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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书记曹志勤

2021-04-12张维迎

美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榆林书记

曹志勤先生,我至今仍习惯称他“曹书记”,是我在农村时结交的最大的官,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在县城上高中期间,曹志勤是我们张家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既有权又有威。好多人畏惧他,因为他训人不讲情面。但他其实心地善良,白天训过谁,晚上就到谁家道歉,所以受训的人也很服气。这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还特别有怜悯之心。有次我从家里返校时没有班车,他以公社书记的身份给我拦了一辆顺路的拉煤车,否则我将不得不背着行李步行八十多华里。这样的事之后还发生过一两次。所以我觉得他特别亲切。

一九七六年元月,我从宋家川中学(现“吴堡中学”)高中毕业,回到辛庄村当农民。在人民公社那个年代,农村回乡青年不少,辛庄村还有十几个县城来的下乡知青,村团支部书记一职很抢手。村团支部书记原来由一位党支部副书记兼任,我回村后很快就接任了团支书一职。那时我不到17岁。我后来得知,我当团支部书记是公社曹书记坚持的结果,村党支部书记本来是反对的。

村支书反对,主要是出于村里宗族派系。辛庄村有王、张、霍三姓。村干部中,团支书最年轻,容易出人头地,有机会通过招工或当兵跳出“农门”;即使出不去,也是未来最有可能接任村支书的人选。当时的村支书姓王,把持权力多年,当然不愿我这个张姓家的“回乡青年”有这样的机会,何况他很清楚我不是“等闲之辈”。

本文作者(左)与曹书记合影(1980 年3月2日,田丰摄)

吴堡县张家山公社民兵代表会合影(三排左二是张维迎)

曹书记经常下乡到我们村。他来的时候,总是斜挎一个帆布挎包,扛一把铁锨,一有机会就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拉家常。他认识大部分村民,对村里的宗族派系一清二楚。他从多种渠道得知,我从小就是个好学生,脑壳灵,文笔好,有想法,又为人正派,所以坚持认为我是团支书的最合适人选。公社党委书记管着村党支部书记,村支书还想连任,就不得不接受曹书记的意见。这样,我就被全村团员“选”为团支书。

作为一个“回乡青年”,在我刚步入社会的时候,能得到公社书记的信任,委以重任,让我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压力不小。我雄心勃勃,想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大大“作为”一番。我没有让曹书记失望。上任后半年多,辛庄村团的工作就搞得红红火火,成为公社和县上的先进典型。村里的青年人,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城里插队来的,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都非常认可我,服从我的安排,踊跃参加各种活动。

公社团委书记和县团委书记也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可以出“经验”,这些“经验”他们可以推广。县广播站经常广播我写的稿子,也让辛庄村扬了名。村里的青年文艺宣传队还参加过县上组织的大型文艺调演,是全公社唯一的,两名队员在此次演出后还被招进县文工团,其中一名是霍东征,现在担任辛庄村村主任。

对我个人来说,当团支部书记最大的好处有二:一是团支书的工作主要在生产大队,舞文弄墨也能挣工分,最重的活是搞农田基建,没有生产小队种地那么辛苦。种地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没法抽身,尤其在农忙季节;修梯田打坝堰是人海战术,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二是有机会参加公社和县上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结交干部和有文化的人,能见世面,也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

那时候,即使在农村,“学习”也是工作,会议及各种形式的非生产性活动特别多。我曾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到“吴堡县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讲师团”,十天半月住在县招待所,吃县政府食堂的飯。期间我认识了县委宣传部的笔杆子佀承军先生,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给我很多写作方面的指导,有关高考的消息我最初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后来我报考学校的志愿也是按照他的建议填写的。

我还曾参加过榆林地委宣传部组织的“通讯员培训班”,全县只有三个名额,我是唯一的农民通讯员,其他两位都是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那是我第一次去榆林城。出发之前,曹书记把他爱人王淑珍的地址给我,让我去找找她。王淑珍阿姨当时在榆林报社办公室工作,听说是曹书记让我来的,对我非常热情,知道我爱写东西,临走时送了我一沓报社的稿纸,我回去后用了好长时间。(多年后我得知,王淑珍阿姨的父亲叫王应明,是米脂县杨家沟人,在二十世纪30年代就是远近有名的建筑“土专家”,曾负责修建了延安中央小礼堂和中共七大会议大礼堂,还主持修建了中央领导在枣园居住的窑洞。)

