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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桥村纪事

2021-04-12吴周文

美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二舅鬼子

吴周文

遗梦里的孙桥村,证明我少儿的生命曾经鲜活却已腐朽;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虛”。孙桥村,是我缘定的“三生石”……

我的精神自传,自创与当下散文不同的文学呈现,即真实的故事,加“讲故事”的小说叙事,加我个人的生命体验,再加今天我个人的自我启蒙和“假性虚构”。我姑且自定义为“纪实小说体散文”。

——题记

老船  

我祖父、祖母即我爹爹奶奶,养了三个儿子,大伯、二伯和我父。大伯名义上过继给朱家便姓了朱,二伯承续家嗣,姓顾。我父给吴家承嗣,自然姓了吴。老兄弟三人三个姓,少有,原因是家里祖祖辈辈以做砖瓦为生,很穷,负担不了三个儿子结婚成家。我父过继的吴家,也是窑工,也穷,早早领了个童养媳即我娘,不花什么钱,就能为吴家续香火,以传宗接代。

我娘十三岁时,就与我父成亲,成亲之后,我娘我父便重新回到了陈家窑我父的“娘家”。虽然回到自己的家,但家里只有三间茅草屋,大伯大伯母占一间,二伯占了一间,娘与父没有地方住,就让他们住在一条船上——除了做砖瓦土坯赚点生活费之外,祖传的唯一生产工具就是那条老船,靠它装砖瓦运输挣苦力钱,以贴补家用。

老船的故事,也是我家的故事。

娘说,爹爹奶奶舍不得小儿子,才给了这条船住宿,且跑跑运输生意。好多年,我父我娘带着我与大哥漂泊四方,去南通、唐闸、西亭、金沙、海门、如皋、海安等地送砖瓦,是名副其实的“水上人家”。常常是我父拉纤,我娘掌舵,早晨赶路,晚上停船睡觉。我娘最怕的是伢儿生病,大哥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因生病没钱请大夫医治,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了。有一回,我生病发高烧不退,满嘴说胡话,急死我娘。我父看河里漂着很多西瓜皮,就捡起来,对娘说:“试试,吃吃好退烧。”我娘就洗洗,用调羹刮下皮下的剩肉,喂我吃,连吃两天,我的病果真好了。也神奇,西瓜皮还曾救过我的一条命。

我与大哥,常在船篷里无忧无虑,嬉嬉闹闹。老船给父母的是苦累与赚钱的希望,而给我与大哥的,常常是儿时不知愁滋味的快乐。我父跟他满叔学会了拉二胡、唱小曲、讲才子佳人的故事。到了晚上,我们兄弟俩就缠着我父唱小调。我父就拉起二胡,唱“十二月令” 孟姜女的“哭长城”“紫竹调”“四季歌”等民间小曲,自己操琴自己唱,有时还用“细嗓”变成“女声”来唱,船上充满了一家人的欢笑。有一次,一条船还移过来,一个公子哥儿站在船头问:“喂,卖唱的,请小姐到我船上来唱吧,有赏钱哎。”我冲他喊:“是我父唱的,这里没小姐。”那人朝船舱里张望,见灯火下我父是个大男人,就很扫兴地走了,引得我们全家哈哈大笑。这类误会发生过好几次。这叫苦中有乐。有行船的,直接到我家船上来听曲儿,也是常事,反正不花一分钱就能乐一乐。

老船,也曾经给我家带来不幸。

我娘说,那时我出生不久,就在老家奶我。船运输的事,就由大伯和我父一起干。他俩在西亭卸完砖瓦之后,本想到我二姨妈家喝喝酒,玩一天,以消除几天的劳累。没想到,四五个“二鬼子”跳上船来,用枪托使劲在甲板上猛敲,敲裂了甲板。见我父、大伯从船舱里出来,二话没说,就把老兄弟俩用麻绳捆绑起来,带到了一个伪军的 “大队部”。那时,这些汉奸断了脊梁,给日本人当狗腿子,“鬼子”并不给他们饷银。他们通过绑票、抢劫等手段搜刮民财,还靠此向日本“鬼子”进贡讨好。“二鬼子”队长两眼圆睁,吆喝道:“你们要不要命?要命拿钱来!”我父说:“我们是帮主家运砖瓦,干的穷苦力,没钱。”队长说:“你不给,那就让你上家伙!”我父挨了几鞭子,生疼得咬紧牙关,觉得还是保命要紧,就问:“长官,要多少钱?”队长说:“一百大洋。”我父与大伯只好答应。于是,我父向二姨父借钱,请他周旋救人。二姨父在西亭开一个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少钱。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亲友东借西借,才凑足一百银元,将老兄弟俩救了出来。这是情与义啊!连襟加兄弟,患难见真情。后来我娘说,夫妻俩靠运输,辛辛苦苦积攒了五个金戒指,本来准备砌房子用的,只好用它来还二姨父。多少年的心血,被日本“鬼子”与“二鬼子”这一折腾,统统打了水漂,一辈子还欠了二姨父“拔刀相助”的恩情。

老船,也曾给我家带来一桩幸事。

我娘说,那时我大哥还没出生,一个深秋早晨老船卸货停在金沙镇,我娘觉得老船没来由地晃动起来,走上甲板细看,一名光身子的妇女抓住船帮,活活抖抖,气息奄奄,使出洪荒之力要爬上船,就喊我父一起把她拽上甲板来。我娘给她擦干身子,穿上衣服,又给她喝了一碗热粥,这才恢复了元气,讲了她很悲催的故事。前一天在地里攀玉米,没想到被村里的一个无赖袭击,扒光她的衣服,强奸了她。此事被后到玉米地的她男人知道,男人不去找那强奸犯算帐,反而说自己的婆娘淫荡。男人一路打她、羞辱她,将她赶到河岸之后,就把她的衣服扒光,要她去死,生生把她推下了河。她下意识地抓到一根木头,漂流了一夜,这才碰上我家的老船。我娘说,老婆被强奸,没来由地惩罚老婆,还狠心要老婆去死,这男人就是猪,就是狗,就是个没人性的畜生。娘说,那个无赖是个坏人,那个丈夫也是个坏人,穷人里面也有“狗日的”人渣。那女人大大的眼睛,窈窕的身子,白白的皮肤,是个美人儿。娘问她今后什么打算,她央求我娘我父收留她。我娘想到,二伯还没娶老婆,就问她肯不肯,她居然一口就答应了。我娘问我父的意见,我父说,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她,后来成了我的二伯母。我娘说:“什么水上行船‘救死不救生的规矩?见死不救还是规矩?!行善,才有善报。”

