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云 王丽娜 王万力

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是古希腊哲学家寻求回答的基本问题。古希腊哲学家用术语“eudaimonia”来描述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该术语翻译成英文就是“flourishing”或者“thriving”，意指繁荣。繁荣是人类最高水平的善（good），或称至善，是人类的终极目的（telos）。繁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幸福（happiness），因为幸福更多地意味着快乐体验或满足。繁荣意味着人类功能（functions）的完美实现以及成功顺利的人生，繁荣的概念内涵包含幸福但不仅限于幸福。1Blaine J.Fowers,Placing Virtue and the Human Good in Psychology,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32,2012,pp.1-9.为了获得繁荣，人们必须把属于自身的功能完全发挥出来，而美德（virtues）就是帮助人们发挥各项功能并成功实现繁荣的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培养美德来实现繁荣。于是，作为繁荣的条件，美德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普遍关注的话题。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研究美德的古希腊哲学家，不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只能是美德思想的启蒙者，亚里士多德才是系统研究美德理论的奠基人。2Surendra Arjoon,Virtue Theory as a Dynamic Theory of Busines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28,2000,pp.159-178.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理论以后，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和积极组织学（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等领域的学者们也纷纷被卷入到美德研究的浪潮中来。但是，这些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美德的内涵，从而使读者们感到茫然与困惑。因此，本文旨在对这两个学派关于美德内涵的理解进行梳理，希望能为未来研究者开展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美德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

亚里士多德是美德理论研究的开山鼻祖，伦理学经典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充分阐述了他关于美德的思想。美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灵魂的条件（conditions），即情感（passions）、能力（capacities）和状态（states）。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既不是情感也不是能力，而是可以让其拥有者充分发挥潜能的良好品格状态（character states）。3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人的品格有多种类型，从好到差处于品格连续带的不同位置，最好的是德性的（virtuous）品格，接下来依次是自制的（continent）品格、无自制的（incontinent）品格、邪性的（vicious）品格，最差的是兽性的（beastly）品格。这些不同的品格类型都会由一系列品格特质体现出来。例如，德性的品格将由一系列美德来体现，邪性的品格由一系列恶习（vices）来体现，等等。4Blaine J.Fowers,From Continence to Virtue:Recovering Goodness,Character Unity,and Character Types for Positive Psychology,Theory &Psychology,vol.18,2008,pp.629-653.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状态（states）本质上就是体现不同品格类型的一系列品格特性（characteristics）或品格素质（qualities）。那么，美德就是指人们所拥有的，全面反映德性的品格的若干特性或素质，具体表现为一系列道德优点（moral excellences）。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美德伦理学领域开始探讨美德理论。美德理论（virtue theory）不等同于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美德理论是关于“美德是什么”的理论，而美德伦理学则是以美德为依据来识别正确行为的理论，不过，美德理论是美德伦理学的核心内容，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5Daniel C.Russell,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the Virtu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由于绝大多数美德伦理学者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因此亚里士多德可以被称为美德伦理学的倡导者、先驱，或者原始美德伦理学家。1Oyvind Rabbas,Virtue,Respect,and Morality in Aristotle,Journal of Value Inquiry,vol.49,2015,pp.619-643.美德理论之所以受到美德伦理学家们的青睐，主要是因为美德归因（virtue attribution）具有多种功能，即描述功能（descriptive function）、解释功能（explanatory function）和评价功能（evaluative function）。2Miguel Alzola,The Possibility of Virtu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2,2012,pp.377-404.描述功能是指，美德归因提供了一种捷径来概括人如何与其他人不同。例如，把勇气（courage）这个美德归因到某个人身上，就相当于通过总结这个人过去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历史，最后得出了“他或她很勇敢”这个描述个体差异性的结论。解释功能是指，美德归因可以解释人的信念、愿望、情绪、动机和行为。例如，一个人为什么害怕去看牙医，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个人缺少勇气这个美德。评价功能是指，美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人的行为，还可以用来评价人本身及其行为。例如，某个男人救了一个落水小孩，我们可以说他很勇敢，也可以说他很投机（为了取悦身边的女朋友），也可以说他很贪婪（为了得到小孩家人的回报）。

然而，随着开始于17 世纪的启蒙运动的进行，人们对逻辑（logic）、理性（reason）的关注日益增加，科学实证主义逐渐成为道德决策的主导基础，注重美德和品格的美德伦理学已经不受欢迎，道义论（deontology）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逐渐成了主流伦理学，在此期间美德理论研究曾一度中断。3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7.美德伦理学不同于道义论和功利主义，可以说这三者在整个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领域构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道义论坚持把原则和规则作为行为的全面指南，功利主义主张把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的效用（utility）作为行动指南，美德伦理学主张通过培养人的良好品格或美德来让人产生正确的行为。因此，道义论被称为以规则为中心的（rule-centered）伦理学，功利论被称为以行动为中心的（act-centered）伦理学，美德伦理学被称为以行为者为中心的（agent-centered）伦理学，也被称为存在伦理学（ethics of being）。4Miguel Alzola,Virtuous Persons and Virtuous Actions in Business Ethics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5,2015,pp.287-318.

