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安

[摘要]西柏坡时期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由战争走向和平、由革命走向建设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在政治建设上有很多有益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校准政治方向、改进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维护政治本色等四个方面为我们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西柏坡;政治方向;政治领导;政治根基;政治本色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2-0033-05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这既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特点、历史使命及自身现状决定的，也是党自身建设的规律使然[1]。回顾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今天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政治建设的意义和依据所在。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由战争走向和平，由革命走向建设。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对全党政治方向进行校准，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两个务必”和“赶考精神”，培养健康的政治文化、维护政治本色，为创造西柏坡时期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一、校准政治方向，为全党提供行动指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政治方向是指一個政党所认定的奋斗目标，体现着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立党宗旨及理想信念，通常包含长远目标和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近期目标。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在建党之初就确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远大目标的实现都是一个化整为零、循序渐进的过程，都并非一蹴而就的坦途。因此，一个政党在确立长远奋斗目标后，还需根据所处历史时代的实际情况，制订阶段性的近期目标，一步一步趋近长远目标[2]。回望历史，党的一大确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个长远目标;党的二大则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区分出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区分了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党的三大确立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党根据当时党内外形势任务需要而对政治方向的一次调整……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西柏坡，革命即将全国胜利，继续沿用战争时期的目标指引全党政治方向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单纯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全党目标显然是犯了“革命急性病”，如何由农村走向城市、如何由战争走向和平、如何由革命走向建设，确立党在新阶段的政治方向，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1949年3月5日—13日，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对下一步往哪里走、怎么走这个方向性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确立了当时的近期目标。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并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批判了“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3]1427的糊涂思想。方向明，道路清。可以说，七届二中全会给大家提供了政治指南针，对于廓清全党思想迷雾，澄清党员模糊认识，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正确的方向上来、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难看出，党每一次对阶段性目标的调整、对政治方向的校准，都是一端朝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端连着特定历史阶段现实问题，像一个个箭头首尾相连、连点成线，带领着全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七届二中全会对于党调整和校准政治方向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的，承“革命”之前，启“建设”之后，既解决“革命”如何完成问题，又研究“建设”如何开启问题，其地位和价值可见一斑。

二、坚持政治领导，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改进党委会领导

当今世界的政党，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上而下实行民主集中制，每一名党员都编入一个基层组织，定期开展组织生活和思想教育，凝聚力、战斗力强;一种是西方议会式政党，一般只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通常只要求党员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入党、脱党均很容易，凝聚力、战斗力可想而知。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全党意志统一于中央、全党行动向中央看齐，这是我们能够以小博大、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其中，党在西柏坡时期的探索与努力，对这一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奠基性的。

西柏坡时期，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形势大好，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各地长期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存在一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有的机关还存在不请示、不汇报的情况，这些倾向和苗头在新的形势下，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央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和科学决策，严重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

为了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党中央准确把握革命形势，开始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必须改正下级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习惯;3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7月2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地严格遵守报告制度，凡到期未作报告的必须说明理由，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9月8日至13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向中央请示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明确规定。从此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最终确定下来，对于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及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现象，保证政令、军令畅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说，党在西柏坡时期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对于维护和加强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所发挥的积极意义无疑是根本而长远的。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在于加强和改善党委会的领导。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一次系统阐释，讲述了十二条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这十二条系统解决了党委领导工作中的三个重要问题：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正确结合;加强团结保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4]。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对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学习和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随后中组部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

三、夯实政治根基，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夯实政治根基、紧扣民心”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治党”向“党治”过渡的中间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从根本上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一宗旨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在西柏坡时期最突出的特色则主要体现为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固化于制，并与国民党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个方面，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电影院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542人，其中党员376人，非党人士166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村、县（市）人民代表组织条例草案》和《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草案》，提出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高形式，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就是这种最高形式的体现。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一次民主政治协商的尝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其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也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阐释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时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他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

第二个方面，建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1948年4月30日，我们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定地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决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又说，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3]1437。这些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得到正式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三个方面，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到蒋介石退守大陆，农民始终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实至名归的“载舟之水”，争取到农民就意味着争取到了胜利。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研究制定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需要的土地政策。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该《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中国土地法大纲》让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变为现实，获得了制度保障。得到土地和希望的农民明白了一个道理——支持共产党就等于支持自己，要保卫土地就必须同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成天然联系的国民党军队作斗争。广大农民这“漫山遍野的干柴”与共产党这“星星之火”结合在了一起，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们党共动员民工539万人，担架107700副，大小车辆820720辆，牲畜1036300头，粮食95000万斤。

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各方面力量的胸襟，赢得了民心民意，夯实了政治根基，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1929年，国民党“三大”之提案审查报告中明白规定：“中国国民党根据以党治国之原则，不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所活动。如发现有此种组织及反动言论与行为，应以政治的力量立予制裁消灭之。”“党外无党”的色彩何其浓厚！汪精卫甚至公开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费代价而来的，谁个不愿意，也须费点代价，想政府无故而拱让，是做不到的。”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厉生更声称：“须知中华民国，乃总理所缔造，无论在任何时期内，不容他党之并存，更不容他党之执政”“本党之政权乃从满清及北洋军阀手里取得，换言之，则人民已失去政权，本党从而收回之”。将政权与“人民”分离，不仅其他政党不能与国民党分享政治资源，连人民亦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这些论调足以显示当时国民党人垄断政权的霸气。这种独占意识，无异帝制时代“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江山情结在党治下的翻版[5]。

一方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以制度形式嵌入国家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当中;一方是“党天下”意识熏天，在政治资源使用上排拒人民群众和其他党派，还让农民民不聊生。谁能代表人民、谁能赢得民心，一看便知。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紧扣民心政治、夯实政治根基的探索与实践，不仅赢得了诸多党派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助力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更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建立提供了“试验田”，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四、维护政治本色，“两个务必”和“赶考精神”成为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苦难中奋发进取不容易，面对胜利时保持清醒更不容易。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即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重要要求。[3]1438-1439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党中央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滋长各种腐朽思想的告诫，是党中央站在马列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对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历史教训的总结，旨在使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移驻北京，毛泽东同志喻此为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交上满意答卷。

“两个务必”和“赶考精神”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永不停顿的思想品格，是一种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有所作为的进取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共产党人永葆政治本色的思想武器。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6]

五、结语

党的建设是党为保持自己的性质而从事的一系列自我完善的活动。改革开放前，党的建设一般是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大建设。改革开放后，提出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政治建设，并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摆在首位。政治建设的提出既是党的建设现实需要，也是党的建设历史总结。不难看出，西柏坡时期的探索与实践就是这“历史总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杜艳华.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几个经验[J].红旗文稿，2019，（8）：40

[2]黄伟力.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8）：99-104.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尉松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学习毛泽东《党委会工作方法》一文的体会[J].甘肃理论学刊，2001，（4）：22-25+77.

[5]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华文出版社，2019：197-198.

[6]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DB/OL].（2013-07-12）[2020-11-19].http：//www.gov.cn/idhd/2013-07/12/concent.24465ml.htm.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