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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旁证与反证华人老移民的历史(上篇)

2021-04-12刘艳严歌苓

美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扶桑严歌苓移民

刘艳 严歌苓

按语:

笔者在此前的写作中,曾经提到过笔者与严歌苓的最初结缘,是因为她那本《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7月版)。1998年那个夏天,我本科毕业,以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年七次大考总分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没有考试),发表文章总分也第一的成绩,免试直升硕士。没有了找工作的问题,便专心在买书、看书上了。时光飞逝,即便20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学校的三联书店买了这本《扶桑》,封底还被盖上了一个红红的大印:“三联书店店庆50周年售书纪念(1948—199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说实话,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被这个小说的写法给迷住了。没过多久,刚读硕士几个月,又买了《人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也是喜欢。①

虽然严歌苓在1989年出国留学前,就已经写作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被称为“女兵三部曲”的三部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起步即是不凡,已经在小说艺术造诣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尤为不容忽视的是《雌性的草地》(严歌苓迄今都坚称这是她自己所最为喜爱的作品),可以说是严歌苓在不足30岁时,即已达至一个后来也不曾抵达的艺术创作和小说叙事艺术层面的巅峰状态。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只格外注意到了严歌苓是作为新移民文学代表人物、海外华人代表作家的写作,并没有意识到严歌苓出国前的创作即已颇具水准并对其加以研究,亦没有意识到那三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很多人的印象和记忆里,严歌苓在国内引起普遍的关注和广泛阅读,还是从《扶桑》这部小说在内地的出版开始,也由此而引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兴盛不衰的“严歌苓热”和“严歌苓现象”。严歌苓这部书写第一代华人移民历史的长篇小说《扶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扶桑》还不单单是一部旧作。2020年,严歌苓已经完成《扶桑》英文剧本的写作,《扶桑》电影的融资、投拍也都在具体操作实施当中了。

围绕《扶桑》,做了一篇严歌苓访谈。但是由于可谈的情况甚巨,还是作了上篇和下篇之分。还有一个情况,此前的“严歌苓访谈”是严歌苓本人亲自写作作答。本期开始,系严歌苓录音整理完成。②

刘 艳:尽管对于严歌苓的作品,我往往读了不止一遍。但在《扶桑》这次的访谈之前,我还是再次重读了《扶桑》,并且认真做了笔记。

即便过去这么多年,我依然能记得1998年读到《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时那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耳目一新之感。无论是从读惯了国内当代作家的小说角度,还是从阅读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角度,都那么“震撼”乃至“震惊”的阅读体验。您在以往参加书展或者在大学举办的文学活动中,都或详细或简略提到过您为什么写作《扶桑》这样一部小说。比如2017年8月17日您参加上海书展时,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钟书阁,曾经畅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样的故事:从《扶桑》《妈阁是座城》到《芳华》”。而此前2016年3月6日,您在北京大學做过“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严歌苓、高晓松、史航对话”的讲座活动。其中,“严歌苓《扶桑》:苦难中的美国华人移民”与“扶桑是最强大的女人”是当时几场活动的主题和严歌苓自己所表达的访谈主题。

对于为什么选择写作《扶桑》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来反映第一代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以前您曾或多或少涉及过这个话题,您有没有其他仍然可以补充的,还请多补充一点来自您的第一手材料。(您选择以一名妓女的人生遭际来书写第一代华人老移民的历史,让我想到了您以“金陵十三钗”——女性的被强奸被蹂躏这样独特的角度来反映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华的历史)由一张旧金山唐人街张贴的清朝打扮的中国女子——当年旧金山最有名的中国妓女的照片(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和喜欢英文版《扶桑》的封面,就是那张“扶桑”的老照片),您找到了写作的灵感。当时有没有觉得写作的难度?或者说当时决定从“扶桑”这样一个角度来写老移民的历史时,您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该如何去找好那个写作的点?

