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春勇

方志敏，一位被中共几代领导人高度评价、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敬仰的革命先驱。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光辉业绩却感召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故事片《血沃中华》，并于1981年初在全国公映。这是第一部以方志敏业绩为内容的故事影片，然而，人们对它的创作和拍摄情况了解并不多。在此，我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介绍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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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之子方兰受命负责剧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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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血沃中华》剧本，由方兰、周毅如和孙勃三人共同创作，主要描写方志敏烈士狱中斗争的故事。方兰系方志敏最小的儿子，周毅如、孙勃当时分别为南昌市两所中学的语文教师。

方志敏

1977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作出两项决议：一是定于当年8月6日举行方志敏烈士遗骨安葬仪式;二是成立《方志敏》剧本创作小组，由江西省文化局直接领导，方兰为创作小组组长。

在银幕上表现方志敏革命一生的形象，以教育后人，一直是方志敏夫人缪敏多年的心愿。在听取应邀列席省委常委会议的儿子汇报后，缪敏非常高兴。她一边流着兴奋又激动的眼泪，一边郑重其事地向儿子交代：要完成好创作任务，首先要熟读你父亲的遗著，还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和艰苦的搜集素材工作，要写出方志敏光辉的一生。她还告知方兰，自己曾在1956年写过一个关于方志敏的电影剧本，底稿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并将手头上现有的手稿资料等拿出来供儿子参考。遗憾的是，两个月不到，缪敏因突发疾病于7月9日在家中去世。

带着母亲的遗愿和重托，方兰和创作组一行随即进行采访，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他们搜集有关史料和素材，采访当时还健在的、能够联系上的历史亲历者与见证人，写下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因这一工作做得比较早，一些当事人都还健在，故得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文史资料。

在搜集素材基本完成后，方兰和创作小组另两名成员周毅如、孙勃就一头扎进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三人都是初涉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没有经验。他们把搜集来的素材，一股脑儿地往里塞，一点儿也舍不得扔掉。责任编辑看了说，这不是剧本，是传记。一稿没有通过，只得一删再删，一改再改。因在素材的取舍上存在意见分歧，定稿时又出现矛盾，争论不休，创作小组在小白楼一待就是三年。经过七易其稿，最后定稿为方志敏在狱中的片段，片名为《血沃中华》。

中共江西省委对在银幕上反映方志敏烈士的事迹非常重视。据当时在省文化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张涛回忆，剧本初稿几经修改后，向省委作了专题汇报。时任省委书记的白栋材对此十分关心，多次过问、听取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作出指示。经白栋材同意，张涛还专程赴长影解决剧本创作上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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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电影开始在南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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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下旬，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血沃中华》摄制组来到南昌拍摄，前后持续了近20天。据我了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南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电影拍摄。那时候，看电影本身就是件稀罕事，能够在家门口看拍电影更是稀罕无比，南昌全城上下极度关注。当时，我作为一个执着甚至狂热的影迷，有幸进入拍摄场地，目睹了这部影片的拍摄片段，现场的情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4月20日，《血沃中华》摄制组在胜利路南端，即今天的步行街一带拍摄方志敏被敌人押解至南昌，游街示众的一场戏。我至今记得，那天天空阴沉，布满阴霾，不见一丝云彩，空气似凝固了一般。加上紧张忙碌的拍摄节奏，整个现场气氛格外凝重。

胜利路从真真照相馆经亨得利钟表店，再至与中山路交会处的工农兵商场，被布置还原成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南昌旧街景，两边店铺商业广告和旗幡招展，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前挤后拥，沿街而立。扮演方志敏的魏新身着粗布制服，外披一件灰色的旧棉大衣，戴着手铐和脚镣站在囚车上，在敌兵的监押下从闹市徐徐经过。看到群情激愤的围观群众，方志敏面含微笑，频频致意;而面对敌兵的刺刀丛，方志敏则从容镇定，毫无畏惧……一遍又一遍地来回走戏，几番下来，魏新已是大汗淋漓，在一旁的化装师李永生不停地为其拭汗补妆。这场出现在电影开头仅有三四分钟的戏，拍了五六个小时。在导演的统筹指挥和科学调度下，2000多人的群众场景拍摄得以井然有序地完成。

