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称

很多年后，我们才明白登巴叔叔当年驾驶的货车，其实不是他自己的。

二十多岁时，他跟着自己的叔叔，在方圆不到四百里的村落间跑短途马帮，把盐巴、茶叶、苏打、布匹、白酒等物资，从县城运送到横断山区的各个村落里，又把村里的核桃、荞麦、洋芋等驮运出去。

1990年代，在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马帮们在狭小的范围内，度过了最后的、回光返照似的辉煌生涯。

那时候，没人叫他登巴师傅，认识的人都叫他“拉都”登巴，相当于马锅头的助理，负责照料骡马、装卸货物等，说难听点，就是个跑腿的。

登巴的叔叔，在几个村庄里声名显赫，都叫他“丛苯”，是大老板的意思，他经历了马帮们最昌盛的年代，村庄里的所有新奇物件以及关于外面的多半故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

到了登巴叔叔那一代，已经有几个村庄陆续通了公路，更多的村子接连被交建部门纳入项目日程表，机灵的马帮们先于所有人认清了这一形势，纷纷转行投入到别的事业中去了。只有登巴的叔叔，坚持赶着9 匹骡马跑在村落间，骡马和他自己的行头都保持原样，马帮的所有讲究和称谓都不容出错。有时候，村人对登巴直呼其名时，他叔叔会站上前来，严厉地纠正道：“他是拉都登巴！”

村人叫登巴的叔叔为“丛苯”时满怀敬意，即便他已经老去了，连那些瘦弱的骡子，都经常不听他的使唤。但每次要叫他时，没人敢丢开“丛苯”两字。而叫唤登巴时又是另一种情形了，他叔叔不在的时候，多数人只管叫他登巴，即便加上“拉都”两字，也带着一丝戏谑的意味。登巴自己也并不在乎，他是个聪明人，和许多人一样早就意识到，这个称谓的光环，消失得比众人想象的还要快。这个称谓，把登巴也归类到以他叔叔为主的、正逐渐退出众人视野的老年人行列中。因此，“拉都”两字用在登巴身上，确实有种怪异的感觉。

有一年夏天，村里的牧人们要去高山上游牧几个月，但家里储存的盐巴所剩不多了，于是找到登巴的叔叔，要他赶着骡马到城里驮来盐巴。

一大群筑路工人聚集在村庄对面的山脊上，和村庄隔着一条非常深阔的峡谷。随着一声又一声沉闷的爆破声，那些坚硬、庞大的岩体被炸开后，石头们顺着山坡滚下谷底，扬起的灰尘被风吹向村庄，坐在一起远距离观赏爆破现场的老人和小孩，浑身落满尘土，但他们非常兴奋，不断回味着一块石头被炸飞后，坠入谷底的完整轨迹。那些毫不惊险地滚到谷底的石头，通常很快会被忘记，他们认为这种爆破场景不值一提。他们想看到的，是那种被炸飞到半空后快速坠落，冲撞到另一块同样坚硬的石头上，然后碎裂出很多小的石头，在坡面上来回猛烈冲撞后滚到谷底的石头，他们能从这些场景中，感受到某种令人解气的力量。大多数时候，他们能如愿以偿地看到这种场面。

村里的人都很兴奋，每个人都想象着不同的车子驶进村里的情景。而很多人去县里时也不再走老路了，他们选择到金沙江边后，顺着新修成的公路去外面，运气好时，还能搭到一辆货车，当天就能返回自己的村庄。

这个时候牧人们找到登巴的叔叔，对他来说简直是种安慰，他很快就答应了，对牧人说：“我现在确实老了，我只能派拉都登巴去。还希望你们原谅。”

牧人们齐刷刷地回应道：“如果是他去，我们更放心啦，都一样的。”

“拉都”登巴正在村庄对面的山脊上修路，村里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都在那里修路挣工钱。他叔叔请人去叫登巴回来，要他去城里运来盐巴时，发现他已经不在施工队里了。

人们对登巴的去处莫衷一是，有人说登巴和一个外来的姑娘私奔了、有人说登巴被一个施工队里的老板带出山外了。那时谁都没有电话，登巴的出走，在村里引起广泛谈论和猜疑。在当时，这种出走会被多数人谴责，在村人看来，年轻人走出村子似乎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背叛。村里相继有过不少年轻人以这种方式走了出去，并且一走就是好几年，有些人灰溜溜地回到家里继续干农活，而有些人仍旧不明下落，只有关于他们的零碎信息，跟着进村的外来人传到村庄里。

过去五年后，关于登巴的消息才第一次传回村庄，有人说他买了一辆大货车，在德钦县和昆明之间跑长途运输，并有传言说，登巴把赚来的钱放进麻袋后，丢在驾驶舱后面的储物空间里，袋子的一角在颠簸中被磨破了，一捆又一捆钱就从破洞里掉落出来，弄得驾驶舱后面到处是钱，看着乱糟糟的。

还有更多关于登巴的传言不断传到村庄里。

五年后，村庄里终于修通公路了，登巴第一次开车回到村子里，这是村里第一次有车子进来，登巴的到来引起极大轰动。

村里的人，才明白登巴叔叔驾驶的货车，其实不是他自己的。他受雇于一家村里的人压根不了解的运输公司，全年跑长途运输路线。

因为和公司的老板关系良好，有时候就允许他开着崭新的东风牌货车，回到老家探望亲友。

他是第一个把汽车开进村庄的人、是第一个穿皮夹克的人，在我看来，他也是第一个被村民集体谈论和崇拜的人。

在村庄里，流传着太多关于他的奇闻逸事，其中被谈论最多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关于他在运输路途中，徒手制服上车抢劫的人；另一个是关于他在“路面比车身狭窄一倍”的情况下，把货车顺利开出峡谷的故事。

很多人认为他不仅是村庄里最富有的人，也是身手最敏捷的人。他在村人的集体拥戴下，风风光光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从没与人有过激烈争斗，所以，那些正在成长，自认天下无敌的小伙子们，没有机会证实他的身手。

当他在1998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因为中风在车内猝死后，关于他的传说再也无从证实了。即便有后生质疑他的勇猛，但也不会说出口来，因为，如果一个活着的男人，假设自己比一个死去的男人勇猛的话，会被全村人鄙夷。即便事实上，不论如何考量，他确实比死去的人勇猛能干，但任何一个有点脑子的男人，都不会做这种自讨没趣的事。

在冬天，田野里未被清理干净的破旧地膜，在朔风中激烈飘动，有些被风吹离地面，在村庄上空来回飘飞着。大雪还没降下，田野荒芜，所有房舍和石头、行人都蒙上一层灰尘。灰尘无处不在，没人能避开灰尘。

村庄里的动静都被风的呼声覆盖了，在诡异的风声中，有时会听得几声土狗的吠叫。

冬天是比较艰难的季节，多数人会留在自己的故乡，挺过这个风雪凌厉的时节。所以，村庄里也不见什么来客，生活像田野一样，回到一种苍白无趣的状态。空中飞过一群乌鸦，都能给人一些慰籍。

登巴叔叔每年会在冬天回到老家呆上几天。他开着一辆天蓝色的货车，从村庄对面的悬崖公路上飞驰而来，他扬起的尘幕（在我们看来，尘幕是他扬起的，而不是汽车）比朔风还要强劲，像一匹功绩卓著的战马，回到自己遥远的王国。

村庄里的人纷纷钻出家门，顶着大风来到村口的简易停车场，心情紧张地等待登巴叔叔把大货车停到他们面前。

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和九个孩子，这九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哑巴，只是因为觉得好玩，便呆在学校里，确切地说是不应该算进学生里去的。看到大货车的到来，老师会丢下最后一堂还没上完的课，随着喧叫的学生们一起来到停车场边。

在等待登巴叔叔（其实一直搞不明白到底是在等登巴叔叔，还是等他驾驶着的蓝色货车 ）的过程中，大家又说又笑，成天打架的顽皮鬼们也终于停歇下来，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像是在过年的头三天。

如果一只棕熊，或是一只即将灭绝的金钱豹来到村口，也不可能引起村人如此强烈的反应。事实上，经常会有野兽抵近村口，人们也就站在门口呼喝两声，并召回在外玩耍的孩子，然后就不再搭理野兽了。野兽也只是误入村口，张望一会后，又消失在村头的森林中，它们的出场，从来不能赢得登巴叔叔一样的反响，人们见多了野兽，没什么好稀奇的。

登巴叔叔开着货车，拐进一个山沟里不见了，人们只能一边看着还在路上飘扬的尘幕，一边等待着蓝色货车驶出山沟，再次出现在视野里。

但这个过程实在漫长，总得等上很久才会出来，后来有人揣测说，登巴叔叔每次会在山沟里的溪水边停下车，拿上梳子打理一下发型，并把毛巾捏干后，拭去衣服上的每一粒灰尘。

等他来到村人面前时，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他总是发型整齐，黑亮的皮夹克上没有停落一粒尘埃，整个人像一只雨后的果实。地膜与他无关、朔风与他无关、漏洞百出的山路与他无关、整个苍白的冬天与他无关。他在飞尘弥漫的初冬站在村口，显得有些不真实。

围在停车场（实际上就是公路尽头一块荒废的农田）的人已经完全没入车子扬起的灰尘中，男人的胡子和女人的头发都蒙上灰尘，那些印象不深的人，登巴叔叔已经很难认出了。如果非得一一点名问候，那只好请大家回去洗脸再来相见。

鲜亮的登巴叔叔站在人群中，一边和大人们交谈问候，内容无非是你胖了她瘦了、你老爸身体怎么样之类的，一边提着一个塑料袋，从中抓出双喜牌糖果分发给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懂事的孩子道谢收下，并把糖果装进兜里，继续仰望着鲜亮的登巴叔叔；有些孩子缺糖已久，当场剥开纸皮，把糖果丢进小嘴里，像骡马吃粮粒一般咀嚼起来，那声响令人怀疑他咀嚼的是自己的牙齿。

过一会后，村人的注意力从登巴叔叔转移到蓝色货车上，有些站在驾驶门的踏板上，张望着里面稀奇古怪的按钮；有些蹲在车屁股后面，探究车底结构。好学的人向登巴叔叔询问各类汽车知识，比如油在哪里加？刹车在哪里？怎么倒车？要控制好这个车，究竟需要多大力气？快到一定程度时，会不会飞起来之类的问题。

