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策略

2021-04-12胡松涛

美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共产国际王明孙中山

胡松涛

延安与长江局——双峰并峙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途停留武汉——武汉成为临时首都。

十二月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代表团(成员有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进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同时为加强对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建立长江局(成员有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回到延安仅仅19天的王明,于1937年12月18日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因为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员基本一致,王明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为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

中共代表团在武汉积极工作,坚定了国民党的抗战决心,维护了统一战线。王明按照“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做事,他个人的一些言行构成了对最高权力的窥视,以及对书记处领导集体的忽视,当然包括对事实上已经成为领袖的毛泽东的轻视。王明经常不经过中央同意,以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声明,还自作主张,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林伯渠毕竟是党内老同志,他手里摇晃着斯大林烟斗,提醒王明:“发表文章是不是应与中央商量?”王明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中共中央领导层13位成员,长江局有7位,延安只有5位,所以有人把长江局叫“第二政治局”。

王明对博古说:“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报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博古回延安时,把这些话告诉了陈云,陈云立即把王明的话报告给毛泽东。此后,延安给长江局的电报就不再用书记处的名义,改用“毛(泽东)、洛(张闻天)、康(生)、陈(云)”,而且毛泽东经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面。

王明在武汉写了一首《记长江》:“众水通天涪万会,合劈三峡竞东流。瞿塘一泻蛟龙舞,千里荆扬下海游。多少英雄成过客,连绵吴楚入边愁。三来武汉无穷感,风雨又唤黄鹤楼。”多少有些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味道。

1937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1938年1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等给中央发电请示,在未得到延安复电的情况下,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同意周恩来任职。

3月21日,王明起草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在没有得到中央答复的情况下,就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

连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也是王明等再三向中央要求,造成既成事实,逼着毛泽东、张闻天让步召开的。毛泽东后来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中央代表团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几乎成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共中央要求長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对《论持久战》不以为然,他写诗《论持久战(评这篇论文中的中心错误)》:“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盾牌。”他不同意《论持久战》的一些观点,却借口说文章太长了。中央要求分期登载,王明仍不同意。

6月—7月,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延安不同意,长江局坚持原议,两方面电报来往,几成“电报战”。

王明主持长江局,闹独立,的确有些“僭越”之举。

有人说,毛泽东看出了王明的权力野心,机智地设法让王明等人先去武汉后去重庆,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暂时从党的总部去掉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避免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共中央本来要王明在武汉见过蒋介石后就回延安工作,王明却把与国民党谈判看得比其他工作重要,把武汉的地位作用看得比延安重要,经过中央同意,他就在武汉住了下来,并把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起来。1938年2月27日—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是在王明等人的压力下召开的。会上,毛泽东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王明则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去还是不去?进行投票,5票赞成,3票反对(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同意王明去武汉。政治局作出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一个月再回来。王明去武汉后,并没有按政治局的决定行事,直到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才回到延安。王明自己也说,他“不愿意在延安工作”。可见,王明作为中央代表团在长江局工作,并非毛泽东的“机智”计谋,而是王明推崇和实践“一切为了统一战线”这个共产国际的要求。毛泽东后来用一个很形象的话说,在和国民党合作中,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9月这八九个月里,在抗战的炮火中,看起来,党的领导层似乎出现了“双峰并峙”:一峰是延安的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等;一峰是长江局的王明等。

毛泽东论“之”字路

延安的山路都是羊肠崎岖之路。“落日照着崎岖的山坡/大地无言的默着/只有原野的远处/传来飓风的吼叫……”毛泽东走在去抗大上课的路上,想起艾青的诗句。毛泽东笑起来。在他看来,大地万物都喧嚣着,都在说话,就看你听懂听不懂喽。

毛泽东走在路上,一眼看见眼前的路,一扭一扭正写着一个字:之,之乎者也之“之”。他一回头,后面的路上也写着“之”字。一个接一个“之”字在风中摇摆。山不碍路,路自通山,路是“之”字路。群山移步换形,这个“之”曲曲折折,时隐时现,笔画之间貌似断了,实则联系。多像汉字,多像书法。字中藏义,字形藏理。大地奇妙,大地中生长出来的汉字同样奇妙。毛泽东的指头在虚空中比划着,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今天的课,就讲这个“之”吧。