缪敏给儿子方兰讲解历史

23日，方志敏被押解示众的另一组镜头，则选择在人民公園的一块大草坪上拍摄。尽管受刀枪威逼，镣铐加身，但站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他首先向聚集在现场的大批各界群众深情地鞠了一躬，然后慷慨陈词：“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作为一个中国母亲的儿子，不能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要坐穿自称爱国的国民党的大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振聋发聩的声音划破长空，被邀请前来参加拍摄的数十名群众演员无不为之动容。

江南四月天，阴晴两不定。由于天气的原因，同样确定在人民公园拍摄的“蒋介石劝降”和“方志敏夫妻诀别”这两场戏，足足等了一周时间才得以开镜。30日，平时雅致幽静的“园中园”，被置景师临时加工，稍作装点，便营造出“景中景”的氛围，成为了“蒋官邸”的后花园。

小桥亭阁，回廊水榭，草木茂盛，表面上看似一派风光浪漫景象，却正在进行着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根据剧情，方志敏和夫人缪敏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孩子，被蒋介石用小汽车接到了他的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对他们实施“攻心”战术。亭阁里，蒋介石与方志敏相对落座，桌前对弈，企图通过下棋的方式以达到对方志敏劝降的目的。然而，棋桌上的方志敏神情泰然，气定乾坤，唇枪舌剑，以棋当靶，把蒋氏“杀”得节节败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斗争同样也很激烈，摄影师丹森尼玛和孙挥转动着手里的摄像机，将其一一摄入了镜头。

接着，摄制组在这里还拍摄了方志敏夫妇的诀别戏。在严词拒绝蒋介石、宋美龄的软硬兼施与威逼利诱之后，方志敏和缪敏在亭阁里会面，夫妇两人促膝交谈、深情抚慰并相互鼓励。按照导演的构想，这场诀别戏，是影片中的一大高潮和亮点。为此，导演尹一青设计了较多的近景镜头和特写镜头，以烘托方、缪之间的患难夫妻情。

现场实拍时，在给演员做了必要的提示后，尹一青便站在一旁静候和观察。当看见演员魏新和赵文瑜感情酝酿出来、水到渠成时，他即刻招手告知摄影师，将这些符合剧中情节要求的感人场景拍摄下来。

在人民公园拍摄的上述两场戏，在影片中长度达十几分钟，分量很重。由于是在几个主要演员之间进行，不是大场面，也无需动用群众演员，所以整个拍摄相当顺利。

几场重点戏拍竣之后，摄制组还在南昌市第三医院、江西宾馆、滨江招待所以及市郊梅嶺等地进行拍摄，并派出小分队前往庐山取景，拍摄瀑布、奇峰、异石等镜头用于影片之中。

结束了在南昌的紧张拍摄，《血沃中华》摄制组来到方志敏家乡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现场的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全村老少一片沸腾，像过盛大节日一样，兴高采烈，把家里最好的土特产拿出来犒劳摄制组的同志们。告别江西省境内的南昌、弋阳和庐山，影片还在苏州、鞍山、哈尔滨等地拍摄了若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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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班底有一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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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血沃中华》的创作班底，虽谈不上阵容强大，但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导演尹一青，1926年3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46年参加革命。演员出身的他，解放初期曾在《光芒万丈》《赵一曼》《高歌猛进》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57年转做导演后，参与或独立执导了《地下尖兵》《列兵邓志高》《并肩前进》《海上神鹰》《红梅花开》《马戏团的新节目》《龙飞凤舞》等影片。“文革”后期，尹一青拍摄的反映淮海战役民工支前的故事片《车轮滚滚》，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1978年，尹一青拍摄了反映科研人员反对“四人帮”干扰破坏、坚持搞科研的《灯》。接着便着手《血沃中华》的拍摄，这也是他的“封镜”之作。

副导演之一陈学洁，也系演员出身。1961年，18岁的她主演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曾轰动一时，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和亲切问候。此后又在《两家人》《路考》《特快列车》《艳阳天》等影片中饰演主角或重要角色。1974年，陈学洁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1976年毕业回长影后开始从事导演工作，在《血沃中华》中担任副导演时年仅37岁。

在影片中扮演方志敏的，是著名话剧演员魏新，时任江西省话剧团副团长。20世纪50年代，魏新曾经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方志敏的形象，《血沃中华》虽未能使魏新在银幕上一鸣惊人，却为他开启了通向影坛的一扇大门。自《血沃中华》之后，魏新紧接着便在《元帅与士兵》《神行太保》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参加了八一电影制片厂《风雨下钟山》的拍摄。人过中年的他，由此成了银幕和舞台上的一名“双栖”演员，之后又参加了10余部电视剧的拍摄。魏新于2008年6月16日辞世。