大家把停车场上的见闻带回家里，在漫长的冬夜和家人一起分享。

已经入睡的少年们，梦里都开着一辆庞大的货车，正从他乡赶往村口。在梦里，他们比登巴叔叔还要鲜亮，都是超越飞尘和冬天的人。

几天后，登巴叔叔一边收下送行者们带来的酥油和奶渣、以及在主人手中拼死挣扎，百般不愿牺牲的土鸡等礼品，一边从腰间的皮质钱包中，掏出一沓钱分发给年事已高的人们。

大家相互叮嘱，像是永别。

等他发动了汽车，摇下车窗向众人挥手道别，正要倒车驶离时，才发现两个后轮已被放了气。

含情脉脉的离别气氛一下消失殆尽了，登巴叔叔熄了火，面色尴尬地下了车，在几个小伙的协助下开始给轮胎充气。

站在一旁的村长急了，面向一群孩子喝道：“是哪个没良心的孩子弄的？”这句话村长以同样的语气重复了三次，他怒目圆睁，充满杀气。

孩子们都垂着头，没一个出来认罪。登巴叔叔一边忙着充气，一边劝村长放过孩子们，说气没了可以充，孩子们也不是故意的，只要内胎没被刀子之类的戳破就可以。

但村长还是没消气，喋喋不休地训导着一旁的孩子们。

又起大风了，登巴叔叔也充好了气，再次坐进车里发动引擎，再次和车外的村人挥手道别，没过多久就上路离开了，令人紧张的轰鸣声渐渐微弱了。

村人站在田边，目送登巴叔叔离开村庄，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

公路上的灰尘渐渐被风吹散了，村庄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在这孤独、重复、简单的村庄里，要过多久才能再次迎来这样的时刻？ 没人能确定。

一个多嘴的孩子凑近村长，嬉笑着说道：“叔叔，轮胎气是被他放的。”右手指向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但毕竟孩子不是村长的，车子也不是村长的，登巴叔叔已经走出山外了，村长对这个问题早已没了兴致，只是笑着教导孩子，以后再不能干出这种坏事。

本想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没想到被指控的孩子，突然被一旁的母亲揍了一顿。他母亲一边训导着他，一边抱着孩子打他屁股，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众人把母子俩拉开了，个个都说这种问题不至于打孩子，但一旁的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看轮胎一事闹出这样的麻烦，另一位母亲打起那个检举的孩子，说你的嘴巴是不是该得上锁，说什么不好，偏要说出别人干的坏事。她抱着孩子打他屁股，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但哭声一直被呼呼作响的风声掩盖了，在大风中，我们只能看见他扭曲的哭相，却听不见他的哭声。

众人把母子俩拉开了，个个都说这种问题不至于打孩子。

最后，风越来越大，两个孩子哭累了，双双扑在母亲的怀里睡了过去，脸上布满了细长的泪痕。大人们有说有笑，不断反刍着登巴叔叔留给他们的零碎故事。

受登巴叔叔的影响，村里所有孩子的首选理想是开货车。一段时间里，所有孩子用柳条编出一个“方向盘”，嘴里发出汽车的声音，在村里的土路上来回跑动。

为了模仿得更加逼真，有些孩子还在塑料袋里装满尘土，戳出一个小洞跑来跑去。灰尘虽然讨厌，但登巴叔叔扬起的灰尘不再是灰尘，而是光芒与旗帜。

先知先觉的老年人感叹道：“在未来，村庄要被车子挤满啦。”他们说即将到来的改变，都会在孩子们的行为中显现。说以往战争爆发前，孩子们往往会在村庄里玩战争游戏，拿着木头削制的“枪”，整天在山野里“打仗”，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在老年人看来，小孩子的行为，似乎是一面镜子，能从中窥见无法预知的未来。

直到我们上小学时，虽然登巴叔叔已经往生了，但他的荣光还没消失，开货车仍然是所有孩子的梦想，他的事迹仍被众人津津乐道。我们都注意到，在长辈的叙述中，唯有这样才能被村人集体关注，并且可以在春天时回到村庄，冬天时离开村庄了，可以经历更多梦想中的道路。

“我们去采野果吧，然后拿到城里去卖，等钱凑齐了，我们就可以买下一辆东风牌货车，到时可以找扎西哥哥（村里第二个学会驾车的人）教我们驾驶。”我对另外两个同伴说，满脸激动。这个计划我已经想了很久，实在找不出什么破绽，总是觉得只要采下整个夏天的野果拿到城里卖掉，就能接回一辆崭新的货车了。

“货车要给多少钱呢？”忠青问我。他是我邻居，比我年长两岁，但因为入学较晚，跟我是同一个年级。他从小就表现出沉稳谨慎的性格特点，除了旁听大人们的黄色笑话，不会参与任何幼稚的游戏活动。他经常被老师夸奖，说孩子就得像他一样老成，幼稚、顽皮的小孩没有前途！

我被问住了，我不知道买货车究竟要给多少钱，留在村里的人，没一个知道这个价格。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卖野果是完全可以凑齐货车价钱的。

“卖完野果后，我家的苹果也可以摘去卖掉呀，这样不是更轻松吗？”正在路边挖野山药的斯郎说道，他掰断了一截山药，白色的黏液粘在手上，他先用树叶擦拭，发现擦不干净后，干脆用双手抓来一抔泥灰搓揉着。他跟我是同龄，也是同年入学的，但因为每次考试总不及格，在一年级教室里连续呆了三年，被村人戏称为“老学生”。他性格急躁，很多时候，我俩会因为一些口角，放学后提心吊胆地来到村后的田间，先协商好具体规则（比如不能用石头之类的），然后认认真真地打上一架。那时打架没有干练的动作，拳打脚踢一会后，就相互抓住对方的头发和耳朵不放，拼的是耐力，不是技术。僵持很久后，我们都累了，打架的地方又很偏僻，不可能有人来拉架。最后我们相互使使眼色，并用各类话语暗示对方就此打住，改日再继续互抓，然后心照不宣地放开对方，相互客客气气地走回家去。

“那谁来开车。”忠青说。

“我先提出的，我来开吗？”

“三个人的货车为什么你来开呀，要不抓阄决定。”斯郎有点急了。

“你是最后一个加入进来的，只能在你和忠青间选一个。”

“那就只卖野果，我不会卖我家的水果，看你们还能不能凑齐买车的钱。”

这样一说，我反倒被他难住了，觉得他家的水果也很重要，光靠野果可能拿不下一辆货车呢，只好接受他的提议。

忠青没说太多话，只是站在一旁笑着看我俩争执。我们每人找了一块颜色不同的石头放在一起，然后请一个同学从三块石头中选出一个出来，最后选出来的居然是斯郎。为此，我失落了整整两天，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被命运捉弄的滋味。

那时，我和忠青、斯郎经常走在一起。夏天时，我们利用午休时间，跑到学校旁边的沟谷中，在溪流中堆积石头截流做成小泳池，然后在里面游泳。

事实上我们都不会游泳，只是用手在浅水区域爬来爬去，用双脚拍出很多水花来，但即便这样，有时也会被呛得半死。有时候，我们在放学路上会遇见竹叶青，都被吓得哆嗦，如果放过这条蛇，它总会在另外的时间里出现在路口，继续让人毛骨悚然。我们决定杀死它，但会特别费劲，除非第一招就能将它打个半死，不然它行动敏捷，瞬间会溜走。有些时候蛇会被我们打伤了，然后我们拿上石头追打，直到它完全死去。

我们追打，只是看不得它垂死挣扎的模样，那情形令人隐隐窥见到这起杀生之举可能承受的报应，大人说活着时杀了蛇，死去后会有很多蛇没日没夜缠着你，而你对蛇的恐惧会一直存在。所以，我们既恨世间的蛇，也恨阴间的蛇。但我们从不担忧死后的遭遇，只要见到蛇，每次都会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杀死它，然后用更长的时间遗忘所有细节。

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购车计划”，每天在路上商量着这个计划。斯郎已经坐实了驾驶人的位置，我们都叫他“斯郎师傅”，那时人们把驾驶人叫做师傅，语气中充满敬仰。每次被称师傅后，斯郎总是显得趾高气扬。

有一天，有个在外村的寺庙里出家的同龄僧人回家了，周末时我去找他玩。他也像传言中的登巴叔叔一样，显得有点光鲜。他跟我讲了很多寺院里的趣事，说他只是个普通僧人，最厉害的是活佛。还说他师父不仅会飞，还能听懂乌鸦、土狗、骡马、地鼠、黄蜂、燕雀的语言。我听得神魂颠倒，想继续听时，他却拿上木质经书盒，坐在皮垫上念经了，声音低沉，身子随着诵读节奏来回摆动着……我被他迷住了，感觉这才是我想要的拉风人生，心底的货车顷刻消失了，我一面走回家里，一面思忖着该怎么向家人提出我的出家愿望。

“我想出家当活佛。”我斩钉截铁地说。

家人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个个捧腹大笑，并让我重复讲这句话，每讲一次，他们就笑一次。

“我说真的，我要出家当活佛。”我有点急了，大声叫道。

之后的几天里，我妈妈才费去不少劲，跟我解释了普通僧人和活佛的区别，说我出家只能当僧人，不能当活佛。于是我改口说要出家当僧人。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家人并没同意，跟我说了很多寺院的艰苦和无趣试图说服我，但我说我不怕艰苦热爱无趣。最后，我阿妈的一段话彻底打消了我的出家念头。

“你知道吗？出家是会很疼的。”

“为什么？”

“你看我们有时受点轻伤都那么疼，何况出家呢。”

“阿妈，出家到底为什么会疼？”

“出家前得把你的小鸡鸡割了，当然会很疼呀。”阿妈严肃地说道。

我沉默半日，又去学校和两个小伙伴会和，继续商量货车的事了。这之后，每次我看见僧侣在野外解手时，都会设法窥探他们的私处，但没一次成功过，又不好意思直接请求他们让我看清，我已经意识到小鸡鸡是一个不能公开谈论的东西，你必须以非常婉转的方式，去了解别人的这个东西。

过去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窥探到了同龄和尚的小鸡鸡。那是在午后，他念完了经，阖上书盒丢在神龛上，提着绛红色的僧裙向我跑来，说要和我去小溪边找青蛙玩。我们飞跑着来到溪边，在卵石成堆的溪滩上寻找青蛙，但没有找到一只青蛙，只有那些叫人恶心的蝌蚪卵，在积滞的浅潭中漂浮着。

“青蛙还没生出来，要不咱们往蝌蚪卵上撒尿吧。” 同龄和尚见自己的愿望落空后，又提出一个新的玩法。

“但我妈妈说往水里撒尿，就是在她的嘴里撒尿，算了吧。”

“没事呀，这只是蝌蚪卵，已经不算是水了。”

最后我们在浅潭边并排站立，纷纷掏出鸡鸡撒起尿来，光尿尿并不好玩，我们决定比赛尿程，看谁尿得又远又直。几番较量过后，他以约为半米的领先射程赢得比赛。我这才想起阿妈说出家要割鸡鸡的事情来，等同龄僧人没把小东西收进去之前，抓紧低下头来凑近察看，发现他的鸡鸡几乎和我的一样完好无损。我正要向他打探原因时，又想起阿妈的另一句话来，她说不能向僧人询问鸡鸡一事，否则自己的鸡鸡会烂掉。那时，我虽然不清楚小鸡鸡更加广泛复杂的用途，但还是知道如果没了小鸡鸡，我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所以问话卡在喉头没有说出来，只是惊奇地盯住同龄僧人的小鸡鸡看着。