直到20 世纪后半叶，随着伊莉莎白•安斯科姆（G.E.M.Anscombe）于1958 年发表著作《当代道德哲学》对当代主流伦理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进行批判，呼吁人们应该从古希腊伦理学所主张的人类美德中寻找“规范”（norms），而不是从环境中去寻找规范来进行道德判断，美德伦理学逐步复兴。5Kevin Timpe and Craig A.Boyd,Virtues and Their Vices,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尤其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于1981 发表的著作《美德之后》是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典型标志，此书阐述了美德伦理学的历史和基础，大量的哲学家在此著作的基础上探索美德伦理学和美德理论的各种研究路径。于是，美德伦理学领域关于美德理论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

进入到20 世纪90 年代末期，美德理论逐渐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作为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及其同事注意到传统心理学研究几乎完全侧重于人类功能的缺陷和障碍，大大忽略了去识别那些有助于人们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因素，从而与他的同事一起开启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积极心理学不同于传统心理学，传统心理学主要关注人类病理学，积极心理学主要关注人类的力量（strength）与繁荣。或者说，积极心理学家不只专注于修补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更注重建立有助于个人实现（individual fulfillment）的积极素质（qualities）或特质（traits）。1Seligman,M.E.P.and Csikszentmihalyi,M.,Positive Psychology:An Introduc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5,2000,pp.5-14.

21 世纪初，追随积极心理学运动的脚步，来自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即组织研究与管理研究）的学者们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新思路，在研究中不仅关注消极偏差行为（negative deviance），更加关注使组织生活和组织本身繁荣的条件。这些学者们构成了积极组织学派（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强调通过德性的行为（virtuous behavior）来衡量美德，从而开启了美德理论研究的实证视角。2David S.Bright,Bradley A.Winn and Jason Kanov,Reconsidering Virtue:Differences of Perspective in Virtue Ethics and the Positiv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19,2014,pp.445-460.相比美德伦理学来说，积极组织学关于美德理论的探索起步较晚，但在过去十几年中，积极组织学者对美德理论表现出了爆炸式的兴趣，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总之，纵观美德理论的研究历史，学者们大致采用两种研究路径来进行：美德伦理学路径和积极组织学路径。就个体美德概念而言，美德伦理学者与积极组织学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点，而且积极组织学者们还在美德概念基础上发展了德性（virtuousness）概念，并把美德和德性这两个个体层次概念移植到群体或组织层次，提出组织美德和组织德性的概念。下面，本文将对这两个不同学派关于美德概念的认识进行介绍与区分。

二、美德伦理学者眼里的美德

在美德伦理学领域，尽管也形成了诸多流派，如亚里士多德学派、麦金太尔学派、启蒙主义学派和折衷主义学派等，但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是主流，其他学派几乎都是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基础上派生出来的。3Ignacio Ferrero and Alejo J.G.Sison,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uthors,Schools and Themes in Virtue Ethics Articles in Business Ethics and Management Journals (1980–2011),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3,2014,pp.375-400.这些学派的学者们关于美德的理解有如下共同点。

（一）美德根植于人的品格，是一种品格特质

品格是指反映人们存在状态的惯常思维模式、情绪、动机或意志，以及行为倾向。4Thomas A.Wright and Jerry Goodstein,Character Is Not‘ Dead’ in Management Research:A Review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Organizational-Level Virtue,Journal of Management,vol.33,2007,pp.928-958.品格（character）与人格（personality）不同，两个人可能在人格方面完全不同，但在品格方面却非常相似。1Robert Audi,Acting from Virtue,Mind,vol.104,1995,pp.449-471.人格特质是人们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获得的，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品格特质可以由人们通过努力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形成，而且这些品格特质如果不被实践的话还可能会丢失。2Mary Crossan,Daina Mazutis and Gerard Seijts,In Search of Virtue:The Role of Virtues,Values and Character Strengths i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13,2013,pp.567-581.品格是伦理学家所关注的概念，人格属于心理学家所关注的概念。3Robert C.Solomon,What's Character Got to Do with I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71,2005,pp.648-655.如上文所述，品格有诸多类型，不管是哪一种品格，都可以由一系列相关的品格特质来表征，不过，品格不是这些品格特质的简单加总，而是应在格式塔（gestalt）情景中看待它。4Patrick E.Murphy,Character and Virtue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An Agenda for Managers,Researchers,and Educator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8,1999,pp.107-124.格式塔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意思是指完整的现象具有它本身完整的特性，它既不能割裂成简单的元素，同时它的特性又不包含于任何元素之内。言外之意，品格是诸多品格特质的综合反映。

美德，它是一种德性的品格特质，诸多美德共同反映个体所拥有的德性的品格。作为一种品格特质，学者们对美德的性质做了如下陈述：强健性假设（robustness claim）、稳定性假设（stability claim）和关联性假设（interconnection claim）。5Miguel Alzola,The Possibility of Virtu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2,2012,pp.377-404.根据强健性假设，一个具有特定美德的人将在与特质相关的情境中表现出特质的相关行为。个别例外案例的出现不会否定个体对特定特质的拥有，也不会与强健性假设相矛盾。根据稳定性假设，美德这样的品格特质随时间推移保持相对稳定。当然，稳定性假设并不排除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品格特质的可能性，只不过认为这种改变需要时间。最后，根据关联性假设，拥有一个美德与拥有其他美德之间存在概率相关性。例如，对美食乐趣有节制的人，体现出节制（abstinence）美德，也会对性产生的快感表现出节制，从而体现出贞洁（chastity）这个美德。

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通过后天实践来获得，它是人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换句话说，人们通过训练美德才能得到美德，成为德性的人（virtuous agents）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事德性的行为（注：德性的人是指拥有美德或德性的品格的人）。6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例如，通过实践公平的行为而变得公平，通过展现勇敢的行为而变得勇敢。公平、勇气等这些美德都来源于人们从事相应的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仅仅表现少数几次德性的行为就能让人们拥有相应的美德，美德是人们长时间反复从事德性的行为而逐渐形成的品格特质。7Steven M.Mintz,Aristotelian Virtue and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5,1996,pp.827-838.

