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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与沉迷(二)

2021-04-12张炜

美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苏东坡诗人

张炜

结  伴

苏东坡是一个寂寞的人,又是一个喧哗的人。他好像在睡去的时候都不愿昏昏无知,而期待着美好的梦境。他需要故事,需要陪伴,需要和大家同饮。他知道寂寞的时间就在身后,那时候可以有一场大休息,而短促人生里的灿烂灯火最好不要熄灭。

友人、兄弟、爱人、山水、同僚,他的一生常有结伴。由此看,如果说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还不如说是一个难以忍受孤独的人。对他来说,好像总要有一个友伴才好。明媚的月光,一条鲜鱼,一壶好酒,他都不忍一人独自享用,而要找来朋友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忘记孤独;最重要的是能够于此刻印证自己、寻找自己。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他对所有的世界都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我们最瞩目的是他与弟弟子由一生的深情,对方可谓他的一个“至伴”。《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这真是一段动人的记录。这种兄弟之情每每将人打动,可以说感人至深。这不完全是血缘的关系,还有其他。这一亘古罕见的现象发人深省:能够拥有这样的兄弟之情是多大的幸福,又是多么重要的生命参照。如此完美的结伴就是一首长诗,它是两个生命共同谱写的,是他们所有诗章中最华丽、最丰盈、最有人性温度的一首。

苏东坡全集中以“子由生日”为题的诗作竟达十多篇,直到流放海南、谪居蛮荒之地,还想着为子由遥遥祝寿:“海南无嘉植,野果名黄子。坚瘦多节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缘此。”(《以黄子木拄杖为子由生日之寿》)那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兼怀子由”而作。后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兄弟二人遥遥相隔,共邀一轮明月的情景,真是旷世之思,世上没有一首中秋词可以胜它。同欢乐,共患难,彼此可以为对方舍上一切。当兄长早逝,弟弟为之抛洒热泪、一笔一笔写下感人至深的墓志铭。兄长病危的时候亲手写下了嘱咐弟弟的话:“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遵嘱,“执书”哭道:“小子忍铭吾兄!”(《东坡先生墓志铭》)知兄莫过子由,他写下的是一份命运的长单,其中要事皆备,言辞切切。看过这篇铭文,再看他们一生的互赠诗文,可谓手足情份世上无双。在苏东坡面临生死之危、认为是最后时刻的绝命诗中,留下了这样的句子:“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是永诀之期的兄长之言,这个时刻的叮嘱与托付,令人泣下。

除了兄弟,他与妻妾也是不可分离的友伴,与父亲、门生、同僚无不一往情深。这是一个情感浓烈的男子,一个无时不需要人间温暖的孤寂旅人。他活泼多情,只要有一个友伴,也就兴味盎然,不再寂寞阴郁,就会开始一场欢愉的旅途,就会有太多的享受和发现。人生之旅如此依赖同行者、如此单纯热情,实在是罕见之至。同行之旅成为最重要的时光,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旅伴,并因此而兴奋而快乐,减轻了许多痛苦。他对于同行者心无芥蒂,似乎任谁都可以做良伴,而他自己也可以陪伴所有的人。他到远方赴任,弟弟子由送他一程又一程,有时送到任所又同居许久,直到恋恋不舍地分开。弟弟远去,兄长也一定要陪伴。如果他们分离两地,就会为对方写一首长诗或书信,为之祝福,细细叮嘱。

古人的相互依恋和陪伴,远不是当下的人所能够理解的。数字时代的加速度生活,在某些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生存品质,在另一些方面又留下了隐忧。它既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让人变得薄情寡义。可见速度不仅可以改变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还可以改变人性道德。对比古人,数字时代让人变得如此地冷漠、生分,如果稍稍能够正视这一点,就会大惊失色。这其实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悲惨命运,人与人的疏离、陌生、警觉和淡漠,实际上是与逼近的灾难连接一起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别离,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孤立无援的个人拼挣下生存。苟且和机会主义变为常态,我们不再相信情谊,不再相信友伴,也不再相信真理,认为这些至为宝贵的东西为空渺不实之物。

