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锦莉

内容摘要：唐传奇发轫于初唐、成熟于中唐，又于晚唐衰落;儒家思想在唐代亦大致经历了由复兴到动摇的過程;二者的兴衰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唐传奇中渗透着儒家伦理思想，门第观念是儒家等级思想在婚姻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只有将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对唐传奇中儒家婚姻观的存在状态和接受维度进行分析，儒家伦理的婚姻观在唐朝思想史中的接受状况才能得到多维展现。

关键词：儒家思想 唐传奇 门第观

唐代文人“始有意为小说”[1]，与六朝小说相比，唐传奇更具真实性，也能更好地反映时代风貌和风土人情。儒家思想自孔孟开创以来，一直延续到后朝历代的文化血脉中，不曾中断。唐传奇作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将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渗透到唐传奇的创作中。唐传奇中有许多描写婚姻爱情的名篇，中国古代婚姻观一直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将唐传奇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文本，通过分析唐传奇中蕴含的儒家思想以探讨儒家婚姻观在唐朝的接受状况。

一.儒家伦理思想与婚姻门第观

《周易·序卦传》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2]即由婚姻关系产生夫妇、父子之家庭人伦，将这种人伦差序与政治秩序相类比，就形成了尊卑等级关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婚姻是政治制度的附体、是国家伦理道德的体现，它具有维护社会等级关系及礼制的功能，所以儒家对婚姻尤为重视。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包括择偶观、贞操观和生育观。从择偶观上说，儒家重视婚姻的社会功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3]婚姻像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交易，其意义在于结成两姓之好，为了促进这笔交易，两个家族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综合考量，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两个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是否相符。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能对双方都有利，这是儒家伦理等级观在婚姻中的体现。

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学说，正式将“夫为妻纲”确定为人伦之大纲，加强了儒学思想对婚姻的制约，果然后来“三纲五常”被不断强化，人们在择偶时更加强调身份门第上的等同。“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4]就是说，富贵者一定要和富贵者结婚，这是当时公认的婚姻观念，自上流阶层到民间百姓，各家择偶都强调男女家族之间地位的匹配。总之，门第观念是儒家等级思想在婚姻中的必然反映。

二.武德至永泰：儒学复兴，门第观影响深入

唐统一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出“尊儒”口号制定严格的等级制度，从而维护王朝统治。高祖“颇好儒臣”，认为儒学有利于“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并表明其“兴化崇儒”的立场;紧接着，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他把尊儒崇经、推行仁政定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唐初尊崇孔子、复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很快重获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唐前期婚姻重视门第，《游仙窟》中崔十娘在知道男主是“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广武将军钜鹿侯之子”[5]后，才一改初见时的冷漠，与其热情调笑。唐初期，高门仍占据统治地位，没有高门援引的庶姓士人很难有机会走上仕途。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庶族文人通常选择与名门大族通婚，借姻亲走上仕途，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枕中记》的卢生实现自己出将入相理想的第一步就是娶清河崔氏女，而后进士及第，官运亨通。《南柯太守传》的淳于棼也是凭借着迎娶大槐安国的公主才获得高官厚禄，荣耀显赫。

高宗时颁布《唐律疏议》规定“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6]明令禁止士庶通婚，用法律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儒家思想的法典化使其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有了法律的保障，其对社会生活的约束力也进一步加强。孟启《本事诗·窈娘》记录了武周朝的郎中乔知之与其婢女窈娘两情相悦，但二人最终也没办法结合、下场凄惨。这是因为身份地位悬殊的婚姻是不为当时的法律所允许的。

总的来说，唐前期，人们的婚姻嫁娶不以品行能力较高下，而以身份门第论高低。社会对儒家等级门第的接受是普遍的。这与唐初儒学复兴不无关系，统治阶级的提倡甚至使得以门第决定婚姻的思想得以法制化、具有了强制力，这又加大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度。

三.大历至大中：儒学地位动摇，门第观影响减弱

开元、天宝之时，儒家礼教开始出现混乱，人们开始质疑曾经习以为常的士族门风礼法。安史之乱后，中唐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道德律令遭到了质疑，传统的儒家思想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先前的“经典”说教和思想义理不再占据权威之位。刘肃评价当时的社会状况——“圣人遗训，几乎息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权之阙。”[7]安史之乱时，大量儒家典籍毁于战火中，儒学的传播受到阻碍;家族牒谱也难逃战火，《通志》记载：“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有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8]家族谱牒的丢失直接影响了士族之间的婚嫁;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削弱，官方对儒学的支持力不及前期，这些都加速了士族礼学的衰落，传统的儒学思想也相应地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这个时期虽然儒家思想仍占据主流，但对人身的约束力已经大不如前。社会的变化引发了文人对儒家伦理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大致可以分为坚定维护、折中妥协和反叛背离三种，这同样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