（二）美德与道德相关，是一种道德优点

术语“virtue”来自古希腊语“arete”，后来“arete”在拉丁语中被翻译成“virtus”，意味着人或事物所拥有的优点（excellences），这是美德概念的原始意义。1Alejo J.G.Sison and Ignacio Ferrero,How Different Is Neo-Aristotelian Virtue from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Virtuousness? 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4,2015,pp.1-21.优点就是一种素质或特性，这种素质或特性能让其拥有者的各项功能发挥良好并完美实现其潜能。2Kevin Timpe and Craig A,Boyd,Virtues and Their Vices,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例如，刀口锋利是斧子的优点，这个特性能让斧子快速有效地砍伐木头；视觉敏锐是眼睛的优点，这个特性能让眼睛明察秋毫，等等。随着美德概念的演变，它逐渐变得具体，特指人的道德优点（moral excellences）和智力优点（intellectual excellences）。智力优点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力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s），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关，主要通过教育而获得；道德优点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美德（moral virtues），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相关，主要通过实践来活动。3Robert C.Solomon,Corporate Roles,Personal Virtues: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to Business Ethics,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1992,pp.317-339.不过，由于智力美德虽然可以让人从事善的行为但是很可能怀有不良意图，因此智力美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美德伦理学家眼里的美德主要是指道德美德。4David S.Bright,Bradley A.Winn and Jason Kanov,Reconsidering Virtue:Differences of Perspective in Virtue Ethics and the Positiv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19,2014,pp.445-460.

作为道德优点，美德因为其具有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extrinsic or instrumental worth）和内在价值或绝对价值（intrinsic or absolute worth）而受到美德伦理学家们的重视。外在价值是指美德使得人们能够很好地发挥他们的潜能，内在价值是指美德使人成为好人。5Alejo J.G.Sison and Ignacio Ferrero,How Different Is Neo-Aristotelian Virtue from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Virtuousness? 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4,2015,pp.1-21.美德是一个德性的人（virtuous agent）力争去获得的品格状态（character states），美德有助于造就一个高尚的（honorable）人。6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7.美德是获得性的（acquired）人类素质和品格的优点，它被认为是达到至善（人类繁荣）的决定性因素。7Ignacio Ferrero and Alejo J.G.Sison,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uthors,Schools and Themes in Virtue Ethics Articles in Business Ethics and Management Journals (1980–2011),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3,2014,pp.375-400.

（三）美德是一种后天养成的习惯和习性

美德还表现为人们采取某种方式进行思考、感觉和行动的习惯。美德是人们自由获得的习惯倾向，能使人在特定情形下按照理性或实践智慧去感知、权衡、决策、行动和体验情绪。人的品格是由习惯构成的，好习惯就是美德，坏习惯就是恶习。8Domènec Melé,Ethical Education in Accounting:Integrating Rules,Values and Virtu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57,2005,pp.97-109.准确地讲，美德是德性的习惯，德性的习惯是人们有目的地通过反复从事德性的行为而逐渐获得的，一旦形成就很难失去，具有相对稳定性。9Dennis J.Moberg,The Big Five and Organizational Virtu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9,1999,pp.245-272.美德不同于习惯化（habituation），习惯化是一个习惯培养的过程，是习惯养成的机制，因此习惯化是培养美德的工具但不是美德。1Sadler-Smith,Eugene,Before Virtue:Biology,Brain,Behavior,and the Moral sens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2,2012,pp.351-376.

一方面，美德是一种目的性（purposive）习惯。要想形成德性的习惯，人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欲望或目的去从事德性的行为，人们必须是因为喜欢德性的行为本身才选择从事德性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一个人偶然表现出德性的行为或者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才表现出德性的行为都无助于形成德性的习惯，他或她必须是因为意识到这是行为的正确方式而表现出德性的行为。2Miguel Alzola,The Empirics of Virtue Theory:What Can Psychology Tell Us about Moral Character? in Luetege,C.(ed.),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Business Ethics,Amsterdam:Springer,2013,pp.89-107.另一方面，美德是一种理性获知的（rationally informed）习惯。为了养成德性的习惯，每次进行的德性的行为都应该表达正确的理性，即人们通过对所面临的情景进行深思熟虑和正确推理后再行动，既不行动过头也不表现不足，因为行动过头或表现不足都会转化为邪性的行为（vicious actions）。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理性的最佳状态呢？这就需要下文提到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