严歌苓:《扶桑》应该说是我在美国进行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跟我老公约了吃午饭,他在上班我说中午一块吃饭,我到的比较早就出去溜达,在旧金山唐人街那里无意当中走进一个地下室,我发现迎着大门就是一张巨大的照片,是比真人还要大的照片。

这张照片上就是一个清朝打扮的中国女子,非常的端庄,也带着一种神秘色彩,那个时候她是回头率很高的一个女人,当时这个下面有一行字,说是当年旧金山最有名的中国妓女,我说这个中国妓女可不太像妓女,像一个贵夫人,非常雍容华贵的,我来找一找这个女人是谁,我回家以后就把很多有关旧金山淘金时代这些历史书籍找来看,书都读完了也没有找到这个著名的妓女是谁。

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像你们一样,根本不了解美国当时是怎么样对华人驱逐、迫害、歧视的,包括美国很有名的小说家叫杰克·伦敦,都说中国人是一种比较低劣的人种,看到这些东西我当时就非常愤怒,我说这跟希特勒整个否定犹太人一样,而且用伪科学的东西说华人这个人种为什么不能在美国国土上生存,把我们中国人叫成狼才会说She或者是He,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惊,从此我就开始研究第一代中国人在美国各地的移民史,我就写出了这部《扶桑》,因为我看了很多史书,我也找不出哪一个故事是特别有意思的,有一行字说:中国陆陆续续被拐卖来到旧金山的,走私到旧金山来的中国女孩儿有三千多个,跟她们有定期的幽会的白人男孩子从8到14岁,应该算他们的第一个情人,或者说性启蒙的女性就是中国女人。

我觉得这样一行记载一下子点燃了我,我觉得这个太诗意了,太有意思了,这段秘密的情史是东西方都不知道的,什么样的白人男孩子会爱上中国的姑娘呢?可能是中国女人的母性给了他们那种西方女人给不了的一种东西,我就写了《扶桑》。《扶桑》这本小说在西方各个媒体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去年有一个加拿大非常有名的导演,他读了这本小说决定拍摄《扶桑》。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了《扶桑》。③

所以我觉得我对我们民族的那个——得过且过,过去了就忘的这种民族性啊,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也真的想到鲁迅为什么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这就是我当时想写这部小说的激情的发源点。当然了,我写妓女也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民族去美国西部淘金的时候,是几乎没有女人去的。因为开发西部,哪怕从美国东部过去的那些男人也都不带家眷,所以呢,唯一常见的女人,就是妓女。而且据记载,那个时候马路上看见妓女,男人都是要脱帽的。我们就觉得当时的男人是很金贵女人的,因为四十六个男人比一个女人的这个比例嘛,女人就成了特别珍稀的一种生命,很珍稀的一种动物吧。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如果我写作《扶桑》那个时候,有别的、有关别种女人的那种能反映老移民历史的故事,我可能也是会写的。可惜准备写作那个阶段,查阅老移民的历史,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女人的传奇和故事。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好女不上街”,在路上走的,都不是什么好女人啊。中国那个时候赴美的都是劳工啊,劳工是不能带家眷的。还有就是一些商人,也是很少很少的商人,他们带的女人,也都是不出门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开拓者的群落呢,是非常粗犷也是非常野的。所以呢,那个时候能够有故事并被记录下来的,都是妓女。

刘 艳:与您合作多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曾称《扶桑》是“书写残酷的移民血泪史”,据称,彼时您在美国苦读写作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也常常处于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您的长篇小说《扶桑》正是写作于此时,完成之后您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您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遂以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斩获第一名10万元大奖。您还说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扶桑》的手稿也许会和您写作的其他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某个箱子里,永不见天日。④

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写作完成《扶桑》,却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不能理解已经写作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尤其是有《雌性的草地》,为何会是“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在我的理解里,《扶桑》在小说叙事艺术方面,虽然造诣颇深,但繁富程度和难度,并没有超越《雌性的草地》。换句话说,能够已经写作出版《雌性的草地》,我觉得《扶桑》对严歌苓来说,是小菜一碟儿……为什么会这样自我怀疑呢?另外,請多回忆和讲述一下您当时的写作状态。《扶桑》所斩获的这个第一名,在当时,对您的影响和激励作用蛮大的吧?