我从关于苏东坡的记录中发现此类趣事: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离任时八十五岁的张先等人将他远送至湖州,又聚在一起欢饮数日;除了个别公务在身者不能相送,年迈的张先竟然一路陪伴苏东坡到达松江,在垂虹亭上摆酒欢饮;第二天分别时,老人张先竟然“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祭张子野文》)。苏东坡离开黄州,“量移汝州”,前来告别的人络绎不绝,一些朋友一直陪伴他到了武昌,住了两天后又一起探望老友,盘桓数日;当他到达慈湖,准备顺江而下九江的时候,黄州和武昌的朋友又乘船远道来会,再次相送,直到苏东坡再三劝阻,他们才依依不舍地返回。

类似的陪伴需要多少时间?耽搁多少事情?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多此一举,过于周折,因为大家实在太忙了,每人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现代科技使我们生活得更加方便,节省了大量时间;我们的时间似乎比古人多了许多倍,但奇怪的是我们反而变得更加忙碌。我们舍弃和牺牲了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情感和情谊。我们不愿陪伴他人,也不爱他人,不相信爱和友谊。天道无常,人与人的分别常常一去便是未知,最常见的却是无动于衷。我们就这样上演自己的悲剧、他人的悲剧,却对这悲剧茫然无察。

想念成为现代人最陌生的情感。许久没有思念了,或者一闪而过、稍纵即逝。人类变得只会沉浸于眼前的欢愉,满足于苟且,连五分钟的机会主义都能让人欣喜若狂。我们既耐不住寂寞,又能够彻底孤独。一只冷漠的手将一个个生命封闭在一些格子中,让他们麻木而不自知,还不如一株在风中摇动的草。灿烂的晚霞下,一片摇曳的草地是何等美丽,那是熊熊燃烧的激情。可惜它不是我们的同类,它们为何燃烧,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充盈強大的爱力

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力,如何融入自然、又如何保持不绝的深情?这样的人对世界必定是麻木无感的,也无所谓责任。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虚假的入世者,一个为口腹之欲奔波的人。如果把这样一个人放在苏东坡的位置上,那就绝不会是一个据理力争的诤臣,当然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原来勇气也源于爱,这种爱是广泛而具体的,弥漫和渗透于一切方面。爱与深刻的好奇有关,但也有所不同。爱是沉浸和迷恋,也是强大欲念的推动,不过它是良性的,与贪婪和攫取有天壤之别。这种欲望只拥有而不攫取,是生理、心理、精神这三重境界的结合,天性如此,后天难以改变和弥补。这种爱力可以经受无数关口而不至于虚脱和变质,在一些具体而微的表达中如数显现,深入而不虚浮,务实而不超然。这种爱力作用于官场、友人及爱人之中,全都一样深沉。其实这不过是仁心之一种,是强大生命力的一次次表达。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大作为者,都有强大的爱力在内部支持,是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持久的、绵绵不绝的能量。冷漠常常是缺乏爱力的表征,它将一事无成:既无想象力,也无行动力。他们没有热情,没有怜悯,连哀伤都是渺小的。

我们看到一个人欣欣而来,两眼明亮,这个人就是苏东坡。他对人对事有无限的兴趣、无尽的探究心,他想安慰所有的人,自己也不愿落寂。他知道孤独意味着什么,除非是特殊的时刻,他不愿孤身一人。记忆中的爱与被爱太多了,它们就在此刻、在昨天。近在咫尺的是一朵花、一道溪,是雨中牡丹、月下海棠,是南堂新瓦、东坞荷香,是无数活泼有趣的生命。他想抚摸它们、拥有它们,也想为对方付出一切。我们常常感到不解的是,这个人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热情为何如此盛大?他一直在不停地吟唱、记录和赠予。他偕同许多人一起忙碌,又一个人入迷地打造;他即便在病痛时,也设法以玩笑来化解,以幽默来宽慰他人。西方哲人有过一句话叫“我思故我在”,在苏东坡这里则可以改为“我爱故我在”。他的爱无所不在,既广大弥漫,又具体实在,有异性,有同伴,有草木砖石,有诗画音乐,一切事物皆可看出美好,皆可引以为用。

