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云

一九八一年应施蛰存之嘱，一代词宗夏承焘选抄自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题刊于《词学》杂志。有人说夏氏日记名为“学词”，实际上却可说是“词学日记”，因为夏氏重要的一系列词学研究，不少就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些日记正记录了夏氏思考、研究、撰写的过程，是重要的“词学文献”。不仅如此，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日记里留下的“自惟事功非所望，他种学问亦无能为役，惟小学及词，稍可自勉”一句，及此时开始编纂的《唐宋词人年谱》，也被视为夏氏词学事业的开端。

不过，人生不同于历史，夏承焘晋身一代词宗的旅程并不平顺，他内心反复的不安和不断传来的外界之声，令他十分矛盾苦闷，仿佛逡巡于一条看不清目标的道路上，一步一徘徊地不断试探新径的可能。这段经历如他在诗中写的，“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也一一记录在日记之中。

敏锐的读者或已发现，夏承焘逡巡徘徊的时光，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的重要时期。从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局势愈演愈烈，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此时的夏承焘非常关注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以及国军与日军的作战情况。他越是关心时局，益发感到沉重失落的情绪—自问文人何以救国。

悲观情绪笼罩了当时读书人的世界。“九一八事变”后，李济就曾写道：“我们常常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