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梅 郝艳华 初智巍

（1.黑龙江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2.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自2016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以来，俄蒙与中国的五通指数分别为47.62和37.38，高居“一带一路”国家五通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与第七位[1]。然而，在当下全球卫生安全环境总体趋紧的情况下，互联互通的程度愈深，中蒙俄经济走廊面临的跨境公共卫生风险愈高，因此，推动走廊三国共同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势在必行。

1 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

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呼唤五通共荣的中蒙俄三国加强共同防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次区域合作。

从风险传播层面看，经济走廊中奔涌的跨国人流，裹挟着极高的卫生安全隐患。2015—2018年，蒙俄两国旅游入境中国的人数分别达到595.4万人、833.12万人[2]。然而，庞大的旅游、留学、学术交流、对外商务人流是肺鼠疫、新冠肺炎、禽流感、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的潜在传染源。如2019年俄蒙边境小镇查干诺尔曾发生肺鼠疫疫情，这种“最可怕的疾病”导致约1 300人被隔离治疗。可见，在经济走廊的跨境人流通道中，潜藏着较高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从地缘经贸路径看，俄罗斯与中国一直是蒙古国商品“借路出海”的通道，这让走廊三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情势脉脉相通。阿勒坦布拉、苏赫巴特尔、额伦察布、尤里坎、杭哈、博尔肖奥、查干诺尔、阿孜苏瑞、达尔汗、鄂尔浑、扎门乌德、哈比日嘎、巴彦呼舒、嘎舒苏海图、西伯库伦和布尔干是蒙古国货物过境中俄的重要口岸。与蒙古国扎门乌德隔界相望的中国对点口岸二连浩特，是蒙古国商品走向出海口（天津港）及转口日韩、东南亚各国的必经口岸与理想通道。2017年4月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波兰、俄罗斯七国铁路部门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后，华中、华北等地区进出口货源，经京广、京包、集二线在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与蒙古国、俄罗斯铁路相连，途经白俄罗斯、波兰等国铁路，通达欧洲其他各国。截至2020年7月，经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线路已突破40条，接运集装箱突破80 000标准箱[3]。通过畅通高效的中欧班列及其物流系统，卫生安全风险可能通过一件货物就推开中国的国门。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地缘经贸时空里，中蒙俄三国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

2 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环境风险分析

2.1 公共卫生风险

中国由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人口流动，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由此导致的传染病聚集暴发的风险较高。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病例由2016年的6 944 240例陡增至2019年的10 244 507例，4年间，累计病例高达31 990 375例，发病率由506.59/10万飙升至733.57/10万，增幅为45%，死亡率由1.33/10万上升为1.81/10万，增幅为36%[4]。传染病给中国带来的卫生安全风险与防控难度要远高于蒙俄两国。为此，2017年中国政府建成包括紧急医疗援助、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等四大类37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5]。这不仅增强了中国自身的卫生应急能力，也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公共卫生安全制备了“压舱石”。

俄罗斯因经济消沉、气候恶劣和车臣冲突而迁徙的人群，成了病毒、细菌、立克次氏体、病原虫人际传播的流动“介质”。在2002—2015年的14年间，俄罗斯风疹、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和麻疹四类传染病的病例突破100万例。公共卫生资源总体短缺及配置不均，让传染病对俄罗斯的公共卫生安全发起了强劲的挑战。

与中俄相较，蒙古国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压力最大。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及偏远农牧区与大城市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对称”，使蒙古国成为世界上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且95%以上的肝癌病例与乙肝和丙肝感染有关。传染病不但严重威胁蒙古国的公共卫生安全，而且还是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后顾之忧。

2.2 贸易结构风险

中国是蒙俄极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俄罗斯输华货物总额为565.3亿美元，占比由2018年的12.5%提升至13.4%，自华进口541.2亿美元，占比由2018年22%的高位增至22.2%[6]，稳固了中国货物占据俄罗斯进口市场五分之一天下的格局。2019年中蒙双边贸易额为81.6亿美元，畜产品占对华出口农产品总额的70%左右。对于对华贸易的依赖，使俄蒙的贸易畅通指数高达8.57和7.88，从客观上看，这种贸易结构将中蒙俄联结为公共卫生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2.3 对外开放口岸地理布局风险

中俄蒙边境的开放口岸涵盖中国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海拉尔、包头、呼伦贝尔、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兴安、阿拉善、锡林郭勒、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延边15个市（盟、州）及其下辖的27县（旗），以及蒙俄的乌兰巴托市、东戈壁省、南戈壁省、苏赫巴托省、东方省和外贝加尔边疆区、阿穆尔州、犹太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10个行政区。这些口岸沿边多点聚集的横向铺展与一口（岸）牵多地的纵向延伸，不仅使传染病口岸聚合暴发的潜在风险蹿升，也让公共卫生威胁沿俄罗斯—蒙古—呼和浩特—京津冀和外贝加尔边疆区—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通道“去所在地化”双向传输的风险骤增。

3 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路径

卫生健康事务与经济安全交融交错，是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同繁荣、提升国际竞争合力的关键领域。

3.1 理顺三方卫生安全利益诉求，培植域内国家对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

中蒙俄的公共卫生状况差异较大，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轻重有别。因而，三国对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卫生安全利益诉求是不尽相同的。如俄罗斯竭力维持其东北亚最主要领导者的地位，蒙古国则极力避免被中俄“三明治化”和边缘化的不利处境。而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既可解决现实中的卫生安全问题，又能提升本国在次区域的威信和影响力，应成为两国共同的政策选择。为此，中国要倚藉公共卫生事务政治敏感度低的禀性，发挥卫生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所具有的战略正确性，在《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拓展符合蒙俄国情的卫生外交，撷取三国卫生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将卫生打造为各国政府高度认同的合作领域，进而形成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集体认同。

3.2 耦合三国贸易结构与口岸地理布局的特点，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利益共同体

蒙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贸易结构，在加剧三国相互依赖程度不平衡的同时，也展现了明显的互补性特征[7]。这种贸易结构客观上增加了传染病通过聚集的沿边口岸跨境“吞吐式”传播的危险。为此，强化三国卫生合作的共治性，建立边境口岸疫情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出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合管控以及应急演习预案，共同管控贸易与口岸空间布局结构隐藏的公共卫生风险，实现国家核心经济利益，应成为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利益驱动器”。

3.3 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责任共同体

如果说共享走廊繁荣是共同利益所在，那么共筑畛域卫生安全堡垒，就是中蒙俄合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责任担当。

其一，借鉴木桶效应理论，创新中国对卫生安全最脆弱国家项目援助、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增强蒙古国公共卫生应急机构自主“造血”能力，降低蒙俄卫生基础设施的消极制约，提升次区域公共卫生的整体应急合力。

其二，参照欧洲议会的样例，设立由中蒙俄代表组成的卫生安全委员会，出台公共卫生安全责任共同体责任分摊制度，为三国联合监测、预警、防范和应对跨境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确立详细的规程。

其三，走廊三国还要释放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合力与张力，借助WHO、世界兽医协会等国际组织与区域卫生组织的多元资源，推动国际卫生外交，削减域外大国对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阻挠。

4 结语

毋庸讳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绝不仅是拘囿于经济领域的小规划，而是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科技、外交举措联动的大方略。理顺中蒙俄三国交叉的公共卫生安全利益，夯实政治互信，共建公共卫生安全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的制度架构，共创中蒙俄经济走廊畛域繁荣，是三国的共同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