老船在老兄弟仨分家的时候,祖父将船分给我父与大伯,每人半份。建国之后,我家从陈家窑搬家到孙桥村,我父的主业还是行老船。我寒暑假随我父上船去出游,也帮着干点活。最轻松的是掌舵,坐在船尾上,左右摆动,毫不费力气。最苦的,是拉纤。俗话说,世上三大苦,打铁、拉纤、磨豆腐。我跟我父拉纤,向前哈着弓形的腰,使劲地背着纤绳向前挪步,一步也不能松劲,否则,装满砖瓦的老船就不会前行。遇到逆风,拉纤就更费力气。冬天的时候,满脸迎着寒风,似刀割脸,生生地疼,而身上却是汗流浃背。夏天的时候,光着上身,风大,戴不住草帽,只得任烈日晒,晒得你头昏目眩,汗如雨下。常常在这个时候,我在后面看着我父佝偻的身躯,好像就是犁地的一头老牛。我就想,是父亲撑起了我们一家,养育他的伢儿。正如现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是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到晚上睡下,父亲老自言自语:“腰疼,疼得不得过,我的娘啊。”是的,挑着砖瓦装船与卸船,没完没了地拉纤,全靠腰板的支撑,受不了也得犟牛般地忍受与挺住。读大学时,我欣赏到了俄罗斯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的纤夫》,因我父当过纤夫,我也体验过纤夫的艰难,故才对此画有更深切的理解。是的,列宾一反画贵族的油画陈规而画纤夫,笔墨间对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倾诉了同情与赞美,是多么难能可贵。

我跟我父行船,常常带给我父以陪伴他的快乐,然而,我觉得苦是苦,但苦中有乐,享受快乐的,常常还是我自己。

碰到下雨的时候,路上的泥土就变成浮起的烂泥,又粘又滑,拉不了纤,老船自然行不走,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老天爷放晴。这个时候,我便穿上蓑衣,在河坎上做“鱼梯”。雨大水多,稻田、棉花田里的水就顺着水沟流淌到河里。鱼儿,尤其是鲫鱼,有一种奇怪的习性,喜欢逆水而上,而且在冲浪时会飞跳起来。我在水面至河坎的斜坡上,贴坎面向上,用手扒出一个个泥坑,隔两尺就扒一个,依次扒上四五个坑。农田里的水顺坑流下,鱼儿就过“狂欢节”,纷纷逆水“跳龙门”进坑,它们完全不知已经进了我的陷阱。这时,我就用两手在坑里逮住它们,一一放进木桶。多的时候,可以逮个五六斤,少的时候,可以逮上二三斤。伯父负责杀与洗,我父的任务是烧与煲汤。完后,我们就一起吃红烧鱼喝鲜鱼汤,老兄弟俩还喝上几杯酒,其乐融融。吃不了的鱼抹上盐晾干,之后慢慢地吃。有一回,卸完船上的货,我在镇上溜达,在饭店门口的垃圾堆捡到一块连着白筋的猪肝,就带到船上,用鱼篓改装为带绳子的鱼簖,鱼可以进篓,出来却被竹子做的“倒刺”卡住。我把猪肝放进鱼篓,晚上放进河里,绳子系在船舵上。第二天早晨,我拉鱼篓上来,嗬,里面居然钓到一个将近三斤重的大王八!我高兴得在船上又蹦又跳。我父说,别吃,卖了换肉吃。我便拿到饭店去卖,老板见了,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换肉吃。老板发善心,将甲鱼放生,还高兴地给了我一只大猪蹄膀。我们三个男子汉,美美地吃了两顿白水煮蹄子,饱饱地油了一回肚子。后来,我后悔没自己将甲鱼放生。我父笑着说:“这么大的甲鱼,少说也有三十岁了,我早就晓得,在谁手里也都会积善积德,也算是你给它放的生,不过借饭店老板的手罢了。”嘿嘿,我们不花钱,乐得开了一次大荤。

老船后来被乡里的副业社管起来,我父与大伯仍然搞砖瓦的运输,但近一半的苦力费交了副业社。收入少了,但还是有钱挣,我父也乐意。那个时候,我家靠老船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过着孙桥村里的“小康水平”生活,自然让村里人十分羡慕。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期,认为我家老船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必须割掉坏东西的“尾巴”。我娘是共产党员,犹疑不定,心里不情愿,还得装作“老积极”,带头革命,于是,老船也就“共产”,归了生产队。生产队里干农活,都是用小船,又不跑长途运输,我家的老船只得从此失业,一直默默地躺在队里大场边的河里。

我父与老船大半辈子为伴,心里老舍不得它,有事沒事就去大场边看看他的老伙计。它“老骥伏枥”,静静地守在河里,等待着主人的使唤。其实它等待的,是它的枯朽。可惜,后来“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来的太迟,又没人给它油漆保养,听凭木质自然腐烂,还没等到它有再次服役的机会,就悄无声息地沉没到河底了。

老船曾经给我儿时的快乐。它送我去西亭,吃到世界上最香甜的脆饼,送我去如皋,吃到最美味、籽实特小的“莲子花生”,还有白蒲的茶干,掘港的蟹黄包子……在我的成长史上,它曾经还陪我去马塘中学参加过升学考试。

老船沉没的时候,沉没得很慢,似乎是很痛苦地辞世。我父恰巧在场,他流泪了,仿佛是他的一位亲人离他而去。因为,在我父的心里,老船是我家的一个成员,是全家幸福的一个图腾。

二舅 

二舅叫顾锦松。外婆生了我娘他们兄妹五个,我娘排老五。二舅在男孩中排行老二,所以,我称呼大舅叫“大舅舅”,二舅舅叫“细舅舅”。关于二舅的故事,我都是听我娘说的。后来我到外地读大学,扬州话听多了,才改叫“二舅”。

外公家住在孙桥村南毗邻的胡家窑,是以烧制砖瓦为生的窑工之家。年轻时,大舅、二舅就跟着外公做砖做瓦,没条件读书。二舅长得皙白,瘦伶伶的,中等个头,能吃苦,但不是五大三粗的壮汉。小时候,我总很幼稚地想,二舅之所以后来参加革命,估计是受不了当窑工的苦累。

二舅是抗战时期参加的共产党,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抗日。他先参加了“农抗会”,后来当了村里的会长,即抗日联防队长。再后来,因为打“鬼子”足智多谋,屡建战绩,文盲的二舅还当上了如皋县汤圆区的区长。

