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焦点在空军，重点在抢修朝鲜机场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不会参战，原因是“中国没有空军”。所以，他在下达仁川登陆的命令后，打出的第一张“王牌”就是美国远东空军。

美军介入朝鲜战事一个多月后，中苏两国一直在进行沟通和交流。在空军问题上，中苏领导人一开始就极其重视，且认识趋于一致。早在1950年7月5日，斯大林就表示“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毛泽东收到金日成请求出兵的专函后，10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中国出兵朝鲜的态度问题致电斯大林，称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又派周恩来和林彪专赴苏联，就苏联空军出动掩护问题与斯大林商谈。

不料，斯大林面对周恩来上门搬兵，却表示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支援中国入朝部队作战。10月14日，斯大林又让莫洛托夫给周恩来回话：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掩护中国国内目标，不能过鸭绿江，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能进入朝鲜境内配合中国军队作战。

如此说法，与斯大林此前的许诺已有本质区别。毛泽东提出的“掩护”，是苏联空军出动到朝鲜上空，而掩护鸭绿江边中国境内的目标，本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周恩来马上电告国内，旋于16日归国。

中国在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与苏联在出动其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讨论和争执。毛泽东曾考虑，等苏联空军出动后再入朝。苏联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将来在朝鲜战场上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支援，毛泽东要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10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又一次按停出兵键，急电彭德怀、高岗，改变原定当日出动先头部队的计划，并要他俩18日飞回北京商谈。

10月18日，中央高层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周恩来介绍了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会场一阵沉默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起身，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哪！

刘亚楼起身后胸脯一挺，语气铿锵地说：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此时，中国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立不久，正在训练，不可能马上投入作战，但在苏联空军指望不上的情况下，也只能催着自己的空军尽快拉上战场，助上一臂之力。

对于空军力量如何使用的问题，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把空军部队开入朝鲜境内，直接配合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因为米格战机是苏联为国土防空设计的，其活动半径只有300公里左右（美国战机则一般是为远程攻击而设计，航程较远），从东北基地起飞难以前出三八线，志愿军首长从空军能直接支援前线地面部队的需要出发，一再希望空军基地前推到朝鲜境内。

另一种意见是，空军参战部队驻防在鸭绿江以北，升空后飞过鸭绿江，在朝鲜上空与美机作战，配合地面部队。

1950年2月，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为毛泽东、斯大林出席签约仪式，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签字

前一种方案虽然对地面部队的配合更直接，但在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存在着入朝后全军覆灭的危险。刘亚楼反复比较，认为后一种方案比较稳妥：志愿军空军可以利用鸭绿江这条国界线，把美机拦阻在鸭绿江以南，并主动选择战机。有利时起飞升空，越江到朝鲜上空与美机作战;不利时则坚守不出，敌机如来，则用高炮轰击。

两种意见报到军委，军委的指示是：两种方案都做准备，都做试验，也可安志愿军将士之心，具体视情况而定。

前一种方案的前提是必须有机场，空军部队才能进驻。鸭绿江边朝鲜新义州的机场已被炸毁，平壤及其以南的机场更是如此。在派出大量兵力赶修朝鲜境内机场时，志愿军空军暂行采用隔江驻扎、越江作战的方案。

空军早日入朝参战，连同抢修朝鲜机场，一时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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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失去制空权的志愿军，面对彭德怀的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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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刻牵挂着在朝的志愿军将士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为了阻止更多的中国军队入朝，切断入朝的中国军队的补给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电报中称：“唯一阻止敌军增援的办法就是发挥我们空军的最大威力，摧毁所有的桥梁和在北部地区所有支持敌人前进的设施。”

美国远东空军为此制订了为期两周的空袭计划，每天出动各型飞机达1000余架次，进行地毯式轰炸。志愿军驶过鸭绿江大桥的汽车有上千輛，最初20天内就损失了600多辆，到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剩下不到260辆。

苏联派出空军，与中国空军联手上阵后，美军的空中优势虽然第一次受到挑战，但仍可以源源不断向朝鲜战场投入强大的空中力量。随着中朝两国地面部队向南推进，运输线和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