另外，美德还表现为人们后天养成的习性（dispositions）。德性的品格的形成依赖于德性的习惯的培养，德性的习惯的养成又依赖于德性的行为的重复出现，德性的行为又来自于人们德性的习性的形成，德性的习性正好是那些与人性及其终极目的相符合的倾向。3Alejo J.G.Sison and Ignacio Ferrero,How Different Is Neo-Aristotelian Virtue from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Virtuousness? 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4,2015,pp.1-21.既然美德是习性，那么以下情况就是合理的，即人们拥有特定美德但目前并不表现出与习性相关的行为，或者说，一个人似乎拥有美德，但可能终其一生都处于潜伏状态或不活跃状态。如果环境条件没有给相应习性提供表现机会，不管这个习性的强度有多大，这个习性都可能没有外在行为表现。4Tammy L.Sonnentag and Brenda L.McDaniel,Doing the Right Thing in the Face of Social Pressure:Moral Rebels and Their Role Models Have Heightened Levels of Moral Trait Integration,Self and Identity,vol.12,2013,pp.432-446.例如，一个人可能会在慈善捐赠中表现出慷慨，即使他或她之前从未从事过任何慈善活动。其次，美德不仅仅表现为从事某些外在行为的习性，它们也表现为产生某种情绪和情感的习性。5Kevin Timpe and Craig A,Boyd,Virtues and Their Vices,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四）美德是一种平均状态，实践智慧位于美德的核心

美德，可以被理解为品格特质所具有的德性的均值（virtuous mean）。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有时候不一定好，美德需要以适当的比例存在，它们需要培养和施展到正确的程度，美德表现过量或美德表现不足都是一种极端状态，体现为恶习（vices）。因此，美德是处于不足性恶习与过量性恶习之间的理想的平均状态，也称为黄金均值。6Barry Schwartz and Kenneth E.Sharpe,Practical Wisdom:Aristotle Meets Positive Psychology,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7,2006,pp.377-395.例如，勇气这个美德是位于怯懦（不足性邪性）与鲁莽（过量性邪性）之间的均值状态；类似，谦逊这个美德，处于羞怯（不足性邪性）与无耻（过量性邪性）之间的均值状态；节制这个美德是麻木（不足性邪性）与放纵（过量性邪性）之间的均值状态。

不过，任何美德的正确量都依赖于特定的情景，美德不是过量性邪性与不足性邪性连续带上的中点，均值到底位于哪里随着情景的不同而不同。首先，美德与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都对立，然而两个极端之间本身的对立程度比各自与均值之间的对立程度更甚；其次，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极端与均值之间的对立程度要比另一个极端与均值之间的对立程度更甚，例如，怯弱与勇气之间的对立要甚于鲁莽与勇气之间的对立程度。类似，放纵与节制之间的对立要甚于麻木与节制之间的对立程度。为了准确地体现不足性邪性与过量性邪性之间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建议：首先，人们应该要注意避免与美德相比更负面的极端，例如，相对于勇气来说，表现过头的鲁莽比表现不足的怯懦要好，因为怯懦是一个更甚的极端，因此人们更要留意滑向怯懦的一端；其次，人们要注意避开更宜人的极端，例如，相对于节制来说，人们需要特别注意克服放纵这个倾向，因为追求快乐是大多数人的自然倾向；最后，人们不能依赖规则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指导，体现美德只能靠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境中试探性地达到。1Alejo J.G.Sison and Ignacio Ferrero,How Different Is Neo-Aristotelian Virtue from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Virtuousness? 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4,2015,pp.1-21.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做到以上几点并最终达到黄金般的平均状态呢？这就需要一个指挥官来防止美德的肆意横行，使得人们能在恰当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指挥官就是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 或phronesis）。实践智慧是一种美德，它能帮助人们关注面临的具体情景，通过正确的推理后，选择恰当的方式去实践一个德性的行为。实践智慧是一种主美德（master virtue）。所谓主美德，是指没有它的存在，其他美德都不能发挥有效作用。2Barry Schwartz and Kenneth E.Sharpe,Practical Wisdom:Aristotle Meets Positive Psychology,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7,no.3,2006,pp.377-395.与其他美德一样，实践智慧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而获得，但是一旦获得，它就成了一个自然状态。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智慧定义为智力美德，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属于美德伦理学家通常所说的美德，即道德美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由于实践智慧的作用，人们通过平衡多重考虑来避免自己在情景中的行为既不缺乏也不过量，所以美德通常产生好的结果，如果一个似乎与某种美德相一致的行为产生了不正常的结果，那么这个行为就不能被描述成德性的行为。3David S.Bright,Bradley A.Winn and Jason Kanov,Reconsidering Virtue:Differences of Perspective in Virtue Ethics and the Positiv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19,2014,pp.445-460.

