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泽芳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食与共食

人物与行动是叙事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而在人类所有日常行(为)动中，进食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频繁的，(1)“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 “行动”与“行为”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意向性”，或者说是目的性。进食行为显然具有“意向性”，即具有维持生命这一意向，因此人类的进食行为可以说也是一种行动。童世骏教授对“行动”与“行为”的概念进行过相关论述，详见童世骏《“行动”和“行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社会观察》2005年第3期。读者亦可参阅：Carlos J.Moya.The Philosophy of Action：An Introduction.Oxford：Polity Press，1990.对生命的持续与种族的繁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食”而言，人与动物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其目的都是为了从食物中摄取身体所需的物质能量，而获得能量的两条主要途径通常是由他人喂食或自身主动吃食。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与其他大多数动物一样，在成长中均会经历由“被喂食”到“自食”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生后的幼(儿)崽所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大多由父母或至亲供给，这种“前社会性”[1](p43)喂养活动可以说是人与动物最早的食物共享行为。

社会性或曰群力性是诸多动物的特征之一，社会性动物经过喂食阶段之后便会逐渐意识到在获取维持生命的食物时共同合作的重要性。人类学家通过对与人类DNA较为相似的灵长类动物倭黑猩猩的观察，发现它们已经懂得与同类共同分享面包果等食物。[1](p44)即使是你争我夺的狮群和狼群也会围在一起分享猎物，但它们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处于中年期的狼绝不允许年轻的家伙从自己的口中夺食，只允许它们吃那些自己不吃的部分，[2](p98)两只憨态可掬的熊猫在饥饿时也必定为争夺一根竹子而拳脚相加。尽管前面提到的与人类源自共同祖先，且基因不足2%区别的黑猩猩也懂得分享食物，但其分享的前提是满足了自身果腹需求之后。然而，人类与它们相比，却具有分享食物的天性，“即便是没长大的儿童也明显表现出此方面的倾向”[2](p90)。人类在多数情况下，哪怕是饥荒时期，都会与包括亲属在内的其他人一起分享食物，正如马丁·琼斯所言：“鸟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也会‘分享’食物，不过主要常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人类分享食物的行为被视为一种习性。我们常与陌生人一起进餐……”[1](p5)由此可见，更懂得分享食物是人类作为群团性最强的动物，虽无角翼爪牙优势却能打败其他动物站在食物链的顶端，遍布全球且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黑猩猩只能留驻在非洲大陆被列为濒危物种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宴饮的历史》一书中，海德伦·梅克勒提到，希腊语“进餐”一词的原文是“dais”，该词还有餐宴、祭宴、分配等意思，而与这个词相关的词语如“dainymi”表“分配、吃饭与宴请”之意，“daitymones”意为“宾客”，“daitroi”则表示“被委任负责把肉分成小份分发给大家的人”，因此，海德伦认为“仅通过这个词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人们一起进餐的决定因素就是分享”[3](p24)。彭兆荣也认为，分享食物在所有社会中都是产生和维持社会化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共食”作为一种带有普遍价值的行为，以食物为媒介建立起社会网络并形成具有共同利益范围的群体。[4](p219)而通过这一网络，人与人之间也就更为容易地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同盟，同盟的建立则使得群体之间的关系更为稳固，抵御外敌的力量也因此得到增强。

罗兰·巴特将味觉享受(进餐)的顺序与叙述方式作比较，他说：“……整个味觉享受按这个顺序进行。在品尝的时候实际上与叙述方式(进程)是类似的。”[5](p250-251)(2)原文为：“The entire luxury of taste is in this sequence；the submission of the gustative sensation to time actually permits it to develop somewhat in the manner of a narrative”，读者亦可参见布里亚·萨瓦兰《厨房里的哲学家》(敦一夫，付丽娜，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译文。可见，欣赏叙事与品尝美食存在着某些共性，即两者都能带来美的享受。中外叙事作品中均有与饮食活动相关的大量书写，而共食作为饮食活动的其中一种，却鲜有学者对此进行探究，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探讨叙事作品中共食的书写魅力并藉此发掘潜藏于共食叙事背后的深刻意义。

