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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词学家的史学梦

2021-04-09钱云

读书 2021年4期
关键词:词学宋史史学

钱云

一九八一年应施蛰存之嘱,一代词宗夏承焘选抄自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题刊于《词学》杂志。有人说夏氏日记名为“学词”,实际上却可说是“词学日记”,因为夏氏重要的一系列词学研究,不少就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些日记正记录了夏氏思考、研究、撰写的过程,是重要的“词学文献”。不仅如此,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日记里留下的“自惟事功非所望,他种学问亦无能为役,惟小学及词,稍可自勉”一句,及此时开始编纂的《唐宋词人年谱》,也被视为夏氏词学事业的开端。

不过,人生不同于历史,夏承焘晋身一代词宗的旅程并不平顺,他内心反复的不安和不断传来的外界之声,令他十分矛盾苦闷,仿佛逡巡于一条看不清目标的道路上,一步一徘徊地不断试探新径的可能。这段经历如他在诗中写的,“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也一一记录在日记之中。

敏锐的读者或已发现,夏承焘逡巡徘徊的时光,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的重要时期。从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局势愈演愈烈,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此时的夏承焘非常关注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以及国军与日军的作战情况。他越是关心时局,益发感到沉重失落的情绪—自问文人何以救国。

悲观情绪笼罩了当时读书人的世界。“九一八事变”后,李济就曾写道:“我们常常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一种浪费?”(《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一九三三年,欧阳竟无派蒙文通专门去请教章太炎,日本步步进逼有无良谋?章氏只能束手感叹。像章太炎、欧阳竟无等人都感到毫无办法,一般读书人的悲观与失望可想而知。夏承焘在日记中就常常痛斥自己,在所有人都思考救国救民大计之时,自己竟然还在从事“为古人考履历”的无用工作(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持久的战争和不断出现的新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他对自己的埋怨,读报时所见时人文章、战事信息,都让他不断质疑自己汲汲于细碎考据的意义。

词学是夏承焘的兴趣所在。以当时流行的年谱学考订词人生平、撰写词学研究文章,虽然于时局无益,但对其个人来说到底是身心安顿之所。这样一来,夏氏不得不面对自己一面质疑厌弃,一面又无所适从,终究还是选择埋头从事“无益之物”(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这既是读书人的逃避,也是读书人的无奈。

另一方面,如何在宏阔变动的世界中能不默默于乡野,也是夏承焘苦闷矛盾的原因。自身的兴趣,是否能成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夏氏同乡好友李杲曾劝说他,“诗词已足自立,胜作考据文字”(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此言不仅是宽慰,也是好友间关于前途的讨论。可这话不仅夏氏自己“不能自信”,李杲恐怕多少也有些担忧,过了几个月又劝夏承焘学习书法作为谋生手段。

一九二九年八月,夏承焘写下了《浪淘沙·过七里泷》。这首词以桐庐名胜七里泷为题,苏轼名篇《行香子·过七里濑》写的也是此地。苏轼词中描写了绵延七里的水路风光,“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美景的真实对比的是功名的虚妄,“君臣一梦,今古空名”。夏承焘肯定知道苏轼的这首词,可在他笔下却是月夜行船,两岸风景皆无可观,横亘于夏氏心中的惆怅,在明月之下显得格外突出,“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两相比较,一退一进足见心境不同。

大概是为了寻找些自信,抑或是教授中学所需,夏承焘阅读了《现代名人传》。读过之后,前哲功绩似乎带给夏承焘相当的鼓舞,他一度重拾信心:“我即不能为爱迪生(原作爱迭孙)、爱因斯坦、麦苏士,独不能为泰戈尔(原作太戈爾)、甘地耶。”(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这本书应由唐卢峰编、世界书局出版,是当时《中学世界百科全书》之一本,出版本意就是为了鼓舞青年人的志气,提供学习仿效的榜样。书中共收纳四十位人物,分为科学界、哲学界、文学界、教育界、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七部分。夏氏所提的爱迪生、爱因斯坦、麦苏士属于科学界,“印度诗圣太戈尔”归于文学界,“不合作主义运动的领袖甘地”则为政治界。在他看来,改弦易辙投身科学已无可能,但以诗文、品德而成就事业,犹如古人所谓的立言、立德,或尚有可为。

然而这仅是一时兴起的悸动,很快他又开始纠结自己是否当舍弃诗词之道。希望与失望、兴奋与颓废在夏承焘笔下反复交替。比如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他突然想通了,认为即便所研究的学问不那么时髦也没有关系,“细思真人生,在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既然自己对词学有相当兴趣,而且文学史领域正是风起云涌的草创之时,正好可以投身开垦文学研究的行列。到了一九三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夏承焘读过顾颉刚寄来的《古史辨》,不禁又写下“自嫌学问太狭窄,精力太弱,又不能旁骛,分为庸人以没世耳”的感言,想到词学到底不够广博,再次考虑放弃词学。或许如叔本华“要么庸俗,要么孤独”之语,夏承焘关于自己学问、前途、志业的困惑,贯穿于抗战前后,立身、立言、立德三者带来的复杂情绪交织,是他青年时期苦闷的底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夏承焘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做了一场题为“转”的讲演。转,取佛家“转烦恼为菩提”等语中转变、转换之义,他借此谈论如何将忧患、气质、过失引导向上,变为智慧、学问、事业。