“看什么看，你自己没有吗。”同龄僧人的呵斥吓我一跳。他说完这句话，麻利地把小东西收进僧袍里，他满脸得意，还沉浸在尿程比赛的胜利当中。

我们喧叫着经过田野，躲藏在麦田里的野鸡都被吓到了，纷纷扑腾翅膀，一面惊叫着飞进森林里。我心底开始责怪起自己的阿妈来，觉得她欺骗了我，还以为我没有办法了解真实情况。我也是一个有仇必报的孩子，不可能轻易原谅阿妈，必须得想个办法让她领受一下欺骗我的后果。

过几天后，我把忠青、斯郎都喊上后，于中午时分来到我家上面的田野里躲着，准备报复我亲爱的阿妈。这段时间与同龄僧人交往过密，似乎无意中疏远了他俩，刚开始时，他们都冷眼相对，言语中处处都是挑衅的意味。我没有看出这种转变的真实缘由，还以为是他俩成心要我难堪。特别是斯郎，那天清晨还把我锈迹斑斑的文具盒，故意从我的书桌上推到地上，我仅剩的一支铅笔被摔成两半。气急之下，我扑向斯郎，不费多大功夫就抓牢了他的双耳，用力把他摁在书桌上。斯郎也不是吃素的，素有训练地从我的魔爪中挣脱开来，并顺利抓到了我的双耳，以同样的方式把我摁在桌面上。班里仅有四个人，除了我和忠青、斯郎，还有一个就是只会捣乱、连老师都没法请出去的哑巴。见斯郎我俩抓住对方的耳朵互不相让，本来快要睡着的哑巴来劲了，站在我俩旁边乐得直蹦跳。他面色扭捏，艰难地从他壅塞的喉咙中发出怪异的笑声来。忠青已经见惯了这种事情，他双手托着脸趴在书桌上，毫无过来劝架的意思，令人心生恨意。

最后斯郎对我说：“要不今天打到这里？我俩先联手把哑巴揍一顿？”

“好的。你先放手。”他的这个提议我已经等很久了，我如释负重，心底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我俩面向哑巴，开始向他拳打脚踢。平时，如果是单挑的话，我们三人里没人能打过哑巴，他蛮力无穷，打架时不懂分寸，看见什么都会打砸过来，让我们见识到打架真正可怕的一面。如果没有底线地打，很可能会闹出人命。基于这个发现，斯郎和我学会了在打架前约法三章，明确禁止任何一种有可能对彼此造成重大伤害的招式，包括使用刀具、石头、或用木棍戳对方的眼睛等。哑巴顶了一会我俩的胡乱拳脚后，见情势不妙，便趿拉着后帮断裂的胶钉鞋，从窗口跳到走廊上跑出学校了，之后几天，哑巴都没有回到学校。

打了一架后，气氛果然有所好转了，斯郎和我相敬如宾，说话前都会字斟句酌，生怕一不小心又会挑起另一轮争斗。

“今天我想请你们俩去我家玩，我有个特别好玩的想法。”我用手扯了扯忠青的衣角说道。

“那货车到底买不买了？究竟什么时候去采摘野果？”斯郎问。

“什么好玩的想法，是在哪里？”忠青还趴在桌上，脸都没有转向我们，淡淡地问道。

“反正去了就知道了，我保证会非常好玩。”

中午放学后，我们三个来到校外的核桃树下，各自从包里掏出家人给带的饭菜，吃完后就翻过一座小山往我家方向走去。我要他俩隐藏行踪，绝不能让我家里人发现。我们从那些隐没在杂草中的小路上走，绕了很多弯路才来到我家上面的田地里。我把藏在田头的三个弹弓拿了出来，让他俩各自挑选一个。然后猫着身子从田边探查我家门口的动静。我阿妈手里端着一个装满粮粒的破盆，坐在门口的木桩上喂鸡，她一边从盆里抓出粮粒撒给满地叫嚷的鸡群，一边喋喋不休地训斥几只不太乖顺的公鸡。

“你自己面前不是有粮粒吗？干嘛要抢人家的。上次你就啄死了一只小鸡，如果再有下次，我就非得把你煮了。”

阿妈似乎忙完了上午的活路，她一直坐在门口的木桩上，看着鸡群啄食粮粒，似乎没有起身走开的意思。一只鹰隼飞过我家上空，敏感的鸡群发出警惕的鸣叫，个个都站着不动，留意着鹰隼的动向。阿妈从木桩上站了起来，对着空中的鹰隼大声呼喝，要它滚出这里的天空，还威胁鹰隼说如果再次杀害我家的鸡，就要把它的翅膀剪下来当扫把用，让它和圈里的猪群呆在一块，看它还能不能仰仗自己矫捷的翅膀欺负家鸡。鹰隼似乎听懂了，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出山外，鸡群又安心地啄食粮粒。我觉得我母亲也像同龄僧人的师父一样，是懂得鸟语的人，但当时实在想不通她究竟要怎样剪下鹰隼的翅膀。

“都是练过弹弓的，今天就要派上用场啦，可别让我失望。我要报阿妈的仇了。”我对忠青和斯郎说，一面在田埂边捡拾着大小适中的石头子弹。他俩觉察到我的计划非同寻常，显得有些惊恐。

“我可不敢保证我一定能打到你阿妈的头呢。”斯郎灰心丧气地说。

我用脚踢了一下他的腰，明确说明了我的复仇计划，我说：“谁说要打我阿妈的头，我是要用弹弓打死几只门口的鸡，我阿妈最喜欢鸡，可能要难过了。”

忠青听后拍了一下我的头，说只有你邻座的哑巴，才会找来两个伙伴打死自家的鸡。他说坚绝不参与，并把弹弓丢在田边，再次猫着身子离开了。看这气势，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也就没有继续说服或挽留他。

斯郎死活不肯打头阵，一定要我打出第一发石头子弹，并且随时都在找寻最佳逃跑路线，说万一被发现了，千万不得供出他。他本来就是来帮我复仇的，我也不好说太多，只好蹲在田边，瞄准一只大公鸡打出第一发子弹。但没打中，石子打在公鸡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响了一声后飞快地弹到田里去了。公鸡和我阿妈都察觉到了声响，都向周围张望了一会，但肯定想不到两个杀手躲在房子上面的田埂边，正在向着鸡群射击。

第二发子弹是由斯郎打出的，他全身哆嗦，才刚拉满弓后，又放了下来，继续调整凌乱的呼吸。等他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后，石头子弹终于射了出去。我俩赶忙收起弹弓，趴在田边察看战果。鸡的尖叫已经消失了，只见那只大公鸡倒在离我阿妈约有3米的地方，扑腾着翅膀挣扎。阿妈倏地从木桩上站起来，把公鸡抱到怀里反复察看，不一会公鸡不再挣扎了，安静地死在阿妈的怀里。阿妈显得一头雾水，一面嘀咕着什么，一面四下观望。她检查了很久鸡的身体，但似乎没有鉴别出鸡的真正死因，最后把死鸡放在一边，继续抓起粮粒撒给健在的鸡群。

斯郎和我在田埂边趴着，确认阿妈已经从第一只鸡的死亡中放松下来后，又开始了第二轮攻击，这次由我来打。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射击经验了。击毙了一只大公鸡后，信心也回来了。我自信满满地拉开弹弓，瞄准一只正在啄食的母鸡射了出去，结果比上一次还要理想，石头子弹正好击中母鸡的头部，这只可怜的母鸡连声音都没来及发出，直接倒地折腾几下后迅速死去。斯郎正要欢呼庆祝时，我扑过去捂住了他的嘴。这次阿妈的反应更强烈了，她嘴里呼喊着驱赶鹰隼的声音（鸡的天敌），跑到死去的母鸡旁边，和上次一样抱起母鸡四下察看，之后，用了更长的时间观察家的四周。我和斯郎凝神屏气，贴在地面隐藏位置。过了很久后，我匍匐着来到田边，察看家门口的情形时，发现我阿妈已经把两只死鸡放进木桶里，并从家里提来一大壶沸水倒了进去，浸泡一会后，开始拔毛了。其余的鸡已经吃完了粮粒，在阿妈旁边的空地上自由活动着。我暗自猜想：如果阿妈知道两只鸡是被弹弓打死的，那今晚我们就有鸡肉吃了；如果她不知道鸡的正真死因，那她会把这两只鸡喂给牛马，她会怀疑鸡死于怪病。我很清楚阿妈的这两种处理方式，见过太多鸡死在我阿妈眼前了。

当我回过头看斯郎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在田里睡着了，发出细微的鼾声。我慢慢把他推醒后，本想击毙两只鸡已经足够让阿妈难过了，完全可以收弓撤出时，哪里想到睡眼朦胧的斯郎，执意还要击毙一只鸡。分歧已经出现了，但在那种紧张被动的状态下，吵嚷着争执只会暴露我们的位置，最后，我只得同意他射出最后一发石头子弹，并再三说好这是最后一发，打完就收工走人。斯郎又匍匐着蹲到田边，一半身子被长在田边的岩须遮藏，调整好状态后，把石头子弹射了出去。子弹打到一只母鸡的翅膀上，母鸡尖利地叫了起来，并跑向家门口正在成长的麦丛中。阿妈飞快地站起身来，第一个察看的居然不是跑去的鸡，而是家的周围。我见斯郎还在看着鸡的下落，一下把他丛田边拉了回来。我俩趴在田里等待撤出时机。

“刚才，你阿妈向我们这边看了。”斯郎说。

“不可能，她如果看见了，肯定会先呵斥我们，你听现在还是很安静。”

“我们现在离开吗？”

“别急，我阿妈可能还在看着，不能被她发现，不然你也死定了。”

“你不是说不会供出我吗？怎么说我也死定了？”

“我没说不让阿妈发现你。”

“那现在怎么办？”

“先等等看，过一会就离开。记得收好弹弓。”

“要不你去看看你阿妈走了没有。”斯郎说。我觉得有道理，如果阿妈已经走了，我们没必要还趴在这里，太紧张了，难受。

我又匍匐到田边，屏住呼吸向家门口探望时，发现阿妈不见了，但木桶里的鸡还没有剥完毛。我再探出头观望时，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发现阿妈正拿着一条柳枝，已经爬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了。见我发现了她，她才开始大声呵斥。

“你这该被吊打的孩子，居然打死了那么多鸡，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阿妈的呵斥中带着哭腔，听着让人更加惊惧。

我每年都会有很多次，被我阿妈追打，早已练就了异乎寻常的逃跑能力。我把弹弓甩下后，一边快步跑向田的另一边，一边对着斯郎大声喊道：“快跑啊！我阿妈来了。”斯郎被吓懵了，在田间呆立一会后，才拔腿往另一个方向跑去了。我一边跑，一边用余光扫瞄阿妈的行踪时，发现她已经跑到田间了，她左右张望一瞬后，当机立断地选择追打我。我发现田边有一道矮墙，翻过这个墙后，就是一条通往山外的宽敞土路，在那条土路上，就只能拼奔跑能力了，没有任何战术可施。

