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琦 许珊珊 朱永利 李位荣

（1.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工作，国家文化公园被纳入国家公园体系，成为其中的新类型。大运河江苏段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重点建设区，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其“先行探路”的建设定位是非常明确的。本文以江苏苏州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苏州的探索之路，总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逻辑，剖析推进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找寻解决的关键路径。

1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范式

中国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 500多年，流经8个省市35座城市，促进了古代中国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时至今日大运河依然作为一条交通水道承载着运输散装货物的功能，是活着的、流动着的重要人类遗产。系统梳理中国大运河保护工作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运河经历了三次保护范式的迭代。

1.1 2004—2017年：申遗式保护范式

最早关注中国大运河的保护问题的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他在2004年提议要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8年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式启动，沿河各省市依托世界遗产的标准体系开展大运河保护工作，直至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2014年至2017年间后申遗时代，人们继续探索着大运河这一活遗产的保护经验。此阶段的大运河保护呈现的是申遗式保护范式：以大运河申遗为切入点，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导入为特征，各领域分头推进大运河的保护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