（五）美德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也是繁荣的构成部分

美德伦理学涉及三个彼此相关的核心概念，即善、繁荣和美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人们在活动中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人类活动目标之所在。按照善的性质来分，善可以分为工具性善（instrumental goods）、本构性善（constitutive goods）和终极善（ultimate good）等三个从低到高的层级种类。工具性善位于底层，只能作为获得其他目的的手段，如金钱、荣誉等；本构性善位于中间层，它们部分地构成了目的，因此它们既是目的本身又是实现更高阶善的手段，如友谊、知识、正义等；终极善位于最高层，即繁荣，是人类最高级的善，它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追求其他善的工具。1Blaine J.Fowers,An Aristotelian Framework for the Human Good,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32,2012,pp.10-23.这三种善之间的联系在于，尽管工具性善只能作为手段，但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提供了获得本构性善的必要基础，只有反复卷入到追求本构性善的活动中，人们才能获得终极善。

追求繁荣能使人们过上有条理的和理性的生活，因为这个终极目的可以指导我们选择其他目的及其伴随的活动。然而，为了获得繁荣，人们必须不断追求各种本构性善，而要想获得本构性善，人们必须培养各种美德。总之，人们可以也只能通过德性的行为来追求那些值得选择的本构性善，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过来说，人们致力于通过德性的行为去追求本构性善也构成了幸福生活的全部。美德的价值在于它们在人类繁荣中的重要作用，美德被认为是必要的，也是繁荣的构成要素。通过构建人类繁荣，美德造福于美德的拥有者。2Miguel Alzola,The Possibility of Virtu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2,2012,pp.377-404.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对于繁荣来说是必要的，同时美德也是繁荣的构成部分。

三、积极组织学者眼里的美德

20 世纪末，积极心理学家也开始探讨美德，不过他们更加关注品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概念，但是品格优势与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美德有所不同。3Konrad Banicki,Positive Psychology o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A Disquieting Suggestion,New Ideas in Psychology,vol.33,2014,pp.21-34.尽管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和马丁•塞利格曼对美德和品格优势进行了区分，认为美德是更宏观、更抽象且无法测量的品格特质，品格优势是较具体、充分体现美德的并可测量的品格特质，4Christopher Peterson and Martin E.P.Seligman,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4,pp.3-32.但是积极心理学文献还是把品格优势与美德视为相互替代的概念，从而导致有学者认为，美德伦理学者们把美德称之为品格特质，积极心理学者们把美德称之为品格优势。5Rafael Morales-Sánchez and Carmen Cabello-Medina,Integrating Character in Management:Virtues,Character Strengths,and Competencies,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4,2015,pp.156-174.

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影响，积极组织学者在21世纪初也开始探讨美德。美德代表了人类繁荣、高尚和活力的条件，它是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人们的道德肌肉（moral muscle）、意志力和复原力的基础。6David S.Bright,Kim S.Cameron and Arran Caza,The Amplifying and Buffering Effects of Virtuousness in Downsized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64,2006,pp.249-269.积极组织学者认为，人类美德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补益性美德（tonic virtues）和时相性美德（phasic virtues）。补益性美德是一个普遍的品格状态，任何时刻都存在（例如，诚信这个美德可以无时无刻存在着）；时相性美德依赖于外部事件，因外部事件的需要而存在（例如，人身攻击引发了宽恕的需要）。当一个时相性美德变得司空见惯，这个时相性美德也就变成了补益性美德。1David S.Bright,Kim S.Cameron and Arran Caza,The Amplifying and Buffering Effects of Virtuousness in Downsized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64,2006,pp.249-269.

积极组织学者早期认为，美德具有以下定义属性。2Kim S.Cameron,Jane E.Dutton and Robert E.Quinn,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2003,pp.48-65.第一，美德与道德良善（moral goodness）相关。它们代表了什么是好的、正确的，以及值得培养的，它们代表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意图的善（goods of first intent）。第一意图的善本身就是目的，不能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例如爱、智慧和成就感等。第二意图的善（goods of second intent）是指为了获得其他东西的善，是一种获得其他善的工具，例如利润、声誉和权力等。人们对第一意图的善乐此不疲，而且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但是第二意图的善却不具备这样的特点。美德具有第一意图的善的特征，它们本身就是被人们所渴望的东西。第二，美德具有积极的人类影响（human impact）。美德有助于人们实现个人繁荣、实现自我控制和增强复原力、实现有意义的目的。第三，美德具有社会改善（social betterment）的功能，而且这种社会改善具有无条件性。也就是说，美德产生的社会价值超越了行为者的工具性愿望，美德能造福他人而不求互惠或回报。

以上是关于定义属性的早期观点，后来学者们又增加了两个属性。3Kim S.Cameron and Bradley Winn,Virtuousness in organizations,in K.S.Cameron and G.M.Spreitzer (eds.),Handbook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31-243.第四，人类具有追求美德的天性（the nature of pursuing virtue）。所有人身上都存在一种追求善的内在价值的倾向，或者说人类具有固有的向善倾向，这种向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4Geoffrey F.Miller,Sexual Selection for Moral Virtues,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vol.82,2007,pp.97-125.追求最佳人类状态的倾向，在语言发展之前就在大脑中形成了，人们器质性地倾向于成为拥有美德的人。这一点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观点相符。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故意为恶，人的行为是为了善美的目的，没有人故意去犯错，人之所以会犯错，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所致。第五，美德具有鼓舞效应（elevating effect）。美德可以创造和培育可持续的正能量，作为一个固有的人类属性，美德具有鼓舞效应，也称为放大效应（amplifying effect）或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当人们观察到或者体验到他人的美德表现，他们的倾向就是效仿。5Barbara L.Fredrickson and Thomas Joiner,Positive Emotions Trigger Upward Spirals toward Emotional Well-being,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3,2002,pp.172-175.人们遗传上就有一种表现美德的倾向，观察到和体验到美德有助于敲开人们按照有利于他人的方式进行活动的遗传天性。