严歌苓:我是看了两三年的书才开始写《扶桑》的。那个时候是1995年吧,在那之前我已经得了四个大奖,《少女小渔》得了一等奖,然后《红罗裙》《海那边》和《天浴》都得了奖。那么在那个时候,我想到因为一直在读有关移民(华人先期移民)的这些书,所以我想要写一部小说。但是我觉得用一般的小说形式写,特别不能让我感觉到能表达我当时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从第一代移民到我们当时应该算第五代移民吧——就是当时我们中国的这些留学生应该算第五代移民。不同代移民都有同样的一种焦灼感,同样的身份认同的错位感,还有就是朝不保夕的生活状态、与离散者相类似的那种痛苦。我觉得其实移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特别独特的存在。从第一代赴美华人移民到我们那一代,应该有一种贯通的东西。我一直没有落笔的时候,我想到如果就写一部历史的、华人移民史的那种小说,我觉得特别不能够反映我当时也是同样具有的那种焦灼和痛苦。当时那种感觉,其实我在一篇散文里说到过,感觉是自己的一把根,都还没有扎进冷土,那个根须都是暴露在空气里的,所以它格外的、特别敏感。一点点的别人的那种眼色也好,表情也好,肢体动作也好,都能够深深地让你感觉到那种缺乏归属感,和不是这块土地主人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和我们后来的这些留学生,应该是有一种贯通的那种通感,就是作为移民的那种痛苦,那种胶着,就是一种全世界移民都有的那种状态和感觉。暂时不能扎根,不能入流,但又已经从故土拔出了自己的根,就是这种感觉。那么我在没有想好这种小说该有的形式之前,我就没办法动笔。

我记得那年我得了联合报的第一名、得了另一家时报的第一名这些奖之后,我就去伦敦去欧洲去参加我的一个朋友的婚礼,碰到了虹影和赵毅衡。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起我要写的这个《扶桑》,但是当时小说还没有名字,我就说我想要写一本长篇小说,当时我说我想用我自己和扶桑的对话这种形式来写。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用这样的小说形式,就能拥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角度,来叙述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否则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必要非要写这部小说,小说不该是要去控诉什么血泪史。

我记得赵毅衡和虹影当时还都挺鼓励我的,我说我要用当代移民来访谈五代以前的那个最早期的华人移民的那种方式,他们都觉得挺有趣的。当然了,自从《雌性的草地》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安分地老实守着一种小说形式,我希望每一本我的小说,存在于我的个人的文学史上,都是要有一个它必须要存在的意义。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写头。所以一直到1995年的春天,我才开始动笔写《扶桑》。在那期间,我记得姜文也来了旧金山,旧金山当时是举办电影节。当时他带着他第一部电影,好像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记得每天下午都和姜文他们玩儿啊什么的,聊天啊,等等。但是呢,每天早上我都是特别早地起来写这部小说。那时候真的是激情所致吧,所以每天都能写五六千字,感觉写得特别特别地顺。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难度很大。

我写到大概前二三十页的时候,都还找不到感觉,写到用“你”来叙述这个故事,就有感觉。写到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时候,就没感觉。当时写作时我特别不能够在脑子里形成这种画面。因为毕竟是图片资料特别少,然后呢,对扶桑生活时代的妓院的这种描述和当时那个唐人街的描述,都是文字的,所以我特别难找到这种画面感。如果在我脑子里不出现图像,我是写不了东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永远都是必须是要有图像的。所以当时脑子里形不成图像,我真的就是多少次在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把我自己难成这样。