他愿意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搭以援手,也愿意在许多时候倾心尽力。他实在是一个千古罕见的情种。但他不是一个狭隘俗腻的风流人士,不是一个寻觅尤物的贪婪猎手,而是一个依恋万物、享受万物、愿意为之陶醉和付出的人。他之慷慨之拥有,使他变为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多情之人。

自然与时代之疾

关于诗人,我们仍然有许多无可回避处,比如他的女性观,就是一个谜底。作为一个杰出人物,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两性观念,还需要仔细辨析。在历史传统中,男人的视角总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将与现代主义的一些论点两相抵触。关于女权主义之可怕,有人多有议论,认为“长胡子的女人”是可怕的。他们不能容忍女人的果决和权利,不愿看到由她们来主宰生活。这种女性观当源于封建专制时代。

“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这里说的是著名词人张先。诗中有些许调侃,但没有多少刺伤,以他们之间的友谊论,一丝厌恶仍然埋在其间。“大杏金黄小麦熟,堕巢乳鹊拳新竹。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携妓乐游张山人园》)“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赠黄州官妓》)后一首诗是他落难黄州时题写在一位名妓的披巾上。苦难和意趣、轻佻和机智、爱慕和情致,都熔入一炉。他在《判营妓从良》一文中写道:“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他把一个妓女视为“九尾野狐”,但支持她从良。这里边隐藏了怜悯,还有一些好奇。他以一种特异的动物做喻,妙趣横生:想到此物之媚,一种怜惜和痛楚也蔓延开来。

当时北宋的官场,一个权高位重的官人难以割断与官妓的关系,常于那样的一种习俗中周旋。那是一个放肆物质享乐的时代,女人成为时代的宠幸者和哀伤者。有大宠爱必有大哀恸和大不幸,弦歌声色之下必有饿殍枯骨。当时的北宋多少有点像“春秋五霸”的齐国,像齐都临淄的管仲时期。靡靡之音淹没一切,朝野都沉浸在声色享受之中,物欲主义麻醉了一切。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记载中的王安石、司马光,乃至于苏东坡的弟弟子由,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没有纳妾,从一而终,生活简朴,中规中矩。从这些方面看,这几个人都不符合“风流才子”的概念,但他们统统具有“才华”而不“横溢”。“才华横溢”好像天生就是对另一拨人说的,“横溢”是一种放肆,实在需要调节和规范。

记载中的欧阳修,还有另一个朝代的韩愈、白居易等人,在情事上都算不得白璧无瑕,他们在这方面常常为人议论。苏东坡多少有点接近于他们,但要好于他们,总算能够自省,有戒有定。但他的诗文中对这些“才子”们却没有多少谴责,看来也非常理解。他对白居易有很多羡慕的文字留下来,而且相信自己的命运与他有几分相似,也曾预期像对方一样,能够享有七十多岁的天年。他在为韩愈所做的碑文中,则给予了极慷慨的肯定。那篇铭文没有涉及情事及其他。

苏东坡曾为妻子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文字,但他身边的三个女人寿命都很短。或许作为一个繁忙的文士和政治人物,他让她们负担太多,对她们顾怜不够,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偶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他那些感人至深的文字。朝云是跟在他身邊的一位忠诚小妾,他对她的深爱有文可凭,对其他几位妾室就不那么清晰了。另有文字记载中的“采菱”和“拾翠”也是身边二妾,她们在第一次大遣散中离开诗人,辗转到了京都汴梁。诗人曾在词中写过“待到京寻觅”,可见对她们仍有怀念。(刘崇德《苏词编年考》)裹脚之风自宋代盛,女人地位也就可想而知:连脚都严加包裹,遑论其他。何时开始裹脚无考,但一般认为很早即兴于宫廷,至宋代成为一种流行,自上而下形成风俗。崇上、媚上、媚权、媚贵,世风一贯如此。唐代后宫佳丽三千,大肆蓄奴之风即在权贵中兴起。北宋的士大夫在官府中有官妓歌舞,在家里蓄养家伎少则三五,多达几十或上百。“公家八九姝,鬒发如盘鸦。”(《次韵和酬永叔》)这是梅尧臣的诗。这里清楚地记载了欧阳修家中有八九个家伎,一代文坛盟主尚且如此。

