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尧天

一九0六年，决定放弃医学的鲁迅回到东京，着手改造国民精神的文艺运动。在一九0九年八月回国之前，他先后写出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破恶声论》五篇文章，全部发表在《河南》杂志上。这五篇文章均用精深的文言文写就，记录了青年鲁迅对于晚清形势较为成熟的思考。总体上，这五篇文章既指向不同主题，又存在紧密呼应，其中，《摩罗诗力说》不仅篇幅最长，也最充分地反映了鲁迅早年的文学观。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介绍了以拜伦、雪莱为首的九位撒旦派诗人，他希望晚清时期的中国也能涌现出这样的诗人，激发起民族的精神斗志，所谓“动吭一呼，闻者兴起”。这篇长文由九节构成，前三节为总论，后六节分别介绍了不同国家的撒旦派诗人及其影响。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者北冈正子详细查考了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时使用的文献材料，她认为：“《摩罗诗力说》是在鲁迅的某种意图支配下，根据当时找得到的材料来源写成的。将材料来源的文章脉络加以比较检查，弄清鲁迅文章的构成情况，就可以从中领会鲁迅的意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冈正子的研究（即《〈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便被译介到国内，成为鲁迅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不过，北冈正子的研究集中在《摩罗诗力说》后六节分论的部分，换言之，前三节亦即总论的部分，基本可以确认直接出自鲁迅之手，这三节最能够明确表达出所谓的“鲁迅的意图”。

《摩罗诗力说》虽被认为是体现鲁迅早年文学思想最重要的论文，又被赋予了体现“中国诗学转型”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鲁迅而言，文学并非一个孤立的范畴，它内置于中国文明转型与民族主体再造的宏大叙事中。文章开篇，鲁迅首先讲述了一个文明史的问题，他历数了世界上多个文明古国从强盛到衰亡的历史。令鲁迅焦虑的是，中国该怎样避免灭亡的命运？他信服尼采指出的方向，“尼佉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在尼采的影响下，鲁迅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一个文明体出现了问题，是其缺乏内在的野蛮之力的结果。他由此引申出：“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鲁迅认为“文明”与“野蛮”有机共生，相比于“文明”，“野蛮”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只有“野蛮”才能构成“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

有意思的是，在《摩罗诗力说》第三节的末尾，鲁迅即将介绍拜伦之际，为了再次彰显出“野蛮”的意义，他引用了一则生物学上的“反种”案例：

抑吾闻生学家言，有云反种一事，为生物中每现异品，肖其远先，如人所牧马，往往出野物，类之不拉（Zebra），盖未驯以前状，复现于今日者。撒旦诗人之出，殆亦如是，非异事也。

鲁迅借助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作为论据， 用马种在遗传过程中出现类似“之不拉”（斑马音译）的现象比喻撒旦派诗人。作为总论的结尾，这段话直接指向了《摩罗诗力说》开篇谈及的文明史问题。在鲁迅看来，撒旦派诗人正是人群中出现的“野物”，在他们原始性的反抗中蕴含着能够更新文明的力量。

《摩罗诗力说》中的“野物”或“之不拉”，应当是鲁迅第一次把生物学知识引入相关论述。这种看似新奇的做法并不让人意外。鲁迅早年有着良好的科学素养，从南京的矿路学堂到仙台医专，他的主要身份都是一名理工科学生，同时，鲁迅长年对生物学情有独钟，他屡屡将这方面的知识巧妙穿插在自己的行文中。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向藤野先生告别时便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这篇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已隔二十余年，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番回忆的真实性，但“生物学”确实构成了鲁迅早年最重要的精神背景。例如，他在“五四”时期倡导家庭改革时即是借助所谓“生物学真理”，又如在《孤独者》中，他为魏连殳这一有着主观情感投射的人物设计的身份便是“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当然，这也从本质上反映出鲁迅思考中国问题与中国历史变革的方法。

回到《摩罗诗力说》。鲁迅说，他之所以将撒旦派诗人比作人群中的“之不拉”，是受到一位“生学家”启发，那么，这位“生学家”是谁呢？他与鲁迅早年接受进化论以及鲁迅个人的思想形成存在什么关联吗？

一般认为，鲁迅在南京接触到进化论，他的生物学思路即起源于此，但實际上，周作人很早就指出过鲁迅是在日本才真正弄懂了进化论。由于鲁迅早年辗转多地求学，我们很难确切指出鲁迅一定是从哪里获得了这种知识，但是，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早年熟读乃至可以长段背诵的《天演论》案语中，有一个段落与《摩罗诗力说》中关于“之不拉”的说法对应得非常整齐。

在《进微》一章的案语结尾，严复也提到过返祖现象，如有：

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野种者。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

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引述比照起来，两段话的相似度非常高。两者不仅都以马种动物作为案例，而且都运用了“反种”“野物”/“野种”以及“之不拉”/“芝不拉”等表述。鲁迅是否从这里汲取了灵感？