关于二舅的抗战事迹,我不甚了然。但我听说,他靠他领导的一百多人的别动大队,常常让日本“鬼子”有来无回。老家是水网地区,沟河港汊,星罗密布。因为水太多,所以绝大多数的路是田间的羊肠小道,交通工具基本靠船。木板车走的大路,也只有一米多宽。故此,“鬼子”的部队龟缩在如皋、白蒲、石港等小城镇,下乡使不上坦克、卡车、小吉普,只能骑着摩托车下乡扫荡。起初,别动队把鸟枪里黄色炸药与碎铁屑、碎石子包扎的土地雷,安在敌人必经的桥头上,那时的木桥很小,摩托车只能慢慢地推着过桥。日本人还未上桥,就被“嘭嘭嘭”炸得人仰马翻。再后来,缴获了“鬼子”和“二鬼子”的枪支弹药,打鬼子就更有底气,更有办法了。如,用“断桥”的办法,故意使三四节中的一块桥板搭接处松动,变成危桥,摩托车上桥一晃动,松动的桥板就脱落,保准连人带车掉下河。一些“鬼子”与“二鬼子”下河救人、捞车,躲在暗处的别动队立即倾巢而出,仿佛天降奇兵,将他们统统消灭。如,让鬼子“溺水”而死的办法。故意拆桥,只留渡船让“鬼子”过河。埋伏在河里的别动队员,悄无声息地用打通的芦苇杆咬在嘴里呼吸,待船到了河中央,他们就在水下突然发力,将船弄翻,十来个“鬼子”就哇哇直叫,连同摩托车一起翻进河里。于是,一个队员对付一个“鬼子”,将他们的头按入水中,就这样一个个把“鬼子”活活溺死。还有“美人计”。秋天,两三个队员穿上红红绿绿的衣裳,装扮成“花姑娘”,把“鬼子”引向玉米地,躲在地里的几个队员就用机枪“突突突”,把“鬼子"一个一个送去见阎王老爷。这类杀“鬼子”的方法很多。那时候,流传着“鬼子”“二鬼子”说的两句话:“宁过九条江,不过杨曹乡”“杨曹乡”就是孙桥村的方圆百里,泛指汤圆区的整个辖区。而说起杨曹乡,谁都会对当区长的二舅竖起大拇指,说他是“智多星”吴用,又是聚义王宋江。

孙桥村自然也少不了汉奸。有一次,一个叫季三斜眼的地主老财,听说村里的几个别动队骨干开会,商量如何对付“鬼子”下乡。这个地主暗地里跟踪,一路上用粉笔标示别动队的行动路线,向“二鬼子”报告他们开会的地点。由于这个汉奸的出卖,孙桥村的“抗战三烈士”季昌辉、季昌斋和吉春明被捕。他们被“二鬼子”送到石港镇日本宪兵所。“鬼子”要他们交出“农抗会”领导与自己的同志,三人宁死不屈,被处以“涂漆剥皮”的酷刑。敌人将他们的衣服剥光,全身涂上生漆,粘上麻丝,干后再把麻丝从身上撕下,受害者变成血人,最后疼痛失血而死。真是惨无人道!“二鬼子”还将此刑另取一个名字,叫“披麻戴孝”。

听说“三烈士”被日本人杀害,二舅气得咬牙切齿,经上级领导批准,亲自带了几个人抓捕了季三斜眼。他承认通敌罪行,头捣蒜似的要求饶命。别动队员们都要求给他也“涂漆剥皮”。可二舅说,共产党人讲人道主义,以命抵命,一命抵三命,必须以包公爷用铡刀的刑法,铡头三次。于是在区长严正宣判后,季三斜眼被行刑,铡三次,铡开、铡半、断头。这是“顾包公”发明的“死三次”的方法,算作是为他的战友们报仇。遗憾的是,那个几个抓“三烈士”的“二鬼子”魏家泉侯等人跑了,未能逮住。

外公家因为穷,二舅没有成家。他与邻居魏家娥侯青梅竹马,两人都有情意,可魏家却嫌二舅家穷,娥侯后来没法,只好遵父母之命,嫁了王木匠。我娘说,二舅没到二十岁的时候,就与娥侯私定过终身。老家的砖瓦窑,在把砖瓦土坯装好窑之后,必须在窑下的炉膛里,用柴火烧上几天几夜。那次二舅轮值,夜里娥侯悄悄來了,一见赤膊短裤的二舅,就上前紧紧抱住,把头紧贴他的胸部。二舅开始还很木讷,一会儿就感觉自己被女人的气息所震慑。趁他没注意,她就光了身子,那酒窝那奶子那腿子那白圆圆的屁股蛋子,完全把二舅醉倒了。二舅后来跟我娘坦白,他是被娥侯“逼”的,可我娘说:“文文雅雅的娥侯会‘逼你?还不是你的血性‘勾她”!

虽然娥侯没能嫁给二舅,可后来有了他俩的私生女莲英侯。二舅忙着干革命,也就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多想自己娶老婆的事情。外公做主,为他过继了大舅家的二侄子德荣侯承嗣。虽然娥侯结婚成家,可她仍然把二舅当她的男人,一直相好了许多年。从婚姻道德看,她与二舅都要受到谴责,但从爱情道德看,两人对情感的坚守,既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难得,又是人性善良的互相给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故事。

后来,二舅离开老家,是因为他有他的麻烦事。

一件事,是二舅给我家分地主的房子。

老家属于老解放区,1948年的时候就实行土改了。那时的土改,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浮财分给贫下中农,还将地主家的房子统统拆了,夷为平地。这其实是很大的破坏与浪费,跟杀地主一样,恐怕也是土改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有一回,二舅恰巧见农民们正在拆一家曹姓地主家的大瓦房,正屋、东厢房都拆了,只剩下西厢房没拆。二舅见了,就说:“西厢房留着,分给我妹妹家来住。谁敢不听区长的话?”不久,我家就从陈家窑的小茅屋,搬到了孙桥村的一栋青砖大瓦房,包括一些家具,还有一个二十多棵树的枇杷园。二舅一家、我父一家都是窑工出身,年年岁岁生产的青砖青瓦,都给地主、富农等有钱人砌房享用,这次,也该自己享用一回了。这让孙桥村的人眼红死了,都说区长假公济私,不是共产党员的作派。可从这件事开始,二舅对地主的房子一律不拆,分给贫雇农居住,这无疑纠正了极左的政策。对此,很多人缺乏正确的理解,而对二舅的“私心”,则放大渲染,盖过了他既往大公无私的英名。

