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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群木文学社”考

2021-04-12邢小利

美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张敏陈忠实文联

邢小利

社名

贾平凹说,叫“群木文学社”。他回忆:“记得40年前,当时我是20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64岁的贾平凹,把一辈子文学创作秘密都公开了》,见中国作家网,2016年4月13日。下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

当时的社员叶萍(可能是笔名。他的另一个笔名叫田夫,网名老虎庙)说,叫“群木小说社”。他回忆:“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记得有小说家黄河浪、平凹,还有大哥周矢在场,三张口一句话就定了我算是‘群木小说社社员了。”(叶萍:《民间“群木小说社”之命运》,2013年5月4日,阿里巴巴网商博客。下引叶萍文字不再注明出处)

张敏也说,叫“群木小说社”。他回忆说:“那一年的春天,古城西安一帮年轻文人,为日后能在中国文坛上亮出雌雄来,纷纷捋袖子绾裤腿,串联拉帮。搞文艺批评的,结成‘笔耕社;一群诗人结社为‘破土。贾平凹在西安小说界已小有名气,关键是他的产量又特别高。那时全国的文学杂志甚少,随便翻一本,几乎全都能找见他的小说,于是一伙人便在我家商量也成立一个什么组织,不能让评论家和诗人,小瞧了我们这一帮子未来的小说家。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为这件事很费了些脑子,他问我:‘成立个小说社……”“贾平凹把小说社定名为‘群木。”更重要的是这一句话:“包胶卷的一张纸,是贾平凹写的‘群木小说社社章。”(张敏《贾平凹在1979》,新浪博客。下引张敏文字不再注明出处)

如果张敏在这里说的没有错误,如果当年确实是与文学评论的“笔耕组”、诗歌的“破土”相区别而突出“小说”群体的,似乎应该是叫“群木小说社”。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评论的“笔耕组”最早的成立时期,据有关材料,不会早于1980年12月,而“群木”的成立时间要早于“笔耕”。再者,据张敏在《贾平凹在1979》中说,“笔耕组”是在西安市文联登记备案的,“几天后,‘笔耕和‘破土组建社团的申请和章程,都交到市文联主席杨公的手里了。杨公便问贾平凹,听说你们也要成立一个小说社,赶快把材料送来,上党组会,一块批!”这个也不对。“笔耕组”由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王愚等人发起,是省上的组织,不是西安市的,不大可能在西安市文联申请登记。

所以,叫“群木小说社”还是叫“群木文学社”,还需要更确凿的一手材料证实。

2016年12月18日,西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等单位召开“贾平凹与中国传统叙事的现代转化”学术研讨会,笔者应邀参加。在会议室,见到贾平凹,笔者问他“群木”的社名问题,也说了叶萍和张敏的关于社名的回忆。贾平凹肯定地说:“叫群木文学社,你听我的。”他接着补充说:“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很少,不会叫小说社。”

这里社名姑从贾说。

社名含义

贾平凹:“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

成立时间

贾平凹在2016年回忆:“记得40年前……”若照此说推算,则为1986年,显然不对,这里应该是大概一说,不是确凿的时间。

2016年12月18日,笔者就成立的时间问题问贾平凹。贾说:“这个……记不清了。不过很早,那时西方的文学还没有过来(指新时期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并强烈冲击中国文坛,这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了。邢注)。”

据叶萍回忆:“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这说明,“群木文学社”的成立至晚在1980年的某一个月或1980年前。

社长与副社长

社长贾平凹。副社长陈忠实。

叶萍:“我们不定期地聚会。”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有社长平凹”,“陈忠实没来,他是副社长”。

张敏:“贾平凹当了一回‘群木小说社社长。”“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家。我家里住着一个社长。”

社  员

叶萍:“印象里唯一一次到会人数最多的”,“有社长平凹,其余社员是周矢、郭培杰、高明(铭)、张敏,再就是我了。”

张敏:“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社的生活问题。”“饭总是要吃的。七八个人,又都年轻,坐一席,饭钱谁掏?粮票谁掏?”“小说社有两位女性。一位李佩芝,一位高铭。”

按张敏的说法,“七八个人”。综上算一算:贾平凹,陈忠实,周矢,张敏,郭培杰,李佩芝,高銘,叶萍(“群木小说社”时用笔名田夫),黄河浪。九人。

社内活动

张敏:“开始还新鲜,大家正襟危坐,贾平凹咳上一声,讨论便开始了。无非是汇报一下,这个星期又有什么新作在什么地方发表,然后交上三毛钱的‘荣誉费。没有发表作品的,当场也要交三毛钱的‘耻辱费。钱由周矢来收,每人还要在‘荣誉费和‘耻辱费的栏目下签上自己的名字。”

叶萍回忆:“我问小说社都干些什么事情?平凹说,每月发一篇稿子,交会费三毛,叫‘荣誉费,不发一篇就罚三毛,叫‘耻辱费……”

张敏:“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社的生活问题。大家聚会,要喝茶,要抽烟。不吃肉不喝酒,饭总是要吃的。七八个人,又都年轻,坐一席,饭钱谁掏?粮票谁掏?虽说是轮流坐庄,可以抵消,但陈忠实家离城三十里,谁去?贾平凹没家,咋办?还有单身汉,没房子,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又增加了周矢的工作量,要想办法给大家办伙食,买烟茶。小说社逐渐往家庭化上发展,后来就学会了打麻将。桌子一支起来,小说社便名存实亡了。”

邢按:张敏在这里所记,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一方面,文人好学名士状,名士风度就是对什么正经事都视而不见,单拣好玩好笑的嘻笑怒骂一番,另一方面,张敏是多年后回忆往事,自然云淡风轻,心态超然。试想,七八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处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充满朝气和生气的时代(与九十年代及之后盛行的“痞气”和“疲化”不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虽然不一定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总免不了议论时事,臧否人物,品评文艺,不然这个“群木文学社”竟是一个混吃混喝社了。倒是贾平凹所记,可能更接近于“群木”的真实面貌。贾平凹说,“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

何时解散

叶萍:“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一月后,我把新的作品——三篇短篇小说发往全国各地,就电话联系周矢,想到社里看看。周矢说:‘完了,小说社解散了。我在‘群木小说社的命运很是短暂,因为小说社的命就短!”