除了探讨美德以外，积极组织学者还另外提出了一个与美德相关的术语“virtuousness”，本文翻译成德性。德性与“个体或组织处于最佳状态时渴望成为什么”有关，6Kim S.Cameron,David S.Bright and Arran Caza,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irtuousness and Performance,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7,2004,pp.766-790.德性是人类品格的最佳状态，是人类的最高愿望，1David S.Bright,Kim S.Cameron and Arran Caza,The Amplifying and Buffering Effects of Virtuousness in Downsized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64,2006,pp.249-269.德性不是先天形成的人格风貌（pathos），而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品格气质（ethos），也称为德性气质。2Arran Caza,Brianna A.Barker and Kim S.Cameron,Ethics and Ethos:The Buffering and Amplifying Effects of Ethical Behavior and Virtuousnes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52,2004,pp.169-178.美德与德性概念都与品格相关，在积极组织学术的某些文献里面，这两个概念被视为同义词，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首先，美德是品格特质，德性是品格气质，美德是德性气质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德性气质是诸多美德在人身上的综合反映，德性是一群美德的聚合体（aggregate），德性气质形成的前提是在人身上培养出诸多美德；其次，美德是一阶概念，德性是二阶概念，美德概念比较具体，德性概念比较抽象，因此，在实证研究中，积极组织学者们都是通过对诸多美德的测量来获得德性的测量值的。

学者们认为，不管是整体上具有德性气质的人，还是在某方面具有美德的人，都被认为是德性的人，德性的人所表现出的行为被称为德性的行为。由于德性与美德通常受到人们的珍视和钦佩，所以德性的人被认为是神圣的，德性的行为总被人们尊敬和效仿。3David S.Bright,Kim S.Cameron and Arran Caza,The Amplifying and Buffering Effects of Virtuousness in Downsized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64,2006,pp.249-269.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德与德性在概念上略有区别，但文献里面，似乎积极组织学者认为德性概念也具有类似美德的定义属性，而且不管是美德还是德性，它们都被视为正连续变量。

四、美德伦理学路径与积极组织学路径的区别

积极组织学者也宣称他们是在美德伦理学基础上发展了美德与德性概念。客观地说，不管是美德伦理学者还是积极组织学者，他们在定义美德的时候确实都参照了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思想，但是这两条路径还是存在几个根本的分歧。

（一）关于定义方法问题

归纳起来，文献中大致存在两种基本策略来定义美德：还原主义（reductive approach）与非还原主义（non-reductive approach）。4Miguel Alzola,The Possibility of Virtu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22,2012,pp.377-404.还原主义认为，（1）美德是受道德规则所引导的行为习性（behavioral dispositions）；（2）这种行为习性具有跨时间与跨情景稳定性。例如，一个人具有按照“不说谎、不欺骗他人”这个道德原则来处事的日常习惯，那么他或她就拥有诚实这个美德。非还原主义认为，美德是一个人及其行为的内在素质，它包括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等4 个成分。例如，把勇气这个美德赋予某人，意味着以下4 个意思：他具有恰当的建构能力（framing capacities）和审慎技巧（deliberative skills）来了解危险的存在，他拥有正确的信念，仔细推敲如何应对可怕的情形，包括死亡（认知维度）；他感到了适当的恐惧，不多也不少，他害怕那些值得害怕的事情，而不是对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坏事情都感到害怕（情感维度）；他坚持面对危险，不过是出于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目的，不是因为害怕他同伴的责备，或者期望从他的行为受益人那里得到回报（动机维度）；他成功地抵抗了可怕的事情，或成功地对可怕情况作出了适当反应，面对不太可怕的事情时，他会泰然自若（行为维度）。非还原主义认为，美德概念中的行为成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情景没有提供给人们行为表现的机会，人们还是可以正确建构这个情景，体验相应的情感（例如从愤怒到悔恨），会权衡利弊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等等，美德并不一定需要在恰当的激发条件下表现出与美德特质相关的行为。积极组织学家采用还原策略来对美德进行定义，而美德伦理学家采用非还原策略来对美德进行定义。

（二）关于美德的统一性问题

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关于美德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virtue）问题的争论。关于美德的统一性，比较激进的观点是，正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美德，没有诸多美德的说法，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提及的美德清单只是同一个美德的不同构面；比较温和的观点认为，诸美德的说法是合理的，只不过诸美德之间是彼此关联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拥有任何单个美德，除非人们拥有全部美德，拥有一个美德就等同于拥有诸美德。1Susan Wolf,Moral psychology and the Unity of the Virtues,Ratio,vol.20,2010,pp.145-167.后来的研究者，不管是美德伦理学家还是积极组织学家，基本上都赞成诸美德的观点。不同的是，美德伦理学家认为诸美德之间是彼此关联的，然而，积极组织学家认为美德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三）关于美德与繁荣的关系问题