另一件事,是他无法再面对娥侯。魏家泉侯,是娥侯的亲弟弟。他从小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好占便宜,是老家有名的“二流子”。日本“鬼子”来了,他也就混迹江湖,当了伪军。他与几个“二鬼子”一起出卖“三烈士”之后,拿了日本人的几块大洋,害怕被共产党抓捕,就销声匿迹了。当时,流传着区长“包庇”“小舅子”的谣言,这让二舅有口难辩。可二舅还是暗中布哨,终于将其逮住。泉侯要求区长庇护,被二舅拒绝。娥侯为弟弟求情,也被二舅拒绝。手下人请示二舅对泉侯如何处置,二舅回答了两个字:“枪毙。”枪毙泉侯之后,二舅再也没去见娥侯——在她面前,二舅没法面对私情,只知道应该法不容情。

建国前夕,二舅是跟着新四军的部队悄悄地走的。他向一些人的舆论作出妥协与逃避。他之于乡亲,有不少的“说不清”,尤其“说不清”为什么与有夫之妇存有私情。他在农村妇女娥侯面前,也“说不清”为什么枪毙泉侯,不留他一条狗命。他临走时只与我娘告过别。娘说,二舅走的时候,只说他会继续革命,好好做个在党的人。他眼眶噙泪,心里是难分难舍的。娘问他:“还回来吧?”他倔犟地回答:“不回了。”

后来组织安排,二舅就在仪征县人民银行任行长。任行长的时候,他与银行姓黎的女职工谈恋爱。组织阻止他俩结婚,原因是黎女士家庭成分很高,且算个“分子”。其实,黎女士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但一天也没有做过剥削与伤害劳动人民的事情。那时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党员结婚必须向组织报告,经组织对对方政治审查合格后,才行;如果审查不合格,就放弃成婚。这是党组织对党员的严格要求与关怀。可二舅没听,我行我素,铁着心为自己的婚姻做了决定。

因为“敌我不分”“丧失政治立场”,二舅受到组织上的严格处置:念他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立过功,保留了他的党籍,但降级任用,下放到朴席小镇做信用社主任。到这个位置上,他无怨无悔,兢兢业业,一直干到生病去世为止。我的二舅母也下放到朴席镇的小商店,当了一名售货员。夫妻俩相亲相爱,生了大毛、二毛两个儿子。

二舅患脑溢血而不治。那时,我在扬州师院上大学,他托人带信要见我。他躺在病床上,头脑还很清醒。我以为他有一些事情要向我交代,或由我转达,可他没有。他冲我微笑着,笑得那么开心。我知道,二舅与我娘兄妹俩长得很像,关系最亲密。俗话说,外甥像舅,他自然从我的脸上想起了他妹,这就是他叫我来看他的缘由了。临别的时候,他说:“你将来找个农村的女孩子结婚,老家农村的呀。”难道这是舅舅对我的遗嘱?很久很久,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透二舅的意思。

但是我知道,他心底里还有娥侯和莲英侯母女俩。我从扬州回老家时候,二舅托我带过一两回朴席产的草蓆,给那母女俩。我记得,那草蓆的工艺很精致,也很结实,估计是二舅请老师傅定制的。他心里一直还有她们。我交草蓆给莲英侯的时候,她微笑着说:“我父还想着我,女儿也很想他啊。”她的两眼和鼻子特别像二舅。她微笑的时候,那神气像得逼真,是二舅活脱脱的“女生版”。

二舅离开老家后多少年,真的一直没回过老家。他太顾及那个区长的面子了,可这个面子到底值多少钱?血浓于水。十年前,我的表弟大毛特地回了一趟老家,他当面认了莲英姐姐,冥冥之中将他老爸的乡愁,也带回了故里。

慧能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家请了十来个和尚做斋事。斋事间歇,我娘请一个为首的和尚给我看相算命。那位大师说我是“文曲星下凡”,读书是我的命数,并说我一生与书有缘,会带来我人生的“荣华富贵”,还说我十二岁上有“一劫”,无碍,十七岁上有“一劫”,无大碍。二十岁上,及第。果真应验,神了。我十二岁在河里钓虾,掉进河里,自己捣腾着上岸没死;十七岁时上高中,下乡去抗旱,右腿骨折。不过,我“进第”不是二十岁,而是在十九岁上的扬州师院。也算灵验。

从给我算命起,我父我娘就信了那和尚的话,一定要我苦读书,期望着我由读书而成为一个人物,光宗耀祖。我身上发生的几件事,被那和尚言中,我娘就说和尚有神道,听他的话准没错。

那和尚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只知道他的法号叫慧能,孙桥村的人都叫他“慧能和尚”。他本来是曹观堂的和尚,庙宇后来让给民主小学做了校舍,他就住到附近的村里去了。方圆几十里,人家只要有斋事,就常常请他。

建国后,政府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不让老百姓为死者做斋事,可禁不住,因此,孙桥村一带的和尚一直没有失业。从旧社会过来的许多和尚,响应新社会的号召,纷纷结婚生子,荤菜照吃,不再恪守吃素。历史上,和尚、道师、尼姑都不结婚,而孙桥村破天荒改了这个规矩。他们一方面种地,另一方面继续做和尚,处于“半还俗”的状态。

在孙桥村,唯一没结婚的和尚,是慧能大师。他见到任何人,总是双手合十,点头,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告诉你,他永远是释迦牟尼的信徒,是佛的化身。

传说,慧能和尚老家在山东省寿张县,就是《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聚义的那个地方。他父亲得了一种怪病,不吃饭,只吃桑树和冬青树叶,人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母亲带着他在庙里烧香磕头许愿,只要菩萨发慈悲让她男人的病好了,她就保证自己吃斋念佛,并让儿子修行,一生都当和尚。慧能也跟着他妈磕头许愿。庙里的老和尚看她真心向佛,就给了她一瓶丸药。她拿回去给男人吃,丸药吃完了,慧能父亲的怪病果然治愈。从此,慧能就到了济南的灵岩寺修行。这座寺庙自唐代起就与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大名刹”,唐玄奘也曾住在寺内翻译经文。慧能慕名在这里读经两年后,去少林寺学武功两年,听说扬州大明寺的和尚医道精湛(鉴真和尚曾经在日本扑灭瘟疫),他就来扬州大明寺,跟一个精通医道的老和尚学医,学了三年。所以,慧能是一个功力非凡的佛徒,后来很快成了孙桥村庙宇的“住持”与远近和尚都敬仰的大师。

慧能和尚怎么落脚孙桥村,始终是一个谜。

我曾当面问过他:“听说你是山东人,怎么到江苏如东来了?”