二、因食而群

被誉为“饮食人类学之父”的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W.Mintz)认为，仅仅通过分享食物，就可以创造一条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6](p4)《人类的演化》的作者罗宾·邓巴则说：“很可能从新石器时代起，宴会就起到了既能维系群体团结融洽，又能欢迎远方客人(尤其是陌生人)的作用。”[7](p320)由此可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同餐共饮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在建立人际关系，加强群体间情感联络以及维系族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社会最普通也是最小的群体通常是结为伉俪的一对男女，美好的爱情往往是从一顿饭开始，《国风·有杕之杜》有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8](p212)其意思是心里既然爱着他，何不请他喝一杯？可见恋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伊始，与同享酒食密切相关。土家族民间叙事长诗《锦鸡》记述了苦命长工春哥在砍柴途中，挥刀斩杀恶蛇救下锦鸡，锦鸡化身女子与之共结连理的故事，其中就提到，在救下神鸟锦鸡后“春哥拿出粉渣饭，邀请锦鸡共午餐”[9](p579)。一起共餐通常意味着认可对方且互有好感，“共同的爱好却可以使一对男女同桌共餐，他们自然地吸引着对方，并温文尔雅地向对方献殷勤。在这种情况下，食物成了他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0](p106)。卡尔维诺笔下的女院长与神父之间的爱情，也是“通过品尝同样的味道，建立起了一种神秘而细微的默契”[11](p12)。《后汉书·逸民传》中“举案齐眉”的典故，讲述的亦是和谐的伴食使得隐士梁鸿与妻子孟光琴瑟和鸣、相敬如宾，成为后人楷模的故事。夫妻关系大都通过一场婚宴宣告建立，正如《小酒店》中的古波回应未婚妻绮尔维丝不愿意举办婚宴时所言“不在一块儿吃一点儿东西还算结婚吗”？[12](p58)随着“二人群”的建立，夫妻各自的族群很可能卷入其中，进而扩大成为更具规模的亲属群，从小群到大群的演变中，共享结婚餐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也由此可见共餐对于情感维系是何等的重要。在里德雷看来，如果食物分享对于维系夫妻双方的关系发展真的十分重要的话，我们还可藉此推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食物分享也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2](p98)

与小群相比，一起分享餐食在更大群体的建立与维系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红楼梦》中，大小宴会共计三十七次，其中生日宴十三次，四个节令有宴会八次、杂宴十六次。[13](p98-111)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宴饮次数及规模所呈现的变化与贾府的盛衰情势几乎同步，从群芳夜宴的热闹到潇湘闻鬼哭的冷清，同餐共饮场面所映照的四大家族群体状况可说是叙事进程中的一条隐性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便可看出共同吃喝在四大家族的群体维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至忽喇喇大厦将倾之时，贾母还不忘借宝钗生日之名，让鸳鸯拿出一百两银子，预备两天的酒饭，让大家热闹一番。[14](p1488-1489)频繁的共食活动不仅有助于四大家族加强团结合力解决内忧外患，同时也为族人提供了一个消除隔阂、相互沟通的机会。像早期人类之间的交流一样，“目的在于使这样一个较大的群体能够顺利地分享食物资源，并且集中力量应对外在危险，控制内部可能引发的暴力。”[1](p72)事实上，府中每有变故，史太君都提议设酒摆宴，她以共食的维群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大厦的倾倒，只不过最终无奈独木难支。

同饮甘醴、共享佳肴不仅利于建立与维系群体关系，而且还有助于“修补”群体裂痕，融洽人际关系。在诸多叙事作品中，通过共享某次餐宴将一盘散沙的人群融合在一起的故事俯拾皆是，使人回味无穷。其中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是卡伦·布里克森(笔名：伊萨克·迪内森)的《芭贝特之宴》(Babette’s Feast)。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芭贝特原是法国大餐厅的名厨，逃难到挪威一小镇做了一个家庭的佣人，在目睹了曾经其乐融融的乡民们变得人心涣漓之后，她耗费自己中奖彩票所得的一万法郎，为小镇上业已形同陌路的居民精心烹制了一顿豪华法国大餐。随着晚宴的开始，不论是高贵的皇室成员、平凡的信徒，还是战后余生的军人，均从最初的拘束与排斥中打开味蕾，频频举杯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冷漠的关系随之冰消雪释，众人热烈相拥，因为“酒精能够极大地促进安多芬的分泌”[7](p320)，“有益于群体感的建立”[7](p275)，“人们普遍地认为在一起喝酒能够建立感情，是一种有效的社交方式”[7](p320)。芭贝特通过一场盛宴吹散了小镇的阴霾，重燃了故友的交情，消弭了乡邻之间的嫌隙，治愈了人们的伤口，更为重要的是，几近分崩离析的团体得以重新凝聚在一起。“沉默寡言的老人们收获了舌头带给他们的欢愉，多年以来几乎失聪的耳朵也恢复了听觉。时间本身此刻则成了永恒”[15](p61)。(3)原文为：Taciturn old people received the gift of tongues；ears that for years had been almost deaf were opened to it.Time itself had merged into eternity.)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芭贝特的盛宴》，1988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导演加布里埃尔·阿克塞尔。影片中分享食物是如何消融人与人之间寒冰的场面被刻画地细致入微。小说中芭贝特的大餐成了这个分裂群体的黏合剂，乡邻们通过共同享用佳肴，在酒精及食物的催化下，不再拘谨，而是打开话匣子，开始兴高采烈地讲述各自的故事。无独有偶，相似的事件还发生在沃尔芙的《到灯塔去》这部作品中，贤惠的拉姆齐夫人为了把一个性格迥异、喜好争吵的群体团结起来，耗时三日，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美味的都勃牛肉——呈现在众人眼前，尽管利用汇聚众人共享牛肉大餐的方式来消解疏离与隔膜，但其效果不如芭贝特的晚宴那么立竿见影，餐桌上甚至还状况频发，不过班克斯先生在品尝了可口的牛肉宴之后，这位曾经拒绝过拉姆齐夫人亲密交谈邀请的自卑男人都禁不住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16](p92)

