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民

1929年7月的上海，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上海租界之内。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李翔梧，奉命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后被分到中央军事部兵士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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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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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梧，原名李凤周，1907年9月24日生于河南省洛宁县中高村一户贫农家庭。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受中共河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翻译组长。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1929年8月后兼中央军事部部长），对中共选派的留苏学生非常重视。据杨尚昆、乌兰夫等人回忆，1928年夏，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因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留了下来。利用这个间隙，周恩来与留苏学生进行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共六大精神，询问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早日回国效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中组部部长，对当时每个归国的留苏学生，他都亲自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并根据每人所长分配合适的工作。

李翔梧在苏联并没有正式上过军事院校，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内容有军事课程，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培训，尤其是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担任翻译组长的经历，使他被分配到了中央军事部，成为军事部早期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刘志敏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

李翔梧

当时的中央军事部，已是重新设立的军事部。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领导，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定重新设立中央军事部，并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但于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中央军事部和各地军事委员会均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之计划书而工作。”1929年10月17日，中央军事部制定了《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就开展军事巡视工作、筹办军事刊物、训练军事干部、开展兵运工作、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制订了计划。

李翔梧在中央军事部先后任兵士科工作人员、秘书、科长、兵士运动训练班负责人等职。兵士科主要负责兵运工作。兵运是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的士兵运动。它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样，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内容。

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李翔梧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30年初，他奉命到苏北国民党军队执行策反任务时，曾留言给同做地下工作的妻子刘志敏：“此去倘有不测，只有牺牲。孩子（苏生）可交吾侄宗白（李翔梧堂侄，此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送家抚养。你继续革命工作，万勿灰心。”

李翔梧在上海的居住条件很艰苦。他们夫妇带着孩子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光线昏暗，白天要点灯才能工作。李翔梧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小小豆油灯，烧着灯草，烧着我的心。我心中的怒火直喷天庭，把东洋人、西洋人，把那手执鞭子骑在我们头上的一切人，无论他是中国式的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式的中国人，一齐烧尽、烧尽。”

在如此恶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下，李翔梧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瓦解敌军、壮大红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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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张克侠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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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侠，1900年10月7日出生，河北献县侯陵屯村人。1923年，保定陸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西北军，是冯玉祥的连襟。1927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曾多次申请入党，但一直未能如愿。1928年暑假，苏共决定把国民党派遣的留学生以及非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分批送回中国。张克侠回国之前，党组织派人认真地和他谈了话，指出：你的入党问题在莫斯科暂时解决不了，回国后仍可申请。同期回国的张存实（张振亚）是他的河北老乡，曾任冯玉祥的副官，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共产党。知道张存实是共产党员，于是在归国途中，张克侠向他再次谈起自己的入党愿望。张存实答应回国后一定向党组织反映，如果组织上同意，会马上通知张克侠。

张存实回国后不久，被分配到中央军事部工作，成为李翔梧的同事。李翔梧是张克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很好。中央了解到张克侠的情况后，决定接受其入党申请，并指派李翔梧和张存实作为其入党介绍人。

张克侠后来回忆，1929年5月他收到张存实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到上海找静安寺路附近教堂里的一个叫董健吾的牧师。7月，张克侠如约到达上海，通过董健吾见到了张存实和李翔梧。又过了两天，在交通员的安排下，他见到了组织上派来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对其经历很熟悉，在同他谈话之后，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是李翔梧和张存实。不久，组织上正式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秘密党员），由中央直接联系。得知这个消息后，张克侠心情异常激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即是我的需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将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张克侠入党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潜伏敌营近20年，为党默默工作，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特殊作用。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的紧要关头，时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3绥靖区副司令的张克侠和何基沣将军率部2.3万余人于贾汪地区起义，在徐州的东北方向让开一厢，对解放军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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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教学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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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为适应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需要，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至1930年4月停办，共举办3期，每期学员30人左右，时间2～3个月。这是红军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训练班由周恩来、杨殷领导。讲课人有周恩来、李立三、项英、杨殷、顾顺章、关向应、李硕勋、李翔梧等。彭干臣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他以“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经理“黄春山”的身份，租下了上海爱文义路与麦特赫司脱路（今北京西路与泰兴路）交叉口的一幢花园洋房，作为训练班校舍。他的妻子江鲜云则以老板娘的身份做掩护，负责训练班的警戒和交通工作。

李翔梧除给学员讲课外，还参与了训练班的组织工作。他配合彭干臣，在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严密组织，精心安排，在敌特暗探的眼皮底下，安全、顺利地培训了近百名军政领导干部。这些学员被分配到各革命根据地以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蔡协民、曾志、蔡申熙、许光达、王首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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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共中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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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李翔梧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安徽桐城会宫（今属枞阳）主持召开了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所属各县的联席会议。5月5日，他向中央报送了《翔梧关于各县联席会议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联席会议从4月29日开始，至5月4日结束，历时6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表决权的12人，有发言权的3人。会议议程共有三项：（一）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中央的策略;（二）听取各县工作报告;（三）5月的工作部署。