与魏新配戏、在剧中扮演方志敏夫人缪敏的赵文瑜，是长影演员，比陈学洁大两岁。她曾经在《鸿雁》《英雄儿女》《雁红岭下》《钢铁巨人》《沙漠的春天》等影片中出演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后，赵文瑜除拍电影外，还执导和主演了多部电视剧，并担任译制片导演及配音工作，计有上百部。

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方志敏书稿的传递者——狱卒张怀志，由长影的当红小生陈国军扮演。他在根据鲁迅先生的同名作品拍摄的电影《药》中扮演革命者夏瑜，并参加了《苦难的心》《刀光虎影》《大小伙子》《心灵深处》等影片的拍摄。后转入北影担任导演，拍摄了《无情的情人》《大清炮队》等一批反响不小的影片。他执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也获得巨大成功。

扮演蒋介石的赵恒多，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早期的特型演员之一。1978年，他在电影《大渡河》中饰演蒋介石，这不仅是他初登银幕的蒋介石形象，也是故事片里最早的蒋氏形象，获得专家和观众好评。他由此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为专门饰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

在影片中，除魏新之外，还有两位演员来自江西：一位是江西省话剧团的演员肖翔，在片中扮演方志敏的启蒙老师刘仰斋，虽然戏不多，但人物为气节跳崖身亡的情景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另一位是南昌市歌舞剧团的演员郑旌美，在片中扮演宋美龄，首次“触电”的她此后又参加了《非常岁月》《智斗美女蛇》等电影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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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人员下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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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一青热衷于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拍摄。为了拍好《血沃中华》，他先后看了数十万字的材料，并四次来到江西，两次前往赣东北深入生活，与作者研究、推敲剧本，充实创作。在访问方志敏旧居时，他和村里群众促膝交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据介绍，在塑造方志敏这一英雄形象时，尹一青没有把他作为神来美化，而是把他作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中的人来表现。在分镜头剧本创作中，注意以情感人，对方志敏的师生之情、夫妻之情和战友之情，作了刻意渲染和突出。

魏新扮演方志敏，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接到拍《血沃中华》的任务时，他已经48岁，而之前还不曾上过银幕，在电影里出演方志敏，还存在年龄偏大、形象偏老的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虽说1955年魏新就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方志敏，并在全国的话剧汇演中获表演二等奖，但毕竟过去了20多年，且电影不同于舞台。电影是特写艺术，在银幕上纤毫毕现，让演员扮演与自己年龄相差10多岁的角色，再高明的演员也有难度。

为此，魏新没少花心血，没少下功夫。他特意去弋阳县，在烈士家乡生活了几个月，寻找灵感，加深体验。为求神似，缩短自己与角色年龄、体型等方面的距离，符合人物在狱中饱受折磨的特定情景，魏新每天坚持长跑，节制食欲，硬是在短时间内把体重“压”下去了10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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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劝降”等情节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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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沃中华》于1980年底拍竣，1981年1月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这部影片上映后反应平平，流于一般。这或许也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部反映方志敏事迹的电影的一大原因。

电影《血沃中华》中的方志敏与缪

尽管南昌是方志敏的就义地，也是影片的拍摄地，但《血沃中华》在南昌各大电影院放映的场次并不是很多，反响也不热烈，归于平寂。

那个时候电影刊物不少，有关《血沃中华》的影评文章却鲜见，倒是《大众电影》上的一篇文章在影坛上引起了一阵涟漪。

翻開1981年第3期的《大众电影》，可以看到，杂志中间的彩色画页刊登了一个页码的《血沃中华》电影剧照。与此同时，在这期杂志的第4至第5页下部分刊登了署名“林学”的文章《对影片〈血沃中华〉的意见——访方志纯、朱旦华、石凌鹤》。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朱旦华是方志纯的夫人，石凌鹤是著名戏剧家、话剧《方志敏》的作者。该文作者在文中写道，方志纯同志尚未看电影《血沃中华》，也没有读过文学剧本。在听罢作者和石凌鹤同志介绍该片的情节、细节后，“对影片中的一些情节提出意见，认为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劝方志敏投降、方兰的出世等等，均不符合历史真实”。