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均选择了共餐同食作为书写对象，展示了共食在凝聚人心、调和矛盾中所发挥的功能，揭示了人物的情感冲突与融合、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彰显了故事的主题。我们还可发现，上述故事中餐桌上的人物，大都有着消除芥蒂同结友好的共同愿望和品尝美食的欲望，这些潜在愿望与本能食欲便形成了故事的动力，诚如傅修延教授所言：“人物的愿望，它好比火药，没有它，‘触媒’事件就起不了导火线的作用。”[17](p95)

关于共食对群体维系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反面的事例中窥其一斑。鲁宣公二年，宋国与郑国交战，在战斗开始前，宋国的统帅华元宰羊犒劳将士，单单未与给其驾驭战车的羊斟吃，羊斟因此怀恨在心，开战后驾车驰入郑军，宋军大败，华元被俘。(4)参见《左传》，郭丹，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页。这在普鲁塔克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战场上面与敌人进行肉搏作战之际，对于哪些人有幸能与他们同餐共饮记得非常清楚……大家无分彼此共同享用，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谈得上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情谊。如果一切都要分得清清楚楚，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共享，仅凭这点理由就足以使最好的朋友成为仇视的敌人。”[18](p2099)《世说新语·黜免》也记述了这样一个事件，桓温在一次宴席中看见同席参军夹蒸藠头，久夹不得起，同桌的其他人不仅不予以帮助，反而笑个不停，于是，桓温便下令罢了这些人的官，因为他认为“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19](p866)亚里士多德的外甥凯利昔尼斯，由于不愿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同桌共饮，甚至还招来了杀身之祸，[18](p2061)因为有时候“拒绝共享食物是一种敌意的符号”[20](p22)(5)原文为：“Refusal to share food is a sign of enmity and hostility”。，因此，这在群主看来，不与我食者，其心必有异，须除之而免于后患。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同桌共餐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它使食客在共食中形成一种意气相投的连接，有利于加强群体之间的团结与信任。实际上，共食包含了“吃”和“与谁一起”两层意思，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即“行动”与“人物”，行动构成事件，上述作品中的共食行动均引发了后续事件，这些事件链接成故事序列，构成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此外，由共食活动所带来的群体关系变化，不仅巧妙地勾连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而且还推动了叙事的进程。

三、食何以群

尽管同享餐食在交朋结友，维护群体关系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共同进食都可以达到建立并巩固亲密关系之目的，如何巧妙利用共食活动结群与维群其实大有学问。在虚构世界中，精于置酒设宴拉近与他人距离，联结你我的群主角色不胜枚举，故事讲述人除了在选择群主时颇费心思之外，还别具匠心地将群主以共食维群的计策嵌入情节之中，两者巧妙的结合常常使得故事波澜起伏，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请客吃饭，大都有主客之分，能否通过共食一场宴席来实现集群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主的出色谋略，即群主如何利用共享餐食来达到拉近关系，维持群体亲密关系的方式方法。一次成功的餐宴涉及诸多因素，如：时机把握、人员搭配、座次安排、食材选择乃至饮食器皿等方面，这些都是群主所需要考量的细节。在普鲁塔克《道德论丛》第IV卷会饮篇“清谈之乐”的一次谈话中，一位长者将宴会与打仗类比，(宴会)需要高明的将领，且要善用兵法和策略，宴会方能顺利有序进行。[18](p2170)东道主招待宾客与将军带兵打仗，这两者之间确有相似之处，吃喝是一个消耗食物的过程，战场是消灭敌人的一个过程，一位胸怀韬略的将领可以率领士兵将对手成功歼灭，而一位高明的宴会主人同样可以制造一种合适的环境，在带领众人“消灭”食物的同时，还能使大家团结一心。