只有我的耐力和脚力大过阿妈，这场追击战才算告一段落。在这条土路上，我被阿妈只逮住过一次，不然每次都会逃脱出去，这条土路对我来说，是一条胜利之路，充满了救赎的希望。

我翻过矮墙，一下来到山路上，但出于经验，我没有即刻回头看阿妈，而是跑了一小段路后，才回头看了一下。发现情况不妙了，阿妈已经翻过矮墙跑在土路上。一般情况下，家周围的矮墙才是她的追击范围，只要我逃出矮墙之外，她会自行放弃追击，唠叨着走回家里去，等我在山脚呆上一段时间回家时，她早已没了脾气，顶多训斥一两句。看来这次情况严重，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奔跑了。

我快要跑到山边了，离家已经很远，回头张望时，发现阿妈还在满头大汗地追着我。我俯下身体调整了一下呼吸，又使尽力气跑往另外一座山。那时已经是下午了，我看见很多牛羊迎面走回家里，见我喘着粗气跑过来，牛羊们纷纷给我让出一条逃命之路。快要到另一座山时，我实在跑不动了，肺都疼了，扶着路边的一块磐石喘气。等状态好一点后，看身后的路时，发现阿妈还在追，只是没有刚开始那样飞快了，她已经放慢脚步小跑着。

这情形令人绝望。如果有什么东西永远在身后追赶我们，不断把我们逼到新的路上，我们究竟能跑出多远呢？在身后追赶的力量，永远不能大于我们奔跑的能力，这样才能避免冤死半路。或者，在气力将绝的时刻，有勇气毅然面向来路，战胜追击者的力量，或者与之和解。

我当然不愿战胜阿妈，也没信心与她和解。只有继续拖着身体往前跑。跑到第二个山口时，发现阿妈终于追不起我了，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低着头调整呼吸。我也坐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享受这段来之不易的休息时刻。

又过了很久，阿妈终于恢复正常了，她没有继续追我，只是站在路中对我说着什么。山风肆虐，所有动静都被覆盖了，我只看见阿妈一边比划着双手，一边对我说着什么。说完后，她就慢吞吞地走回家去。我和她保持一定距离后，也走回家去了。到了家外的矮墙时，我就坐在那里，先让阿妈走到家里，等她完全平复下来后，再回家不迟。

太阳落山后，我才满怀自信地走回家里。我习惯了被阿妈原谅，一进家里说的第一句话是：“阿妈，饭在哪里？”

阿妈见我进来，又拿起放在灶边的柳条，一把将我抓住后，在我屁股上抽打了不止二十下，我被打疼了，哭了起来。最后，我俩被一向不管闲事的父亲拉开了。我抽泣着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阿妈抱着我，并要我吃下放在桌上的饭菜。但她语气还是冰冷，想必还在生我的气。

“现在，只有六只鸡了。过两天乡里的干部来下乡时，正好轮到我们家杀鸡。然后就只剩三只了。被打死的还刚好是只母鸡，以后你就不用吃鸡了。”

“好的阿妈，我以后不吃鸡。”

“阿妈，我发现吉层（同龄僧人）也有鸡鸡。”

“假的！”

第二天到学校时，发现斯郎的右脸颊被划伤了，他说是在逃跑路上摔倒的，不仅脸颊，膝盖也被磕破了。他卷起自己的裤腿，让我看他血肉模糊的膝盖。

“都怪你，弄得我现在都很疼。”斯郎说。

“你应该好好跑，怎么能自己摔倒。”

“又想打架吗？”

这次我没有再搭理他了，昨天跑了一下午，我全身酸痛，屁股被阿妈揍得辣疼，对打打杀杀的事，已经无比厌倦了。我发现哑巴已经回到教室里，张着嘴巴坐在角落，满脸期待着我和斯郎的好戏，但这次我让他失望了。他捏紧两只拳头，然后碰在一起对我比划着，用尽心思鼓励我和斯郎打起来，我盯着课本不再看他。

那段时间我们还在谈论着货车的事，但随着见识稍有长进，我们都隐约意识到，关于货车，或许是我们想得太简单了。但大家都没有明说，只是谈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登巴叔叔也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他不再是村里的唯一谈资。

人们谈论着一个干部辞职下海，去做松茸生意发了大财、邻村老教师的儿子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一个无比贫瘠的村子里当老师、老扎西家的儿媳妇第十二次回到娘家了、一位来路不明的僧人，声称自己是大成就者尼觉巴的转世，扬言遍知一切，法力无边，最后被三只毒蜂蜇晕了……

直到三年级，教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来自外村的大叔，听说只有小学学历。在方圆百里内，他以懒散或嗜睡著称。早上站在满地坑洼的操场边吹一声哨子，算是上课了，然后他来到教室里，含混不清地读着课文，我们跟读两遍后，他就离开教室去到另外一间只有三个学生的教室里，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课程。

之后他会拖上不知哪里弄来的充气垫，在学校院子里摇摇欲坠的阳台上睡起大觉。任教室里的学生怎么闹腾，都不能影响到他的睡眠。后来有同学发现，他其实没有睡着，只是躺在垫子上想着什么。到中午十二点时，他会吹一声哨子表示下课，下午两点吹一次哨子，下午四点再吹一次，一天就算结束了。

因为他根本不管学生，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哨子老师”；也因为他根本不管学生，上级校领导决定把他调到一个更偏僻的村庄里。代替他的，是一个年届五十的老教师，同样是小学学历，在方圆百里内，以勤劳和孤僻著称。

新老师来了之后，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从任性散漫的状态中回到正轨，才开始害怕迟到，开始减少逃课或旷课。但还是有很多次迟到的时候。新老师的惩罚方式出人意料，他让迟到者在独木鸡架上站立一上午，直到双腿发抖了才算结束。如果有两个人迟到，他把一根粗壮的木头放到院子里，让两个人扛在肩上站立一上午，直到双腿发软、眼冒金星。经历这些奇怪的事情之后，学校里迟到的孩子渐渐少了，即便在冬天，大家都会僵着脸蛋及时到校。

学校是由一间土木结构的民房改造的，已经非常破旧。四面的墙体持续剥落，好像刚被洗劫过似的。

勤劳的新教师看不得如此残破的环境。

某年初冬，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说要学生家里出借骡马，十多个学生组成施工队伍，把所有残破的墙面敷泥刷灰，还学生一个亮堂堂的教学环境。

学生们都显得异常激动，对我们来说，只要是能够离开课堂的事情，都愿意干。我们是在教室里，第一次感受到令人窒息的漫长人生，第一次学会压抑自己无所忧惧的天性。

一天早上，新教师在学校食堂中煮了一锅鸡和一锅蜂蜜酥油，让学生们拿出自己包里的碗，用铁勺平均倒满后，鼓励学生尽量把所有东西吃干净，为接下来持续半月的工程做好体力准备。有两个学生因为进食过猛，犯了慢性胆囊炎，整个工程都没能参与。

我们赶着骡马，和老师来到村外的一座土坡下，那里能挖掘出上好的石灰土。头两天个个都很卖力，有些挥舞着撬杠和锄头挖掘石灰土，有些用铲子把石灰土放到筛具上，有些把筛好的石灰土倒进袋子里。

等装满足够的袋子后，大家又收齐工具，协助老师把袋子放到马鞍上拴紧后，浩浩荡荡地赶回学校去。

到了学校后开始搅拌石灰土，最后把拌好的泥巴敷在墙面。整个工作比我们想象的繁杂多了。

两天过后，学生们的激情逐渐退却，个个都在设法偷懒，每一项任务都得老师不停地催促。

十天过后，学校里的一半残墙已被粉刷完，教室里的光线果然亮堂起来，但学生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手掌上长满了茧，有些老茧已被磨破，新的茧又长了出来，连洗脸都感觉费劲。

大家明里暗里都在闹着罢工，说若要继续干下去，宁可辍学不来。最后，新老师又杀了两只鸡让学生们吃，并开了一次总结会，说干这个是要培养我们的劳动能力，如果只是为了修复破墙，大可以请村民来完成。果不其然，第二天他让学生们在家休息，并组织村人去往山里，没过两天就把学校里所有的墙面里外都敷完了。当我们再次回到学校时，感觉有点陌生，所有的施工残迹已经被村民清理干净，学校变得像课文插图中画的一样整洁，我感觉自己已经接近课文中频繁出现的小明和小红了。

哑巴身强力壮，干活时，若是碰上心情好的时候，成年男人都赶不上他。夏天时有三块火盆大小的石头从山顶滚落到谷底，正好被哑巴瞧见。他拿上一条皮绳来到谷底，仅用了一天时间把石头背上来，放在原来的山顶。村里的小伙子们个个对他竖起拇指，怂恿他把谷底所有的石头背回山顶，哑巴当然不肯听从。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把雨天时滚落谷底的石头背回山顶。他可能有无可辩驳的动机与理由，但哑巴不会说话，再说村里哑巴太少，没有系统完善的手语，他所有的隐秘苦衷不会有人理解。

新老师虽然对学生管教有方，但面对哑巴时，一下显得无计可施了。他无数次尝试过把哑巴请出教室，起码，让他在课堂时间里呆在校外，但每次都会失败，催急了，哑巴摆出一副凶恶的脸色给老师看，一副蓄势待击的模样。新老师年逾半百，加上身体本来就很羸弱，自然没有信心与哑巴正面对抗，只好颓然坐直继续上课，装作自己对哑巴什么都没比划过。

老师披着一件被磨得黑亮的皮袄，带着一副镜面已严重刮花的眼镜，把课本拿到离双眼仅有10 厘米的地方，然后逐字逐句读着课文时，和忠青坐在一块的哑巴突然站了起来，咿咿呀呀叫个不停，一只手晃动着指向窗外。

我们全部看望窗外时，发现有一只乌鸦停落在校门口的篱笆上。

乌鸦根本不稀奇，我们瞄一眼后又继续上课，但哑巴被我们惹毛了，他直接在教室里跺着脚跳了起来，嘴里发出更加惊异的咿呀声，一定要我们看看停落在篱笆上的乌鸦。新老师无可奈何，只好让我们随他的愿，都站到窗口看乌鸦，直到乌鸦再次飞上天空，盘旋几圈后缓慢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很多个下午，我们的课堂都会这样被哑巴捣毁了。哑巴似乎看不得我们认真的样子，总会因为窗外的乌鸦、雪花、被风吹起的落叶等试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我们闹腾一会后，他才肯安静地坐在忠青旁边的木凳上。

再过一段时间后，哑巴可能再也忍受不了越来越沉闷的课堂氛围，突然从学校消失了，一个人走在田野里把玩青蛙和鸣蝉，有时走到林线下的草坡上，采来一大堆野草莓吃了下去，然后嘴上沾满鲜红的汁液回到村庄里，在干爽的田边草坝上睡上一觉。