作为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团支书兼任),我还接待过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因为村里的民兵工作搞得好,军分区要树典型。在听完我的汇报后,司令员就看上了我,要我年底征兵时到他那里当兵,并给县武装部部长做了交待。司令员后来听说我去读大学了,还有点遗憾。

由于我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公社党委曾准备让我担任不脱产的公社团委书记。所谓“不脱产”,就是干“干部”的活,但挣的仍然是生产队的工分,吃的是生产队的口粮,不是拿政府的工资和吃国库粮。当然,工分之外会有点现金补贴。这是当时农村青年趋之若鹜的“出路”。在征得县团委的同意后,曹书记曾两次与村支书商量。但这一次,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村支书说什么也不同意,曹书记也只好作罢。后来,曹书记调走了,村里给我压了一副新担子——生产队会计。让我当生产队会计,目的是把我绑在土地上,没有时间再在外面“风光”。

谢天谢地,当年恢复了高考。我考上大学时,曹书记已调在县城所在地的宋家川公社当书记,两年后又调到县供电局当局长。他离开张家山公社后,一直担心农村把我这样一个“人才”埋没了,听说我考上大学,自然非常高兴。大学期间寒暑假每次回家路过县城,我都会去看他。有次我去的时候,他正主持会议,知道我到了,就匆匆忙忙结束会议,还留我在公社灶上吃了饭。我们虽然屬于两代人,但谈得来。他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我的学业,为我指点人生。后来他调回榆林,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但我知道他经常向别人打问我的情况,我也会经常问询他的情况。1999年后,我偶尔在电视上露面,他有时会看到,见面时提起,每每把我夸奖一番,让我既感动,又难为情。

2004年秋我父母搬到榆林居住后,我和曹书记见面的机会又多了。他和我父亲,一个退休老干部,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但交往频繁,无话不说,让我很开心。曹书记了解农村,和农民有感情,谈得来。

2018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曹书记,他和老伴非得留我和我父亲吃饭,还让儿子提前做了精心准备。席间我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写,他说正在写。半年后写完了,他托小女儿曹芸转给我,希望我给提提意见。我读了三遍,每读一遍,感叹不已,浮想联翩。

曹书记出身贫寒,小时候缺吃少穿,13岁参加“儿童团”,还当了“副团长”,开始“闹革命”。父母不识字,他本人甚至没有条件读完小学。但他天资聪颖,毅力顽强,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米脂中学,苦读三个月,居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当时的米脂中学,名满天下,竞争异常激烈。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初中时他先后担任年级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副书记,高中时当了学生党支部书记,还到省城西安参加过学生干部培训班。高中毕业时他被校长“钦点”留校做团的工作,放弃高考。但上岗不几天,又被绥德地委组织部挖走,安排到地委宣传部,很受领导器重,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风雨仕途路。绥德行署并入榆林行署后,他又被调到榆林地委工交局。

绥德地委宣传部同事合影(后排右三是曹志勤)

我曾把当官的分为两类:有些人是“当官为干事”,有些人是“干事为当官”。曹书记无疑属于“当官为干事”的人。从21岁进入政府机关到退休,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造福百姓,有口皆碑。

曹书记在张家山公社任党委书记三年半,离开已经有43年了,但当地老百姓至今还在念叨他的好。我父亲就经常津津乐道地提起曹书记要大家种“三杂洋芋”的故事。

曹书记上任的时候,全公社大部分人家一年四季填不饱肚子,日子过得很恓惶,即便有政府提供的“返销粮”。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公社24个村(大队)。最穷的小寺则村,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洋芋(土豆)每人只分得80斤,一个秋冬就吃光了,42个光棍娶不上媳妇,女孩子为了活命,不到年龄就出嫁了。在高家庄村下乡时,因为是公社书记,他被派饭到一家精心挑选的好家户,一揭锅盖,看见一锅黑圪蛋和够一小碗杏大的洋芋,上面放两个白面馍。主家给他端上一碗小米粥和两个白面馍,他吃一个白馍后,抢得拾了一个黑馍,咬了一口,又苦又碜,越嚼越咽不下去。主家看他执意要吃,就抓了几个小土豆让他拌着咽下去。他问主家窝窝面是啥磨的,主家说:“谷稙子,高粱壳子搅了一点干烂洋芋磨的。这也是我们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别的户连这个也没有。”

曹书记说,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从佳县引进土豆新品种“三杂洋芋”,大面积强行推广种植。一开始有人不理解,给他起了个“洋芋书记”的绰号。杂交土豆吃起来口感不如传统红皮土豆(现在该叫“有机土豆”吧),有点“撩辣”,但产量高出几倍。当年秋天收获的土豆一年都吃不完,老百姓终于可以填饱肚子了。土豆吃不完,有些村就办起了粉条加工厂,有了点副业收入。时隔多年,1990年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去张家山乡视察工作,回榆林后对他说:“你在张家山一下解决了群众的饿肚子,植树造林显得更突出,群众现在还夸你哩!”