记载中苏东坡蓄养家伎不多,一个个经过精心调教,主要用途是每逢聚会到场助兴。记载中苏东坡的好友黄州太守徐君猷,就是在诗人落难的时候对他大有关照者,家中蓄有许多姬妾,苏东坡每次到他家做客,都会有她们出来陪伴,诗人曾写词赞美。宋代施德操的《北窗炙輠录》曾记载苏东坡用家伎待客:他们都是他不太喜欢的客人,每当这些人来了,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宴不交一谈者”;而如果是诗人从心里喜欢的朋友来了,他就会自己接待,喝酒吟诗,终日谈笑。在这里,歌伎是作为诗人阻挡俗腻的一道篱笆使用的,但平时怎样相处,就没有记载了。

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其女性观好像更近似于中国古代,认为她们生来就该好好理家,相夫教子,素为女权主义者所厌。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承担了什么、女子到底有什么不同,还须深思。女人要做的许多类似男性的工作,虽是阶段性的、特殊的、个别的,但却是不争的事实。通常“贤惠”一词施于女人,却很少要求一个男人如此。我们要求男人勇敢、牺牲和成功。好像男人是耗损品、易碎品,是站在第一线的担当者。但事实是从古至今,女人承受了生活中更多的沉重和苦难。

在一些概念化的书写中,男人总是站在北风里、边界上和疆场中,一有灾难袭来,女性和儿童首先置于被保护的境地。可是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難之后,细加查点就会发现,最大最多的受难者还是妇女和儿童。

人类远没有摆脱丛林法则。在生活的丛林中,妇女和儿童仍然是弱者。

引我飞升

歌德“永恒的女性,引我飞升”一句,“女性”非指一般女子,但这里还是让人联想到北宋时代的诗人、他与她们的关系。好像用到苏东坡身上仍然是恰当的。女性对于诗人一生的安慰、帮助和追随,的确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助力。也就是她们,使他能够忘却眼前的苦痛,从最不可忍受之苦境挣扎出来。他无时不面对的官场利禄及人间辛苦,在这里有了疏离和缓解。他能够因此而得以超脱,有所觉悟。所有的女子,从偶遇到长久的伴侣,对他来说都太重要了。而她们通常被视为诗人的陪衬和从属,其实却是他得以喘息的“氧气”,不然早就窒息了。正因为有她们,他才能够稍稍地摆脱权力的异化,能够飞离和提升,恢复人性与自然的本色,可以从脏腻阴浊之地走向明朗和单纯。在这样的境况里,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甚至可以认为一个男子即便是沉迷于女性之间,也比在可怕的王朝机器中碾压更好。那个隆隆粉碎的过程,那个毁掉自我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和恐怖。

大致来说,女人比起男人更少一些现实感,能够稍稍远离一点庸俗。她们时而有一些浪漫的想象,所以对那些性格特异、风趣而幽默的人,那些直抒胸臆、欢歌和吟唱、不拘小节、不汲汲于恩宠得失的人,常常留意并且能够宽容和接纳。苏东坡和女人的关系,在记录中是没有被忽略的,因为这对于历史本身、对于诗人自己,都同样重要。从皇太后到其他女性,对苏东坡都多有喜欢。这种喜欢也许是不自觉的,是她们对于自然灵性、对于伟大造物的一种向往,这样说并没有多少夸张。