虽然哑巴身强力壮，能担负任何一种成年人的活计，但是，凡被人指使的活计他一律不干。气力憋得慌的时候，他会做一些特别费劲的事情，比如把谷底的石头搬到山头，或是把路中的蚂蚁，全部赶到路边。最后，他家人也不指望他来帮忙了，任他在田间地头整日闲逛。新来的老师说，哑巴是一个已被放生的人，就像一只已被放生的羊，即使千百次夜不归圈、偷吃庄稼，都没有一个主人会处置自己的放生羊。

“那我们会被杀吗老师？”斯郎问。

“不会被杀，但会很累。”

已临近冬天，干冷的村庄上空，总会飘飞着几片雪花。我们被家人在脸上涂满厚厚的蜂蜜，以防在冬天里被寒气冻伤。但在冬天时，不管怎么防护，我们的手脚总会严重皲裂。村庄里到处都结了冰，连鸡蛋都冻裂了，流速缓慢的山溪都已冰封了。放学后，我和忠青、斯郎来到一处满是冰面的斜路上，每人拿上一块木桩开始“滑冰”。我们把木桩放在高处，坐在上面滑向低处，之后又抱着木桩走上去继续“滑冰”，如此反复，直到手脚刺疼时才会丢下木桩回家烤火。第二天开始，不管怎么涂擦蜂蜜，我们的手背都会无可救药地全面皲裂。擦酥油、涂蜂蜜、抹羊脂都无济于事了，手背上的裂痕越来越大，像一座布满沟谷的山丘。直到冬天完全过去，所有冰雪都融化成水汇入江河时，我们手背上的裂痕才会慢慢消失。

“二年级时你居然说要用卖野果的钱买货车。”某日傍晚，斯郎一脸坏笑，以戏谑的语气对我说。

现在，我们都已经清楚了，即使野果真能卖出去，也根本不可能买到一辆货车了，甚至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买不到。我们仍然不清楚怎样才能买到一辆货车，但能确定靠野果是不可能买到货车。我们经常能看见货车在江边公路上飞驰而过，坐在驾驶舱里的男人们，像传说中的登巴叔叔一样光鲜靓丽。但越来越多的常识提醒我们，货车其实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东西。

“也可以买到呀，如果有足够多的野果的话。”我明知他在嘲讽我，但没有承认自己当初的幼稚。并且，现在我和斯郎相互嘲讽时，很少能够发展到需要动粗的地步了，谈话一旦抵及死角，总能把话头转移到另一个风平浪静的话题中。有时候我们也会和别的人打架，但战前的约法三章早已抛诸脑后了，经常弄得有点血腥。我们已经明白，面对任何一种伤害力，必须争取在第一时间压制对方，以赢得更多的选择与主动权。

“最好别打架，打了要凶猛。”我爷爷满脸沧桑坐在门口的墙脚下，经常对我这样说道。

“千万别打架，打了就揍你。”我阿妈说。但总有几个战情会被泄露出去，阿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拉拽过去，仔细检查我的头部和双耳，说抓痕快要恢复了，没发现严重的伤口，没必要为我杀鸡养伤。

“但开货车有什么好的呀。你们真是没出息。”沉默的忠青说。“登巴叔叔也只是个帮人跑腿的而已，我听家里人说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爱迪生、后羿、牛顿、华罗庚、武松、居里夫人、松赞干布、毛泽东、诸葛亮、张思德、玉皇大帝、莲花生大师等，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可选的榜样和梦想，我们的理想早已超越了货车。可怜的登巴叔叔，已经被我们从内心的神龛上拉到地面了。

“请在括号中写下你的理想。”临近小学毕业时，我们发现老师自制的期中试卷中，有这么一个题目。

“科学家。”

“大商人。”

“国家领导人。”

“奥运冠军”

“超人。”

“货车司机。”只有忠青写到了货车。我们都惊呆了。一年前，他说过以货车司机作为梦想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现在他又标新立异，写出这么个理想。我这位老成、憨实，却又无比沉默的伙伴，我们永远不清楚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斯郎手里拿着一个刚从自己家中偷来的大灯泡说。说完后，就蹲在一条才刚建成的水泥沟渠边，把灯泡放在一块石头上，又从边上拿起一块石头砸了下去，玻璃渣子碎了一地，里面的钨丝颤动一会后，也掉到地面去了。斯郎摸了摸钨丝，神情变得无趣，之后把灯泡的残渣都丢到水沟里，去投入另外的把戏中，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只灯泡是第一个在他手里遭殃的物件。自从他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之后，隔三差五会从家里顺来一件有科技含量的东西，比如他姨妈从县里带来的收音机、灯泡、手表，他父亲的打火机、钟表等，甚至他爷爷的包银鼻烟盒，都让他觉得有点科研价值，有一天从家里弄来后，用石头敲得稀巴烂。更过分的是，敲碎后，他把所有银块像其它残渣一起丢进水沟里。等他的科研活动被家人知道后，他老爸用皮绳抽了他一下午，说敲碎爷爷的鼻烟盒也就算了，怎么能把真金白银弃之不顾，长大后铁定是个无所不能的败家子。

我们很佩服斯郎的研究和探索精神，每次被他父亲打个半死，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继续在家里搜刮那些所剩不多的新奇物件。但他的研究方式永远只有一种，就是把东西放在石头上，然后用一块石头敲碎，往里面仔细观察一会后，就把残碎的东西弃之不顾，整个过程非常干脆、粗暴。我们不可能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了，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的东西保管好，尽量不让斯郎“科研”到自己身上。都不敢把圆珠笔、削笔刀等东西放在他附近。

有一次，一条大蛇钻进小型水电站的主机里，主机被烧烂了，村庄停了四个月的电。每天晚上，家家都用松枝照明。斯郎居然打起电站主机的主意来，某日放学后，他叫上哑巴前往河边的电站，打算用石头敲开铁壳，一探主机里面的复杂世界。这可能是斯郎最大胆的科研计划，若被发现，挨父亲的打已经是最好的后果了，他还可能惹上根本没法摆平的麻烦，比如，令整个村庄接连数年没法用上电（也就是晚上照明，没有其它用途）。

他和哑巴过从甚密，早已掌握了忽悠哑巴的伎俩。哑巴其实并不清楚要去哪里，只是一脸傻笑跟着斯郎。难得有人主动找他出游，他可不会随便拒绝，对他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了。

他们在日落之前来到河边，那里除了已被关门的电站机房，没有其它房子。电站机房是一座一层高的土楼，像村庄里的其它房子一样，墙体的缝隙中，长满了茂密的青蒿，在青蒿丛中，往往会有一个麻雀的窝巢，窝巢中矿物般的蓝色鸟蛋，不是被四处偷猎的野猫吃掉，就是被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用竹竿彻底捣碎。真不明白，什么样的笨鸟会把窝巢搭在这么显眼的位置，它们错过一次又一次的繁殖机会，来年春天时，又不长记性地把窝巢搭在同样的位置，直到有一天，连它自己都栽在野猫和小孩的手里时，才终结了自己屡遭洗劫的惨烈命运。

机房的墙体四处开裂，墙面严重剥落，已经变得越来越单薄了。常年留驻的电工叔叔，每天去机房上面的蓄水池开闸时，都会走得蹑手蹑脚，生怕动静一大，墙体会轰然倒塌。但主机烧坏后，他已经关紧柴门回家去了，机房附近的羊肠小道，悉数已被杂草覆盖，当斯郎和哑巴摸索着靠近机房时，一大群野鸟从乱草中惊飞而起。斯郎被吓得双腿发软毛发直竖，定定神观察哑巴时，只见他低头寻路，压根没发现从草丛里惊飞的鸟群，只有鸟群在半空抖落的羽绒，纷纷扬扬飘飞在哑巴的头顶上，像走在一个春色浪漫的冬夜里。

太阳已经下山了，逼仄的山谷一下昏暗起来，斯郎和哑巴已经到机房的木门口，他们看见两个门板间上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锁孔已经被锈垢完全封堵，等主机修好后，不知道电工叔叔会怎样打开这把锁。木门是由村里的老木匠制作的，不是特别牢固，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之后，整个木门变得像是用灰泥做成的。推开一点后就会出来一条可以向内窥视的缝隙来，哑巴歪着头往里探视，但里面一片漆黑，他什么都没看见。他看着斯郎摇摇头，不停地用手语对斯郎说：“里面屁都没有。”

斯郎很清楚，即使里面非常漆黑，但烧烂的主机当然会在里面。他拉了拉正在四下张望的哑巴，示意他跟着自己，然后来到东面的一扇木窗前，木窗的玻璃门关得紧实，里面有个粗笨的插销，都已经被放下插槽里了。哑巴终于意会了斯郎的意图，原来这小子是想进入机房里面。

哑巴也有机灵的时候，他从窗口走开，到旁边捡起三块拳头大的石头，用左手把两块抱在怀里，右手拿着一块，正要挥臂砸开时，被斯郎急忙拦下了。斯郎打着手语对哑巴说：“可不能这么搞。”斯郎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在头顶比出一个圆帽的手型，又用拇指和食指在两个手腕上交叉着铐了铐。哑巴顿时了然了，双腿发抖、面色惊惧，手上正要打出的石头，不由自主地滑落在地，随后收拾一下情绪后，乖顺地站在斯郎旁边。

哑巴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天不怕地不怕，每当他执意犯蠢拉他不住的时候，旁边的人会用老虎、长胡子爷爷、鬼怪、恶狗等来吓唬他，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但对他从不起效。只有跟他说警察大叔要来抓他时，他顿时会乖顺起来。这一招对哑巴来说，简直百试不爽，如果没有这一招，估计他早就要么成仙、要么成鬼了。

我们始终不能理解，那时没有电视，哑巴又没法完全理解课文内容，他是怎么知道警察的存在。更不清楚他怎么知道警察的威慑力。或许，他把大人用来吓小孩的警察形象，理解成别的什么事物吧。

每年夏天时，村里的年轻姑娘们，会相约来到人迹稀少的山间温泉边，把所有衣物脱到一边后，一丝不挂地泡在温泉中，又说又笑，全然不顾穿行林间的野生动物们。哑巴和几只狗会悄悄跟着姑娘们，躲在温泉边的磐石后，等姑娘们在温泉中嘻笑玩乐的时候，就大大方方地长久窥视。回到村里后，哑巴当然不必隐瞒自己的行径，对着村里正在成长的小伙们，透露姑娘们的所有隐私，但毕竟他只能用手语传达，并不能让小伙们领会所有细节。直到有一天，姑娘们发现了哑巴的勾当后，个个气愤不已，又拿他没有办法，最后姑娘们都说温泉旁边有很多警察呆着时，哑巴再也没有跟去过。