这是1938年12月25日,毛泽东到“抗大”讲课,讲的是“之字路原则”。毛泽东说:

中国的河大都是朝东面流的,无论是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然而也都是曲的,决没有一条直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同志们细想一下,不管大事小事,总是采取曲线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这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叫做走“之字路原则”。

面对台下拿枪杆子的学员,毛泽东因人施教,拿子弹作为例子:

子弹在枪中间也是走的“之”字路。你不信拿一杆枪来,把那枪栓拉下来,然后一只眼睛闭起,一只眼睛光着,对准枪口上一看,原来里面也是走的“之”字路,那个来复线是螺丝形的。那么,子弹在枪筒里面受着压迫,所以是走的“之”字路;出去之后,不走“之”字路了吧?不是,出了枪口走的还是“之”字路。如果是走直线,那么我要打太阳,于是把一支枪口对着太阳瞄准,“砰”一下,那个子弹走直路,朝着太阳走去,一下子就打到太阳的身上。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支枪可以打太阳。……枪弹的对头是空气,空气不准它到太阳那里去,走到半路上,空气叫它说:还是下来休息休息吧!它就要下来。

毛泽东停下来,让子弹飞一会儿……

由浅入深,由事到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毛泽东的讲话风格。他善于在平易的话语中最经常最大量地凸显出思想性的东西,令人惊奇。

子弹飞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到抗日战争也得走“之”字路:

我们的抗日战争,敌人进攻,我们退守,这是第一个阶段。渐渐地,敌人没有力量再进攻了,于是我们就准备反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反攻,敌人来一个总的退却。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都是走的“之”字路。

我们走路,如果不走“之”字路,就要碰壁,就要受到打击,遇着挫折,失望,消极,灰心,于是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有两种,一种是向前开步走,一种是向后开步走。我们走路,如果前面有一张桌子挡住,我们还是不管,硬要走过去,那只有把鼻子碰出血来。所以在这时候就要稍微转过一点,我们要懂得转弯抹角。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同志们这一个办法,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情况,如果走不通,我们就转一转弯。

“走之字路”,这是毛泽东传的“真经”,许多人听得兴趣盎然,却没有真正听懂。识得“之字路”,认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不通,就要转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在思想斗争中,起质直心,走“之”字路。他心怀大志,认准方向,抱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贞定自知地走着“之”字路,在弯弯曲曲、挫挫折折中完成历史的翻转与进步。他在“之”字路上运剑成风,转身一击的时刻到来时,他将果断出击!

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1938年3月,王明提议,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

王明此举,是因为他回国后,中共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都没有形成最后决议;他回国后的工作也得给共产国际一个汇报。因此,他提议派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汇报工作必然涉及毛澤东与王明在抗日统一战线上的分歧,以及中国共产党存在延安与武汉两个“中心”这一棘手问题。这相当于让共产国际裁决。

此事要紧!无论对毛泽东或是王明,都是一场“莫斯科之战”,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双雄并立”,裁判的哨子向着谁?

任弼时与王明同岁,他1921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曾为列宁守灵。1924年回国,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和王明是老熟人,两人同时在1931年初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在王明春风得意的十二月会议上,任弼时表示拥护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

任弼时比毛泽东小十一岁。他起初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那么好。1931年去苏区之前,他“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1931年10月,他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毛打仗有办法,但脾气不好”“轻视理论”。1931年11月,任弼时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批评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为“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在1932年剥夺毛泽东军权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和项英是批评毛泽东最尖锐的两个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私的。经过长征的反思和长征后的观察,1938年初的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理论修养已经折服,他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王明提议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汇报工作,毛泽东欣然同意。

1938年4月14日,在莫斯科,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1.5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任弼时和原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向会议作关于4月14日书面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以流畅的俄文向共产国际作了长达2.5万字的口头报告。两份报告报告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

