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军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面对媒体的关闭退出实践，业界往往用单一的经济话语或政治话语对其定义：要么认为由于传统媒介产业衰退，经济效益无法支撑；要么强调政治导向出了问题。这种单一的话语评价方式，其实遮蔽了背后复杂的、多元的因素。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面统一简称布氏）提出了分析实践的简要公式：实践=[(习性)(资本)]+场域，即“完整的实践模式把行为理论化为惯习、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1](p189)因此，用布氏的场域理论来分析传媒退出实践策略背后的动力机制，既可以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对媒介场域、惯习、资本多重因素的争夺与变化，进行理性的退出策略应然分析；同时也有助业界将传媒退出从现象层面的实然上升到理性的应然层面去认知，化被动为主动。

一、传媒退出实践与场域理论的契合性

当下，媒介融合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不断有相关政策出台。2020 年6 月30 日中央又专门推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培育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从央媒到省市甚至县一级媒体，媒介融合更是大力推进。在业界与学界大力研究媒介融合之际，关注传媒退出、实现资源优化重组的并不多见。

前几年，面对一些报纸的关闭退出，曾引起阵阵“报纸消亡”的惊诧。近两年太多的报刊在悄悄地关闭，已引起不了太多波澜。除了央视及少数头部卫视效益尚有亮色，大多数电视台日渐困顿，甚至陷入巨额债务中，员工工资难保，一批频道被迫关闭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