夏承焘的演讲以“转”立论,隐隐与宋儒的“灭人欲”形成对比。宋代的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所以为学就在于“变化气质”,必须要对自己加以约束、克制。“转”则是要发掘现有的窘境、劣势、过失中可为己用之处,比如社会忧患,人人身处其中无可逃避,但可以将其中的混乱、黑暗、错误作为此后事业学问的基础。又好比有人性格暴躁,如果只是为了改变性格,那么不免要费番功夫,不如引导其行动力强的特点而充分发挥个人特质,这样对比下来,“转”便似滑轮引重更为省力,有四两拨千斤的效用。所以夏承焘强调不必从理学所谓“偏处”着手以变化气质,他说“怠惰不振,由其对事物未能感其兴趣,只是其气质未能发露,并非气质之偏”,相较于强迫执行,不如转化办法、转换思路,寻得心性之所,自然能够事半功倍。

这场讲演面向学生,恐亦是夫子自道,如何将自己的忧患烦恼引导向上,转为学问与事业,也是夏承焘所须面对的问题,“转”或许便是他自己思考的答案。就像他在演讲时所说,要“转烦恼为菩提”,那如何从自己的长处转化现有的境遇?既然辞章考据都是细微琐碎的,那么是否有可能转向广大精深的学术道路呢?

一九三三年末,夏承焘在写给张尔田的信中说,想要“读乙部之书,以数年心力,钩稽宋史,并世子玄”,放弃熟悉的宋词声律之学,专心阅读史部著作,并且发愿专治宋史,以期比肩唐代史家刘知几。这封信以《报张孟劬先生书》为名,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发印的温州乡邦杂志《瓯风杂志》第二期,是夏承焘以公开的方式表露自己心中所思。

在这封信里面,夏承焘谈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南宋乡贤叶适。他极力推崇叶适,称赞叶适“目光之高、气象之大,在宋儒中实一彗星”,又担忧叹息连本乡人士都不再诵读叶适的著作,实在太可惜。夏承焘推崇叶适,恐怕与其学说密不可分。叶适是南宋儒学中崇尚功利的代表人物,在晚清变法以来一度得到推崇。如谭嗣同就曾说,当今之世不变法就会如同南宋一般,面临内忧而外患,如此“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致唐佛尘》),反而是叶适等人倡导的功利说更有益于时。熟谙旧学的夏承焘推崇叶适,显然与他对现实的思考有关,因此将这封信刊于本乡刊物,自然也有引发乡邦学术热情、思索救国之路的考量。

写信给张尔田, 大概一方面是为了刊刻朱祖谋( 一八五七至一九三一年)遗稿,所以夏承焘正与张尔田、龙榆生等人进行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另一方面则是张尔田早年以诗词名声大噪,后转向史学研究,所以对夏承焘来说,相似的治学转向,或许在张尔田处能获取些经验。

收到信的张尔田先是花费了一番工夫,劝说夏承焘从词学中跳脱。张尔田认为词学到朱祖谋可谓集大成,后人不可能有更大的功绩,如此不如将大量精力转移,从事有用之学,即“古人未竟之学”,他甚至讽刺当时很多的学问不过是叠床架屋地重复前人旧说,好比街头时尚,一时有一时的花样。而夏承焘在信中提到的专研宋史,“此正邵二云(邵晋涵)有志而未逮者”,是古人未竟之学,因此投身其中才可能以大精力成真学问,“闻之喜而不寐也”!

可以想象,接到回信的夏承焘恐怕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心中所思得到了前辈学者的肯定,忧的是专研宋史兹事体大,并不容易着手。果然在《报张孟劬先生第二书》中,夏承焘说自己不敢称承邵晋涵遗绪,只是谦虚地回复,因为平日研读词学、考订词人年谱,所以多读宋代史书、文集,因此有意治宋史。不过,从词学到宋史,可谓是夏承焘思考出的学问转机,对于五代、宋词人年谱的考据工作,使得他熟悉宋代史部、集部之文,便是他“转”的基础。

张尔田说的“有志而未逮者”,指的是邵晋涵致力于改修《宋史》一事:邵氏在钱大昕的鼓励下,认为《宋史》前详后略,南宋部分有很多缺略,所以要仿效《东都事略》编纂《南都事略》,再进一步考订《宋史》,以成完整的良史。

实际上,从明代开始就普遍有视元修《宋史》《 辽史》《 金史》为“秽史”的看法,并且形成了改修《宋史》以成良史的风潮。明清两代欲改修《宋史》的文人学者众多,包括归有光、汤显祖、顾炎武、朱彝尊等等。但是,修史成果却并不理想,以至于晚清的李慈铭在日记中就曾对明清两代学者改修《宋史》发出过“岂天必欲使良史之绝于世,而留此遗憾欤?”的感叹(《越缦堂日记》咸丰庚申八月十二日)。

