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瑾

内容摘要：《阳光下的葡萄干》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洛琳·汉斯伯里的代表剧作，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租住在芝加哥南部黑人区一套拥挤破旧的公寓里的杨格一家的故事。不同于美国文学史上或卑贱或英雄的传统黑人女性形象，该剧以黑人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三个身份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美国劳动阶层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塑造了使人耳目一新的黑人女性形象，让黑人女性的形象更加真实和丰满。

关键词：《阳光下的葡萄干》 洛琳·汉斯伯里 黑人女性形象

一.引言

美国黑人女作家洛琳·汉斯伯里的首部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是其现实主义代表作，此剧在百老汇上演时一举成名，被多次改编成电影、音乐剧等。1959年，该剧击败尤金·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田纳西·威廉斯的《可爱的青春小鸟》，获得当年的纽约戏剧评论圈奖，同时洛琳·汉斯伯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剧作家和第一位在百老汇上演戏剧作品的黑人女性剧作家。

《阳光下的葡萄干》主要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住在芝加哥南部黑人区的杨格一家在得到父亲的死亡保险金后，围绕怎么使用这笔“巨款”产生了分歧。儿子沃特一心想拿这笔钱做酒吧生意，从而证明自己的价值。母亲莉娜虽然不赞成这个想法，但当她发现自己阻碍了儿子的梦想时，心生愧疚。于是在用一部分钱支付了在白人社区购房的首付后，把剩余的钱交给沃特，嘱咐他留一部分钱给妹妹贝妮莎做学费，但沃特却让这些钱全被生意上的伙伴骗了去。同时，白人社区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家搬入，而且报纸上时常会出现黑人被白人无故打死的新闻。面对如此绝境，杨格一家决定重振精神，搬入新家，共同面对未知的困难。

在传统的黑人作品中，黑人女性角色的缺失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她们大多以配角的形式出现，或无知，或可憎，为主角服务是她们最重要的作用。因此，黑人女性的形象一直都是模糊的，甚至是负面的。而在这部戏剧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美国劳动阶层黑人妇女的形象：坚强勇敢的老年母亲，坚忍善良的中年妻子，以及活泼向上的青年妹妹。如果将他们的家庭比作一座房子，那么母亲莉娜便是遮风挡雨的屋顶，满怀爱意;妻子莉娜是默默承重的房梁，从不抱怨;而妹妹贝妮莎则是通往外界的窗，时而模糊，时而明媚，包含着无限可能。

在本篇文章中，笔者主要从莉娜、露丝和贝妮莎这三位人物出发，深入分析这部剧作所展现出的黑人女性形象，并揭示黑人女性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差异性，从而进一步探讨新时代黑人女性发展的更多可能。

二.莉娜——遮风挡雨的屋顶

对于黑人女性来说，成为母亲是一段异常痛苦的经历。因为她们的女性长辈都有过失去孩子的经历，或被卖掉，或被杀掉。长期的奴役制度残忍地剥夺了黑人母亲的母性，使得她们无法尽到养育孩子的责任。而在这部戏剧中，我们可以在莉娜身上明显地看到母性的回归。

剧中的莉娜在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母亲角色。在这个家中，她是一位坚强不屈的精神领袖，不断地给予孩子们爱和支持，替他们遮风挡雨。