大坝前遇到老农民(2018年秋)

曹志勤在榆林医学专修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话

曹书记在张家山公社的时候,修筑了不少坝堰,每一个坝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和汗水。2018年秋天,曹书记老俩口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与我父亲和当年插队知青宋海贵结伴,从榆林出发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张家山乡。车进“北极村”温家湾,看到坝地上齐刷刷的红高粱,他情不自禁,感染得老伴也激动不已。这百亩大坝就是他当年策划修筑的,是全公社最大的坝。他下车准备和高粱合影留念,恰巧有位老农民路过,一眼就认出他来。老农民拉住他的手,说:“曹书记啊,你出谋策划打的这坝,给我们温家湾人造福了咧。现在这一坝堰高粱卖了换成白面,够全村人吃一年啊!”

不过,见到大坝,老农民的夸奖,也勾起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在任期间,全公社24个大队在大沟石岔修了22座大土坝,其中有5座被第一场洪水就彻底冲垮了。回忆起来,他说:“真是劳民伤财!”在修张(家山)温(家湾)公路时,由于劈山太高,塌下来一塄土压死了5个修路的农民。虽然公社对死者家属做了安慰和适当补偿,并举行了隆重的埋葬仪式,但给这五个家庭造成了终生的痛苦。他说,这都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结果,让他终生内疚。

在老百姓心目中,曹书记是个“公道人”,能“一碗水端平”。离开四年后,1981年3月,他受县委委托到张家山公社检查春耕生产。在温家湾村,一位村民找到他,说:“听说你来了,请你把人家打我的事处理一下。”原来,两个村民因为水路纠纷,一个骂另一个,被后者一铁铣把腿打骨折,卧床三个月。公社多次处理,法庭两次调解,拖了三年,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事本来不再属于曹书记的职责范围,但他觉得,既然当事人信任他,他就不能推脱。他先向队干部了解了情况,又分别找两个当事人背对背谈,晓之于理,动之于情,畏之于法,最后拿出一个处理方案,双方心服口服,异口同声说:“没意见。”双方当场签订协议,大队监督兑现,此案圆满解决。

曹书记与当年在辛庄插队的知青合影(2019年春节期间)

曹书记1982年调回榆林后,进入医疗卫生系统工作,属于“外行领导内行”,但他干一行,专一行,领导有方,卓有成就。他管理过榆林中医医院,主持编写过第一本《榆林卫生志》,创办了“榆林卫生职业学校”,并将其建设成“省级示范学校”。他创办“陕西榆林医学专修学院”的故事,尤其令我感动。那时他已退休,在63岁的年龄,以“发挥余热”的心态,办了一件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按照现在的说法,他算得上是一位“社会企业家”。为了获得办学资格,他求助了几乎所有能说上话的老关系。记得他还曾为学院的用地专程来北京找过我,要我给市领导说说,我大概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学院运行12年,为榆林农村地区培养了两千多名急需的医护人员,也解决了数千农村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在这之前,全区256个乡镇医院,没有一个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医务人员。

曹书记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农村的时候,人们就经常议论,论能力和水平,曹书记应该当更大的官,至少应该管一个县。有一种传言说,他之所以不被重用,是因为“文革”中犯了错误。后来我才搞清楚,“文革”期间榆林地委机关干部分成“红旗造反队”和“先锋造反队”两派,不加入这派就加入那派。曹书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先锋造反队”,因为他调查后发现,这一派更能代表基层群众。1968年成立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先锋造反队”主导,他被“结合”进去,当了“常委”。“文革”后期,另一派的人掌权了,他的仕途受挫,1973年被下放到吴堡县。

曹书记没有当大官,但他不以官小而不为,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他值得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自豪。

我甚至慶幸他没有当大官。如果他不下放到吴堡工作,不来我们张家山公社当书记,我的命运也许会与现在很不同。

(注:本文是作者为《人生印迹:曹志勤自传》一书写的序)

(责任编辑:庞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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