天已经很黑了，斯郎看见光线昏暗的机房中，有个黑影在移动，有点像狐狸，但感觉有三只头；又有点像野猫，但好像有角；再细看时，昏暗中那个影子还在动，有点像人，但为什么不说话呢？会是个老奶奶吗？那她的头到底长在哪里？如果电工叔叔赶快发电就好啦。哦，对了，主机被蛇弄烂了，电工叔叔不在这里，我是来搞科研的。斯郎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了，他感觉自己的双脚正试图离开地面，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头发一样。他用力拍了一下哑巴的肩膀，然后急步赶回家里了。

哑巴从不怕鬼，走夜路时，他显得比白天还要安心。忠青和斯郎可不是这样了，每当在夜晚走路时，他们总会时不时往身后张望，似乎有个鬼魅正在紧跟他们似的。实际上，确实有鬼怪在夜晚时紧跟着他们，这一点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能感受到鬼怪的气息，走在阴影中逼视着他们的每一个脚步，只要怕瘫在地了，就会被跟在后头的鬼怪逮住。他们也从不在夜晚谈论神佛，神佛使他们想到鬼怪，可每当心里惧怕鬼怪时，他们又不自主地想起神佛来，嘴里念着从长辈那里听来的各类辟邪咒语，却又不是那么坚定地信任这些咒语，一边念着，一边还是控制不住地回头张望黑暗的来路。什么都看不见，但肯定有东西在跟着。从没有像那些时候一样，急切渴望一束亮光，照亮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角落。

有一天傍晚，忠青家和我家的毛驴同时留在山外没有回家，忠青和我被派去找驴，我们一人拿上一只手电筒，结伴进山找驴时，半路碰到赶羊归家的斯郎。他把羊群留在路中，并扯着嗓子向着他家喊道：“羊全部在这里啦，阿妈过来帮我把羊赶回家里吧，我要去山里玩啦。”他母亲听见了，咿咿呀呀说着什么，但我们一句也没听清。三个人开开心心地去往山里了。

“等我成为科学家后，我要让夜晚也像白天一样明亮。”斯郎信心十足地说。

“怎么让夜晚像白天一样亮？”忠青问道。

“现在还没想出来呢？”

“上次不是到电站去了，有什么发现没？”

“没发现，别提了。”

“不过你一个人在晚上敢去电站，也很厉害。”我说。

“干那种事，当然得一个人去。”斯郎一边说着，一边小跑着走在我和忠青之间。

到一个山口时，天完全黑了，我们打开小电筒，并扯开嗓门呼喊驴名，一是为了等到驴的回应（比如听到声音后动动身体，它身上的铃铛就会响起，我们就能确定它的位置），二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或吓退可能正在赶夜路的野兽。

我们三个第一次在夜晚结伴进山，并不感到害怕，我们认为鬼怪也是害怕人多势众的，不会贸然出来找茬。如果有鬼冒出来，我们起码有三个人，一个抱脚，一个扯头发，另一个进行猛烈攻击的话，总能被打败吧，我们甚至能想象到鬼怪哭着离去的情形。

不过一会，东面的山头，升起一轮酥油饼一般的月亮来，一半的黑暗被它照亮了，西面的山头，一个接着一个亮了起来，如此明亮、静谧。月亮还在继续照亮更多的地方。

“哦，原来今天是初十五。太好啦，像白天一样。”我说。

“今天是初十四，我老爸早上就说过。”斯郎回击道。

“十五滴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滴夜晚，你也思念……”应景生情的忠青关了手电，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唱了起来，吓我们一跳。我和斯郎合力劝阻他闭嘴，说晚上唱歌会招来鬼怪，极其不祥。

“月亮这么亮，鬼能待得住吗？”忠青说：“再说这首歌上学期老师就教我们唱了，我还是第一次唱呢。”

“十五滴月亮……”过一会后，我们被忠青说服，走在发白的山路中一起唱完了这首歌，声音撞向沟壑对面的大山，随即又飘向我们这边，又飘着过去，总共来回了四次，最后才慢慢消失了。月亮已经完全出来了，森林后面的雪山，有着酥油般的观感。这月色中的山野里，怎么可能有鬼怪，我暗想着。

“拉姆真是漂亮呀。”斯郎突然说道，他说的是高我们一级的学姐，脸蛋白里透红，总是一副羞答答的模样，像个幼小的羚羊，整日沉默地在我们眼前走动着。

“确实很漂亮。”我补充道。

“真的有点好看。”忠青仰躺在一块石头上，继续补充道。

我们又喊了几声两只驴的名字，但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两只驴可能不在这个山里。反正月色明亮，我们决定去往另一座山里继续找驴。我们边聊着天，不知不觉来到了另一座山里，像先前一样喊了两声驴的名字，还是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开始恨起驴来，忠青说两只驴可能是故意的，不可能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喊，等找到驴时，一定要揍它一顿。

山路在我们眼前不远处，渐渐隐入森林中了。这是最后一座植被稀少的大山，再往前就是一片广阔的森林，要走出森林，成年人都需要用上一天的时间。苍莽的林海被月光照亮着，但里面想必会很黑暗。

“两只驴该不会在森林里吧？”

“不管了，还是不要走到森林里。”森林像黑夜一样，向我们释放着某种阴寒的气息。

“反正这么凉爽，要不我们在这里睡一会，我感觉有点困了。”斯郎说。我们都有点累，一拍即合，三人并排着在路边的坝地上躺了下来，但不可能一下子睡着了。

“拉姆有点好看呢。”忠青说。

“她确实挺漂亮的呀。”我补充道。

“真是漂亮。”斯郎继续补充道。

三个人慢慢沉默了，只有夜莺在远山饶有节奏地鸣叫着。阿妈说夜莺是布谷鸟的牧“马”者。布谷整个冬天都在南方歌唱，到了夏天时，就不辞千里来到这里，它需要专心唱歌，没法自己看顾“马”，就带上夜莺替她照看。所以，每天晚上布谷睡去的时候，可怜的夜莺还在四处找“马”。

我们三个渐渐睡去了，都在梦里遇见了月亮般的拉姆。等到醒来时，发现月亮快要落山了，满眼的石头和树木、山路、灌丛、山脊都在前赴后继地重新没入黑暗中。我们全身冰冷，一时还沉浸在与拉姆的邂逅中，等缓过神来时，才发觉自己远在山里，还记起找驴的事情。

“赶快回家吧，天好像要亮了。”忠青说。之后我们三个急急忙忙赶了回去，天越来越黑，我们又感觉到有个披头散发、双眼冒血的鬼怪，正在跟紧我们。

“嗡啊哄咪咋咕噜班玛斯滴哄……”忠青呼吸急促地念了起来。我和斯郎也识趣地跟着念了起来，跟在后头的鬼怪离我们远了一些，月亮下山的速度也放慢了一些。

“我有点害怕，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了。”斯郎满腔惊慌地跑到我和忠青之间说道。

“不要吓人，哪里听到你名字了？我们没听见，快走。”

“你听，又在喊了。”我们站在路中哆嗦着，冒出脑海的第一件事，是斯郎的魂魄已被摄走了。在村庄里，我们听过太多类似的事情，说一个人将死之际，往往会在夜晚的山野中听见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那些是早已逝去的亲友，他们看见了你的走向，正站在阴阳相间的路口迎接你。村庄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召唤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固执的老人没有听从这种召唤，继续留在人家，一直活到120 岁。有一天晚上那位老人来到家外解手时，听见有人在山口喊道：“扎西兄弟，准备出发啦。”老爷爷知道是亡者在喊他，随即大声回复道：“我现在还不想走，您先走一步吧。”之后就没回应了，往后三十几年中，老爷爷都安然无恙，直到120 岁时，被一只从树上掉落的大梨子砸死。

“你不要吓我们，不要害怕，多念经，我们快走吧。”

“你们听，又在喊了。好好听，不要吵。”斯郎说。

我们用尽力气站定细听时，才发觉原来真的有人在对面的山口喊我们。我听出我叔叔的声音，斯郎听出他妈妈的声音，忠青听出他二姨的声音，其中还掺杂着好多听不出来的声音。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家里人来找我们了。我们如释负重，身后的鬼怪瞬即消散了。我们对着人群大声喊道：“我们来啦。”

当我们来到人群中时，才发现来找我们的除了家人，还有村里的很多成年人。斯郎的阿妈把他拉了过去，哭着用手打了他四五下屁股；我叔叔揪住我的耳朵，说他们已经在整个山上来回找了四五遍，难不成你们是睡在森林里了？忠青的二姨说自己还要上山砍柴，马上要回家准备东西了。

我们跟着人群，像三个被人解救的囚犯走回村子里，到村口时，听见很多公鸡正在此起彼伏地鸣叫着，再看东山时，已经开始泛起微白的亮光。

“看，第二个月亮要升起来了。”斯郎说着，揉了揉迷糊的双眼。

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开始了。暑假过后，我们会收到小升初的录取通知书，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考上哪所中学。

因为暑假时正是松茸生长的季节，在我们那里暑假也被称为“松茸假”，整个假期里，我们并不能随意游玩，得跟着大人迎风冒雨进山寻找松茸，为家庭收入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村里第一个中专毕业后当老师的哥哥斯纳放假回来了，他的朋友开着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到村口。

斯纳老师穿着一件漂亮的黄色夹克、一条笔直的牛仔裤，虽然那时候气温挺高了，但他的脖颈上，围着一条厚厚的蓝色围巾，很容易看出这条围巾只是一种装饰，与气温并无干系。他巨大的行李箱，在毛路上拖着走的时候很不安稳，随时要转过头去扶正它。走到半路时，他家里人和村里的一群年轻人出去迎接他，有人从他手里拿过大包小包，有人两人一组帮他把行李箱抬回家。

“他也是回来捡松茸的吧？”有个正在田间收割青稞的阿姨问她的同伴，一边看着一群人簇拥着斯纳老师，穿过田野走回他家。

“听说他一个月的工资是100 斤松茸的价钱，他现在肯定没兴趣上山捡松茸了吧。”

但某天早上，当我和斯郎、忠青三人结伴从村里出发进山找松茸时，在半路见到斯纳老师正随同一大群村人去往山里，他右手拿着一根栎木削制的采挖棍，戴着一顶白色的印度毡帽，这行头就是去捡松茸的。我们三个面面相觑，觉得人民教师也不过如此，有了工资还要跑回家乡与我们争抢松茸。

斯郎好奇地看着斯纳老师，低声对我说：“他现在捡松茸肯定不是要卖钱吧？可能是要自己吃。”

“他应该拿着钱坐在村口，晚上时买下我们捡来的松茸拿回家吃。”

那一年，因为夏季时雨量稀少，山间的松茸也很稀少，人们在山里找了一上午后，多数人还是两手空空。中午过后，很多人聚集在斯纳老师旁边，听他讲很多关于读书、关于工作分配之类的话题了。

那是90年代中期，日本人开始稀罕远在中国西南的广袤森林里的松茸，致使我们这些在经济上长久困顿的广大地区，以较轻松的方式迎来了经济之春。这种机遇不仅让一般的村民对自己的经济前景充满了幻想，也让一大批本来吃“皇粮”的人，对松茸带来的机遇产生了疯狂的想象。在小县里，有一群颇有经济头脑的公职人员，纷纷提交辞职报告下海经商，有些开着小货车在村庄和县城之间做中间商，条件较好的，就直接呆在城里，经营起更大的经销中心。