关于美德与繁荣的关系，即使不同哲学派别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都同意：德性的人必须通过从事德性的行为来提高他们的幸福程度，并且任何人都不能通过任何其他的行动来提高他们的幸福程度。美德伦理学家认为，美德与繁荣之间的关系属于本构性（constitutive）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可以通过本构性活动来说明。本构活动中，手段和目的没有分离，活动本身就部分构成了目的，行动的目的就是行动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不执行此行动就能获得的外部报酬。美德与幸福之间的构成性关系是经典美德伦理学的特征。2Blaine J.Fowers,An Aristotelian Framework for the Human Good,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32,2012,pp.10-23.然而，积极组织学者没有说明培育美德与保持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没有认为这种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应用于美德假设的最广泛的实证方法是相关性分析，然而相关系数不足以揭示美德相关概念与繁荣相关概念之间任何实质性或因果性关系。在方法论上，一个相关设计是不足以在美德与繁荣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另外，一个相关设计也完全不合适去处理任何非权变性（non-contingent）关系和本构性关系。

（四）关于美德是否是均值的分歧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黄金均值的思想，美德伦理学者认为美德有可能表现过量或者表现不足，不管是过量还是不足都体现出了恶习，都是繁荣的敌人。于是，美德与繁荣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倒U 形曲线：美德表现严重不足时，体现为一种恶习，繁荣水平趋近于零；随着不足程度的改善，繁荣水平逐渐上升，直到美德表现恰到好处时，繁荣水平达到峰值；当美德表现过量时，繁荣水平又随之下降，直到美德表现严重过量时，体现为另外一种恶习，繁荣水平又趋近于零。因此，美德是介于两个极端恶习之间的均值点，在这个均值点上繁荣水平达到最大化。积极组织学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美德就是正能量，不存在美德表现过量的问题，美德越多越好，而且，就算美德表现不足也不会导致恶习的出现。那么，美德与繁荣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单调上升的曲线，也就是说，随着美德的增加，繁荣水平也逐渐增加。实证主义运动导致积极社会科学学者把行为测量作为识别品格优势或美德的工具，大量的测量工具被使用来测量各种各样离散的品格优势或美德，而且这些工具都假定品格优势或美德是连续变量。

五、积极组织学者面临的挑战

针对以上几点分歧，美德伦理学者对积极组织学者提出了强烈批评，目前，两条研究路径在相互诟病的过程中相互独立地向前发展。

（一）关于美德独立性假设的批评

美德伦理学者认为，积极组织学者把美德视为相互独立的，就会导致明显的二阶问题产生。1Konrad Banicki,Positive Psychology o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A Disquieting Suggestion,New Ideas in Psychology,vol.33,2014,pp.21-34.积极组织学者的美德概念存在三类二阶问题2Barry Schwartz and Kenneth E.Sharpe,Practical Wisdom:Aristotle Meets Positive Psychology,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7,2006,pp.377-395.：第一个是具体性问题（specificity），即美德缺乏转化为行动时所需的具体性；第二个是相关性问题（relevance），即人们无法知道每个情景需要自己拥有什么样的美德组合才能正确应对，因为真正的生活情景并没有贴上所需要的美德标签；第三个问题是冲突性问题（conflict），即美德之间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人们应该如何权衡这些美德的优先权。例如，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公正应该是起码的要求，对于一个伴侣来说，友爱应该是首要的，那么对于一个老师或一个父母来说呢？他们是否应该以牺牲友爱为代价来保持公正？或者相反？

经过以上分析，美德伦理学者认为，当美德独立呈现时是无效率的，它们应该被视为彼此相互关联。那么，在承认诸美德观点的前提下，美德伦理学者是如何解决美德的统一性问题的？他们认为，个人美德的正确结合需要拥有一个主美德，主美德是指没有它的话其他美德将不会产生有效的作用。他们为这个重要位置提名的美德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他们认为，没有实践智慧，任何美德都不能得到有效施展，无论它们被培育得有多好，实践智慧对于协调其他美德共同构成幸福生活是必要的。另外，美德伦理学者认为，发展单一美德并不一定好。事实上，培育单一的美德会产生品格畸形，就像一个健身者只练就了发达的胳膊和胸部，但是忽略了身体的其他部分，最后导致了几乎不能站立。过度开发身体某些部位，而忽略了身体的其他部位，会损害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发展一些美德而忽略其他美德，也是这样的效果。1Barry Schwartz and Kenneth E.Sharpe,Practical Wisdom:Aristotle Meets Positive Psychology,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7,2006,pp.377-395.

（二）关于美德实证分析的批评

美德伦理学者认为，由于过分强调实证，积极组织学者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超出参与者主观评价的美德概念，因此它是有缺陷的美德概念。2Ron Beadle,Alejo J.G.Sison and Joan Fontrodona,Introduction-Virtue and Virtuousness:When Will the Twain Ever Meet? 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4,2015,pp.67-77.积极组织学者通常用行为术语来解释美德的放大效应，例如，目睹或经历有德性的行为往往会引发更多这样的行为。美德的施展确实很可能表现出放大效应，但是那些并非都出自于美德，看似积极的行为也会具有这个放大效应。在行为观察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混淆自制的人和拥有美德的人。例如，一个自制的经理不行贿，并且可以保证他绝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会在余下的生命时光里思考如果自己支付了贿赂自己将获得的职业机会与个人快乐。也就是说，这个经理之所以不行贿可能是源于他或她为了避免惩罚而刻意控制自己的行贿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或她拥有美德而不行贿。相反，一个拥有美德的经理压根就不会受到以上想法的诱惑，他不行贿，不仅因为他或她响应正确的道德原则，而且因为他或她的行为源于对相关事项的正确情感、欲望和信念。