文章登出不久，《血沃中华》的三位编剧方兰、周毅如、孙勃就此作出回应。他们在1981年第5期《大众电影》杂志上发表了《对〈对影片《血沃中华》的意见〉的意见》一文，指出了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劝方志敏投降的史实依据和出处。

对于一部电影作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进而开展争鸣探讨，是很正常的事，它有利于文艺的创作和发展。所以今天写这篇文章时，我没有刻意回避这场争议，也无意于评价这场争议的孰是孰非，仅是想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让后来者知道围绕这部电影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争议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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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未火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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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对于《血沃中华》的拍摄，创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为此付出的心血也不少。但影片上映后未能引起较大反响，我认为有其自身的主观问题，也有当时的客观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银幕和舞台上以真名实姓表现开国元勋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平与业绩的作品大量出现，各大电影厂纷纷上马，形成了当时的一大热门。在《血沃中华》问世前后和同一时期，有反映贺龙的《曙光》《贺龙将军》《元帅之死》，再现陈毅形象的《梅岭星火》《山重水复》《陈毅市长》，等等。在同类作品遍地开花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特别出类拔萃、创新出彩，就很难引起观众关注和共鸣。

其时，“四人帮”被粉碎仅有几年的时间，人们被禁锢多年的思想刚刚得以松动，并没有完全摆脱与消除过去的思路与模式，文艺创作仍比较谨慎，趋于传统，也比较保守。在银幕上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创作者热情和积极性很高，但是缺乏经验，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因而作品的成功率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就《血沃中华》自身而言，受当时创作条件、拍摄技术和表现手段的制约与影响，影片无论是艺术手法、思维定势，还是审美标准，都带有其所处时代的特征，带有鲜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作品的烙印。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不强，远不像现在这样大胆、活跃、丰富和多元。在拍摄手段、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乃至宣传推介等方面，均不及后来拍摄的《可爱的中国》。

整个影片，没有很突出和抢眼的地方，加之方志敏银幕形象偏老偏胖，也使得绝大多数观众难以接受和认可。现实中的方志敏牺牲时也不过36岁，即使是以今天的标准来划分，仍属于青年。他虽担任要职、资历深厚、沉稳老练，但实际上是位年轻英俊的革命家。2009年拍摄的《可爱的中国》，选用任程伟扮演方志敏，应该说与人物的外形和年龄比较吻合与接近，故观众的认可度较高，赢得了不少掌声。

影片未能叫响，我以为还与片名有一定的关系。反映方志敏的电影，取名《血沃中华》，可能由叶剑英元帅纪念方志敏的诗“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演化而来，用在这里过于含蓄和宽泛，不够具体，没有特指，用在哪个英烈身上似乎都可以。如果直截了当用《方志敏在狱中》作为片名，一目了然，对观众来说或许更有号召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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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意义不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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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今天或者在当时看来，《血沃中华》都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方志敏烈士的形象。它在宣传和介绍方志敏烈士业绩方面所付出的心血与劳动以及积累的经验等，是不容忽视的;它在方志敏银幕形象塑造上所进行的开创性尝试与探索，并由此在新中国电影长廊中留下的印迹，是不能被遗忘的。2009年8月，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组织选编，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担任主编的15卷本大型丛书《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1949—2009）》出版发行。其中电影卷有两本。在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14部有代表性的电影文学剧本中，《血沃中华》赫然在列。这是对该片意义和价值的肯定。

200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又恰逢方志敏诞辰110周年，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投入2500万元巨资拍摄反映方志敏业绩的故事片《可爱的中国》，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反响远远超过了《血沃中华》。我以为这也很正常。虽然都是反映方志敏的电影，但《可爱的中国》和《血沃中华》却不可同日而语。时隔近30年，时代在飞速前进，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也使电影拍摄手段日新月异。所以若要对两部影片进行分析与比较，也一定要结合各自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条件等因素。

《可爱的中国》是大投入、大手笔、大制作，起点和水准与《血沃中华》完全不一样。对于一部电影来说，2500万元的投入，在40年前几乎是个天文数字，简直不敢想象，那时拍一部电影能有500万元就算不错了。有巨额资金作保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依托，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有全新的思维理念和活跃的创造环境，再加上创作人员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可爱的中国》取得完胜也是必然的，是情理之中的事。

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祝贺《可爱的中国》的成功，但也不应无视《血沃中华》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