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中不乏其人，托尔斯泰笔下的罗斯托夫可以说是杰出代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拿破仑对俄国发动战争之后，莫斯科危在旦夕，罗斯托夫伯爵组织了一次宴会，餐桌上的男人们几杯酒下肚之后群情激昂，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认为俄国要与拿破仑血战到底：“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坚信，俄国人要么是死，要么是取胜。”[21](p77-78)罗斯托夫出身贵族之家，自然深谙共食之义，因此，心系国家安危的他在祖国存亡之际并未到前线为将士摇旗呐喊，而是选择置办酒席与众人共同分享。在分享食物的过程中，伯爵以共情的方式引发食客共鸣，进而激起了诸众的爱国之心，鼓舞了大家士气，凝聚了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力量。然而有学者认为，尽管人类共情的能力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但并非随时随地和他人情感产生共鸣。[22](p2)由此可见，罗斯托夫在共食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把握了众食客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共情时机，达到了结群纳众之目的。

论及以食为群的才智及时机的把握方面，小旋风柴进与罗斯托夫相比可说是不遑多让，在《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第二十二回“阎婆惜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及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中，柴进分别与戴罪的林冲、落魄的宋江及落难的武松相识后，非但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处境而退避三舍，反而是杀羊宰猪置酒设席好生款待。(6)书中这两回详细叙述了柴进如何利用饭食施惠于人，结交朋友的高明之术。笔者所参考的版本为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大多数情况下，人在身处困境饔飧不继时，往往对他人给予的一饭一食，都会心怀感激，更何况是好酒好肉款待了。对于饥肠辘辘的好汉来说，对饮食的渴望，较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生存需要的生理本能，而具有皇族后裔身份的柴进与他们分享佳肴，既满足了身体对食物的低级“生理需要”(the physiological needs)[23](p40)，又满足了他们希望得到重视的更高级的“自尊需要”(the esteem needs)[23](p51)。这正是柴进懂得如何利用饮食来施惠于人，从而达到交结他人之目的过人之处，他对同饮共食方式的恰当选择与时机把握，不仅与众多好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还为自己挣得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

托尔斯泰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一位精于共食为群之道的高明将领，同样熟习共食的其中之义：一起吃喝的目的不在于珍馐美味，更重要的共餐对象是否合适，宴饮氛围是否有利于加强彼此的联系。她在每次招待宾客时，不仅考虑参加宴会的宾客性格，而且还依此将客人们划分成不同的“朋友圈”，更令人叫绝的是她竟然将部分宾客作为“菜肴”，供其他宾客“享用”，以达到结交联络他人之目的。书中如此叙述：“莫特马尔子爵是一个相貌出众、性格随和的年轻人……安娜·帕夫洛夫娜显然看中了他，认为他可以帮助自己招待客人。出色的厨房总管会端上一盘倘若在肮脏的厨房里见过就不想吃的牛肉，当作一道绝妙的好菜，安娜·帕夫洛夫娜在今天的晚会上正是把子爵和神甫当作两道这样的绝妙好菜奉献给客人们。”[21](p13)虽然安娜·帕夫洛芙娜明知子爵和神甫徒有其表，不是自己所中意的“菜”，但为了达到营造融洽的宴会氛围，维持与各位王公大臣关系，从而为儿子鲍里斯加官晋爵创造条件，违心地利用了这两道“菜”，尽管最终未能如其所愿，但从她对共餐人员的选择搭配中不难看出其娴熟的共食为群之法。作者此处着墨无多的描写，也使得一位工于心计且表里不一的宠臣形象跃然纸上。里蒙-凯南在论及人物刻画时就认为，一个性格可以通过一次性的(即非日常的)行动暗示出来……尽管一次性行动并不反映恒定性格，却同样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24](p110)

