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辉，张卿梅，胡贤辉，赵 京

（1.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2.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耕地保护逐步向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目标迈进［1］。然而，当前我国耕地仍然面临着耕地退化、污染、重用轻养等诸多问题，不但严重威胁着耕地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人类的健康。20 世纪40 年代，Leopold A［2］率先提出了“土地健康”的概念，认为健康的土地是指被人类占用而没有使其功能受到破坏的状况。郧文聚［3］认为，耕地健康是健康的耕作土壤、可持续的耕地利用和稳定的耕地资源利用生态系统，耕地健康的本质内涵至少包括耕地本体健康、耕地母体健康、耕地受体健康和耕地系统健康等4 个方面。

学术界通常将耕地健康与耕地保护、耕地可持续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耕地健康是耕地保护的目标，也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基础［4，5］。此外，Parlee B和Berkes F［6］认为健康的土地与健康的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密切联系。Cheng Y 和Nathanail P C［7］基于耕地土壤污染视角探讨了人类健康风险评价。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重视，关于耕地健康的研究又日渐丰富。陈志凡、李勤奋、赵烨［8］建立了基于熵权的模糊物元模型，评价了上海市各区县农用地土壤健康状况；李强、赵烨、严金明［9］在系统分析城市化驱动对城郊农用地影响的基础上，从质量目标、产能目标、土壤环境3 个方面构建了农用地健康评价体系，并采用模糊评价模型评价了京津冀接壤区的城郊农用地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