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中，一鼓作气越过了三八线，却也将问题暴露无遗：由于苏军答应参战的航空兵部队驻扎在中国境内，受限于飞行距离，无法进一步南下配合作战，致使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敌机重创。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的中朝联军，还直接处于“联合国军”空军的威胁之下。

毛泽东时刻牵挂着数十万志愿军将士。面对前线要求空军掩护的请求，他一边致电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明事情的进展，一边紧急出面向苏联求援，请其出动空军有效掩护辑安（今集安）至江界、安东（今丹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

志愿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和震惊世界的战绩，触动了斯大林。他同意自1951年1月10日起出动两个空军师，保障中朝军队的后勤供应。

苏联的空军未及遂行使命，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已觉察到志愿军的补给困难、一线兵力不足，于是马上调整部署，于1月25日发起反攻。志愿军由短期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了第四次战役。

2月1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我虽获得了胜利，但很不完满。……下一战役将于4月初旬在汉城（今首尔）至洪川之线及以北地区，集中可能使用的兵力（包括空军在内）在该地区反击歼灭敌人。为争取空军能参加4月初在以上地区的作战，以使用美林、新幕、平壤、平康机场为适宜。为了从速赶修机场，请空指立即提出具体计划，军委早日确定。

■ 周恩来与聂荣臻、刘亚楼等人，商谈空军入朝作战问题 ■

2月20日，周恩来约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人，商谈空军入朝作战问题，并嘱咐刘亚楼派飞机前往安东，接彭德怀回京疗养。

21日，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到达安东，下午乘专机飞抵北京。当天在西郊玉泉山向毛泽东汇报，他强调：“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炮火，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如果不能有效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

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政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彭德怀介绍了朝鲜战况和志愿军面临的困难，认为国内支援很不得力，造成了志愿军大量不必要的伤亡，因而在会上大发脾气，会议不欢而散。

彭德怀在京一周时间里，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指导方针，讨论国内部队轮番出国作战安排、空军出动计划等事项，还听取了有关军兵种领导人的情况汇报，研究尽快入朝参战的方案。

3月1日，周恩来起草的致菲里波夫（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审改后发出。此电通报了中方对朝鲜战局的估计和志愿军将要采取的轮番作战方针。在通报今后的战略部署时，介绍志愿军入朝作战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无航空兵掩护”，称中国可以在四五月份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目前朝鲜境内无一可用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在电报中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入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遭到严重困难。”

3日，斯大林电复毛泽东，同意志愿军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并同意苏联空军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我们可给一些高射武器掩护机场，并再供应你们一些高射炮”，还表示，“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

15日，斯大林又让沙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

虽然朝鲜境内机场未竣工，但中国空军在鸭绿江上空打出了品质战，这是毛泽东甚感欣慰的。但从前方的战报中，他也明显感受到了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的严峻战情。

■ 彭德怀同意中央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同意积极备战 ■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8月，“联合国军”为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对中朝军队后方实施所谓“绞杀战”，企图让中朝部队陷入无粮无弹、不战自退境地。

8月10日夜，中南海西花厅灯火通明。聂荣臻、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等受邀而至，与周恩来共同研究并讨论彭德怀来电报告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大家取得共识：在安东、平壤之间需增修三个机场，空军参战须推迟至11月的情况下，无论从军事或政治的角度考虑，志愿军在9月都不宜大打，而以加紧准备、推迟发动大打为宜;从敌人方面看，在八九月内以其警卫师在元山登陆不大可能，伞兵采取深入我后方的行动亦不大可能。此讨论情况翌日函报毛泽东。鉴于空军配合欠缺等问题，毛泽东审阅后亦认为9月发起第六次战役恐难达到预期目的，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为有利，并嘱向斯大林征求意见。

彭德怀见十来天后仍未接到国内指示，遂又在8月17日发出关于9月作战计划的请示电。周恩来随即于8月19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说明：迟复彭德怀8月8日来电，乃因为当时“正在考虑空军参战须推迟至十一月事”，并就此向菲里波夫征求意见，现得其复电“亦认为在安东平壤间增修三个机场并推迟空军出动是正确的”。復电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不易使我们这个战役能达到预期目的，又因为考虑到作战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因之，对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不能不从各个方面重加考虑”，“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为此希望“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坏，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