他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是天意,天机不可泄露。”

有这样一个关于他离开山东老家的传说:他在出家之前,老家有一个从小跟他“过家家”的女孩,两人一个说“非她不娶”,一个说“非他不嫁”。等慧能云游四海,学成归来,那姑娘已经十八岁。她家父母为了让她死心,就给她说了亲事,她不肯,父母逼嫁,她就跳井自尽了。这个故事的情节与散文家杨朔的故事太相似了。散文家丁寧在《幽燕诗魂》里写道:“很久以前,大约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在家乡认识一个姑娘,长得很美,他们渐渐有了感情,互相信赖。后来他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分别时,海誓山盟。后来,在漫长的年月,那姑娘一直等待着他。光阴箭似地飞逝,一年,两年,姑娘由二十变三十,但心上的人总也没有影儿,敌人闯进她的家乡,她忧郁变为绝望,竟与世长辞了。等到战争结束,他返回故乡时,那姑娘的魂魄早已不知飘游到哪里。但他却一直在寻找。”按丁宁的解释,杨朔终身未娶,就是因为那姑娘为他而殉情。难道慧能也是这个缘故?

慧能是个很善良的人,他因佛心,将梁山泊英雄向官府复仇的血性,演绎成了行善的温柔敦厚。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有些人为什么会骂人?”他回答我:“那是因为思想跟不上嘴巴。说话的时候,应该让自己的嘴巴等一等自己的思想。先在心里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读‘那么,是对佛表示顶礼膜拜,等同行善的意思,念了这句话之后,心态就归于宁静,就归于万念俱善,就不会骂人,甚至打架了。”他还常说,心存善,则万念皆空;心存善,则无敌无仇;心存善,则四海升平。慧能在孙桥村,时时处处教村民们做个善良悲悯的人,修得来世的“三世两重因果”。孙桥村祭奠死者的斋事绵延不绝,恐怕与慧能大师大力宣传佛教思想有关。

很多人不相信慧能有武功。他会少林武功吗?骗谁呢!这种议论传到他耳朵里,他只是笑笑,说一句“阿弥陀佛”。有一次在秋收的大场上,众人起哄,要他翻个空心筋斗看看,要不然,说明他根本就没去过少林寺。他先犹豫,再后来禁不住人们的责疑,就答应了。他先合十打坐,嘴里念念有词,然后起身,用长长的布带缠紧腰身,站着发功,再后来就在场地上打了几个劈叉,最后真像孙悟空那样翻起筋斗来,腾空来回地翻,连翻十几个筋斗,引得在场的人一片掌声,齐声叫好。我当时没在场,但几个在场的人向我证实,真的,没假。慧能也就是那一次偶尔地露一下手,后来再没表演过。去年,小妹夫去世做斋事,我见“锣鼓队”里一条汉子,做“食指钻砖”的表演,当场用他的右手食指,慢慢顶住一块红砖钻洞,大约十来分钟,就在砖上钻透了一个洞,应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我问他师父是谁?他说:“我师父是慧能大师。”这汉子还说了一个秘密:他师父之所以一直保留着“钻砖”的功夫,是因为天天在练。他做功课敲木鱼的时候,拇指尖与食指尖相抵,敲一次实际就在练一次食指的功夫。

慧能大师在孙桥村人眼里有些神威,但在二十世纪大跃进时期,他自己将其神威的面子撕得落地。

他的东场上的邻居是个寡妇,男人患霍乱急症死了,所以,那个叫玉芳侯的寡妇得干田里的重活。收稻子的时候,一般都是男人从田里往大场上挑,可她得自己一担一担地挑回来。一不小心,累闪了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邻居可怜她,就请慧能帮忙看看。平时,慧能从不露他的“医道”功夫,可菩萨让他普度众生,他还是去玉芳家看了看。他见那寡妇哭得泪水哗哗,怪可怜的,就摸摸女人的腰,发现是腰椎间盘突出,于是就给她轻轻地按摩,连按三天,那突出的一个椎间盘,就被慧能复了位,按回去了。他没进过女人的房间,没如此零距离接触一个女人的身体,没有捏摸过水蛇似的腰,更没有见过那圆滚滚的、极有弹性的丰乳肥臀。他被女人的纯情与温柔气息击倒,终于触电了。慧能触电有他的理由,这个玉芳候的眼睛、鼻子、脸盘与身腰,与他儿时“过家家”的女孩十分相似,甚至他感觉就是她。这让他的“凡心”收不住,也就出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多想,谁会想到慧能大师还会“凡心”出窍?但后来玉芳侯肚子大了,而且她不顾闲言碎语,居然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来人们一看,女孩长得活像慧能,这是个证据,慧能赖也别想赖掉。女孩长大了,很漂亮,她很听她娘的话,认了父亲。不过,从不叫他“父”或“爸爸”,而是叫“师父”,这是慧能为女儿选择的一个不让她尴尬的称呼。

从慧能给玉芳侯按好腰后,他医道的神威开始彰显。他不轻易给人看病,只有村里的老中医杨二先生回下来的疑难杂症,他才答应——他不抢老中医的饭碗。他不是神医“喜来乐”,也没有“喜来乐”那么大的本事,但人们把他当孙桥村的“喜来乐”。他头脑里藏着不少民间的偏方秘方,多数的时候还能管用。有一回,那个摆渡的莲侯被毒蛇咬了,手立即肿胀起来,来不及买“季德胜蛇药”,杨二先生也没办法,就请慧能大师来。他一边叫人去房子阴湿角落去挖大蜈蚣来,一边先将莲侯伤口上面的膀子用布带扎起来。接着,他用嘴吸伤口的毒液,一口一口地吸。等到大蜈蚣送来,他立即捉住蜈蚣头部,让蜈蚣去咬伤口,两条蜈蚣的毒液都进了莲侯的伤口。不久,莲侯的手就没事了。他说,这叫以毒攻毒。我娘得了“传血”的毛病,医学上叫“血崩”,在现在则完全有办法治疗,可在七十多年前,老中医没法治。我娘觉得没命了,才找来慧能大师。他诊脉、看气相、看舌苔,就开了一个偏方熬汤喝,两天,我娘就止住了血。慧能和尚看病不收诊疗费,主家给他钱或物,他总是回绝说:“阿弥陀佛,免俗,观音菩萨叫我来救苦救难。”