2016年12月18日,笔者问贾平凹“群木文学社”什么时候结束的。贾说:“也没有结束时间,活动少了,最后就不了了之。”

结束原因

张敏回忆:“一日,贾平凹在《长安》编辑部上班,忽闻走廊里有女人的哭闹声。正想看个热闹,不承想那上了年纪的女人竟是冲着他来的,一把撕住他的衣领,只问他要人。贾平凹一时真是丈二和尚,问清了才知道来人是高铭的婆婆,问他要儿媳妇去向的。高铭出去之事,贾平凹一点不知道,直吓得贾平凹出了一身冷汗。事情闹到文联主席杨公那里。这个杨公,平生最喜欢秦腔,便拖了唱戏一样的腔调对平凹说:‘你这个贾平凹呀,怎么才有了一点名气,就敢勾引良家妇女?只这么一句,就逼出了贾平凹的眼泪:‘我宣布小说社解散!马上解散!可怜的群木小说社,才刚抽出几条嫩枝,就在平凹的一声大吼中夭折了。”

叶萍转引自高铭《上帝无言》的“高铭叙述”:

那时,文联(叶萍注:《长安》杂志社所在地)常常举办活动,召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去开座谈会。于是,我认识了张敏、周矢、陈忠实、李佩芝、徐剑铭等,当然还有当时已初露锋芒的贾平凹。认识了,就常常在一起聚会,清谈文学。由此引发,就干脆成立了一个小说社——“群木”。我们推举贾平凹为小说社的社长,陈忠实为副社长,大家商定,凡谁拿到了稿费,就由谁来做东,大家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边吃喝边谈文学,比真的在那儿“坐谈”,要更引人入胜多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让贾平凹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呢。我的前任婆婆也跑到了文联大吵大闹,点名道姓地质问文联领导:

“我好端端的一个儿媳妇,硬是被贾平凹的一群木头带坏了!男男女女的整天在一起吃喝嫖赌,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也不管管!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教育年青(轻)人的吗?”

那个文联领导甚是难堪,把贾平凹叫到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批评道:

“贾平凹啊贾平凹,你才刚刚有了点小名气,就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

贾平凹蒙受了这个不白之冤,气坏了,当即宣布:“弄啥哩弄啥哩!不弄咧!”

于是,“群木小说社”解散了。这是陕西省自解放以来,唯一的一个民间自发的文学结社的始末。

评价

贾平凹:“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陈忠实参加“群木文学社”活动的资料,除了上述他人零星提到,笔者还未见到。他参加的次数可能不会太多,但肯定是参加过的。2001年9月15日,陈忠实写了一篇文章,他是有感于叶广芩、红柯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写的,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其意就得自前述贾平凹关于“群木”社名含意的阐释。陈忠实说:“我想起新时期开初几年,我在西安郊区文化馆时,归西安市文联领导。市文联为促进西安地区刚刚冒出的十余个青年作者的发展,成立了一个完全是业余、完全是民间的文学社团,叫作‘群木文学社,由贾平凹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记得由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道理再明白、再简单不过,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二十年过去,‘群木文学社早已解体,我却记着这条‘社旨。”(陈忠實:《互相拥挤,志在天空》,《陈忠实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72、273页)尽管无法确知陈忠实参加了多少“群木”的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个群体里,是有收获的,因为他二十年后还记得“群木”所昭示的象征意义。

社员介绍

贾平凹,1952年生,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市文联、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西安市文联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广有影响,小说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

陈忠实,1942年生,2016年去世,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人。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34中学。1962年至1982年先后在家乡做过小学民请教师、农业中学教师、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毛西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该区文化馆副馆长,1982年11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历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白鹿原》。

周矢,曾任陕西省总工会《陕西工人报》编辑、记者。著有长篇小说《书香门第》。

张敏,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编辑,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广告片等。作品有纪实小说《黑色无字碑》,报告文学《石破天惊大乾陵》。

叶萍,笔名田夫,网名老虎庙。1983年7月,在西安市北大街开办“天籁书屋”,被称为新中国开办最早的私人书店之一。叶萍在自述文字《八十年代的私人书店》中说,因为售书与“上层建筑”有关,故国家对之管理甚严,“当时私人书店全国仅有三家。”“黄宗英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蛇口创办的‘都乐书屋是一家。”“另一家是北京女孩在南礼士路一带开办的图书沙龙,兼带售书,后因‘政治沙龙嫌疑被取缔。”“天籁书屋轰轰烈烈走完了它六年的寿命,于1989年‘春夏之交被迫关张。”叶萍还说,“八十年代的个体书店‘天籁书屋正是贾平凹在《废都》第二章中所写‘天籁书局原型。”

黄河浪,陕北人,流浪作家。曾在《长安》编辑部做过临时编辑。主要写小说。亡于车祸。

郭培杰,为某企业干部。叶萍说,郭培杰喜欢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风格,据此大略可知其审美取向。

李佩芝,女,散文家。曾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高铭,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搞过行为艺术,先锋人物。后隐居,改名“不还”。著有《上帝无言》。

(责任编辑: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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