在辞职下海的人群中，有些人做得风生水起，不仅购车买房，回到老家时还能挥金如土，这让本来受众人钦羡的公职人员们坐立难安，似乎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但他们习惯了受人敬仰的待遇，哪能轻易屈居另一种新兴的群体之下。

“日本人不会年年吃松茸的，看着吧，过不了几年松茸就会和路边的牛屎一样毫无价值。”斯纳老师对着一起捡松茸的人说。

那些为数不多的、休假回乡的公职人员，在拖着钱袋子走村串户的松茸老板们面前，显得沉默寡言，同时，这两种群体互不表露敬重之情，并且为了巩固自己在民间语境里的印象，两种群体在私下里，对着村民们极尽贬损之能事，散布关于对立的种种不是。

这让村民们陷入站队的两难和困惑，他们总得有个可以仰慕的群体，以安置自己的崇拜和信仰。

“时代变了，人们再也没有了稳固的信仰。”无所事事的老人们语重心长地说道。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站位困惑”的某种抱怨。

有些时候，当老少们聚集在一起，喝着温热的酥油酒时，甚至不知道该谈论些什么东西，老人们热衷的话题，已经悉数变得不合时宜了，新世界对他们掌握的故事和想法并不友好。而年轻人呢，因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价值站位出现严重分歧，聊天闲扯就是在相互伤害啊。

久而久之，这种困境衍生出一种非常滑稽的交流方式，就是人们再也不会沉稳地谈论一个明确的主题了，当有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挑起一个话题时，不过多久另外的人就会进来插科打诨，毫不费力地把话题带进某种诙谐的、远离任何指向和深度的氛围中去，到最后大家都哈哈大笑，非常欢乐。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规避冲突与不快。

那些从讲究正经、沉稳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刚开始很不习惯这种氛围，甚至还会当众翻脸，用尽力气逼着众人倾听自己的讲述。但后来他们也不得不改变自己了。而执意保持着旧时代人际传统的人，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一般不会参与到七嘴八舌的谈论中来。

后来，村庄里的所有大事、小事都是在那种戏谑、滑稽、噪杂的氛围中商议、谈论的。如果没有对那种氛围的深入了解，你永远不知道人们说的话，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哪一句该被记住，哪一句该被当作废话。

然而对村庄来说，这是独独属于自己的一种交流方式，村民通过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的话语方面的隐私和特权。

当人们在山里和斯纳老师闲聊时，又显出那种暌违已久的正经样，大家围坐在他旁边，像是几千年前苦寻真理的人，坐在佛祖的座下聆听关于生命的新奇见地。

斯纳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没人会贸然插嘴，甚至没有人对他的话题表现出厌倦，更没有人提出异议。整个聆听过程像是某种仪式，不管斯纳老师讲的内容有多没趣，大家都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在村庄里，这是斯纳老师才有的一种礼遇。

许多年后，我才发现这种礼遇不只斯纳老师才有，村人们面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通常是在他们的想象中，认为要比自己尊贵或体面的人的时候，都会即刻调整话语或沟通方式，以平和又正经的方式去交流。

“已经有消息出来了，再过几年后，就算大学毕业了，也不一定能当上教师，因为所有人都要考试。”斯纳老师对所有人说。

这个消息，听进去的多半是那些家中有学生还在读书的人，但他们并不能马上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消息。对有孩子在师范学院就读的人家来说，这真是一个坏消息。对那些没学生的家长们而言，他们的心里就非常复杂了，有很多孩子面临着升学，而作为家长确实有权力决定是否继续供孩子读书。

傍晚时，村人们三三两两从山里结伴回家，有些人还会继续谈论斯纳老师。

“听说他在学校时学习非常好，如果他也需要考试的话，肯定是闭着眼睛都能考第一名吧。”

“斯纳老师辞去公职已经三年了，现在你看人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老板了！真是厉害！”

松茸季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我和斯郎、忠青对村庄里的生活厌烦至极。加上我们三人已经多日找不到一朵松茸了，每天晚上只能在村庄旁边的操场上，看着别人把一袋子一袋子的松茸放到商贩们的秤盘上，然后接过一张张的百元大钞。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变得十分可恶。这样的情景加剧了我们的烦躁和痛苦，然而在这个逼仄的村庄里，我们除了每天早上跟着人群进山，晚上又灰心丧气地返回村庄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有一天上午，斯郎先于我和忠青进山了，我和忠青是村里最后进山找松茸的人。我们快到山头时，已是中午时分，四下阒寂，唯有各种山鸟，在周边的灌木丛和树林间低声啾鸣。

突然，我们发现斯郎小跑着从林间小道上回来，一见到我们，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松茸那么少，我们肯定找不到多少了，我有个提议和你们说。”

我和忠青迷茫地相互对视了一番，之后坐在路边厚实的落叶上听斯郎讲。

“我们三个去高山上找雪莲花和贝母吧，如果我们能去一个月，肯定能找到不少，到时拿到县城卖掉的话，肯定比找松茸好。”斯郎的这番话，原本对村庄生活烦躁不堪的我们来说，像是某种福音。我和忠青，也和斯郎一起激动起来，我们甚至少有地避免了争执和讨论，三人一拍即合。拿出装在军用布包里的饭食，围坐在路边用过午饭后，情绪激动地返回村里去了。

但去高寒无人区找雪莲花或贝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下山回家的路上，我们三个情绪高昂地商量着该准备的东西。我们打算每人带上一匹骡子，除了各自在高山区需要用到的食物外，其它的物件，比如炊具和睡具，我们进行了合理的分工。

到村庄前，我们已经列好所有需要带去的东西，并且还算了一笔账：按目前雪莲花和贝母的价格，我们在高寒山区呆一个月的话，每人可以挣到3000 元。这很可能是我们有生以来挣到的最大一笔钱，为此我们越想越激动。斯郎一边傻笑着一边用拳头击锤自己的胸口，这是他的老毛病，一激动就会有这种表现。

我们三个回家后各显神通，用最短的时间说服家里人支持我们前往高寒山区了。我们带上面粉、面条、青稞酒（为了在山里驱寒壮胆）、炊具、睡具等东西，于当天下午时，赶着骡子汇合在村庄上方，然后沿着一条土路穿过森林。

到了向晚时分，我们已经走出林线，进入浓雾低垂的第一牧场了，那里是我们的第一个宿营地，之后还得走上一整天，才能到达被我们选为基地的牧场，那是我们村最远、海拔最高的一个牧场。牧人们早已赶着牛群回到村庄里，只留下那些造型简朴的石砌牧房，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生活痕迹。

到了第一牧场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一大片原先用来拴牛的坝子上，开满了异常鲜艳的桃儿七，位于坝子旁边林线上的石砌牧房周边，也开满了很多绚烂的野花。虽然我们在村庄周围的山野间，见过很多奇奇怪怪的花朵，但不曾有过这种震撼。我们不能理解自己的那种感受，只是觉得震惊。

抵达时已经是傍晚，但太阳还没完全落山，温热的光线斜照在牧房前的草地上。我们从骡鞍上卸下所有东西，把骡子赶到草地后，铺开一条毯子，并排躺倒在一起。阳光照射到身上，舒服极了。赶了半天的路，都已经很累了，躺下不久我们都已睡着，醒来时发现阳光已经离开了我们。

一股寒气弥漫开来，牧房下边的森林里，光线一下昏暗了。我们三个肚子也很饿，赶忙把牧房清理一下后，把东西全部搬了进去，然后生火煮面条。期间，斯郎跑到牧房外边，对着下面的森林吼喊了几声，说这样可以防止野兽前来袭扰。斯郎的这番话，让原本阴暗神秘的高山之夜显得更加幽秘。

天色渐渐黑沉下来，浓雾开始在牧房周边聚拢，并不断从柴门里进来，唯有石灶间噼啪作响的火苗，抵御着逐渐逼近的寒气。忠青看了看门口后，去外面拿上一些木枝，把柴门封堵了，说这样可以防止野兽进入牧房，实际上如果真有野兽闯入，堆堵在门口的木枝，连一只兔子都抵挡不住。忠青说完后，我们三人戚然相视，外面的一切动静都变得非常可疑，不断从石墙缝隙中传来的林涛声，似乎都是豺狼和虎豹的低吼。为了弱化这种令人疑惧的气氛，我们三人把灶火烧旺后，挨在一块不断讲些莫名其妙的话题。

关于第一牧场，有一个在村子里传得沸扬的故事。说很多年前有母子俩徒步翻山前往县城，第一晚在这里落宿。到了晚上时，她儿子把带来的鲜肉用刀子划拉几下后，撒上盐巴丢到灶火中。肉块在木炭上滋滋作响，整个牧房弥漫着肉香。快要烤好肉块时，母子俩听见牧房外面传来令人心悸的低吼声，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声音。过了一会后，随着一阵又一阵的拍击声，灶中的木炭都跳动起来，而低吼声似乎离牧房越来越近。至此，他们终于知道，这是传说中的神山的家犬来了。

在他们之前，村里就有过这种传说，说在经过第一牧场、或留宿在此时，不能在灶火中烤肉，这样会惹怒神山。神山一旦被惹怒了，就会派出老虎和豺豹前来袭扰，一般情况下，老虎和豺豹不会直接袭击人，而是在周边低吼，并用它们粗壮的尾巴拍打地面，软弱的人会当场被吓死，就算没有被当场吓死，经过这种事情的人，一般也活不过一年就会死于各种意外，这是神山惩罚那些对他不敬的人的常见方式。

儿子瑟瑟发抖，嘴里念着各种经咒，一面把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结扯下来后，丢进灶中焚烧起来。之后，低吼声越来越弱了，最终完全消失。但那一晚，他们一夜未眠。

到了秋天时，他母亲赶着一群牛要到森林里放，经过一段悬崖土路时，突然遭遇一阵大风，摔到谷底当场死了。他们在第一牧场的遭遇，再次在村里传开了，甚至多出很多添油加醋的可怖细节。之后，村里的人经过第一牧场或在那里留宿时，都会非常谨慎，绝对不会有人在灶中烤肉，或在牧房周边大声喧哗。

我们三人在牧房里狭窄的地面打了一个地铺，挨在一块试着睡去。灶中的火苗逐渐熄灭了，忠青用灰烬把赤红的木炭埋了下去，以便翌日清晨点火烧茶。我们三人都知道，在野外的这段时间里，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火种，因为我们并没有太多火柴可用，如果灶火彻底熄灭，我们三个人很可能就要背着行囊返回村庄了。

可是，当我们并排睡着，停止讲话的时候，总感觉外面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我们，于是我们又继续讲话，但始终没法驱除恐惧，于是忠青提议说：“要不把酒拿出来喝一点？”我们三人一拍即合，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青稞酒，你一口我一口喝了起来，到最后，倒也确实陆续睡着了，而且睡得死沉死沉的。第二天醒来时，阳光透过石墙的缝隙、柴门等，直勾勾照射在牧房的所有角落。

