中，获取了意义的表象。然后经过改造和变形的创作过程，将主观情感汇聚到客观之象中，生成新的审美意象，再由文字符号传达和转述，使得意象在语言领域逐渐外化，最后形成意象符号。自此，石榴在诗词文本中，就具有了多种内涵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具有神形兼备的艺术意境，又具有栩栩如生的意象审美。

总之，本文从横向对石榴从其源地波斯，经希腊，到中原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对其选择、赋意情况进行了梳理。同时又在纵向上，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石榴由具象的物种到抽象的符号的演变。我们发现，物种的传播，就是不同民族、国家人民交往互动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与融通的过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施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类似于石榴文化的传播交往活动，促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互相了解，包容互鉴，那么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将不是遥远的梦想。

【注释】

①“波斯”是波斯人对古代帝国的称呼，同时他们还把自己的国家称为“Eire—An”，即“雅利安人的国家”，因为最早的波斯人是雅利安人。1935年，波斯政府正式把国家名称改为伊朗，用于称呼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