但是写到了大概1/5的时候,我就进入状态了,姜文来的时候,和陈冲等人,我们经常下午在一起聊天和各种活动,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了特别好的状态,所以就不管下午是聚会还是什么活动占用时间,上午我的写作都是非常地一气呵成。这之前的写作纠结期,大概就是所说当时我的自我怀疑吧。其实我每写一本书,在中间都会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像写《陆犯焉识》,我就曾几乎写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当时我想我大概是已经江郎才尽了,我心里是不想完成这部作品,我觉得很无聊,不想完成。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无聊的书,我不想写了。然后我先生就说你每次都这么说,他说你每次都闯过去了,他说你过两天再看吧。我说我已经没才华了,我说我写不了了,我说我觉得很绝望,这本书也许就是我的麦城吧,就是我的滑铁卢吧,然后就哭啊什么的。但是我先生說,你过两天你再来看自己,会觉得很可笑。所以果然也是像他说的,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又重新捡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不是写得挺好的吗?怎么就忽然产生那么绝望的念头?

而在写《扶桑》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年轻,我对自己还没有那么完全地了解。所以在刚开始写《扶桑》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畏难,在最开始1/5之前的阶段我确实就想停下来不写了。我觉得我为自己设计的这个难度是非人的,我没必要非要战胜这个难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几乎是想放弃。好在我比较有毅力,性格上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所以呢,每次也都闯过了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放弃的阶段。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我觉得从《陆犯焉识》之后吧,我就比较少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曾经,我每一部作品写到中间,都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自我怀疑阶段。当然我也明白这种时刻,都会过去的,因为我每次都过去了,可能也就几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后来我也认识到,人的精力、体力和创作力,它不是每一天都一样的,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肉身凡胎,你肯定会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不能够要求每一天都像最好的状态的那一天一样,要允许自己有低落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就想,这种低落的时候,就接受吧。而且现在这种低落的时候已经比较少了,因为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深了,也越来越透彻了,就不再怀有那种抱怨或者是觉得苦不堪言的状态。现在我写作基本上是非常快乐的,而且觉得不写不行。

刘 艳:“扶桑”这个女性形象太特别了。李硕儒在采访您时曾提到扶桑身上有一般女性所没有的“妓性”,您当时很客气,只是说他的这一看法“很别致”。您的观点是更有道理的:扶桑虽然被迫为妓女,但她身上从来没有妓女常有的“贱、嗲、刁、媚和那种以灵肉做生意的贪婪”——所以说扶桑具有“妓性”不合适。扶桑身上具有的是雌性、母性,甚至是佛性。《扶桑》里面,克里斯的视角,其实他在不断发现扶桑的母性、雌性和貌似跪着却宽容、悲悯,弱势,敞开自己任你掠夺和侵害——你自以为欺凌了弱势、自认为你可以拯救弱势,但自以为强的(西方和西方文化),并不一定就赢了或者就可以想当然地拯救你们自以为处于落后和弱势的东方文化:

六十岁的克里斯嘴上的烟斗一丝烟也不冒,眼睛却像在浓烟中那样虚起。他看着心目中这个女人,明白了他投入这女人的原因。竟是母性。

极端的异国情调诱使少年的他往深层勘探她,结果他在多年后发现这竟是母性。那种古老的母性,早一期文明中所含有的母性。

他心目中的母性包涵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

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

六十岁的克里斯叼着烟斗,一动不动。就像他十四岁动不动看着窗内。看着她怎样敞开自己 ,给人去毁去践踏。十多个人。还有更多。在她被毁尽的一瞬间,她直瞪瞪朝向他的眼里有什么在怒放。她的本性怒放了,倏然从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跃然腾空,整场的毁灭带来的竟是这刹那间脱缰奔放的奔放的自由!⑤

而克里斯十七岁时,这样来回看和思考扶桑所谓的卑屈,其实可以意味着慷慨地布施、宽容和悲悯。

许多年后,七十岁的克里斯在老年性失眠的一个夜晚,又一次看见扶桑跪着的形象。扶桑仍穿着那件浅红衫子,身体比他年轻时印象中的要小。她那跪着的宽恕是他风烛残年时最感到动人的。他一生没有宽恕太多人和事。他善于在别人和自己身上发现罪恶,到老,他悟到他正直的一生是被一个妓女宽恕下来的。他在那个失眠之夜更感到跪在遥远年代里、着浅红衫子的女子是那样不可忍受的楚楚动人。