第一项议程由李翔梧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中共中央的应对策略。在讨论这项议程时，“曾有一代表发出了与‘占据一天两天的武汉也是有意义的相类似的妙论。但这种错误观念，我立即纠正了他”。这说明在当时“左”倾盲动错误占据党内主导地位时，李翔梧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会议根据李翔梧所作报告的精神，通过了一项政治决议案。

李翔梧与妻子刘志敏

第二项议程是听取各县工作报告。在听取各县工作汇报之后，李翔梧作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这次联席会议的意义，完全是一种实际行动的性质，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宣传会议，必须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决议，完成工作上的一个大转变。”接着，他指出了各县报告人共同的错误：一是把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是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国民党是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向地主阶级妥协，才能暂时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是报告不科学化、无系统、无组织，对于党及工农生活的观察和调查不确切。对于各县工作中的缺点，他在结论中一一指出，并给予具体的指示。根据他所作结论的精神和内容，通过了各县工作决议案。

第三项议程，亦由李翔梧作报告。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要求，他提出：5月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农斗争，扩大赤色工会，扩大武装暴动，汇合各种斗争成一武装大示威。

最后，由李翔梧提议，通过了《告安庆中心县所属各县全体同志书》及《告潜山太湖红军士兵书》。

联席会议后，安庆地区农民武装暴动接连不断，如梅寨暴动、鲁谼山暴动、欧家岭暴动、宿松暴动等。这些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鼓舞了革命群众，壮大了红军力量，开创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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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南昌国共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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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底，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生擒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毛泽东曾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张辉瓒被俘后，他的夫人朱性芳通过关系找到上海的中共党组织，表示“倾家荡产”也要赎回丈夫。同时，张辉瓒的湖南军界好友程潜、唐生智、何键等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恳求不要杀张。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许诺：只要放了张辉瓒，可以通过谈判释放关押在南昌的一批中共“政治犯”，而且由上海三家银行担保，向红军赠送急需的20担西药和20万块大洋及枪支弹药等。中共中央经过郑重研究后，写了一封信派通信员赶赴中央苏区，面交朱德总司令，要求做好释放张辉瓒的谈判准备。同时，从上海又派出涂作潮（中共早期无线电专家）和李翔梧分别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部的特别代表，于1931年2月7日上午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政府政务秘书王信一一起，从上海乘飞机赶赴南昌，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进行秘密谈判解决此事。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涂作潮和李翔梧前往南昌谈判仍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来到南昌一家旅馆住下后，便机警地走出旅馆了解情况。他们看到当天《江西民国日报》披露，张辉瓒已在苏区人民群众极其愤怒的声讨中被处决，其首级置于木板之上顺赣江而下，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捞起，已经送往南昌。面对这一突发情况，他们当机立断，立即返回旅馆，扮作国民党军官，向东撤离。后来，在南昌市郊城岗魏村乡绅魏朝鹏的帮助下，安全返回上海。

李翔梧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红军时期的战友伍修权回忆此事时说：“由于当时中央苏区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不够，配合不周，已将张辉瓒杀掉，而翔梧同志并不知曉。当一了解到情况，翔梧同志便机智地摆脱敌人，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颇具文人气质的翔梧同志，才气过人，胆略机警也过人。这就是中国革命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文韬武略兼备的一代英豪。”

据涂作潮之子涂胜华考证，释放张辉瓒的谈判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央通知涂、李二人，南昌谈判若成功，在吉安交换张辉瓒后进入江西苏区，另有任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盖利斯从上海给莫斯科的别尔津写了一份万余字的绝密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军事部秘书（译文为书记，指李翔梧）和机务员（译文为报务员，指涂作潮）已出发去江西毛泽东那里，李“正坐飞机去毛那里”，约一周抵达。此任务因谈判流产而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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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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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后，李翔梧受中央军委派遣，秘密携带中央的一批重要文件，由上海经香港、广东，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24日，李翔梧在香港遇到了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中共赣南特委常委、红35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禧。25日，他在香港给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发函，报告了他从谢家禧（信中误写为“35军政委谢材喜”）处了解到的中共赣南特委对富田事变的态度等情况。此报告中所提供的一些有关材料，对后来中央处理富田事变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他利用此次前往中央苏区的机会，建立了由南雄、韶关通向中央苏区的两个秘密交通站，开辟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又一条秘密交通线路。

涂作潮

4月7日，谢家禧陪同李翔梧返回中共赣南特委机关驻地信丰县黄泥排村。5月13日，在中共赣南特委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李翔梧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在李翔梧的指导下，此次会议根据中央确定的组织系统，决定将中共赣南特委改组为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李翔梧还和西河分委领导成员一起，讨论确定了西河各县党组织需要完成的三项紧迫工作：一是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员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二是尽快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西河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三是扩大和加强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苏区。在李翔梧的指导和中共西河分委的领导下，西河各县党组织认真贯彻会议决定，西河地区革命斗争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5月，中共西河分委领导机关从信丰县周坪迁驻上犹县营前镇。李翔梧也随同西河苏区出席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起东渡赣江，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报到。至此，他便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