母亲程氏对苏东坡的成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她的仁厚、善良、随和,多少弥补了父亲的嫉恶如仇、刚直和顽耿,以及强烈的入世心和用世心带来的那种执拗和刻板。苏东坡在她那里得到了无尽的温暖和包容,她对儿子性格的塑造和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至于后来那有名的三位皇后,即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更是不可不记。就是这三个显赫的女性对苏东坡施以援手,或起用于穷困潦倒之时,或搭救于性命攸关之日。她们都喜欢这个率直多才、招至嫉恨的男子。她们都阅读并赞赏他的诗文。这些仁慈的女性身上有自然的属性,这其中就包含了诗性。妻子王弗、王闰之,都是难得的伴侣,她们让他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为他付出的太多。当然这不是女权主义者的理想,却仍旧是感人至深的。关于朝云的记录更多一些,因其婀娜多姿、富有才趣、“敏而好义”,深为东坡喜爱。她最初跟随诗人也许出于无奈,但后来追随日久,由不识一字到知书达理、擅书擅词、喜好佛法,能够与诗人心心相印。

苏东坡一生都像个大孩子,被女人呵护、娇惯、孕育和培植。他性格中柔软仁慈的一面,可以说接近或直接就来自女性。他的另一面,就是那种男性的勇气和强悍,也能够由女性所唤起,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完美的人性需要这样的综合,这样一个自我确认和升华的过程。她们帮他度过了最黑暗的危难时期,他一旦离开她们就变得至为艰难,那是无以复加之苦。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海南漂泊的诗人,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女人,此“苦”之大,超出想象。如果在这个时刻有一只纤手将他稍微地搀扶,也许就不至于在刚刚踏上北岸不久便扑倒在地了。在这个没有明眸照彻的阴冷空间里,绝望和苦恼是不打折扣的。我们可以想象这戏剧性的一幕:当一个被世间风雨摧残得遍体鳞伤的男人,一旦回到两人的空间,在爱人的怀抱里发出“生活太过黑暗”的感叹和倾诉时,那是多大的舒缓和镇定的一刻。他慌促如麋鹿之心开始一点点地平稳下来,稍得喘息,自救疗伤,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神秘的两性世界是最大的天道恒常,它包含和隐喻了一切,说明了一切。

第三种人

对苏东坡来说,除了仕人文人和劳民,世上还有第三种人,就是那些谈佛谈玄之人、世外隐士和各种高人。这“第三种人”一直强烈地吸引他。他要深入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而是通过这些进行一次次心灵上的全面求证。他要借他们设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人为何而来为何而去、生存之意义和结果,以及途径。在他留下的文字和一些有关记录中,这样的相逢相处的场景简直太多了。比如他随手写下的《三朵花并叙》,记录的就是房州的一位通判告诉他的一个故事。这里说的是房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异人”,常戴三朵花,所以落下了这个外号。此人既能作诗,且所有诗句皆有神仙意境,令人向往,苏东坡专门为此异闻作诗一首。他记下的类似故事还有“偶至野人汪氏之居”:因有神灵降在室内,使这个大字不识的“野人”竟能够提笔书写篆字,笔法特异,也同样能写诗。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还深入探究以船为家的“鱼蛮子”,对这些漂流而居的人十分好奇。从记载中可见,诗人对这一类事情一生着迷,每有听闻便前去探访。其实这正反映出苏东坡某种特殊的心结,表现出他心底的浓兴。说到底,他自己就是一个隐藏于官场的“第三种人”。

这种嗜好与倾心,极有可能源于少年时代的上山学道,一度曾立志学玄。他一生都与道士和尚有着很深的交谊,在贬谪之地,也常有千里迢迢赶来探望的道人和僧人。奇怪的是,他虽喜欢谈禅论道,却不能信守清规。他在《中和相胜院记》里说,多如牛毛的戒条都是“为愚夫未达者设”,“若我何用是为”,而且对和尚的“荒唐之说”作过研究,认为常常“不可知”“不可捕捉”,故意与之争辩:“辄反复折困之”,令其“往往面颈发赤”。“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他所佩服的司马光、范镇等人都不信佛,还曾这样评价范镇:“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谨,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即毁佛骂祖,亦不害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在凤翔开元寺,一位老和尚执意要授给一道炼金秘方,能够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还一再叮嘱他不可轻易授人,否则祸害无穷。但只过了不久,苏东坡经不住上司凤翔太守陈希亮的一再恳求,竟然把这个秘方传给了他,从而改善了两人之间的僵硬关系。据苏辙的《龙川略志》所载,这位凤翔太守最后痴迷炼金术并因此而发了大财,最终却中毒身亡,苏东坡为此非常自责。

