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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先生与歌谣学

2021-04-12葛恒刚

唯实 2021年12期
关键词:船歌刘半农歌谣

葛恒刚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范奴冬等,世以字行,江苏江阴人。他天赋聪慧,3岁会唱儿歌,4岁识字,6岁能做诗,11岁进小学读书,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特别是国文和英语成绩好,11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因故失学回家,北上清江参加革命军,数月后因不满军队的混乱而返家。1912年到上海谋生,先后在《开明新报》和《中华时报》任编辑。在生计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成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重要作家和翻译家,先后发表创作小说20余种,总计34篇;发表翻译小说17种,共计45篇。1917年后,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灵霞馆笔记》《我之文学改良官》《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命》《应用文教授》等文章,提倡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鲁迅称赞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狠打了几次大仗”(《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1918年2月,在蔡元培的关心和支持下,刘半农先生和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一起倡导发起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持续展开,为中国歌谣学、民俗学、方言学乃至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0年,刘半农先生远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事实验语音学的学习和研究。1925年,刘半农先生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回到祖国,先后任北就学、中法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务长等职,创作发表了《瓦釜集》《扬鞭集》《半农杂文》《半农杂文二集》《国外民歌译》《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多部作品,在教学、创作、语言学和歌谣学研究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的成就。1926年,《瓦釜集》与《扬鞭集》先后出版,展示了刘半农先生在新诗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1934年,刘半农先生前往绥远考察方音民俗,不幸染病去世。

我们都知道,刘半农先生作为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兼有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他既是小说家、新诗的拓荒者、诗歌翻译家、小说翻译家,也是语言学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刘半农先生的这些成就,学界耳熟能详,但是,刘半农先生还是一位歌谣学的专家,在中国歌谣学崛起发展的过程中,贡献良多,厥功甚伟,这方面的成就,学界着墨不多,下面试作申述,不妥之处,请大雅方家指正。

第一,20世纪初期,中国歌谣学和民俗学的兴起,与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北大歌谣运动,正是在刘半农、沈尹默的倡导、组织下兴起并迅速扩大影响的。

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是刘半农先生在自己的《海外民歌译》一文里的明确的追述:

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这是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倡始于刘半农先生的经典文献,已经被学术界反复征引和认可。征集活动的简章,主要由刘半农先执笔拟定。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此后不久,《新青年》《东方杂志》《昆明教育月刊》等报刊都转发了这则简章,从而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的效应,不少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加入歌谣征集的队伍中,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在这一点上,刘半农先生的倡导之力可称首功。“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1918年2月挂牌成立后,由刘半农先生具体负责征集处事务,他和沈尹默、周作人共同担任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从1918年2月,到1919年5月,歌谣征集活动的具体事务主要是由刘半农先生负责的,可以说,歌谣活动能够迅速展开并扩大影响,半农先生的领导、组织之功最大。

第二,刘半农先生对歌谣征集运动的贡献,还在于他为了扩大歌谣征集活动的效应,最早投入歌谣研究。

为了使更多人了解歌谣,进一步扩大征集活动的影响,刘半农先生对歌谣征集处收集起来的歌谣,进行甄选、整理并加以评注,命名曰“歌谣选”,从1918年5月22日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辟“歌谣选”专栏,进行连载,每天发表一首,一直到1919年5月22日止,前后大约持续一年的时间,共计发表四川、江西、安徽、黑龙江、广东、湖北、江苏、直隶、河南、陕西等地的歌谣148首。一直以来深受文人轻视的民歌,居然由报刊刊发出来,给了社会以很大的刺激,歌谣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改变了,不少人因此加入歌谣收集的队伍中,歌谣征集运动早期所取得的成绩与此有较大的关系。1920年2月,半农先生出国留学后,歌谣征集处的事务无人董理,征集工作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了刘半农先生在早期歌谣征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刘半农先生还身体力行,亲自收集了家乡江阴地区的民歌,这是中国民歌收集第一次具有学术意义的重要成绩。

