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华

一、量刑规范化需要进行阶段性分析和效果评估

2014 年1 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颁布实施。《指导意见》对量刑的指导原则、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以及十五种常见罪名的量刑作了具体规定，其目的在于“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二）》”），又增加了八种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定。《指导意见》与《指导意见（二）》的出台，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客观地说，从其渊源来看，《指导意见》与《指导意见（二）》的出台，在某些方面是受《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影响的。

众所周知，量刑是极其复杂的司法活动，非定罪所能比拟。要想实现量刑公正，离不开专门的量刑机构发挥作用。当初，以弗兰克尔为代表的美国量刑改革派，在构建量刑改革法案的同时，还提出要设立专职的量刑改革机构，即量刑委员会。量刑委员会与量刑改革法案，是20 世纪中后期美国量刑改革的两大核心内容。由此，《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所确立的量刑模式，又被称为量刑委员会模式（sentencing commission model）。量刑委员会之所以不可缺少，是因为它具有机构能力，可以制定比任何立法机构都更加精细和具体的经过微调的量刑标准。〔1〕See Michael H. Tonry., Sentencing Reform Impacts, Chapter 5: The Sentencing Commission, 1987, p.46.量刑委员会还行使重要的量刑权力，如为所有非金钱量刑的替代方案包括社区监督、定期监禁、分判和持续监禁制定指南，通过制定量刑准则处理监禁和社区监督之间的选择，以及对每项判决的推定长度的决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