让后人不解的是,苏东坡既然掌握了炼金术,为何自己不为?他在被贬之期忍受了极大的贫困,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他这一生遇到的怪人异人实在太多。有一个叫辩才的法师曾经为他的儿子苏迨治好了病:苏迨直到四岁都不能走路,一直靠大人背负,多方治疗皆无效果;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与法师成为忘年交,对方即为苏迨祈祷按抚,孩子竟然很快就能走路。“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赠上天竺辩才师》)这个事情令我们今天读来还大为惊叹:“摩顶”之法竟让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变成“奔鹿”。此事在子由的《龙井辩才法师塔碑》中也有记载:“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

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僧道挚友就有数位,他们有的与诗人可谓生死之交。比如道潜是北宋著名的诗僧,在诗坛享有盛名,苏东坡“乌台诗案”惨遭贬谪之后,曾在黄州陪伴一年之久。晚年诗人被贬海南,道潜又准备渡海相随,为诗人力劝阻止。就因为与苏东坡的亲密关系,最后道潜也受牵连,被迫还俗并捉到苏州狱中,直到建中靖国初年才得昭雪,重新削发为僧。

那位身骑骏马、隐居山林的侠客陈季常,更是苏东坡的好友。陈也是眉山人,是凤翔太守陈希亮的儿子,与诗人一见如故,东坡名篇《方山子传》就是为他而作。这位侠客年轻时狂放不羁,曾经带着两个身着戎装的侍女漫游天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季常被父亲视为浪子,如此放浪之人却又特别惧内,东坡诗中著名的“河东狮子吼”一句,竟是写他。谪居黄州期间,陈季常七次探望,东坡三次回访。陈季常在江湖名头很大,拒绝了多少豪侠的慕名交往,却愿长居苏东坡的陋室。他就像诗僧道潜一样,苏东坡流放海南时也要渡海前往,被苏东坡劝止。除了侠客,诗人还结识许多名医,将一些侠义之士、斗鸡走狗之徒、博弈乐人等引为知己;琴师、卖酒人、乡间隐士,都是他的朋友。这些千姿百态的人物一如苏东坡性情中的多个侧面和多种元素,他们丰润了他,他也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

世界上的各种奥妙、无数风景,诗人皆能领略。这“第三种人”实际上预示了生命的原色,组合一起,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华。他们是自然人,是保持自我的完好标本。这些人没有被一个时代的风习和成见格式化,这才有任性的表达和自然的生长。苏东坡与这些人的交往常常被作为趣事和闲话记录下来,实际上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诗人不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到他们中间,而是寻到了同类,是一次次“归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第三种人”。

品咂生活

苏东坡对于生活中的一切,比如说食物和自然风景、所有的遭逢之物,往往并不预先推定其有害,而是抱着一颗好奇欣喜之心去迎对。他对它们首先是接近和相处,然后是品咂其中的甘味。他的生活观是特异而新鲜的,远不同于常人,其心胸与口味异常广博,并没有过多的提防与排斥。就饮食来说,他对一些看似平凡甚至粗陋的食物也会细细品味,然后出人预料地发出盛赞。他的好奇心如同孩童,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对生活的新鲜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作为一位身居高位,吃遍天下美味的人,其味蕾或许早被膏脂糊住。苏东坡的人生繁华期总是高朋满座,宴饮不断,不仅有满桌丰盛的食物与美酒,而且还有笙歌陪伴。在这样盛隆的酒宴上,他除了留下为友人、为歌者写下的一些文字,很少有对食物的赞美。而在惠州、儋州和黄州那样的贫困落魄之期,他却写下了许多对食物的感受,赞美之词既夸张又真切。我们常从他这里发现一些生僻而奇怪的食物、非同一般的料理方式和奇特感受。这些记录后来像苏氏药方一样,也被保存下来。