共产国际认可和通过了任弼时的报告。

任弼时还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长江局与延安的分歧。季米特洛夫态度明确地支持毛泽东,他告诉任弼时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应该“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王稼祥回忆说:“临动身前,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季米特洛夫尽管与王明私交不错,共产国际尽管更熟悉王明,但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仰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者的无私情怀,让季米特洛夫毫不犹疑地肯定和选择了毛泽东。6月11日,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肯定,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当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拨给中共中央的30万美元回国。任弼时接任王稼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7月底,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最新指示。

毛泽东、张闻天等通知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人回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则提出“请求中央派王稼祥速到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如王万一不能来时,请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这哪是“请求”的口气。毛泽东、张闻天婉转地复电:“王稼祥不能来汉,决议原文尚未到达,为有充分时间研究共产国际内容起见,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王明又提出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泽东坚决反对。

王明一回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到王稼祥,询问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稼祥把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转达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提醒:“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了,出一身冷汗。季米特洛夫曾在王明回国时亲口给他说过类似的话,如今对中国同志又说一遍,非同寻常。

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9月14日,先召开政治局会议,相当于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听取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精神:“根据国际讨论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领导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哨子响了!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是共产国际正式认定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也是对王明想当领袖的否定。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沟口的天主教堂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为题的政治报告。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有了共产国际的肯定,与会者纷纷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张闻天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了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我们有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说是:(甲)有一大批党的中心干部。(乙)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彭德怀表态说:“党有了群众信任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富春说:“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的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林伯渠说:“毛泽东同志及其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王明也表示:“全党必须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完全确立。

《延安颂》的歌声在延安飘荡。毛泽东心情舒畅,他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巨头阔脸的贺龙听了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可看过这三本书?”徐答:“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哈,那你算半个中国人!”

六届六中全会一开,王明沮丧低徊。张闻天说:“王明这时候碰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从国际带回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王明手中无缰,胯下无马,在国内、党内、军队本来也没有什么基础和人脉,更没有军事工作的经验和贡献,缺少共产国际的支持,他立即坍塌。无可奈何花落去,王明只得承认毛泽东是“第一把手”。

延安时代,王明与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斗争(当然也包含着权力之争)基本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后面仍有波折,但毛泽东的地位稳固如山。延安十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用最大的心思跟日寇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这是主流,至于被某些人大肆渲染的所谓的“权力斗争”,只是延河中的小小浪花。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没几天,11月20日—21日,日军飞机连续两天轰炸延安。延安老城被摧毁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构建中国共产党文化

桥儿沟的天主教教堂,是天主教在延安落地的标志。这座教堂立面装饰及细部多用罗马式风格的拱券,室内装饰中西结合,祭台四周的细部石雕采用中国传统的式样:梅、兰、菊、荷及龙的图样。在这座教堂里,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大胆而崭新的命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引起文化上的共鸣。共鸣之后,如何落地生根?如何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偉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中国化”是“一声炮响”之后的又一声炮响。毛泽东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放出这一炮,开党建之先,意味深长。

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中国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食“马”不化,全盘“俄化”,导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是中共成立以来多数同志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也是中共走向成熟的瓶颈。

“中国化”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天上”接引到“地上”,从“西方”接引到“东方”的大手笔。他打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宏大空洞叙事,摆脱党八股的僵化束缚,把西来的理论与东土的地气接通。

“中国化”的事情,毛泽东一直在做。他上井冈山,就是“化”正统理论“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他依靠农民,是“化”经典理论“依靠工人阶级”为根据中国实际以农民为革命主力军……如此等等,颇多妙笔,都是苏联中山大学毕业的同志所不敢想象的。毛泽东是善于将理论化为实践的人。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化”之力,大哉!化,是消化,是进化,是融化,是深化,是教化,是变化,是文化。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化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是学习后消化,是选择性吸收,是整合和重构。这还是脱胎换骨,是“将一块泥,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忽然间喜欢呵,将他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那其间,我身子里有你也,你身子里也有了我。”

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嗅到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味道。他一回国,就开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是他面前的一座山,他得读懂面前的山,才能搬开这座山。10月20日,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长篇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紧接着话题一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

王明的“一个首先”和“四个不能”,是在坚持和维护所谓的纯而又纯的“正统”马列主义。在他看来,那是天经地义,不能动一个指头的。王明提倡熟读马列原著,甚至要求整章整节地背下来。他在女子大学要求学生们啃《反杜林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他说:“不要怕人说教条,教条就是教条,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到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条都记不住,一条都不会,哪能谈得上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