彭德怀同意中央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认为鉴于“空军九月不能入朝参战，运输物资又无保障”，因此同意积极备战，待10月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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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动世界神经的朝鲜机场抢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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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机场如何修整是焦点之一

不管是中国政府希望苏联空军加大援助力度，还是苏联政府希望中国空军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朝鲜机场如何整修问题始终是焦点之一。

1950年12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柴成文）并告彭德怀、高岗：“请转报金首相，由于平壤及北朝鲜大部解放，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及朝鲜人民军即将南进，北朝鲜的空军机场必须立即进行整修，方便中朝两方空军向前推进。”我们提议请金首相即派人来北京会谈，“解决如何着手修整北朝鲜机场并加强其一切设备问题”。18日，周恩来偕刘亚楼、王秉璋及何长工等人同沙哈罗夫等商谈建立新中国航空工业问题时，也没落下朝鲜机场修建之事。25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电令时，称空军掩护志愿军后勤运输，“在目前只能依靠东北空军基地向平壤、元山之线以北进行空中活动”。

1951年春中国空军参战后，不仅协助苏联空军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2月27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为保证三月份能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力争空军参战起见，除中国方面努力抽调高射炮部队加强防空并抽调工程部队、运输车辆提高机场修建速度外，请朝方能抽调两三个新兵师参加机场修建，解决人力不足之困难。”

3月3日，斯大林同意中国政府请求，决定增派两个蘇联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以掩护中朝军队后方。周恩来马上致电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告以第二番部队调动的行进情况、朝鲜境内机场修建的安排、空军出动计划、装甲兵及炮兵出动计划等。

4日，周恩来邀请沙哈罗夫商议在朝修建机场事宜。次日，又同刘亚楼、王秉璋进行磋商，设想机场竣工后，中苏朝三国空军如何使用等问题，并指派刘亚楼偕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飞沈阳同苏联驻朝空军顾问会商修建机场及空军出动问题。

彭德怀由安东抵达志愿军司令部后，面对敌人展开的全线进攻和战况，心急如焚，于3月11日急电周恩来：现运输情况未改善，部队仍经常吃不上饭，就地筹粮已不可能。我空军如再不能掩护交通运输，此种困难将会增加，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场战役。

同日，彭德怀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毛主席与政治局同志均认为朝战带长期性，我应积极增加在朝作战力量，尤其加紧修建机场，以便空军参战。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彭德怀要求短期内要在朝鲜修好几个喷气式飞机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空军作战物资。他对空联司副司令员、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的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

在朝鲜修建机场不仅是志愿军和空军的事，也是周恩来一段时间里念兹在兹的大事。

在朝鲜修建机场是周恩来念兹在兹的大事

3月11日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报毛泽东、高岗，提出在朝鲜修建机场应“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即先在苏联空军使用地区修成两个使用钢板跑道的机场（比较易修），将苏空军一个师先行进入朝鲜作战”。“在有了这一掩护，我再进一步修建平壤、美林两个机场”，“修成后，即可将中国空军喷气式一个师进至平壤作战”。“如此，再回过头来，修建苏军另一个喷气机（师）使用的两个机场，同时，也可掩护修建安岳、新幕、平康的前进机场。这种逐步修建逐步前进的办法，可以有掩护地相当解决上述人力、物力、运输力等困难，但时间的延长和空军的推迟是肯定的。”

彭德怀冷静处置战情，下达了志愿军于3月14日撤出汉城的命令。

空军的出动与如何出动，于志愿军此后作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牵肠挂肚。

15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建议待第二批志愿军到齐后再进行新战役，乃因目前的困难为敌人火力强，我方尚无空军掩护，毛主席提出如何加强我方空军，使之能有效参战问题，现已得到菲里波夫复电，同意命两个苏联空军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后方交通任务。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便成为目前争取空军早日参战的中心课题。”周恩来希望能见告后继人员到达时间和修建机场的总人数，“以便易于计算人工，掌握机场修建之进度，与计划空军出动之时间”。