我们三人用过茶饭后，收拾好行李绑到骡鞍上，翻过一个青色的高寒山坡，离开森林去往满眼都是碎石和沙丘的高寒地带，于傍晚时分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并以同样的方式清理牧房安顿下来。

经过第一晚的野营经历，之后的很多个夜晚，倒也不那么害怕了，到最后，反而觉得非常自在，甚至不用三人结伴，一个人也敢走出牧房去，只是有些时候，当我们用过晚饭，围坐在灶火旁边闲聊时，会听见一群野狼，在牧房对面的山坡上嚎叫起来，我们三个一起来到牧房边，向着远处在夜色中若隐若现的山脊线大声呼喊几声，但狼群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吓退，它们会在远处嚎叫很长时间后，最后才慢慢安静下来，也不知道它们去向哪里，在高山牧场的20 天里，除了一些野兔，以及在岩山上集体狂奔的岩羊，再也没有遇到过其他的野生动物。

有一天，我们三人背着食物，早早从牧房出发，翻过好几座柔软的沙坡后，终于来到一片广阔的流石滩地带，我们要在那里找寻可以卖钱的雪莲花。一路上，我们看见非常多的野花，有绿绒蒿、红景天、紫菀等各色野生花卉，我们在流石滩中不断往上攀爬，时不时会看见一朵高大的雪莲花在远处的石滩上，那么洁白、那么美丽、那么出众。每次看到，总叫人生出一丝莫名的感动。在采挖之前，我们三人总会斜躺在雪莲花的周边，细细查看它尊贵的样子。

而有些雪莲花已经开始凋萎了，白色的绒毛已经泛黄，有些部分甚至已经变黑了，如果不是我们的到来，永远不会有人见证它们绚烂的枯荣过程，但它们当然并不需要谁来见证，在这片空寂的高寒无人地带，它们年复一年如期完成自己美丽绚烂的枯荣轮回。

其它美丽的野花也是这样，它们忠于自己的生命，从不因为自身以外的因素影响自己的成长和盛放，即便在风雪无常的高山之巅，它们迎着残酷的风雪，使尽气力完成绽放，并最终凋落在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的石滩上，等着下一个温暖的季节。

在稍显荒凉的流石滩上，这些美丽的生命，对我们三人造成不小的冲击。但那时，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份感动，究竟来自哪里。

午后，我们三人已经采摘到半袋子的雪莲花了，我们高兴地轮流背着蛇皮袋，翻过沙丘往牧场方向走去。到了一个平阔的谷底时，突然起了大雾，天色一下晦暗起来，能见度不过几米。我们从迷雾中摸索着前进，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后，天色变得更加昏暗，而我们三人谁也没有手表，更不可能有手机，无法准确判断时间，都以为是天黑了。

最先抽泣的是斯郎，他一边走着，一边低声抽泣着说：“今晚是不是不能回到牧场？我们迷路了，如果晚上下雨，我们三个肯定要死了。”说完后抽泣得更加厉害。

第二个抽泣的是我，我被斯郎的情绪直接影响了，越想越感觉恐怖，无论怎样，如果真的不能回到牧房里，我们三人真的会被冻死在这个寒冷的夜色里。死亡近在咫尺，眼前黑色的浓雾，以及不断从山口袭来的刺骨的寒气，就是死亡本身。

雾气越来越大，光线越发昏暗，一直面无表情只顾前行的忠青也终于崩溃了，他把背上的袋子甩在草地上后，一屁股坐了下来，神色怪异地看了看我和斯郎，最后向着浓厚的迷雾嚎啕大哭了。忠青的崩溃不像我和斯郎，毫无前奏，那么突然、那么干脆。

最后我们三人围着蛇皮袋子坐了下来，各自痛哭起来，声音似乎抵触到对面的什么山崖，顷刻又传回到我们这边来。最后都哭累了，忠青用已经湿透的衣角擦拭一下双眼后，清了清嗓门说道：“现在不要哭了，我们继续前行吧，不管能到哪里。不然这样坐着肯定会被冻死。”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正准备起身前进时，一阵狂乱的大风吹了起来，不一会，笼罩在我们四周的浓雾被吹散了，周围一下子明亮起来，远处的山头，被夕阳照得金黄。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坡顶，顺着坡谷往下看时，牧房就在坡底的河谷边。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都为刚才的软弱感到害羞。最后，斯郎噗嗤一笑缓和了尴尬的气氛。并开始取笑忠青说：“哈哈哈哈，这么大的人了，还因为迷路哭泣，太丢脸了吧。”忠青摸了摸头，难为情地反击道：“是你俩最先哭起来的。”之后我们三人相互取笑着，走回牧房里。所有恐惧云开雾散。我们从假想的死神手中挣脱出来了，心情比雪莲花还要美丽，连大雨中的简朴牧房，都变得像是秋后的故乡。

那段时间，我们极少在高山上遇到人。只是偶尔会在去往县城的山路上，碰见一两个背着一箩筐的松茸去县城里售卖的同村人，他们步履沉重，大口喘息着，翻越氧气稀薄的垭口，去往县城赚点微薄的差价。

我们三人不仅采摘雪莲花，还顺手采收了白雪茶、红雪茶、贝母、沙母等藏地药材。到了第20 天的早上，喝过早茶后，斯郎突然说：“我觉得现在我们采收得差不多了，要不我们今天就去县城，把这些东西卖了，然后回家。”我们三人都已经很疲倦了，马上附合着斯郎的提议，收拾行李，背上我们的收获，翻越两座海拔超过4500 米的高山，去往县城了。

一路上，斯郎都在兴高采烈地估算着我们可能挣到的钱。最后，他通过自己蹩脚的数学能力得出结论：我们会卖到6000 元，每人可以分到2000 元钱。这个成果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三人都显得非常高兴。

当我们背着三袋子雪莲花和其它药材，拿到街上的回族商贩手上时，他郑重地告诉我们：“1500 元卖不卖？”我们三人自然不会同意，收好药材来到另一个回族商贩那里，他看了看我们三人说道：“1300 元卖不卖？”我们灰心丧气，又收好药材找到另一个回族商贩那里，他说1200 元卖不卖？我们发现不对劲了，在这个回族社群里，似乎所有商贩都已经知道我们三人了，价格变得越来越低。因为没有其它选择，最后我们不得不以1200 元的价钱，把所有药材卖给一个留着胡须的中年回族商人。

然后在县城里换了一身新装。即使挣到的钱远没有我们预想的多，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我们自己对采收的药材估价过高，还是遇到了毫无良知的奸商。但是，能够换上一身新装回到故乡，对我们三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回到家乡后，村人们对我们投来钦佩的目光，不断夸奖我们的胆识和勇气，极少有人问及我们挣了多少钱，似乎我们近一个月的外出经历，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佩。

我们成长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各自都收到了入学通知书，我们三人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第一中学，那是本县最好的中学。但我们三人并没有显得特别高兴，因为除了斯郎有点可能，我和忠青都家庭拮据，我们早就知道家里人没有钱可以供我们继续读书。当我们揣着一张通知书走回家里时，家人的反应不出我们所料，非常直接地表达了我们预想中的结果。

到了开学时，只有斯郎在他爸爸的陪同下，赶着一匹骡子翻越村庄对面的土坡去往县城入学。我们三人并没有过像样的道别。忠青和我站在自家的阳台，眼里闪着泪光目送斯郎，不是因为舍不得斯郎，而是为自己的失学感到难过。之后回到家里，拿上锄头或是斧子，开始跟着家人练习劳动。现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劳动、无休止的劳动，才能在这个安静的村庄里赢得尊重和青睐。

不知不觉过去好几年了，斯郎也初中毕业了。而忠青呢，果真通过不懈努力，终于买来一辆崭新的拖拉机，整天在村庄里跑动，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我上门到另外一个村庄里，回到老家时，会约上忠青小酌两杯，如果遇上斯郎放假，我们三人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又可以坐在一块痛饮青稞白酒，期间，我们总能用去很长时间，去回忆儿时的那些事情。

那段时光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铭记的事情。唯一一件轰动全村的事情，居然和与我们一同长大的哑巴有关。有一年夏天，一群小屁孩结伴到村庄边新建的蓄水池边玩耍，其中有一个年仅6 岁的孩子不小心掉进水池，一旁的哑巴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把小孩子救了上来，经过的大人们看到后，把这件事说给学校的老师听，最后学校上报到县里的教育局后，给哑巴送来一面荣誉锦旗，上书：救命英雄。并奖励哑巴300块人民币。哑巴并没理解锦旗的意义，只把三百块人民币拿在手里后，满村庄跑着炫耀。

之后，我们在劳动之余聚在一块，谈论着那些新近上任的村委会主任，他们和州县领导的牢靠关系，以及通过各种本事挣到的大把钞票。或者谈论那些在各地承包各类建设工程的大老板，他们开进村庄里的车，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村人们三两成群走在那些崭新的越野车前后，通过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估摸着这些车子令人咋舌的昂贵价格。能够结识任何一个实权在握的领导，对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比别人多出一些摆脱困境的机会。

虽然在私下里，人们咬牙切齿地诅咒、漫骂着那些已经落马的、没有落马的诸多贪官，但是，当有领导在一帮工作人员的前呼后拥下进入村庄时，多半人都会变得非常恭敬，甚至以虔诚的心境前往拜访，以期在觥筹交错之余，从领导口中获得确凿可靠的救助或政策承诺。

斯郎放假回来后，对我和忠青讲了很多关于福利彩票中奖的消息。说在县城里，有一个愚钝的牧人，某日傍晚去街上买下几张彩票。过几天去查对时，直接中了900 万元整。讲完故事后，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授彩票的选数方法，最后，弄得我们三人都心痒了。但我们的村庄很小，没有人把彩票店开到村里，只有到镇上才可以购买。

整个假期，我们都陪着斯郎骑摩托到镇上购买彩票。当然，在彩票店的不只我们三人，小小的彩票店里，挤满了很多悠闲的年轻人，废弃的彩票满地都是。店老板才把铺满一地的彩票扫出门外后，不过一会地面上又已经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票。

等到斯郎回城开学后，我和忠青还会去到镇里购买彩票，为此，我们没少挨家人的骂。但在我们的想象中，总感觉自己有一天能够把握极其微小的中奖几率。

有一天，我们在彩票店门外的小饭店里吃饭时，有一个约莫16 岁的小伙子，手上拿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着几朵已经枯萎的雪莲花，对我们说：“大哥，你们要雪莲花吗？”

“不要。”我和忠青异口同声地说。“你的雪莲花已经枯萎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雪莲花，我们可以自己迎着风雪去往高山。在那些无人抵达的高山之巅，那些在风雪中尽情盛开的雪莲花，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一朵花，可以让我们忘记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