我最后一次见到慧能大师,是我父过九十岁阴生,做“放焰口”的佛事仪式。放焰口,是一种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施食饿鬼之法事,为饿鬼超度,归根结底是为逝者超度。最精彩的,是“放焰口”中的重头戏,即“发文书”的仪式。只见慧能大师穿上十多层足有三四十斤重的袈裟,手持闪着光亮的如意,仿佛在场地上轻歌曼舞。不过,“歌”的是经词,众和尚围绕着他转,并唱着“南无阿弥陀佛”。他每唱一段经词,便烧一道纸符,这时就由一个和尚帮他翻一次袈裟,换一个图案的服饰。就像川剧的“变脸”,不过变的不是脸而是衣服。那时,慧能七十多岁,眉毛全白了,他在和尚们中间“挂帅”,俨然显得庄重、神圣。我想,他是在全身心地演绎着释迦牟尼的佛祖形象。这个形象长久在我的记忆里,是那么的纯真与深刻。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慧能大师。我一直记着这位给我算过命、救过我娘命的和尚。他什么时候仙逝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生都在进行自我精神的启蒙、救赎与涅槃。每当见到他的女儿,我就感觉善良与智慧的他没有远去,仍然活在我们的孙桥村。

大妹

我在《妈妈的孤独》一文中说过,大妹是我娘从朋友家领的,她生母家境太穷苦,我娘怜惜而收为养女。

她的名字叫吴平英。

我父母在陈家窑与大妹亲娘家做邻居。她的亲娘家本来姓顾。她亲生的父亲与母亲,是她祖父从南通市石港镇的“小人堂”(旧社会临时收养婴儿的场所)抱回来的,并让他们成为夫妻。平英出生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姐姐,按理说,应该留下这个孩子,可他祖父重男轻女,不想留下她。那个时候,顾家人准备了一个水桶,上面架了一个扁担,准备按习俗说“乖乖,走好啊”,就溺死她。就在这个时候,我娘出面阻止,并做了一个收养她的决定。我娘盼望着有一个女儿,我娘生大哥之前,有两个哥哥早殁,连我在内共生了四个儿子,所以觉得自己是个生儿子的命,但她一直盼望着有个女儿这才决定收养。于是,她就成了我的大妹。

说到底,我娘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到大妹五六岁的时候,我娘让她学着干家务活。什么烧火、扫地、洗碗、挑猪草等,都让她干。她很听话,从不偷懒,而且干得也很勤快,这些都是她的自觉所为。我们兄妹几个最怕我娘,如果做错了什么事,就会被我娘打骂。被责罚最多的是大哥,因为大哥最顽皮,学习又不用功,其次,是大妹。干家务活如果怠慢或有不足,我娘就会对她打骂,当然,也就是吓唬吓唬她,让她更乖点。我父我娘重男轻女,不让大妹上学。他俩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这是对子女教育的性别歧视。我的小妹给凌家抱养,上到小学毕业就没有再上初中,我父我娘也没要求凌家让她继续读书,也是出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对我则是宽容与鼓励。我读小学时,学习成绩在年级老拿第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一个“学霸”,故而父与娘早就看好我,后来一直鼓励我读书,直到大学毕业。

大妹眼睛大,胆子小,自小没脾气。说她胆子特别小,是因为她有着“被抱养”的自卑心理:用一双大眼睛看着我娘的脸色做事,顺从与乖巧伴随着她的成长。她时时处处都提防着自己犯错,生怕受到娘的责罚,连吃饭也不敢贪馋。她只顾扒饭,只吃青菜萝卜之类的素菜,对荤菜则不动筷子。可我娘心里疼她。如果吃肉,总是夹几块瘦肉给她;如果吃鱼,娘就夹一条完整的鱼放在她的饭碗里。所以,家里有好吃的,也都少不了她的份。尽管如此,我总担心大妹吃不饱。我小时候很贪馋,经常在厨房里找吃的,什么肉圆、茶食、粽子、青蒿团等,我拿的时候,怕她饿,总会给她也拿点。每次,她都睁大乌溜溜的眼睛,到门外看看有没有人——沒人,也就笑着,狼吞虎咽地吃了。我关照她别说,她总是点点头答应。这是我俩的秘密。她从来没有在我父我娘面前出卖过我。

我在扬州上大学的时候,我娘匆匆忙忙地帮大妹成了亲。

那个时候,大哥转业去了黑龙江的北大荒,在那里结婚成家;我娘认定我将来也会在外地工作;小妹被过继给了邻居,是别人家的女儿,也不会养她的老。将来老了,谁来照顾我父我娘的日常生活?于是,我娘就自作主张,把大妹留在家里,招一个女婿上门。招的谁?原来一个小名叫桃侯、大名叫吉春华的小伙子,经常在我家附近转悠,偷偷地接近大妹。他们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叽叽咕咕,窃窃私语。孙桥村两个最内向、最老实的人,就这样甜蜜地私会,创造着他们的爱情的故事。我娘发现了他俩彼此相爱的秘密,特高兴。春华在他家排行老二,父母偏爱他大哥,故此我娘一提入赘招婿之事,他家人求之不得,立即就答应了。记得娘曾经跟我说过给大妹招婿的事,我完全同意我娘大胆“反传统”的计划,同意的理由就是我娘的理由:我面临大学毕业,将来肯定不可能在老家我父我娘身边尽孝,有个贴心、靠得住的妹妹照顾父母,自然是一件好事。我只是觉得,我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给他们匆忙完婚,身在扬州的我也没能够回家给大妹祝福,有些仓促。

我娘在家里,是一个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做什么事,总是她一個人说了算,从不与父亲商量,可招女婿一事,遭到我父的激烈反对。他也不跟我娘当面理论,却在背后跟娘较劲。他瞒着我娘,请人写了一封信,将招婿一事告诉了在黑龙江的大哥。这下激怒了大哥。我父和大哥的家族观点强硬:我家有两个儿子,再来一个女婿承嗣,有违几千年的纲常,说的也在理。但我认为,家族伦理也是可以改变的。可我做不了主。大哥在北大荒农场退职,带着大嫂和孩子回到老家。我娘出于家庭的压力,只有妥协。这件事让大妹夫妻俩受到极大的委曲,两个老实巴交的人只得无奈地回到吉家。尽管春华的父母不待见这个小儿子,但吉家也没花什么钱和力气,就讨到一房媳妇,自然也没多少话可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大妹结婚没有举行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更没有得到娘家人和婆家人的祝福,相反还受到两家人的挤兑。大妹流了多少泪,哭过多少回,是可想而知的。妹妹命苦,真的好可怜!