空军何时进入朝鲜何地作战不仅牵涉中苏朝三国的合力协作，也需要“联合国军”的“配合”。

1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空军司令部、常乾坤等：敌乘我后续兵团未到之前，继续进攻。我为集中兵力，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拟引敌深入，进至汉江，于敌背后出击为有利，故下一战役将于4月初在汉城至洪川之线，集中可能使用的兵力（包括空军）在该地区反击歼灭敌人。为争取空军能参战，以使用美林、新幕、平壤、平康机场为适宜。为赶修机场，请空指提出计划，报军委确定。

22日，彭德怀等来了周恩来的来电，带来的还有斯大林的“加派”决定：决定加派一个三团制空军师（90架喷气式飞机）归别洛夫将军指挥，置于安东地区。把原在安东的一个歼击机师推进至平壤地区。这样中朝苏三方进入朝鲜作战的空军将增至17个团，飞机共509架，若加上苏空军已在安东的一个90架的歼击机师，飞机总数共为599架。现在的问题是机场修建问题，“不论作战，不论运输，都以争取修好机场，以利苏联空军先行出动掩护为中心一环，故只有以战斗部队修筑机场才能完成此项任务”。

在斯大林作出“加派”决定后，周恩来立即约见沙哈罗夫，商议在朝鲜修建机场和关于中方掩护在朝鲜的机场、重要铁路桥梁所需的高射炮部队及其武器等事宜。所以，他这次来电带来的喜讯，还有“经与各方面研究后”拟订的方案：第一步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区修筑6个（后议定先修4个）喷气式机场，以使苏联空军的两个驱逐机师120架飞机，能同时进入该区;在平壤、美林以南修筑4个喷气式机场，专供中国空军使用，首先修起2个，以使空军可以先去一个师;在平康、新幕、沙里院南北地区修建4个普通机场，供中朝部队歼击机使用。

1961年，毛泽东与刘亚楼交谈

这份电报传到志司后，志愿军领导是满心期待的，立马开展部署配合。彭德怀专门要求负责机场修建事宜的常乾坤，依据情况具体计划，并与金日成将朝方修建机场事宜早日明确。为争取空军4月底到朝、5月初协同陆军作战，彭德怀于3月28日向周恩来、聂荣臻等致电时表示：以39军、40军所补新兵5000余人，38军新老兵10000余人，共15000余人参加修机场，至4月15日为限（后来，彭德怀根据战场需要提出建议：15军不参加机场修建工作，仍去前线为宜;38军、39军等因经长时作战，消耗急需补充，亦不宜再留作修建机场之用）。

周恩来与沙哈罗夫再次商谈修机场事宜

3月28日，周恩来再次约见沙哈罗夫，商谈在朝鲜修建机场事宜。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沙哈罗夫坚决要求中方同时修好供苏联空军使用的4个机场，而将中方使用的4个机场交给朝方负责修建。周恩来考虑到苏联空军如果不能进入朝鲜作战，中国空军亦无法在其掩护下前进，因而答应由中方先派一个军修建供苏方使用的4个机场，而暂将中方4个机场委托朝方先修2个，如届时不成，再由中方接修。计划十来天后回国的沙哈罗夫对此安排表示满意，允诺苏聯将于4月1日开始空中掩护，每日下午3时起派空军掩护中方火车自安东渡江向南行驶。

刘亚楼受命紧急与朝、苏两方商定，定下计划：苏方使用的4个机场均由中方修建，中方使用的4个喷气式机场改为美林、平壤、力浦、院场里，由朝方修建。

当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高岗，告以“现全部计划在开始执行中，修建次序以不再改为好”。中央军委旋即下达命令，调47军赴朝担任修建机场任务，4月中旬到朝鲜。3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为了保证中朝苏空军准时入朝担负掩护交通运输的任务，“关键在于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修建朝境机场。修建机场的方针，应是有计划地分区把它建立起来”。苏方使用的机场定为6个，先修4个，由中方“定期修好”;中方使用的4个机场和中朝双方合用的3个机场，均拟请朝方负责修建。