他看着七十岁的自己像条垂死的鱼,在她宽容的网里挣扎。

原来宽容与下跪是不冲突的!他在七十岁这个失眠之夜突然悟到这点,在跪作为一个纯生物姿态形成概念之前,在它有一切卑屈、恭顺的奴性意味之前,它有着与其他所有姿态的平等。它有着自由的属性。

它可以意味慷慨地布施。宽容和悲悯。

他想,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⑥

其实,《扶桑》不止书写和反映了移民备受欺凌和被欺辱的血泪史。小说尤其扶桑身上寄寓了严歌苓对东西方文化和弱势与强势的深入思考,您没有按通常的移民史文学书写的做法,一味地“写惨”“卖惨”,其实是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倔强——你们西方文化、强势群体凭什么就认为是高高在上、可以欺凌我们?甚至是打着“拯救”的旗号来对待我们的?一向被你们认为弱势、污垢的东方文化和华人,不是在人性的很多方面比你们更悲悯、包容和能够化解一切的能力吗?您在《无出路咖啡馆》等作品中也表达和书写过类似的心态。扶桑身上还包含着您对女性、男性以及由此所牵涉到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思考。我一直认为您的作品,是不能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角度去解读和分析的——会陷入理论和逻辑的死胡同。您心底里似乎是将女权主义认为它其实还是男权的产物,反抗男权最终却陷入一种更不堪的困境。我觉得您在扶桑身上,以及此后的少女小渔、王葡萄、小姨多鹤、护士万红、冯婉喻等一系列女性人物身上,都在寄寓这种思考——女性是有自给自足完整的生命世界和外柔内韧的生命力的。

请谈谈您对《扶桑》中所寄寓和所作的东西方文化的思考。您在扶桑身上所作的这些完全不能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角度去考量的思考。

严歌苓:你让我谈一谈我对东西方的这种思考,其实那个时候我刚跟我先生结婚,然后呢,我是从1993年之后,开始读那个旧金山华人移民史,还有旧金山淘金和那个大铁路修建的历史的,在那个时候呢,我其实都根本不用思考,就是很奇异的这种对话也好和非对话也罢,有的时候经常感觉到就是因为不能够产生针尖对麦芒那样的一种针对,所以常常会产生错位对话,也会产生错位感觉,所以就感觉那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格外敏感的这个东方女人吧,就感觉到两个人没有那样的针尖对麦芒似的那种针对、针对性,也就吵不起架来,因为吵吵吧,就觉得好像我们都擦着边儿就过去了,好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差異,觉得就是每分钟都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比如西方人拿香蕉、吃香蕉,是从那个香蕉的把儿,就是下面开始剥香蕉,我们是拿着那个把儿,然后从上面顶上剥,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打手势的时候有很多也都是相反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好奇啊。

就像《扶桑》里那段故事,我写到《扶桑》里面的那段对话,真的就是我和我先生发生的。我说你买的豆腐,哎呀,以后不能再买这个日本豆腐了,他说:I'm sorry。然后我说我不是讲你不好,我是讲这个豆腐不好。就是这样子,就发现这个架是吵不下去,也是一个好事儿吧。我就觉得当时我对这种情况的感觉呢,我觉得是一种美妙的误解,所以呢,就是说人种的不同,有的时候容易产生那种迷恋吧,但是也容易两个人近距离接触以后呢,产生这种误解,这种误解有的时候会导致这个关系的深入,有的时候这种误解会导致稀里糊涂的这个和解,有的时候又会造成极大的不满足,就觉得好像没有说透,这种意思都没有表达透。当然了,后来我们相互之间的那个语言,就是各自把对方的语言习惯呀,还有就因为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当中逐渐完善了彼此的表达,所以后来这种误解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在写《扶桑》的时候,恰恰是我最最敏感——对这个东西方的这种不想冲撞的时候发生了冲撞,你以为这个冲撞会升级的时候,它又突然之间自己化解啦,所以就这种状态吧,让我感到特别特别的好奇,也有的时候就觉得无助,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一个我的口头表达不够流畅,但内心却拥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觉的时候呢,就是外部的这种淤塞塞住的那种感觉,而内心的那种不断的产生新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矛盾。