值得庆幸的是,大妹的婚姻是幸福的,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妹夫不多话,勤劳、诚实、内向,很疼大妹。我与妻子荷珠回老家,总是在她家蹭饭,把妹妹家当成我自己的家了。她不称妻子叫“二嫂”而叫“姐姐”,是更加亲昵与温馨的意思。姐姐喜欢玉米、蚕豆、芋子,她就做给她吃。我喜欢她做的红烧肉,她就天天做给我吃。吃饭的时候,春华总是陪我喝米酒,我喝两碗,他喝半碗。半碗下肚,他就满脸通红,且红到了脖子。他趁着酒性,庄重地站起来,给我大妹夹她爱吃的荤菜,送到她的碗里,然后微笑着看她一眼。每每如此。这种时候,我妹什么话也不说,迎面看他一眼,算是对他关爱的领情。大妹夫妻俩把爱与孝道传承给子孙,一家人待人都很实诚。有一回,孙女逮到一只龙虾,奶奶煮熟了让她吃,她说什么也不吃,一定要留给舅奶奶吃。舅奶奶拗不过她,只好吃了。她眨巴眨巴眼看着舅奶奶吃,天真的微笑里写满了真诚和快乐。

让我最感动的,是大妹对娘的尽孝。大妹家离我家很近,半里路,在一条河线上。孙桥村的人们都说,村街后面的一条大路是为吴平英修的,日日月月年年叠印着她的影子和脚印。我把那条路命名为“平英大道”。对大妹来说,路上写满了她的感恩与孝道。

我娘手脚利索的时候,大妹每天都要牵着孩子去我家看看,看娘有什么家务活,就眼眼疾手快帮娘做了。几十年如一日。先是牵着儿子,后来牵着一儿一女,再后来牵着孙女,一天也不拉下。我娘老了,不肯连累儿女,坚持一个人守在家里。那个时候,大哥一家在南通,小妹一家在马塘,我的一家在扬州,照顾娘的生活就靠大妹。她早晨去一趟,给娘倒马桶或者痰盂,洗洗刷刷,晚上再去娘家,侍候娘吃晚饭,帮老人洗脸洗脚上床。过了八十岁后,我娘慢慢地患上老年痴呆,后来跌了一跤,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先在小妹家养治,小妹与小妹夫教娘重新学会了走路。后来,我娘就在大妹家住,一直由大妹照顾饮食起居。比较起来,对娘的尽孝,算大妹孝心最大,其次是小妹。大哥对妈的照顾比我多,而我远在扬州,只是在经济上供给我妈,侍候其左右的时间,算我最少的了。我感谢大妹对我娘的实实在在的孝心。

大妹六十岁左右的时候,大妹夫因肾病走了,此后女儿又得胃癌去世。这让她瘦小的身躯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背也微微地驼了。然而,她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最近,我见到大妹重孙女的照片,好漂亮,那两只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漂亮里透露着她看世界的真诚。我外甥眼睛大,外孙女眼睛大。无疑,这个襁褓中的婴儿的两只大眼睛,遗传的是她曾祖母漂亮的眼睛。可我觉得,大妹不仅眼睛大而漂亮,还有一颗听凭命运安排而又能抗拒不幸的强大的心。她的真诚与善良,使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着照耀他人的阳光。

大妹活着的全部意义,不是为自己活着。她给她的家庭和亲人以阳光般的满满的温暖。我觉得,她一生都在修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做人的尊严。而今,那些沉湎于学术圈里的读书人,包括我,应该向我大妹学点尊严。

我儿子看完这篇文章初稿之后,说了这样几句话,可以拿来作为这篇散文的结尾:“有一种家庭的爱情是默默的奉献,相比热热闹闹、争吵不休的爱情方式,姑姑的付出更加安静,好像大提琴一般深厚,源源不断地滋润着上下三代。所以,我喜欢大眼睛。”

礼数

礼数,是社会文明、稳定、和谐的基础与保证。从儒学建立之后,就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即所谓的封建礼教。经过五四运动,封建礼教受到严厉的批判,但其中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人伦礼数,还是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社会之中,必须代代传承下去,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在礼数中讨生活;倘或背离礼数,可能会带来工作上的困扰、命运的困厄与生存的烦恼。

方圆数十里的孙桥村,婚丧喜事等最讲礼数。譬如说,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葬礼,就一直非常隆重地流传到现在。人死了,死者的儿子或入赘的女婿,亲自到至亲的亲戚家报丧,遇到长辈,必须行大礼下跪。第三天,主家在自家院子里搭几个大凉棚,请七至二十个和尚做斋事,为逝者超度亡灵。和尚敲鼓打锣,诵经并发文书做道场,斋事要做一天加半夜,讲究的做一天一夜。同时,亲戚、朋友及邻居,像过节似的,纷纷送“包子”(纸钱香烛供菜供果之类)、上人情“份子”钱。主家摆上几十桌,好吃好喝招待亲友,供吃中午与晚上两顿酒饭。近三十年来,礼数又多了一项,至亲的亲戚小辈送“锣鼓队”,锣鼓队里有专门“帮哭”的,有专门表演歌舞的,还有专门玩杂耍的,以增加葬礼的气氛。孙桥村一带这种纪念死者的礼数,以前外地也很普遍,但现在渐渐地少了,也简单化了。城里人在火葬场举行个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完事了;也有人家的子女,不请亲友参与,在庙宇里请和尚诵经,为长辈亡灵超度,这算是很孝顺的了。孙桥村葬礼的礼数如此不衰且沿袭至今,至少在江苏也是一种保留下来的地方风俗。不过,请和尚做斋事,必须事先向镇政府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举办。

孙桥村的人都讲礼数,所以孙桥村的社会文明而且和谐。其中,我娘是最讲礼数的一个人物。

我娘的礼数,表现出对亲戚朋友的极大尊重。譬如,娘的二姐去世的时候,姨表兄亲自来报丧,她爽快答应去参加葬礼。从我家到南通县的西亭镇,足有五十里路。没人陪她去,她一个人乘坐“二等车”(做拉人生意的自行车),颠颠簸簸地走了大半天,只是尽她做妹妹送她二姐最后一程的礼数。我娘那时六十多岁,从没坐过自行车,后来对我说起此事时还战战兢兢,心有余悸的样子。娘说,到西亭镇的时候,她被二姐家的最庄重的孝道礼数所感动:姨侄、侄媳、姨侄女、姨侄女以及孙子辈,穿上雪花花的孝服,在镇外几里路的路边,齐刷刷地跪迎“小姨孃”。这是二姨孃家给她最隆重的礼仪。她对自己二姐的尊重,赢得的是二姐家人对她更大的尊重。尊重别人,其实就是尊重你自己。

我娘的礼数,还表现出对小辈的善良的关怀。二舅过继的儿子德荣结婚时,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的养父远在扬州工作,没法张罗,因此张罗他的婚事,就由大舅(他亲生父亲)和我娘一手操办。她给娘家侄子买棉被、枕头、褥单等床上用品,还买了碗筷、铁锅、马桶、小马子等等,都是“新”置办的生活用具。那几个月,娘成天乐颠颠、忙碌碌,比谁都忙得开心,仿佛是给自己亲生儿子办喜事一样。后来表嫂生孩子,娘去“看产妇”,送鸡蛋、油馓子、坐墩肉等月子礼,又去他家服侍产妇,烧吃的、洗衣服,有时,娘还指派我陪在产妇床边,与二表嫂打“如东长牌”,以打发表嫂的无聊。