元修三史中以改修《宋史》的参与者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大夫之耻也。……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到了清末,重修《宋史》再次进入学者视野,又与道咸以后推崇宋代的基本风气、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最具代表性的,是严复对宋代与现实的论说,“……赵宋一代之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与熊纯如书》)。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研治《宋史》比较起词人年谱等来说,当然是从大处着手的研究领域。但夏承焘对于如何进入“专治宋史”的行当,显然还有很多困惑,所以他和许多师友谈论自己治宋史的志向,也得到了不少建议。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南京,夏承焘当面向柳诒徴请教治宋史的门径。曾欲重修《宋》《 明》二史的柳诒徴说:“明人书记书法,治宋史当搜宋以来关于宋代史事。”虽夏氏说“正予之夙志”,可治宋史要搜集宋以来所有关于宋代的史事,不免令今人讶异,因为研究宋史就应当通过对宋代史料的甄别、考订还原史实。宋代以后的史料显然并不具有考订《宋史》的价值,至多不过是研究史的意义。

这种治史观点或与柳氏的宋史观有相当关系。在一九二九年论明人王洙《宋史质》时,柳诒徴说这本被四库馆臣斥为“病狂丧心”的改修之作,乃是“直接《春秋》,與徒述事迹漫无宗旨之史不同也”(《述〈宋史质〉》)。在柳诒徴看来,像乾嘉史学只关心史实,不注重议论、褒贬,不过只是叙述事迹,而没有史学的宗旨,这也是明清两代宋史学的差异所在。所以柳诒徴想谈论的搜宋以来关于宋代史事,实际上不仅仅是谈论《宋史》与宋史,更是考察宋代及后世的政俗人心。这对本身就厌倦考据的夏承焘来说,自然是扣中心弦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夏承焘又收到好友黄云眉连熬三夜写成的长信“论各家重修宋史”,甚为感动,此信修改后以《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被夏氏推荐发表于《文澜学报》。信里黄云眉虽然详细梳理了前代重修《宋史》的过程,最后却劝说夏承焘跳出“重修”的束缚,因为虽然前代重修者很多,一直也未成良史,可今人不必要为《宋史》做润色的工作,《宋史》不过是回望宋代的“史料”,所以即便以传统史学的方式加以研究著述,也不必“附庸《宋史》”。

黄云眉的看法实际上透露出学术转型对于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四川学者刘咸炘在蒙文通的鼓励下也欲“以重修宋史为任”,但刘咸炘在《重修宋史述意》中却说,自己的计划是在已有的《宋史学论》《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等篇基础上,积累数十篇以成《宋史略》或《宋史别裁》,而不是以《宋史》为本的全面改修。应当说,时过境迁,按照明清学者设想来改修《宋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恐难以实现了。

因此,黄云眉建议夏承焘,不妨从志书入手,人口、族群、土地、交通、贸易、农业、语言、风俗都可以归类命题,这样能区别于《宋史》诸志。黄云眉的建议甚为夏承焘所赞赏,因为夏氏从词学“转”史学,所以他很注重使之前辛勤搜集的词人事迹不致浪费。

于是,夏承焘一方面设想从文学、理学入手,文学先作《词人系年表》,理学则先作《永嘉学系年考》,这样则可利用此前凑集的材料,从狭窄的考据转为远大的著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另一方面,他受到章学诚《史学别录例议》影响,章氏主张以事件为纲,将纪传、表、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注为别录,所以他想仿效此法,还是以自己阅读的宋人文集、笔记为基础,与《宋史》相应的可以编为《宋史别录》,与《宋史》相抵牾的则编为《宋史考异》(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此外,他也看到当时学术的一些风向,比如读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后,就认为可以仿效作《宋代文化志》,这许多的资料搜集也可以利用他之前文集和笔记的阅读(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这样一来,夏承焘既能发挥自己熟读宋人文集笔记的特点,又能围绕《宋史》命题作文,起到补充《宋史》的效果,与黄云眉所言可谓一拍即合。

不过,完全抛弃词学的研究,全身投入宋史,也一样让夏承焘感到犹豫。他时而觉得自己若能在词学上有所著述,也不见得非要好高骛远地去治宋史;时而觉得宋史于后世政俗人心影响甚大,反而让自己逡巡而不敢着手。直到一九四0年二月十九日,不惑之年的夏承焘慢慢放下治史的心愿,正如《诗经》中有言“无将大车,维尘冥冥”,他认识到治宋史“这个巨大工程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自述:我的治学道路》)。

或许对于夏承焘个人来说,史学与词学不过是前途的抉择。但从时代来看,重修《宋史》早已超出史学研究本身,其所承负的经世致用、民族主义,使得宋代与当下联通,成为关心世变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这大概也是词学家史学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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