1919年8月,刘半农在自北京回乡途中,从船夫的口中采录了江阴地区的吴语民歌20余首。船夫怎么唱,他就怎么记下来,并对每一首民歌的吴语方言和民俗事象一一作了注释。这些歌谣后来以《江阴船歌》为题,发表在1923年6月24日的北大《歌谣》周刊上,在歌谣征集领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周作人在《中国民歌的价值》(《江阴船歌》序言)一文中说:“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1]如果检讨这次采集的成果,我们会发现,半农先生搜集《江阴船歌》,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些船歌究竟怎么唱,而是它们的唱词,注意到了这些唱词方言和俚俗的特征,同时也关注到了唱词内容所具有的平民特色。而这些特色正可以是民歌成为新诗建设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后来刘半农先生根据这些山歌的“四句头”的句式,创作了十几首新诗,收录在《瓦釜集》中。周作人所谓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第一次成绩,一方面指的是《江阴船歌》作为北大歌谣征集活动中采集的第一部成集的民歌,区别于其他零散收集到的民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它的成就不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也在于它為新诗的创作,在古典和外来资源之外,提供了本土化资源,在这一点上,《瓦釜集》可以说是第一部拟民歌的新诗,第一次以专集的形式展示了现代新诗探索的成就,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认真探究。B38838FF-7371-4061-8A06-23ACEAFF21C7

第四,刘半农先生在出国留学期间,依然积极地参与歌谣征集运动,取得了多方面不俗的成就。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其一,1923年,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翻译了五首民歌,并撰写了《海外的中国民歌》一文,发表于1923年9月23日的《歌谣周刊》上,中国歌谣学的发展寻找可资比较的海外歌谣资源,显示了刘半农先生开阔的歌谣学视野。其二,早期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虽然在文献收集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对歌谣的研究工作却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未能取得什么显著的成绩。远在法国的刘半农,依然关注着国内的歌谣征集运动。他在学习之余,积极地参加法国的各种歌谣研究活动,希望借助国外的歌谣研究,推动国内歌谣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此,他与继任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负责人沈兼士、常惠等人保持着联系,为歌谣研究会物色了法国的一位歌谣学专家Mademoi-sele Theruse P.Arnonld(阿脑而特)女士,推荐她担任北大歌谣研究会通讯会员,这不但是中国歌谣学史上,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很有开拓意义的一次聘请外籍专家的学术活动,体现了刘半农先生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和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的学术领袖特质。其三,刘半农留学法国期间,还抄录整理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的一些材料,整理成书后定名《敦煌掇琐》,其中专列“小唱”一类,是中国民歌俗曲的重要文献。蔡元培高度评价“小唱”的价值,他说:“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话文与百首白话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辞的真相,就中如五更转、孟姜女等小唱,尤可以看出现今通行的小唱,来源独古。”可见这些资料的珍贵。后来刘半农将“小唱”中收录的《孟姜女小唱》二六号,寄给了顾颉刚先生,《五更调小唱》二七号和《太子五更转》三六号,寄给了吴立模先生,这些文献为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吴立模的《五更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第五,刘半农先生留学回国后,在歌谣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不在于歌谣文献的收集和整理,而是以歌谣文献为探索新诗的本土文化资源,相继创作、翻译、出版了两部诗集《瓦釜集》和《扬鞭集》。这两部诗集集中展示了刘半农先生在新诗建设方面的高远追求和大无畏勇气,也代表了借鉴民歌进行新诗建设的最高成就。

在《寄〈瓦釜集〉稿与周的启明》一文中,刘半农解释了这部歌谣集以“瓦釜”为题的缘由:“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是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的万言长策……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2]将新诗创作关注的对象指向了下层的民众,《瓦釜集》反映的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抒发的是普罗大众的情感,喊出的是社会底层民众的声音。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虽然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半农先生不为所动,也无所畏惧。在《<瓦釜集>代自序》中,他说已做好了直面“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的准备,因为即便是一件刚起头的新事物,也需要一个“给人家笑与骂与唾的机会”。《扬鞭集》也是刘半农借鉴民歌手法探索新诗创作的又一部标志性作品,是用方言和民歌的声调大胆尝试拟民歌创作的一次极具勇气和开拓精神的探索。它与《瓦釜集》一起,为刘半农先生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沈从文称赞道:“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苏雪林也高度赞许刘半农先生创作的拟民歌“声调悠长,含思婉转”,“(方言民歌类)作品是他最大的收获”,经得住“现在新的标准”的考验,在文学史上注定留下重要的一笔,“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上拟民歌儿歌而能如此成功的,除了半农先生,我想找不出第二人了吧?”