（一）顺从与接受

元稹《莺莺传》写张生对表妹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对于抛弃莺莺，他不但毫无愧疚感，反而用“红颜祸水”观和儒家君子道德观为自己开脱。令人惊讶的是，张生不但得到了莺莺本人的谅解——“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9]甚至还被当时的人称赞为“善补过者”。出现这种奇怪的矛盾，陈寅恪先生解释说，莺莺的爱情悲剧很可能源于出身的寒微，张生要走科举仕宦之路，莺莺的家族却没有办法为他提供上升的阶梯，所以当面临爱情与仕途的抉择时，张生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莺莺以成全自我。二人各自婚嫁，张生另娶的自然是高官之女，这个文本中没说，但我们可以从元稹和张生的关系推出。鲁迅先生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10]，就是说，崔张故事就是元稹自己的往事，张生弃莺莺另择高门对应的就是元稹弃情人另娶韦丛之事。

张生冠冕堂皇地不以莺莺为妻而另选高门，这在中唐的社会中是一件公认的正当行为，甚至还是有过而补的善事。可见，中唐时期，婚配尚门阀的价值观念仍占据主流，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作者借张生的名利双收隐晦地表达了其对张生之举的理解和对正统价值观念的认同。

（二）怀疑与和解

白行简《李娃传》虚构了妓女李娃与荥阳公子郑生两情相悦，两人历经磨难终于跨越阶级圆满结合的故事。在李娃助郑生考取科名后，李娃以“君当结嫒鼎族，以奉蒸尝”为由拒绝了荥阳生的求婚，荥阳公却一反常态大力促成二人婚姻，这就突破了儒家传统的门第观、等级观。关于这点，卞孝萱先生如是说“白行简则借用当时风行的‘《一枝花》话，加工改写成传奇名篇《李娃传》，极言妓女封汧国夫人，以讽刺名教之虚伪。”[11]妓女李娃与士族荥阳生结为夫妇，生活美满，还被封为汧国夫人，这似乎是对礼教的反叛，但是这种反抗却是软弱的，最终还是和儒家正统和解。李娃在婚后“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她本人被封为汧国夫人，四个孩子“皆为大官”，弟兄姻媾“皆甲门”[12]，极大地兴旺了荥阳郑氏家族，婚后的李娃就是一个完美符合儒家礼制的闺中模范，从伦理道德层面迎合了传统礼法。

郑生热情追求比自己门第低的李娃，最终获得美满婚姻，但是李复言《定婚店》中的韦固却对比自己门第低的未来妻子十分抗拒。杜陵韦固不满月老为他安排的未来妻子——宋城“眇妪之陋女”，他自称“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13]，为此他不惜杀人以作抗争。但他没想到，他最终迎娶的妻子竟然就是当年被自己嫌弃的宋城贫女。如月老所说，婚姻是超越阶级的，虽“贵贱悬隔”，二人的婚姻也不可更改，作者借此宣扬婚姻天定的思想，也就是说，只要是命中注定的婚姻，哪怕是门第极不相称的二人也终将结为夫妇。本文可以说是对门户、礼教的一种否定，但这种否定也同样带着妥协的因素，小说作者最终安排宋城女被相州郡守所收养，摇身一变成为名门闺秀，此时她的身份地位是明显高于韦固的，所以说二人的婚姻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等级门第。

荥阳生娶妓女、韦固娶“卑贱陋女”，看起来都对儒家传统的等级门第观提出了反叛，但事实上他们还是在礼教的框架内获得自己理想的婚姻幸福。这是因为礼教对士子们的影响仍然存在，這些文人士子自小学习儒家思想，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与儒学决裂的。