虽说同桌共餐的目的不全是为了吃喝，但作为吃喝对象的食物，自然是饮食过程中不可缺少之物，与不合时令且半生不熟的食物相比，美酒佳肴确实更能打动宾客人心。但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不同宾客喜好不尽相同，正所谓众口难调。普鲁塔克就认为，厨师准备的菜肴要有各种不同的风味，包括酸甜苦辣在内，你要是将不同口味和嗜好的人聚集起来，要想大家都能感到满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18](p2218)因此，选择食材并使用恰当的烹制方法，烹饪出令宾客满意的肴馔，也是可行的以食为群的方法之一。用心的东家大都会提前了解宾客的饮食习惯及嗜好，灵活巧妙地计划安排，以达到交好之目的，这样的叙述也常见诸作家笔端。在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七回“宴洋官中丞娴礼 节办机器司马比匪人”中，抚院招待洋人总督一行人时，可谓是绞尽脑汁，从酒、菜、餐具乃至座次排位，均事无巨细地作了妥当安排，其目的正如他在举杯时所言，为了“两国辑睦、彼此要好”[25](p96)，“辑睦”乃合作、和睦之意，抚院精心准备的餐宴成功地拉近了与洋人的关系，使得中外协和。

在众多以食为群的方法之中，利用风俗习惯也是其中一种。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相毗邻地区的帕坦人，有着好客的习俗，地方头领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拥趸，其方法之一便是热情款待陌生人，“在陌生人认可当地人最高特权的同时，当地首领在单边模式中也能通过宴请同村人而获得大批的拥护者”[26](p108)。这一现实生活中的风俗，被迪奥多·阿克兰德·哈珀(Theodore Acland Harper)巧妙地运用在《西伯利亚的黄金》中。小说中的男主角史蒂芬(Stephen)被亡命之徒卡布里克(Kubrik)困住，危在旦夕，他灵机一动，以饥饿为由向卡布里克提出要吃东西，后者给予他面包以及吃剩的肉，吃完以后史蒂芬告诉卡布里克，依据阿拉伯人的习俗，与主人一同分享盐与面包的人，是要受到主人保护的，或者可以和平地离开。[27](p177)(7)said Stephen quietly，“but it has been related to me that he who eats the bread and salt of an Arab i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his host and may depart in peace.”史蒂芬机智地利用地方饮食礼法惯习，不仅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性命，而且还镇定自若地将穷凶极恶的恶徒“忽悠”成了自己的保护人。正如玛丽-劳拉·瑞安所言“在这种情节中，物件(食物——引者)居于某种因果关系中，从而决定人物的命运”[28]。在这个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中，饮食风俗践习作为一种为群之道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足智多谋、临危不乱的人物形象，并且还别出机杼地建构了一波三折的情节，为人物命运蒙上了一层莫测感，制造出了“延宕”的叙事效果，大大地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尽管有学者认为，“分享食物在社会群体的形成中起着中心作用。”[29](p3)但实际上共食本身最基本的功能只是满足各自口腹之欲，同食过程中的共同身份认同与交流才是食可以群的实质所在。“就其(共餐)本质而言，共餐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人际间的抱团，举杯邀饮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种交际手段，目的还是为了相互沟通发展友谊。”[30](p120-121)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共食作为一种交际手段时，还必须考量其他诸多因素，如此方能使建立与维系群体关系成为现实可能。

四、结语

同餐共食作为一种普通的日常活动，大量存在于叙事作品的结构与它所描绘的世界之中，但是，我们对共食的实质与功能往往缺乏透视性目光。尽管中西叙事作品中的共食活动处于不同语境之中，但如若我们将视野拓宽，将这一活动置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与辨析时，就可以发现共食不单单是吞噬、消化食物的活动，而且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行动与事件，其背后深藏着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即共食可以建立并维系群体关系。然而，食可以群的深层原因却不是共食活动这一表象本身，共食中所展示出的美善德行才是食之所以能群的本质所在。春哥的无私感化了锦鸡姑娘，两人喜结连理；芭贝特的善良感动众人，小镇重获温暖；柴进的义举打动人心，结交了天下英雄；罗斯托夫的赤忠感染他人，凝聚了抵抗外敌的力量……反之，在腐化堕落的贾府之中，再频繁的共食活动对摇摇欲坠的大厦也无济于事；对自私自利、老奸巨猾的安娜·帕夫洛芙娜之辈来说，共食最终只能是流于形式，不得人心。概而言之，飨食享德方能达到群之目的，若品德有疵，行为不善，纵使日日共同炊金馔玉，也不可能建立稳固的亲密关系。本文对叙事中的共食书写展开讨论研究除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之外，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与他人共享食物反映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伦理与智慧，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衰，关键因素之一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共渡难关，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揭示我们生存下来的秘密。”[31](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