第六,1928年以后,刘半农先生将他的学术兴趣由歌谣学延伸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从而取得了在俗曲收集、整理与研究上的突出成就。

1928年,刘半农接受傅斯年的委托,在北京组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同年被聘为史语所研究员,并兼任文史部主任。史语所民间文艺组的研究范围包括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谜语、歇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凡民众以语言、文字、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一律加以搜集研究。他起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此一时期史语所民间文艺组工作的主要方向和研究理念,为后世民歌俗曲的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在民歌俗曲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刘半农先生看来,了解一个民族的吃饭穿衣才能“彻底了解各民族的真际”,而民歌俗曲是记录民众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是把语言、风土和艺术“全都包括了”的文艺。所以在史语所民间文艺组成立之初,刘半农先生就明确提出“凡一般民众用语言、文字、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无论有无意识,有无作用,均属之”。[3]在这一搜集理念的支配下,刘半农主持的民间文艺组迅速积累起大量有关民间文学、文艺的宝贵文献。其中俗曲的整理研究最为突出,由刘半农、李家瑞编订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于1932年出版,这是中国俗曲研究第一部代表性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史意义。后来李家瑞在刘半农指导下编纂的《北京俗曲略》、刘半农、常惠校订的《北京小曲选》也相继问世,这让原本流传于北京馒头铺和上海街头的通俗读物、曲艺唱本得以保存和流传,并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必须感谢搜集、整理歌谣俗曲的“自觉的文化运动”的推手、近代中国歌谣征集事业的开创者——刘半农先生。

第七,刘半农在歌谣学的研究方法上,也探索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歌谣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不仅在文学观念的指引下进行歌谣研究,还将文史研究的方法带入了歌谣研究之中。在北大面向全国征集歌谣伊始,刘半农就对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歌谣进行严谨详尽的考订,做出简洁明了的注解。這种文史研究的方法亦体现在《江阴船歌集》中,特别是船歌中涉及的方言与民俗,刘半农先生都给出了明确的注解。这种文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后世学者从事民歌俗曲集的整理与编订,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影响深远。B38838FF-7371-4061-8A06-23ACEAFF21C7

其次,与文史研究方法相适应,刘半农还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他敏锐地发觉民间流传之歌谣俗曲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与地方为转移”之文学,因此提出歌谣研究,“当以比较与搜集并重”之理念。“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将搜集整理与比较研究并重,注意到了歌谣俗曲随时代的发展也不断流变的事实,将民歌俗曲放在文本变迁的过程中进行探讨,是刘半农在歌谣学研究领域的创举,显示了刘半农作为歌谣征集运动领袖的素养和能力。

最后,刘半农还开辟了田野调查和民间采风相结合的搜集和研究方法。《江阴船歌集》就是刘半农用民间采风的方法辑录的一部民歌。1934年,时值瑞典学者Sven Anders Heding(斯文赫定)七十寿辰,刘半农遂与白涤洲等人奔赴绥远,进行民歌采风和田野考察。在近一個月的民间采风和田野调查实践中,他不仅用笔完整记录了多首原生态的民歌俗曲,而且用他携带的录音机收录了一些爬山歌、黄河船夫号子、地方歌谣的原唱。这种方法对后世的歌谣采集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歌谣采风的基本手段,被学界称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第一次科学之田野考察”。

要而言之,刘半农在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中所起的倡导、组织、领导作用居功至伟,具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他为歌谣研究会搜集《江阴船歌》,翻译外国民歌,为《霓裳续谱》作序,与李家瑞编著《中国俗曲总目稿》,发掘《车王府曲本》,从外国摘抄《五更调》《五更调小唱》《太子五更转》《孟姜女》等唱词,这些工作在歌谣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现代新诗探索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刘半农先生不愧是中国歌谣学研究的拓荒者、奠基人,是中国近世歌谣、俗曲采集、整理与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最大的功臣。他创作的《瓦釜集》《扬鞭集》,是新诗探索过程中极具开拓性的代表作,也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理解了刘半农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和领袖的巨大作用,也会更深刻地感受到刘半农先生作为文化巨匠的巨大魅力。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刘半农编《江阴船歌》序[J].歌谣,1923(6).

[2]蔡元培.敦煌掇琐·序[A].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Z],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28-229.

[3]刘半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J].天地人(上海),1936(2).

〔本文是2017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区域文化内涵和特征研究”(17ZD008)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B38838FF-7371-4061-8A06-23ACEAFF21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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