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陈垣与柴德赓。

民国二十一年，纪元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先生七十有七，招钱锺书度岁，钱锺书民国二十七年客寓巴黎在《〈石语〉序》里说那晚“谈宴甚欢”。《石语》，“石”即指陈衍。陈衍，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人，生于1856年，卒于1937年。《石语》即是钱锺书追记那晚度岁陈石遗所说的话。

石遗老人在和钱锺书谈天中议论到了科举，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

钱锺书记录了石遗老人这段话后，按语说：“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前几句话赞石遗老人识见通达，末一句话，则钱锺书后来所撰长篇小说《围城》中的三闾大学之形形色色，或可视作钱锺书给这句“惜”添的注解。

我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柴先生1947年在北平的辅仁大学讲这门课，亦有不谋而合的见解。

柴先生这部讲义第一章讲清代学术发达之原因，从明代入手，说明代以科举取士，科第出身的仕宦很容易，因此一代读书人都为科举奔忙，为八股所颠倒，自然无暇研究学术。但这个风气到了万历以后起了显著的转变，物极必反，万历以后的学风就往实学的路上走了。他们不再把读书看作是谋取功名的工具。……