毛泽东不那么在乎金科玉律。他批评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说:“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

一天,萧三(原名萧子暲)的德国籍妻子叶华穿着一身蓝布制服,脚踏草鞋到了枣园,毛泽东一见就说:“叶华中国化了。有些中国人没有中国化。”萧三跟毛泽东是老相识了,曾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新民学会。他和叶华1940年秋从苏联回到延安,经常到毛泽东家里串门。叶华想,毛泽东说的“有些中国人”是说谁呢?

毛泽东甚至用不那么文雅的话讥讽痛斥那些教条主义者。他说:

如果只是死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的,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情呀!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

……那些將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样愚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

那些热心背诵经典字句的革命者,迎面撞上这些句子,有被“棒喝”的感觉。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列经典化为流质吸收而不是作为硬块生生地吞食,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中国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合起来,实现与中国土地的紧密融合。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具手眼,有接引,有裁取,有扬弃,是一场对教条的革命,对生搬硬套马列原典的革命,有些类似于禅宗的喝佛骂宗。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很长时间水土不服,经过漫长的“化”,化外为内,化人为己,化佛为禅,化为中国佛教,引发了中华知识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并跻身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毛泽东也“佛头着粪”“喝祖骂佛”。他说——

“有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有手和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上去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文的,而且还是武的,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将来还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是空前不是绝后。”

“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

依自不依他。《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決中国问题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收获。中国化,带来了中共的理论创新,进而改造了中共的气质,并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共的发展壮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自立门户,构建中国共产党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到延安整风,产生了历史性的收获——毛泽东思想。“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文化走向成熟,同时使中国共产党文化成功进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加强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这是继佛家中国化之后,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革新和提高,影响深远。

法宝——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发生关系的都要团结”,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毛泽东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统一战线就是要把中间力量团结过来。对于一切抗日的政党、阶层、人员都联合,对于能够团结的那部分包括那些边边角角的,重视他、尊重他、理解他、组织他,甚至通过退让妥协,与他交朋友,从而为自己增加更多更大的力量,使自己的力量追上、超过对手的力量,从而孤立、反对和战胜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行统一战线与否,关系到党的兴与衰——

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参加会议的有12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只有190多个党员。1923年三大召开,全国一共420名党员。1925年召开四大,全国党员人数也不过990余人。1926年,中共党员人数超过万人,到1927年4月达5.7万人。

为什么1925年至1927年4月间,中国共产党得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实行了统一战线政策。1922年秋天,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开始。期间,中共帮助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创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发展和壮大了自己。

苏区为什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放弃统一战线政策,打击中间势力,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不过三四年时间,在国民党的“围剿”下,“(军队)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白区的中共党组织也损失严重。

中共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政党,统一战线是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作为“一大法宝”。“法宝”是指降伏妖魔的宝物,这个词是从中国神话小说中借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得心应手,格外娴熟。

统一战线的杰作是中国共产党将蒋介石麾下的张学良、杨虎城“统一”到自己的“战线”,从而有了石破天惊的改变中共命运、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

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共产党1937年只有四万名党员,到1939年底已经有八十万之众。

为了搞好统一战线,毛泽东举起了孙中山的旗子。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是二十世纪重要的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去世后,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孙中山的思想资源。国民党方面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中山的思想资源,建构起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帜,自诩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通过1926年“中山舰事件”登上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又在1927年通过“四一二事变”巩固了自己在党政军内的统治地位。他一直高举孙中山这面大旗,高喊继承“三民主义”。

中共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孙中山价值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与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传中共才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占据对孙中山思想解释的制高点。

打出孙中山的旗子为我服务,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对于孙中山“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毛泽东还说,引用孙中山“是基本策略……美国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自己的旗子,我们就拿孙中山做旗子。”