如果从古代诗人那里评选一位美食家,可能苏东坡是排在前边的一位。他对美食不仅能够发现和发明,而且十分投入和专注,总是将各种食物的原味和特质记下来。他造酒、炼丹、研磨中药,对诸种物质的享用、创造和尝试都不甘人后,每每要以身试法。他做的蜜酒别人喝了经常腹泻,但仍然酿造不已。“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蜜酒歌并叙》)他嗜吃却又仁善,比如说有人赠他一只竹鼠,原属乡野美味,当他看到小生灵顽皮的模样如同襁褓中的儿童,就好好饲喂一些时日再将其放生。弟弟子由就此言道:诗人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他何尝不是一只被捕获的竹鼠。

除了味觉,他的视觉和听觉也一样广博、多趣和好奇。他饱览山水且深得其妙,能为一地月光深夜出门、为一股清流发出叹赏。在物质生存都难以为继的日子里,他远道寻找一位乡间朋友,只为了听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寺庙、在山野,凡生僻之物都让他做一番探究。那些被一般人忽略的事迹和故事、常人不堪忍受的日月,在诗人这里都能变为珍藏。对他来说可以记取的东西太多,可以享用和感激的东西太多。只要与大千世界里的万千奇迹、与朴素而平凡的生命相依相伴,他的日子就不会变得单调,心泉就不会枯竭。

他对各种吃物的慷慨和无忌,常会让人担心被毒到或被妨害。在他那里总有太多东西可以入口,咀嚼,然后判断是吞下肚腹还是不得已放弃。“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食槟榔》)他曾研究用石潭下的活水烹一种特别的茶,就像去异地寻一些怪人:这些生命在自己的角落里自我繁衍和成长,往往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是最为有益和有趣的。苏东坡愿意做一个最大的探求者、尝试者和受惠者。

宏大和细小,乡野和城郭;一篇深奥的妙文,一支百姓的俚曲,一切皆未忽略。无论入眼入耳,他都能细心地领会和品咂。

小趣味与大志向

作为一个饱满真实的生命,不会因为肩负的重务和沉重的使命而变得中空,也不会因为一腔悲愤而显得单调乏味。他们任何时候都要真切无欺地面对生活,保持朴素直率的性情,做一个完整的人。在苏东坡这里,小到一草一木,大到殿堂社稷,都能够让其专注和认真。社稷大事令其无比用心,曾有过深度参与并具体筹划,且不止于纸上谈兵。在现实践行中,他表现出过人的精明与细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他在生活的细节和局部绝不荒疏,用心尽力,在诸多方面保持精神的统一。他对一羮一饭的欣悦和欢喜、对日常使用的珍存和探究、对小人物的用情不忘,都透出了心灵质地的健康和纯净。

他對大千世界的阅读绝非一目十行,而是细细推敲每一个句子,连词汇和标点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能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又能深入沟壑掬起流石沙粒,于小中见大,也于大中见小。他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而是拥有平易自然的性情,顽皮而专心。这是在山水大地中,在一种活泼天然的生长中被孕育和熏陶的人。传统的志向和求索的目标吸引他,使之成为一位踉跄于庙堂之间的仕人,但作为一个生命的充盈和丰赡,却最终避免了致命的损伤。在他的经历中,既有严格方正的父辈如苏洵和张方平这一类,又有身处边缘的陈季常和辩才法师等异人;既有儒家的理性和入世,又有玄人的淡远和虚无。更深的现世关怀和渺远的超越体验在他这里寓入一体,两个极端之间的宽阔地带可以容纳无数事物。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一开始就挣离了传统仕人的精神犄角,能够尽情地玩赏、游历和奔跑。

闲情逸致与兼治天下,宏阔豪壮与曲折纤细,它们都属于苏东坡。

(责任编辑:马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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