莉娜“颇具几分优雅和美貌”，“已饱览世事，历尽风霜，脸上透露出满满的干劲”，“有着智慧和信念”，“双眼炯炯有神，充满了对人生的兴趣和期待”（汉斯伯里37），是一位完美的母亲——勇敢、乐观、坚定且美丽。然而，生活于她却异常辛苦：丈夫死后，她接管了整个家。尽管她已经六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却仍然得挣钱养家。白天她在富足明亮的白人家里辛苦工作，晚上回到自己贫困昏暗的小屋操持家务。但是，在看到白人家庭体面奢侈的生活后，她却仍然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識。当儿媳露丝劝她拿这笔钱出去旅游，像“有钱的白人妇女”那样做时，莉娜拒绝了。因为她很清楚，这笔钱虽然名义上属于她，却要起到照顾一家人的作用。而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非常坚定地要留下一笔钱给女儿支付上医学院的学费，再买一栋全家人可以住的更舒服的两层小房子。即使在面临绝境时，她也这样告诉她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有人拿过别人一分钱”，“从来没穷到那个地步”，“从来没有那么心如死灰”。（汉斯伯里 261，262）由此可见，母亲莉娜的内心无比强大：她从不舍弃对家人的爱，并保持着灵魂上的高贵。不论何时，家庭和孩子始终在她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与孩子的相处中，莉娜的爱与包容无处不在。首先，这体现在与儿子沃特的相处中。莉娜虽然不赞成儿子的生意，但在亲眼目睹了儿子的失意与绝望后，下定决心要拯救儿子。于是她拿出剩下的钱，交给沃特，并告诉他“我永远不会不信任你，也永远不会不爱你”（汉斯伯里 183），给予沃特足够的信任，相信他能做好一家之主。后来，在沃特被骗后，家里人都对沃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失望，只有莉娜坦然接受了现实，她认为有时候，人们“必须明白该适时地放弃一些东西……抓住自己已经拥有的……”（汉斯伯里 256）。对她来说，孩子才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钱是次要的。显然，正是莉娜的爱与信任，才让沃特最后变得成熟，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其次，在对待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时，莉娜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早上刚起床，她一眼就看出了儿媳露丝的疲惫，提出要与她分担家务，同时不忘替孙子整理床铺。除此之外，她还给予女儿贝妮莎精神上的支持。首先，莉娜并没有迫于经济上的压力要贝妮莎嫁给乔治，而是充分尊重她的决定，这让贝妮莎更加自由，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其次，在贝妮莎因为哥哥沃特把自己上学的钱弄丢而对他心生嫌恶时，莉娜教会她该怎么去爱一个人：“要在他陷入低谷的时候，要在他失去自信的时候”（汉斯伯里 267）。这些话让贝妮莎振作起来，改变了对哥哥的态度，也让她对家人之间的爱有了更深的理解。

总而言之，这个家庭的梦想虽然由一颗饱满的葡萄变成了干瘪的葡萄干，但是母亲莉娜却让其中的甜蜜与美好保持得完好无损，也正是因为莉娜的保护，他们一家人才可以避开风雨，充满希望地生活在阳光下。

三.露丝——默默承重的梁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黑人女性一边承受着种族歧视带来的压力，一边忍受着性别上的不平等待遇。托尼·莫里森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黑人女性并不像白人女性那样能够在工作和家庭中作出选择，因为她们要二者兼顾。（泰勒 72）这正是露丝的处境，当她的丈夫不能够在家庭中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时，她便接过重担，负重前行。

在这部剧中，露丝展现了一位黑人家庭妇女的挣扎：一方面，她对丈夫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她又深深地爱着丈夫和这个家。尽管她并不赞成丈夫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她却一直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露丝“三十岁左右”，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个“大美人”，而现在，因为生活的重负，快要成为“翻不了身的老妈子”。（汉斯伯里 7）每天早晨，她第一个起床，然后叫醒儿子和丈夫，并准备好一家人的早餐。尽管如此劳累，但是只要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回应，露丝就会感到满足，比如丈夫在她的多次催促下终于起床后，她就“不由地满意起来”。（汉斯伯里 9）然而，丈夫的不成熟也让露丝意识到，必须要靠自己让这个家好过一些。因此，除了料理家务，她还去别人家的厨房帮工，以此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除此之外，露丝也是整个家庭关系的润滑剂。在处理和儿子的一些小矛盾时，露丝有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不同于丈夫和莉娜的一味宠溺，她能适时地引导崔维斯的情绪，用玩笑的形式消除两人的隔阂，让母子关系更加亲密。而在感受到丈夫和她之间存在问题时，露丝首先提出要解决矛盾，并不像沃特一样只知道逃避。在和丈夫争吵后，她仍然关心他，让他在酒后“喝点热乎的东西暖暖胃”，并告诉他“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能给你的呢”。（汉斯伯里 139）这让丈夫意识到，露丝其实能理解他的梦想，并且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于是，两人之间的裂痕慢慢修复。在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处中，露丝也能细心地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她理解母亲莉娜的苦心，同时也换来了莉娜的关心与爱。在母亲和丈夫分别和妹妹贝妮莎吵架时，露丝能做好中间人的角色，不偏颇，让每个人不至于在气头上说出过分伤人的话，维护了整个家庭的和谐。