越是表达不出来呢,越是内心就走向内心化,走向内向,然后内心就格外的丰富,格外的复杂,格外的多情,也格外的多怨吧,就是这种状态。我在那种状态下写出了《扶桑》。当然了,那个时候的状态,我在过去我所作有关《扶桑》的演讲当中,我也说了,我当时看到这些白人对华人的这种歧视迫害,我就指着我先生说,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样?然后我先生就会说,你别指我,我可没有歧视华人啊,然后实际上就是《扶桑》真的是一气呵成,一鼓作气,一股激情和这种怒气把它写出来的。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移民,特别是中国的移民,中国人实际上难民意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他要不断地勤劳,不断地在节省,我对中国人的勤劳和节省啊,感受太深,我对中国移民的那种勤劳和节省,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一个人大概有一千多块钱,可以养活一大家人;要在西方人那里呢,可能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养活一个人都不够哈。所以说美国人对这样的一种移民,特别是那些习惯穿着睡衣睡裤就出来的唐人街的中国人,他们就是非常地瞧不起,而且编造一些故事,比如说穿过唐人街那趟公共汽车叫30路公共汽车,说那上面有耗子有蟑螂,所以说当时就听到很多这样的西方人的议论。他们有时候用打趣的、用玩笑的方式来说,但是呢,这是特别让我感觉到民族自尊是有所伤痛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写了《扶桑》这个作品。

当然,还有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东方文化是一种阴柔的、成熟的,甚至是已经有一点衰病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想象的就是Chris和扶桑这两个形象就是这种代表。扶桑身上那种成熟气息,这种藏污纳垢的包容感,这种毫无条件的宽容和悲悯,所以我觉得她……真的,你讲得很对,就是她身上具有一定的佛性,我觉得是这样的。而Chris,我觉得他是一个小男孩,是一种年轻文化的代表,但是呢,他是这种充满了理想,充满了优越感,在爱一个人的同时,他又是那么地自我优越感,所以这种爱,实际上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就是“你”必须要脱离“我”认为是一个卑贱的身份或事,“我”必须要把“你”从这样的一个身份里拔出来,使你脱离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就是说,在这种有条件的、充满优越感的这个爱当中呢,也就是扶桑为什么最终离开了他,就是扶桑为什么是不能接受这种爱的原因。尽管可能扶桑她一辈子所拥有过的真正的爱情,也就是对这个小男孩儿。

(根据严歌苓录音整理完成)

注释:

①参见刘艳:《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严歌苓与我之文学知音缘起》,《长江丛刊》2018年第7期。

②参见严歌苓与笔者的微信交流。2021年1月26日,严歌苓给笔者微信:“我得了肘关节炎,很疼,等于五十肩长到胳膊肘上。医生让我停止在手机上操作任何,微信也不要回了,电脑上打字也要停止,养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看。”“有个投资人预订了一部小说,预付了影视版权费,合同规定3月15日之前交稿,我都无法完成,实在打不了字,做饭也不行,不能握菜刀和锅铲,医生说我现在养不好,以后一辈子都写不了,慢性长期的疼痛。”故此,该期开始,严歌苓访谈,系严歌苓录音整理完成。

③严歌苓语。参见人文社,凤凰网:《严歌苓:我为什么选择讲这样的故事——从<扶桑><妈阁是座城>到<芳华>》,“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19日。④参见琼花(笔者注,琼花即刘稚):《<扶桑>书写残酷的移民血泪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琼花/评》,“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3月30日。

⑤严歌苓:《扶桑》,第9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⑥严歌苓:《扶桑》,第233—234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马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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