（三）关于美德正连续效应假设的批评

另外，美德伦理学者认为，美德表现过量与美德表现不足将导致消极效应，美德与积极结果变量之间应该是单调的倒U 形曲线关系，而不是积极组织学者所假设的正相关关系。一些美德伦理学者为了证明他们提出的倒U 形关系假设，借用积极心理学者开发的测量工具来对品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中确实产生了一些违反直觉的发现和解释，许多品格优势呈现倒U 形效应。3Adam M.Grant and Barry Schwartz,Too Much of a Good Thing,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6,2011,pp.61-76.这些结论似乎证明了对某些行为或倾向的过分强调并没有导致积极的结果，一个“平均”状态才能有真正的美德。于是，有些积极组织学者做出推测，美德可能是中性的，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而是由情境决定它们是否产生功能效应。4James K.McNulty and Frank D.Fincham,Beyond Positive Psychology? Toward a Contextual View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vol.67,2012,pp.101-110.可是，美德怎么可能被视为中性呢？尤其是学者们几千年来都强调美德从定义上讲是优点。于是，有学者指出，积极组织学与美德伦理学之间的争论应该通过重新修订美德概念来建设性地处理，道德美德不是连续的或单调的，实证主义学者应该把美德视为潜在品格状态连续体上的理想点。1David S.Bright,Bradley A.Winn and Jason Kanov,Reconsidering Virtue:Differences of Perspective in Virtue Ethics and the Positiv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19,2014,pp.445-460.

六、对积极组织学者的一点建议

总的来讲，积极组织学路径关于美德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过去的20 年里，受到了积极组织学者们的热力追捧。2Marcel Meyer,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Virtuousness in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53,2018,pp.245-264.不仅理论创新热度高，而且研究文献层出不穷。下面，本文在评论的基础上给积极组织学者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美德伦理学者认为美德是处于两个恶习极端之间的均值点，积极组织学者始终坚持认为美德不是均值点，而是一个正向连续变量。但是，自从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和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2011 年利用实证数据证明了美德与繁荣之间的倒U 形效应后，有些积极组织学者开始怀疑自己的原有立场，打算迎合美德伦理学者的观点，把美德视为潜在品格状态连续体上的理想点。本文认为，积极组织学者完全不用因为他们的结论而改变自己的立场。首先，格兰特和施瓦茨在研究中测量的变量是品格优势而不是美德，品格优势与美德之间在定义上存在一些差异。品格优势被积极心理学者定义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美德可以被充分展现，但是它们不是美德本身，品格优势不满足美德定义的标准。在研究中，如果用信心来代替乐观这个优势，用慈善来代替慷慨这个优势（替代概念与被替代概念的内涵比较接近，只不过替代概念更满足美德定义的属性），那么结论将是一个单调上升曲线而不是一个倒U 形的曲线。因此，美德与品格优势之间的重要区别是，美德是单调和自我强化的，而品格优势有可能是一个非单调的倒U 形曲线。3Kim S.Cameron and Bradley Winn,Virtuousness in organizations,in K.S.Cameron and G.M.Spreitzer (eds.),Handbook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31-243.

其次，美德伦理学者所谓的过度性恶习或不足性恶习是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美德的概念，不能将它们与美德放在一个连续带上，它们不代表美德水平的变化。例如，在恐惧面前，美德伦理学者认为懦弱是勇气不足的表现，鲁莽是勇气过度的表现，然而懦弱和鲁莽这两个术语与勇气之间存在性质上的不同，因此把这两个术语与勇气放在一个连续带上，表示勇气水平的变差，是说不过去的。本文也认为，美德与恶习不是互为反义词，鲁莽的对立面是不鲁莽，而不是勇气，懦弱的对立面是不懦弱，也不是勇气。

另外，美德伦理学者认为，积极组织学者把美德视为相互独立的，就会导致明显的二阶问题产生。基于此，积极组织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德性这个概念，德性意味着优秀的品格气质，德性气质由若干美德来体现。德性概念的提出，在不依赖主美德的情况下解决了美德伦理学家提出的美德统一性问题。积极组织学者把德性理解为品格气质，把美德理解为品格特质，品格气质是诸多品格特质共同构成的格式塔，从而解决了美德伦理学者提出的二阶问题。积极组织学者的这两方面创新主要是受到人格心理学与完形心理学的启发。

最后，美德伦理学者从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等4 个维度去定义美德，积极组织学者强调美德概念的行为维度，因为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这样就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对于积极组织学者的做法，美德伦理学者认为实证主义过于简化美德概念，通过行为量表进行自我评估来测量美德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积极组织学者声称实证研究的客观性，但他们的量表测量方法却包含了大量的主观性，积极组织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目前他们已经在寻求使用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方法来测量组织情景中的美德了。不过，对于积极组织学者来说，既然德性是由诸多美德来共同表征的，那么德性概念包括哪些维度，哪些美德聚集在一起才能形成德性气质，通过什么方法去寻找这些美德，都是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同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最终形成的反映德性气质的美德清单却大相径庭，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