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志阳 邱振宇

(1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一、引言

作为战略管理和创业研究的学术前沿(Grimes等，2013；Zahra和Wright，2016；McMullen等，2017；Saebi等，2019；Haugh等，2021)，社会企业分类问题迄今仍然存在大量争议(Mair和Marti，2006；Dacin等，2011)。这主要和社会企业自身概念不清晰(Chell等，2016)有关。例如过去20年的社会企业研究一直停留于社会企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平衡问题(Short等，2009，Hossain等，2017)、社会企业能否分红问题(尤努斯，2018)，以及社会创业过程的商业和慈善边界问题(徐永光，2017；康晓光；2017)的探讨，由此导致社会企业研究囿于概念的反复徘徊，不利于组织分类的细化和研究命题的深化。此外，也和近20年来的组织边界模糊高度相关。随着社会和市场部门力量的兴起，跨部门合作实践不断涌现，产生了大量混合组织(例如美国的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受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比利时的社会目的公司，葡萄牙的社会团结合作社，希腊的有限责任合作社，法国的集体利益合作社协会等)。这些发展中的混合组织也让已有社会企业经典分类方法束手无策。特别是伴随数字技术发展出现的愈来愈多的跨界现象，更是使得已有分类方法不再具有合法性。上述分类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企业的自身发展，也使得社会创业理论的解释力陷入不断退化的境地，迫切需要提出一个和发展实践匹配的可供演化的分类方法。

分类理论作为理解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概念工具，可以在复杂的组织现象中帮助人们理解、比较和区分组织的本质特征(Negro和Leung，2013)，对于解释组织特有现象具有重要意义(Cattani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