有一次,徐特立说:“孙中山无能,和军阀妥协,当了总统,又让出来,跑到日本。”毛主席立即表示了不同意见:“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徒弟,徒弟和老师意见不一致,也得说。你还没有吃够二万五千里的苦头,(那时候)我们打倒一切,闹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把孙中山的旗子扛起来打我们。孙中山革命,有进步的地方,我们能团结的就要团结。”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同时警惕统一战线中的“坑”。有人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毛泽东则反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他还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

为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又抗日又反共这个两面性,指导全党“又斗争又妥协”“又团结又斗争”。他说:“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毛泽东是矛盾修辞的高手,他以两手对付两面政策。

共产国际对“又团结又斗争”这种中国式的表达是无法理解的。师哲回忆说,1940年元旦,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病时以《中国问题》为题目向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国际的书记们……从未经历过也未听说过像中国这样独特的情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很兴奋,但很多问题仍难以理解。……对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征和我党的对策、统一战线的什么又团结又斗争等等,他们觉得这些弯弯绕早把他们绕糊涂了。”“他们的思维模式无法改变,这个模式就是要么团结,不能有斗争,要么敌我矛盾,消灭对方。”苏联人不懂,中国人懂,中国共产党人懂,这是中国的哲学,是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灌输的哲学,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哲学。实践证明,这个哲学使中共获得了成功。

在统一战线中,在与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中,毛泽东创造了“有理有利有节”这个具体策略。有理有利有节,三个“有”是平等的复合句,这是一个发明。毛泽东说:“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统一战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有利是局部原则,有节是暂时原则。”

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其功甚大。有理,赢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跟支持;有利,保存和发展了自己;有节,在与对手磨擦中生存,防止一招不慎而酿成无穷后患。我之“有理有利有节”与敌之“无理无利无节”成为鲜明对比,我的优秀与敌的恶劣显现出来了,民心向背就凸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这个位置,于政治、于军事、于道义、于观瞻皆有利,是个最佳位置。这个位置足以置对方于困難、尴尬、无奈及万般气短之中。

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的最大事件是1940年12月到次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指挥七个师八万余人袭击新四军。新四军九千余人浴血奋战七个昼夜,弹尽粮绝。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与国民党交涉时被扣留,新四军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且准备把新四军军长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皖南事变,从军事上看,从战场上看,国民党是胜利者,新四军惨败。

这是国共抗战合作以来,两党之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

有理应对。日本侵略者还是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国民党不打日寇打内战,已经错了一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民党无理,共产党占理。

有利应对。共产党吃亏了,按说得还手,血债要用血来还。可是,中国共产党担心蒋介石投降日本,即使蒋介石不投降,双方打起来,只有日寇高兴,于中华民族不利。同时,自家的“羽毛”还未丰满,摊牌尚早,不能硬打。所以,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比较有利,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

有节应对。以牙还牙,容易翻脸,不揭露和报复国民党,不足以遏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政治宣传战。高举抗战、自由、民主等口号,揭露国民党搞内战、搞独裁的行径,激发了全国舆论的愤慨。

新四军虽然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情。蒋介石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结果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站在我们一边”(毛泽东)。老的新四军军部被搞掉了,新的新四军军部立即建立起来。蒋介石本来是要逼新四军退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本来也答应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建的新四军待在当初老新四军所在的位置不走了,长江以南许多地区又发展了游击队。对此,蒋介石只好默认。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策略下,国民党取得了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完胜。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已没有任何信任。毛泽东说:“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

毛泽东在和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中,还发明了一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不先越过这个线,你也别越过,双方相安无事;如果你越过这个界限,将战争强加于我,我将以更大的强度收拾你。这十六个字,铁板琵琶,铿镪有力,态度决绝,掷地有声,包含着极大的宽容与忍耐,最大的不宽容与不耐烦,以及最大的决心跟力量,很坚决,很霸气,很强大,有底气,有战斗力,有战斗意志。

统一战线为中共的生存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毛泽东入主北京,创造了最广人脉和最佳条件。

(作者有删节,注释略。)

(责任编辑:孙婷)

猜你喜欢

共产国际王明孙中山
走过318
追问高原
An Analysis of George Orwell’s Anti—Utopian Elements in 1984
千万不可小看书生
王绪阳孙中山人物画作品选
孙中山待人有求必应
共产国际与苏区问题专题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与共产国际
龙门这边(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