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龙，朱博文

（1.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2.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一、问题的提出

健康不平等是人类不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诸多学者一直思索的重要主题。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受到医学、社会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基于社会学视角，主要探究社会结构资源占有差异通过何种机制对健康产生影响，如经济压力、工作性质、社会支持、居住环境等中介因素。[1](p368-379)目前，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中介因素的探讨，包括物质结构、生活方式、医疗保健、社会心理和邻里因素等，[2](p5-23)其中生活方式被认为是重要中介因素。国内学者对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3](p125)[4](p26)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倾向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拥有更高的健康水平。但主要基于同一群体或者是特殊群体样本，对中国城乡差异的关注较少。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制度，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资源、权力、利益等分配问题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5](p363-384)有关学者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6](p20-35)如农村儿童的健康问题、[7](p25-33)教育对健康影响的城乡差异、[8](p116)城乡老年人口的健康差异、[9](p37)医保制度与城乡健康不平等的关系[10](p88-97)等，但较少聚焦对城乡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断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分化，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等在城乡之间均存在差异，在分化的过程中也形塑了城乡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