我大表兄的老三李建飞跟我说,常常想起“姑奶奶欢喜娘家人的情景”(老家人口语里常常把一些词语倒着说,如“喜欢”说成“欢喜”,“月亮”说成“亮月”)。我娘确实对她娘家的侄子们很好,喜欢到他们家去作客。我记得,小时候老家的风俗,大年初二女儿回娘家拜年。可大年初一,我娘就带我们兄弟俩去大舅家,还要在大表兄、二表兄家喝年酒,住上两晚。平时,有事没事,娘总喜欢往娘家侄子家跑,凡有“看产妇”、过生日、砌房子等礼数,娘都要表示一下长辈的心意。我常问娘:“你怎么总往娘家跑?”娘回我:“娘家娘家,就是‘家,它是你娘的‘根啊!”娘家,永远是我娘享受亲情的一个港湾。娘常常对我说:“你的表兄表侄们,他们是我娘家老根上大大小小的瓜,不仅连着藤,还连着老根。”

我娘对娘家人讲礼数,她娘家侄子们更讲礼数。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对我大哥有了误会,以为大哥对我娘我父不够孝顺。也难怪,大哥工作以后,很少去老表家看望,没有很好地尽到礼数。于是,大表兄就想给大哥一次“教训”。

机会来了,这是一次难忘的,也是善良的教训。我父去世,大哥请人给三位表兄报丧。正日那天,大表兄他们兄弟仨带着家庭团队和“锣鼓队”,到了孙家桥南桥头,只听到远处唢呐声声、锣鼓喧天,可队伍就是不过桥。正如白居易诗云,“六军不发无奈何”。有人给大哥报信:“快去桥头迎接,你娘的娘家侄子们到桥头了。”于是,我们兄弟、妯娌四人披麻戴孝赶到北桥头,跪下,低头,请表哥团队在唢呐声中过桥。

这还没完。下午,我父出殡时,堂屋前挤满了看仪式的亲朋好友和孙桥村的乡亲,我们兄弟妯娌披麻戴孝跪在门前,等待和尚做完仪式后,父亲的灵柩就被抬出去火葬场。就在这时,只听得大表兄大声叫我大哥吴周广的名字:“给邻居倒茶拿烟!”我忙起身去办,又听大表兄发话:“吴周广来!”我哥只好起来,一一给门前的邻居发烟倒茶。完了,我哥跪下,大表兄又大声喊起来:“吴周广,你哭丧棒拿反了,正过来!”我哥立即拿正。这时,我注意到他眼泪唰唰下来,这是被大表兄“教训”的泪水。大哥小时候野惯了,后来又去当过兵,平时大大咧咧,不拘礼数,可以借苏轼诗句说,“江山养豪杰,礼数困英雄”。大表兄之所以如此“教訓”,就是因为大哥没有亲自去大表哥家“行大礼”报丧,仅请人打个电话通知,完全没有尽到应该尽到的礼数。这是善良的“教训”,大哥也心服口服。

礼数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仪式,但它却是最珍贵的人格表现。我娘虽然不识字,但她比一般人更有礼数。我父生病一年多才去世,我娘知道,留不住他了。父亲去世当时,娘生病卧床不起,硬要大哥抱着她到我父遗体前,磕了三个头。她说:“老侯一生辛苦,我应该磕头为他送行。”说着,枯泪两行。即便自己不能行走,我娘还要如此对我父行一个告别的仪式,也是告诉我们做子女的,做人永远要保持一颗真心。我娘的礼数里,永远写着她的真诚,演绎着她心里最柔软的东西。

我娘常说,邻居好,赛金宝。与邻居相处,是人心换人心的和善。凡是邻居借钱借物,如有,总会借。大方也是我娘的礼数。与人相处吃点亏没事,吃亏是福。我家枇杷园成熟了,娘就让我摘了,给南北东西的邻居一家一家地送,一篮一篮地送,一次一次地送。所以,我家的枇杷园没人来偷。看到邻居家的伢儿眼盯着枇杷,娘就招呼他们上树去吃。我家如果做了什么好吃的,玉米呀,南瓜呀,芋仔呀,炒蚕豆呀,都会送点同场上的邻居家孩子吃。连蔬菜瓜果也都我送你,你送我。我家与葛姓两家,互通有无,仿佛是一家人。我在上中学住校的时候,每每周末回家,场上妈妈就会在我临走的时候,给我几个熟鸡蛋或者给我一瓢炒蚕豆什么的,好像把我也当成自家的伢儿。

礼数之于我娘,常常理解为对他人的感恩与回报,对家人也是如此。在我娘我父年老的时候,我就对大哥和两个妹妹说,我给父母养老。从此,我按月给老家寄钱,从不间断。每回我与妻子带孩子回家看望,娘都做最好吃的给我们。她事先就做好了准备,鱼肉都烧好几大碗候着,随便我们怎么吃。她看着我们吃,微笑着,满心欢喜。娘说,就是家里人也要讲礼数,明明是家里人,但在相处中当“客人”待,你好我好大家好,自然就不会吵闹。我娘用她的语言、行为,诠释着西班牙作家松苏内吉的一句话:“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有一次回扬州的时候,我在一边,听到儿媳与我娘告别的对话:

儿媳说:“娘,你不要老省,每月给你的钱娘得舍得花。”

我娘说:“晓得,娘老了,真的拖累了你们。”

儿媳说:“别这么说,儿子、媳妇养你一辈子,是我们的福分。”

我娘说:“荷珠,谢谢你啊,我过的是你的日子。”

婆媳对话很暖心,充满了互相感恩的礼数与和睦相处的真诚。我想起莎士比亚的话:“在宴席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固然需要礼数,而婆媳之间,我以为同样需要礼数的仪式感。所谓“礼多人不怪,油多不坏菜”。向儿媳表示感谢,本没有必要,可荷珠听到老人真诚的话语,越发增强了抚养老人的责任。直到现在,她每当在我面前提起我娘“我过的是你的日子”这句话,都仍觉得暖心。我娘已离世二十多年,可她的话至今仍然温暖着子女的心。

我娘一辈子都在教育我如何做人,尤其教育我为人处世的规矩,而规矩,就是个人的进德修为。在我娘看来,礼数演绎着一个人最崇高,也是最真诚的人格。它与灵魂共名,它与善良共舞。

(责任编辑: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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