4月2日，周恩来约见前来北京接受任务的47军军长曹里怀，并与聂荣臻、杨立三、刘亚楼、陈锡联等一起商议修建机场的具体事宜。

11日，47军始渡鸭绿江，至14日全军渡毕。任务出国前就说清楚了，不是打仗，而是抢修机场，其中139师修顺安机场，140师修顺川机场，141师（欠423团）修南阳里机场，军直属队和423团、工程兵18团、华东重型机械营修永柔机场。

16日，周恩来和聂荣臻联名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各特种兵参加第五次战役问题，军委决尽一切力量争取实现。炮兵除小部因训练与装备尚未完成外，其余已全部开赴前线。坦克部队因在我空军未出动前，朝鲜战场无法大量使用，“故决定先去一个坦克团另一个徒手团。只要在作战中能用得上，五月份还可再增加二个团”。“现在，最困难的是空军，而空军中最困难的是机场。”苏联所用的机场，5月中旬以前无法修好，“苏空军五月初既不能出动，我空军在既无掩护又无机场的情况下，这次战役实无法出动参加。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尽快把机场赶修出来，及如何利用国内的机场掩护平壤以北交通运输，以减少前线补给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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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败垂成，最终放弃抢修朝鲜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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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因机场原因主动推迟第六次战役发起时间

1951年4月2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告以向苏联增订的喷气式飞机钢板跑道已获苏联政府批准，并于5月份交货。请督促有关方面迅速勘定另外两个钢板跑道机场的地址，以便早日动工，争取能与平壤以北苏联空军所使用的4个机场同时完工。

为了解决后勤运输和制空权等问题，必须加紧抢修铁路，赶修机场。必须从各方面以各种办法与敌人的空军展开斗争。朝鲜境内的机场修建工作，在美军飞机一日不得闲的轰炸中，举步维艰，让既有计划一改再改。5月30日，入朝在机场憋屈了一个半月的47军，在接到志司命其开赴前线接替65军作战的命令后，大家莫不欢呼雀跃。

此时，入夏后的朝鲜北部连降大雨，出现40年未遇的特大洪灾，山洪暴发，河水横溢，无异让机场修建雪上加霜。

幸好，6月初鸭绿江这头的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不仅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且极大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解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继沙哈罗夫后担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根据苏联第64航空军作战述评报告，1951年四五月间，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为了避免遭受美军的空中打击，中朝军队的反攻“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在这些激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与中朝两国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

8月4日、5日，周恩来先后同聂荣臻、刘亚楼，以及中朝空联司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王琏（朝方）和克拉索夫斯基等讨论中国空军进驻朝鲜时间和进驻前机场的增建问题，而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简告会商情况，并附上《会商的意见》。

《意见》中称：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在完成朝鲜境内机场的修筑，飞机用的油料、弹药的准备后，“我中、朝、苏三方飞机才能进入朝鲜空军基地，分别担任作战和掩护的任务”。对此，我们必须在离我安东空军基地较近、离敌空军基地较远的安州附近加修3个机场，以此保证我有7个空军师同时进入机场，形成我入朝空军和我在安东的空军“连成一气，相互配合策应”之势。这样，“不但可保证本身的安全，同时才有可能掩护平壤以南空军机场不再遭受无休止轰炸，并能完全修好”，“才能使我空军有进入朝鲜并逐步前进的可能”，形成敌我空军实力相对均衡的态势，以此配合前线地面部队作战。据此，“我空军出动和作战必须推迟到十一月才能实现”。

8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空军联合司令部应于8月20日移至平壤，准备参战之空军10个团于9月8日进入平壤机场。如无意外变故，拟于9月10日下午发起战役攻击。

彭德怀定下的第六次战役时间表，却因机场原因空军9月不能入朝参战、被冲垮的道路桥梁8月难以全部修复而不得不修改，主动提出推迟战役发起时间。

中央军委为了增修3个机场，决定调新组建的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委高克林）接替改派作战任务的47军，于9月初入朝担任机场修建及后方警戒任务，要空军司令部与其具体会商，明确任务和要求，同时电告彭德怀：空军出动时间已推迟;增修的机场，9月10日才动工。8月19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彭德怀，指出：为了照顾和谈，空军须11月才能出动。