（三）反叛与背离

《霍小玉传》写多情妓女爱上薄情进士，最终被抛弃的悲剧。小玉的美貌引得李益倾倒，二人很快坠入爱河，但小玉也对自己的处境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分别之际，小玉直言“妾本倡家，自知非匹。”[14]她的内心是接受儒家等级观念的，她也知道自己一个卑贱的妓女和贵为陇西李氏的李益之间身份的鸿沟，于是她提出了与李益八年欢爱而后己身遁入空门的设想。这是她对儒家门第观无奈的妥协，但她的让步只换来李益的避而不见和另娶高门，最终抑郁成疾，芳年早逝。同是抛弃门第低的情人另娶高门，李益的下场却是众叛亲离、害人害己。小玉殁后，李益娶妻范阳卢氏，但是这样门当户对的婚姻并没有给他带去和谐幸福，李益“终日不安”，对妻子疑神疑鬼动辄打骂，“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门当户对、等级相符的婚姻的悲剧并不止发生在李益一人身上，岭南帅甲也深受其苦。房千里《杨娼传》写帅与妻空有夫妻名义，却毫无夫妻情意，戚里女“遇帅甚悍”，要求帅对她专一“设有异志者，当取白刃下”，帅对妻子又“苦”又“惮”，两人的婚姻只剩下猜忌和痛苦。而妓女杨氏对岭南帅温柔体贴，帅对杨氏真心喜爱，二人过着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恩爱生活。小说中出现了三个与儒家等级观相矛盾的地方：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带来不幸，贵贱悬殊的恋人可以有真挚的爱情，妓女也有高风亮节——“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贿，廉也。”作者借此说明，婚姻择偶不应以门第、尊卑为标准，而应该遵从个体的情感，这是对儒家等级观及“重理轻情”观的反叛。

李益和岭南帅甲的婚姻都是符合唐人对美满姻缘的定义的，但二人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唐传奇作者已经意识到等级婚姻观已经酿成许多婚姻悲剧，他们通过正面书写顺从带来悲剧说明，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必须要破除阶级观念，为地位不对等的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提供支持。

四.咸通至天佑：门第观影响消失

唐末，门第婚姻观进一步受到冲击。孙光宪《北梦琐言·李氏女》写战乱使李将军的女儿与自己的家族失去了联系，无所依傍的李氏女为了保全性命，隐瞒自己的门第嫁给了小姓——董生。在“衣冠荡析，寇盗纵横”[15]的时代环境下，像李氏女一样因避乱而委身于小姓的自然不在少数，在生命面前，士族平日里信奉的门第观就显得不是特别重要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身份地位相差甚远的夫妻获得社会认可的几率就大大提高了。

裴铏《传奇》中有两桩门第悬殊的婚姻。《裴航》篇写秀才裴航弃科举功名于不顾，一心想与下层女子云英结成婚姻，极大地冲击了礼教思想，但就是这样“离经叛道”的他最终收获了幸福的婚姻和神仙的生活。《聂隐娘》篇写大将之女聂隐娘为自己找了一个“但能淬镜，别无他能”的少年作为夫君，她的父亲亦“不敢不从”。婚后的聂隐娘没有像传统女子一般相夫教子，反而是她的丈夫处处由着她，最后，聂隐娘干脆抛弃丈夫，“自此寻山水访至人”[16]。聂隐娘一介女子，大胆反抗父劝、夫权，她敢于对传统等级名分、门第婚姻提出反叛，并为自己争得了生命的自由，裴铏塑造并歌颂这么一个大胆而独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他对传统礼法的反叛。

李氏女在乱世中大胆舍弃从小被灌输的婚姻门第观，由此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裴航、聂隐娘勇敢追求爱情幸福、反叛礼教，从而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当然，他们能获得理想中的幸福不仅源于自身的努力，还源于儒家思想对社会统摄力的下降。黄巢之乱冲击了儒家传统思想，也暴露了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些缺陷，这也促成了儒学的更新与改造。士族不再以门第作为择偶的唯一标准，“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17]，五代后，门第观的影响彻底消失。

五.结语

唐朝前期，统治者们高度重视儒家学说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复兴儒学的政策，使得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此时，儒家的影响力是相对较强的。唐朝君臣上下都以儒家礼法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婚姻嫁娶以门第等级为第一标准，初唐传奇婚姻爱情的成败也往往取决于对门第观的顺从与否。安史之乱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变对儒学形成了冲击和挑战，虽然儒学仍占据主流地位，但不可否认此时儒家学说已然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再后来，黄巢之乱进一步瓦解儒家婚姻门第观。在这种思想环境中，文人士子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曾经认为天经地义的儒家思想，因而这些人的价值观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但不管是坚定维护、怀疑妥协还是反叛背离，在客观上都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更新，为儒学在宋元时期重建并且重回鼎盛时期提供了助力。

注 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2]杨天才：《周易通解》，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277-278页.

[3]钱玄注 译《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811-812页.

[4]杨宝忠：《论衡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5]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6]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63页.

[7]刘肃：《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1页.

[8]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

[9]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7页.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11]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470页.

[12]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6頁.

[13]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4页.

[14]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8页.

[15]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35页.

[16]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2页.

[17]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201910370201）

安徽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