作为一位母亲，露丝承担起了养育和教育的责任;作为一位妻子，露丝对丈夫的爱与包容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而作为一位儿媳和嫂子，露丝也能做到无私付出。正是由于露丝的勤劳和善良，这一家三代才能如此和谐且充满爱地生活在一起。

四.贝妮莎——通向外界的窗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初见端倪。在这样的冲突下，贝妮莎开始了对自我的寻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贝妮莎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黑人女性的未来。

作为家中年纪最小女儿，贝妮莎生长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她自信、活泼，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与热情。虽然有时难免迷惘，但是她仍然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再次出发，展示出新时代的黑人女性风采。

在别人都认为婚姻才是女性最好的归宿时，贝妮莎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了第一位。她学吉他，参加演戏小组，加入骑马社，不断尝试新的东西。面对家人的质疑，贝妮莎清晰地说出了要表达自我的愿望：现在的她是在做不同的尝试，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她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要自己争取，人类不应该“把自己不懈争取的所有好事都归功于上帝”，是人类自己“创造了奇迹”。（汉斯伯里 60）除此之外，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医生梦想。有些学者认为贝妮莎是自私的，因为她只顾追梦，不顾家庭的经济压力，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王琳 137）但是其实不然。在目睹了童年伙伴受伤后被医护人员治好的遭遇后，小贝妮莎决定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去“治愈别人”，关心他人。（汉斯伯里 240）可见，贝妮莎对梦想的执着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满怀对世界的爱意。而在面对自己的婚姻选择时，贝妮莎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觉得乔治太肤浅，只关注物质层面的享受，并且明白“这世上唯一比有钱白人还要势利的就是有钱黑人”（汉斯伯里 58），于是果断地和乔治分开。而在面对阿萨盖时，贝妮莎重拾热情，既坦诚又愉快。初次见面时，贝妮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提出要和阿萨盖谈论有关非洲的问题，因为自己正在寻找“种族认同”。（汉斯伯里 84）阿萨盖也被这样的贝妮莎所吸引，称她为“阿莱攸”，意思是“只有面包还不够的人”。（汉斯伯里 91）两人在精神上的契合，让贝妮莎抛弃物质的束缚，选择追随自己的内心。而在贝妮莎觉得自己做医生的梦想将要破灭时，阿萨盖的开导让她豁然开朗，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让她找到新的归宿——非洲。

除此之外，贝妮莎对非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也让更多的黑人看到了寻求身份认同的另一条出路。正如亚历克斯·哈利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1976）时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带给黑人们一些归属感，告诉他们从哪来以及应该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在汉斯伯里的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从贝妮莎的身上找到这些特点：她对阿萨盖的欣赏，对传统非洲服装的热爱，对民族同化的厌恶，以及大方展示自己卷曲的非洲短发的举动，都表明她坦然接受了自己非洲后裔的身份，并在其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因此，贝妮莎代表的不僅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更是新一代黑人女性的未来。她们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不再为自己的身份困扰，勇敢地张开怀抱拥抱更大的世界。

五.结论

在《阳光下的葡萄干》中，作者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劳动阶层黑人女性的生活画卷。从这三位女性的身上，我们看到三代女性的成长与努力。坚忍宽容的母亲莉娜，善良有爱的妻子露丝，充满活力的女儿贝妮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疑惑与不满，但每个人都在积极面对生活，有自己的一套处世之道。作为洛琳·汉斯伯里最成功的一部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对女性形象的细致描写不仅让当时的人们摆脱了对黑人妇女的偏见，让人们了解到了真正的黑人女性生活，同时它的成功更鼓舞了更多的黑人女性作家，为女性书写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这部剧作也有很多引起争议的地方，比如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其实是在迎合“美国梦”，是被美国价值观同化的黑人作品;也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的结尾太过理想化，一家人搬进白人社区的做法实在太不明智，拒绝买房子的要求其实是沃特的鲁莽之举。笔者在这篇文章里，对这些观点不做评价。但是笔者认为，对于一部作品的不同看法，正从侧面印证了这部作品的价值，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迷人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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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rley， Alex. 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 Vintage： New York，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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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琳. 贝尼莎形象分析[J]. 山东文学（下半月）， 2009（5）： 136-137.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