空军不能入朝境内，运输物资又无保障，导致彭德怀原拟的第六次战役由一再搁浅到最终流产，而将战役进攻改为积极准备。朝鲜战争由此转入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第二阶段。

■ 决定空军是否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机场修建，再次成为焦点 ■

1951年开春以后，志愿军先后投入了10多个师的兵力，克服各种困难，连同中朝两国大批民工，在朝鲜北部抢修10多个机场。美军不遗余力地对这些机场持续进行轰炸。

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的23兵团，就尝到了苦头。

9月20日，泰川机场正式开工。三机场虽然每日出工都在八九千人，但由于部队行军疲劳未得恢复、组织施工不严、分工不科学、工具缺乏，加之敌机袭扰，效率低下，一连数天都无法按时完成当日施工任务。机场修建委员会主任董其武和兵团领导电请志司从速解决工具缺乏问题，发动广大指战员自己动手制造工具，仅泰川工区就自制了铁丝筛子、抬工架、草绳抬石筐、抽板装沙箱等工具，此外还成立了采石、筛沙、搅拌水泥、装卸、运输等各种专业队。为了防止敌机的轰炸，各部队分散布置，严密伪装，夜间施工。美军日夜侦察，轰炸成了常态，而且变本加厉。

10月18日上午，一群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分三个梯次轰炸院里机场工地。新修好的跑道被炸得弹坑累累，数百名指战员被埋。22日上午，南市、泰川机场也都遭到美机的轰炸。一周后又有成批敌机进入三个机场上空轮番轰炸，所有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

23兵团两个军三个月来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完成了3条跑道（各长2000米、宽60米）、8个停机坪（共长1500米、宽30米），还有滑行道、联络道（共长9437米）、推机道（长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及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中苏朝三国飞机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下贸然进驻，肯定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对于前线翘首期盼的志愿军来说，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和使用一直还只是空中楼阁。

在朝鲜境内原有机场被美军毁于一旦后，中国方面虽派出成建制的部队和施工队入朝，计划抢修17个机场，但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跑道刚修建好便遭美军持续轰炸，屡建屡毁，总也难以竣工。

苏联空军部队因此未能进驻朝鲜。志愿军空军也因而一直都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到朝鲜上空迎战。

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停止朝鲜机场的修建工作，放弃进驻朝鲜境内机场的打算，并明确指示：不管朝鮮停战谈判有无结果，我空军均暂不进驻朝鲜境内机场。

在无限期的推迟出动中，中苏两国空军虽然无法实现将基地移入朝鲜境内的计划，但随着中朝边境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抢修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得以源源而至。苏联第64航空军于1951年从安东浪头机场大部转场到安东以西约20公里的庙沟后，仍感到这两个前沿机场极易受美国空军的袭击，提出在更深入内地的大堡再建一个新机场。此外建起的大孤山机场，归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使用。之后的空中作战，大都是通过苏联第64航空军新任军长罗波夫和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协同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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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江空战，奠定中国空军的世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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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空军兼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先后由刘震、聂凤智担任。在他们的指挥下，中国空军越战越强。

1953年7月19日下午，聂凤智指挥了朝鲜空战的最后一仗，击落美机1架，击伤2架。至此，在2年零8个月的朝鲜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共有歼击航空兵师10个师21个团、轰炸航空兵师2个师3个大队参战，有784名飞行人员、近6万名地面人员得到实战锻炼，击落敌机330架（其中211架F-86），击伤95架，自己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116名飞行员牺牲。初登空战舞台的志愿军空军在劣势情况下，隔江空战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震惊了世界。

战后苏联方面统计：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为12个，括号内下同）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加朝鲜战争，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万人，击毁敌机1106架（一说1097架），自身阵亡飞行员120人、损失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一说212架），自身损失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参战共1872次，只相当于中国空军参战次数的40%，可见苏军对可能与美军发生冲突一直持谨慎态度。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苏联空军为中国空军参战提供的一些掩护及其背后的重要影响：美国当权者担心扩大战争而始终不敢下令轰炸中国东北境内机场，由此让中苏朝空军都有了一个安全的后方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