我们不妨还原严复的语境，以便追溯关于“之不拉”更多的原理。从正文的标题“进微”可知，赫胥黎的本意是说明进化之缓慢，所谓：“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繁荣程度可以很快发生变化，但在短暂的文明史上，人类的性情却难有显著改变。他以都铎王朝和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为例，指出贫富、强弱虽然存在鲜明对比，但只要读过莎士比亚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与当时并无二致。赫胥黎随后解释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的进化原理，他认为，人类社会应当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或者加强教育的方法实现进化，在这个思路上，赫胥黎反对《济贫法》禁止贫民生育的条款，话题紧接着被转移到先天遗传与后天改革的关系，赫胥黎连续举了多个事例，强调后天改革的必要性并在最后总结道：“彼被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祥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

严复的案语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他认同赫胥黎所说的进化缓慢的规律，并为赫胥黎补充了一个案例：拿破仑入侵埃及时，法国生物学家研究了数千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结果发现与今人无甚差异。但严复随后将话锋一转，指出演化速率并不同一，关键取决于外力的压迫强度，如：“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至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同时，仿照赫胥黎的思路，严复指出，在西欧，十九世纪一个百年内的变革便远远超过了此前数千年，尤其晚近几十年之内，变革的速度更是超过以往。

可见，严复有选择地采纳了赫胥黎的观点。相比“进微”，他更关心赫胥黎讲述的有关政治、学术以及工商业等方面的事情。严复的选择并非无端，而是密切联系着他渴望中国变革、向西方寻求富强原理的心情。对于赫胥黎反对将自然界“择种留良”法则移用于人类社会，严复似未加措意，其实，相比于赫胥黎，他更为信服斯宾塞一元论的解释。最后，正是为了回应赫胥黎所谓的“种嗣”问题，严复提到了“反种”的“芝不拉”现象，他不仅承认“种嗣”确实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还以生物界的“反种”现象进行补充，尽管他的补充已经偏离了赫胥黎的原意。

这意味着严复有关“芝不拉”的知识并非来自赫胥黎，作为近代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对生物进化论有着颇为深入的认识。如果打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们会发现，严复用来补充赫胥黎的“反种”事例，很可能来自该书第五章“变异的法则”结论部分。在一八九六年发表的《原强》中，严复高度赞扬过达尔文的《物种探原》（即《物种起源》），他很可能也阅读过这一部分。

达尔文将变异分作“相似变异”与“返祖”两类，前者是指“一个物种的一个变种常常表现为一个近似物种所固有的一个性状”，后者则指一个物种“复现一个早期祖代的某些性状”。尽管达尔文认为识别变异存在诸多困难，但他确信有一类“奇异而复杂”的现象可以称作变异，这便是马属动物腿上所出现的条纹：“我们看到马属的几个不同品种，通过简单的变异，就像斑马似的在腿上生有条纹，或者像驴似的在肩上生有条纹。”达尔文这里的表述与严复提到的“马种”“驴种”生出虎斑而近似“芝不拉”的现象如出一辙。

达尔文在随后宣称：

我敢于自信地回顾到成千成万代以前，有一种动物具有斑马状的条纹，其构造大概很不相同，这就是家养马（不论它们是从一个或数个野生原种传下来的）、驴、亚洲野驴、斑驴以及斑马的共同祖先。

这种观点准确地反映在严复的案语中，如他也指出“芝不拉之为驴马”是“京垓年代”前的事情。在陈述了“芝不拉”的案例后，严复还直接让达尔文现身说法，如有“达尔文畜鸽，亦往往数十传后，忽出石鸽野种也”。严复所言不虚，在“变异的法则”一章中，达尔文在提出马种变异之前也曾描述过家鸽的变异，除了“相似变异”，“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在一切品种里会偶尔出现石板蓝色的鸽子，它们的翅膀上有两条黑带，腰部白色，尾端有一条黑带，外羽近基部的外缘呈白色”。这段文字即具体呈现了严复所谓的“石鸽野种”的状貌。以上这些例证表明，严复相当熟悉达尔文关于变异的观点。

通过追溯，我们可以认为《摩罗诗力说》中的“之不拉”说法来自《物种起源》，而鲁迅所说的那位“生学家”便是达尔文。围绕着这个意象，從达尔文、赫胥黎到严复，再到鲁迅，构成了一个连贯且有张力的思想谱系。

由于同处在晚清衰颓的形势中，与严复一样，鲁迅渴望迅速的变革，这使得他们都站在了主张“进微”的赫胥黎的对立面，但是，相比于严复追求富强的功利主义逻辑，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使用“之不拉”的比喻，目的是强调更内在性的精神层面的变化。因此，尽管鲁迅借用了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但可以明确的是，他的重心在于阐述人类社会中的精神变革的意义。通过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鲁迅激活了“之不拉”这个生物性比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与严复、达尔文纯粹从生物学角度谈论“反种”不同，这种生物学意象被改造成了精神革命的符号，对他而言，“反种”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政治革命色彩，他正由此将撒旦诗人与“之不拉”联系在一起。对于鲁迅而言，“之不拉”代表了一种未经过人类文明驯服的充满野性、蛮力的状态，它显示着一种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同理，作为人群中的“之不拉”，撒旦诗人也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得衰弱的文明重获生机。

相比达尔文、严复，除了鲜明的精神革命要求，鲁迅还对“之不拉”的命运表现出了明显的忧心。他悲观地预测“之不拉”将引来“众马”疾视，这使得他继而生发出“独众马怒其不伏箱，群起而交踶之，斯足悯叹焉耳”的感喟。当然，这种引申也使得“之不拉”最终完全具有了鲁迅的个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